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文艺评论评奖机制研究
——以“啄木鸟杯”为例

张利群，刘柯岑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迈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我国加大了对文艺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力度，也随之推动了文艺活动的运行与文艺发展机制的创新与改革。“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以下简称“啄木鸟杯”）作为一项新兴的文艺评论评奖机制，诞生于中国文艺体制与文艺批评发展现状的需求，是推动生产精品文艺评论、培养文艺评论人才，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机制成果。本文对“啄木鸟杯”的评奖机制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方面，“啄木鸟杯”是中国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侧面揭示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制度化建设及其评价机制建设与中国文艺批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给中国现代评奖制度的创新与文艺制度建设带来很大成效。另一方面，“啄木鸟杯”对培养青年文艺批评家，催生专业化理论深度文艺批评，建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道路上起着引导和激励作用，同时拓宽了文艺批评传播的渠道，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艺批评走向世界。

一、当代文化语境下“啄木鸟杯”的缘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一项全国性文艺制度，“啄木鸟杯”的建立对于我国文艺评论生产与文艺事业发展十分必要。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文艺研究领域，制度的存在对于人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规制与引导作用。斯蒂文·托托西在《文艺研究的合法化》中指出：“人文学科在整体性地经历着严重的、令其日渐衰退的制度的危机，并且由于文艺研究自身的问题，在总体社会话语中越来越边缘化。”[1]33这段话尖锐地揭示了现代化语境下文艺研究的症结所在——文艺研究面临着制度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确保文艺研究的合法化进行，就必须考虑文艺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而发挥出制度对文艺研究的积极作用。

文艺评论奖作为文艺制度的重要分支，其本质是一种激励制度，是指文学与艺术研究组织通过精神与物质上的激励手段，对推动文艺批评与理论发展的文艺评论者予以肯定、表彰和激励的制度。“啄木鸟杯”作为中国文艺评价机制中重要的一环，其诞生出于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在中央对文艺评论工作的支持下产生的有利于中国文艺评论的创新与繁荣的文艺评奖机制。

纵观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发展历程，中国文艺评论固然在一次次艰难转型中取得诸多成绩，但当下仍面临着某些不足与问题，尤其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其雄风与锐气不可同日而语。批评队伍的离散、主流专业理论批评的让退与文艺批评的中国经验的缺失，是造成文艺批评滑坡现象的主要症结所在。

首先，近年来社会各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文艺评论者的认同与关注。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关注点逐渐从衣食住行转移到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中。在娱乐活动日渐丰富的同时，社会对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日趋式微，从事文艺评论的人群则随着浮躁的社会潮流被推向边缘化。南帆在论及批评者内部的自我质疑时指出：“更为严重的情况出现在批评内部：一些批评家似乎丧失了必要的信心，他们对于批评的前景忧心忡忡。批评家的脸上时常浮现出悲观的表情，自嘲成为一种无奈的策略。”[2]4文艺评论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失望之下离开文艺评论队伍，由此造成了文艺理论界人才的不断流失，这对于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贝尔纳于1959 年提出“科学是一种社会组织”。[3]26作为社会科学的文艺研究也应当如是。依循贝尔纳的观点，文艺评论奖还可看作文艺评论研究学术共同体对文艺评论者所给予的承认，使其实现推动文艺评论发展的共同目标。由此看来，文艺评论奖一方面通过给予获奖者个人以肯定、表彰和激励，从而帮助强化其自我认同与学术信心。另一方面，文艺评论奖为获奖者设置了为中国文艺评论研究成果提供创新和增量的共同研究任务，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具有朝气蓬勃学术生态环境的共同体。

其次，随着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多方位入侵，新媒体社会催生的低质量批评声音对主流专业理论批评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挤占与排斥的现象。针对当下文艺评论作品创作的不良现象，习近平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4]29近年来，由于网络传媒的快速发展，人们评论的方式趋向多元化，各式各样的评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世人面前，其中不乏低俗、恶俗、庸俗的声音，主流专业理论批评的浓度因这类批评声音的大量注入而大幅度下降。长此以往，中国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必然遭到毁坏。所以鲁迅呼吁文艺批评界必须要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鲁迅认为：“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产生的希望。”[5]446文艺评论奖的设立正是为了守住文艺批评的底线，保护真正具有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文艺评论作品。

最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当下文艺批评语境存在的中国经验缺失的问题，令学者们聚讼不已。杨向荣认为：“中国当下文艺批评话语面临着中国经验与西方话语的张力。”[6]137-143+324张利群指出：“当下文坛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与现实问题以及文学创新发展所面临的自身基础、实力和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追根溯源，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经验的缺失和不足的问题。”[7]280段吉方认为：“要警惕用西方文艺批评标准剪裁中国审美的问题。”[8]1-8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批评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或多或少地呈现出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倾斜，由此造成了中国文艺批评在西方话语霸权压制下的“失语症”现象。针对中国文艺批评的失语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4]29建构中国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便是建设中国本土的文艺评论奖。评奖机制的价值取向对于文艺批评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有利于推动文艺评论对中国本土价值经验的重视与运用。

综上所述，文艺评论者需要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文艺批评界需要更多富有专业理论视角的作品，文艺批评话语面临建构与丰富中国经验的要求。新的文艺发展现状催生出新的文艺机制，“啄木鸟杯”诞生于中国新时期文艺评论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评价作用、导向作用与激励作用。为确保“啄木鸟杯”的健康长久运行，有必要对其评奖机制的运行过程、评价主体以及价值取向进行深入研究。

二、“啄木鸟杯”评奖机制的建构与运行

“啄木鸟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艺评论机制，其运行涉及评奖主体的确立、奖励标准的设置、评奖程序的制定以及具体的奖励措施等。要保持文艺评论奖的良好运行，确保获奖结果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实现健康文艺评论生态环境的创建，就需要对“啄木鸟杯”的评奖主体、作品征集过程与作品评选过程进行探微。

（一）“啄木鸟杯”评奖主体的权威性、专业性与传播力

“啄木鸟杯”的评奖主体分为主办机构与专家评委，前者负责评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后者负责对参选作品进行价值评定，并最终推选出获奖作品。因此，评奖结果的权威性与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评奖主体的专业性、权威性与评价价值取向，“啄木鸟杯”的主办机构与评委组成在评奖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啄木鸟杯”的主办机构为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二者均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组织能力与社会影响力。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作为“啄木鸟杯”的活动主办方，一方面能够直接传达与落实中央指导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稳固评奖机制的共同思想基础，切实保证文艺评论奖的各项程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能强有力地号召与组织全国文艺工作者，在评奖过程中发挥凝聚作用，有效扩散奖项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一项学术评奖制度而言，从初评到终评，评委的组成情况对评价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啄木鸟杯”的评委组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负责初步筛选的各参选作品推荐单位，“啄木鸟杯”在进行初次评选之前为参选作品设置了一道关卡，即由各推荐单位对其报送的参选作品进行初步筛选后，再呈送给中国文联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一层筛选有效控制了上报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在保证评奖范围广阔性的同时，也为之后的评选工作减轻了负担，有效增加了初选的评选效率。第二部分是参与初评与复评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地方单位筛选过的作品上报后，便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进行初评与复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主要成员作为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均具有深厚的学术涵养与文艺经验，对组织开展文艺评论事业有着突出的贡献。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负责初评与复评，保障了评选活动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同时对评奖标准的价值取向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第三部分是负责终评的外聘专家评委组，随着评奖活动的成熟与评选程序的日益完善，“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于第三届评奖方案中，依照参选作品的种类设置了专门的外聘专家评选组。专家小组成员及其身份如下表所示：

表1 “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专家评选组成员

由上表可知，“啄木鸟杯”专家评委组主要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领导与会员、各大高校教授、艺术类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刊物编辑、各艺术协会代表与党委领导等构成。以上人员身份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文艺界各级领导、高校教师与研究员、著名报刊编辑，这样的布局，显示出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批评家群体结构复归的倾向，具有权威性、专业性与传播性。这三大类专家评委均从各自的角度模塑“啄木鸟杯”的评价标准，引导其评价结果的产生。

首先，从评价主体的权威性角度来看，“啄木鸟杯”专家评委组成员涵盖了中国各大文艺协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这部分评委作为文艺界各级领导，一方面能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参选作品进行考察，严格把关参选作品的政治立场与社会价值观取向，保证获奖作品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为人民服务的、有利于中国文艺发展的高质量文艺评论；另一方面，这部分评委本就是从社会与国家层面对文艺批评有着高层次理解的文艺批评家。他们在文艺批评创作层面的丰富经验与深刻理解，在评价参选作品的过程中得以呈现，从而起到引导文艺批评家创作、推动文艺评论创作繁荣的作用。

其次，从评价主体的专业性角度来看，“啄木鸟杯”专家评委组成员包括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等。以上从事文艺批评的高校教师与研究员通常称为“学院派”批评家，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这部分批评家群体便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占据了重要地位。这部分评委通常在学术氛围浓厚的人文环境中参与文艺批评，擅于观照各种最新文艺现象并给予评价，总体上倾向于文艺批评的在场性，重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将高校教师与研究员纳入“啄木鸟杯”评委组，一方面确保了奖项评价标准的专业性，有助于评选出文采与学理并驾齐驱的文章，实现人文精神的坚守与重建；另一方面，让本身作为文艺批评家的高校教师与研究员成为评价主体，也是对这部分文艺批评家的认可与鼓励，有助于号召高校师生进入文艺现场。

最后，从评价主体的传播能力角度看，“啄木鸟杯”的专家评委组成员中还涉及各大著名文艺刊物的主编，包括《中国摄影家》杂志主编、《文艺报》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杂志文艺评论栏目主持等。报刊编辑曾在20 世纪80 年代担任重要的文艺批评家角色，其文章不输学院派的严谨与厚重，并且具有较强的理论力量与艺术色彩，这保证了参选作品的学理性，有利于捍卫获奖作品的理论价值与专业性。同时，代表着“媒体批评”力量的著名文艺刊物编辑，在当下时代环境中具有无可回避的影响力。“今天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对一些作品和现象的文艺批评必须经历第一波一定程度的‘炒作’，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从而达到其影响。”[9]61-70优秀的文艺评论作品创作出来后，需要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尤其是要在知名的学术刊物上进行发表，这样才能借助新媒体传播速度的迅疾性与传播面积的广泛性，进入大众的视野，在社会上起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因此，报刊编辑作为“啄木鸟杯”的评价主体，一方面对作品的专业理论水平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从媒介的角度观照参赛作品并作出评价，有助于引导文艺批评家的创作和获奖作品的传播，促进读者对文艺批评作品的接受。

曾有学者在论及我国学术奖励活动的缺陷时指出，“不少单位在学术评奖活动中，对评奖专家的遴选随意性很大，导致评奖活动中的专家不少是‘外行’，学识、能力和道德修养都达不到所要求的标准，使得评奖的结果不但不能保证科学性，也难以保证评奖结果的公正性”。[10]85-91“啄木鸟杯”则科学地规避了这一点。从承办主体到评价主体的科学合理设置，使得“啄木鸟杯”评奖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和传播度都得到了有效保证。

（二）自下而上的作品征集过程与征集程序的“自律”性

在进行正式评选之前，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先要向全国发布作品征集通知，并且公布评选的作品范围与报送要求。这一过程中，“啄木鸟杯”的作品征集顺序呈现出从地方到中央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同时，从每一届征集要求来看，其征集程序具有紧随时代热潮的更新意识与不断自我完善的“自律”意识。

首先，“啄木鸟杯”的作品征集过程体现出从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顺序。评奖方案规定，所报送作品由各基层文艺工作单位进行初步筛选，在此过程中，地方文联、评协，以及各大文联下属单位对“啄木鸟杯”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与积极的配合。例如，首届“啄木鸟杯”的活动通知一经发布，黑龙江文艺评论家协会迅速采取行动，广泛进行宣传，鼓舞当地优秀文艺评论工作者参选，最终推荐2 部著作、3 篇文章参评本次推优活动。啄木鸟杯”自下而上的征集过程透明有序，不仅能有效扩大作品的征集范围，还保证了评选的公正性，同时加强了中国文联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各下属协会的交流与联系，有利于中央文艺发展意见在全国各地的贯彻与落实。

其次，各届“啄木鸟杯”作品征集要求，均随着时代的文艺发展要求与评奖机制自身的完善需要进行增补与修改，体现了紧随时代热潮的更新意识与不断自我完善的“自律”意识。首届“啄木鸟杯”报送要求中主要规定了推优对象、推优艺术门类、参选作品推荐方式、推荐单位以及报送作品数量，后续各届在首届作品征集要求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第二届“啄木鸟杯”的推优要求中增加了价值取向与文章质量上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要求所报送作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习近平文艺思想；在文章质量上，要求在学术界、社会上产生较大积极影响。这体现了“啄木鸟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为此后的评委工作减轻了负担，使其能专注于作品质量的评定。第四届“啄木鸟杯”新增了文章或著作已入选过的作者5 年之内不再作为推荐对象的要求，限制了已获奖作者的评选机会，为更多新生作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第六届“啄木鸟杯”的评选范围在评论著作与评论文章的基础上再一次扩大，增加了优秀文艺短评文章的评选。在当代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语境下，文艺评论也应当随之创新，短小精悍的短评就是其成果之一。这是一项创新性举措，紧跟时下潮流，并且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接受。由此可见，“啄木鸟杯”评选机制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同时随着时代潮流不断自我完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啄木鸟杯”支持社会人员通过自荐的方式让自己的文艺评论作品参与评选。胡一峰指出，文艺评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让文艺评论的大众化成为可能，也让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民真正掌握文艺评论的话语权[11]18-23。“啄木鸟杯”支持社会人员自荐，可大大增加作品的征集面，将参选对象扩散到广大普通文艺评论工作者、爱好者。参选主体的专业单位与学历背景藩篱被打破，使散落在民间的优秀文艺评论作品也得以遇见伯乐，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因时代而发展。

（三）评选过程的修正与定型

“啄木鸟杯”的正式评选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初评、复评和终评，且全部采取匿名形式进行评选。

首届“啄木鸟杯”文艺推优活动评奖方案显示，评奖程序应当严格按照从初评到终评的层层递进的方式进行，根据奖励制度设置的推优标准对参选作品进行把关，推选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有科学精神与时代价值的优秀文艺评论作品。从第三届开始，“啄木鸟杯”按照作品的门类分设了专门的评选组，并且将最终结果上报中国文联，经党组审定后再进行公布表彰。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活动沿用第三届的评选方法，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细节的补充与优化[12]。

可见，“啄木鸟杯”的评选程序在经历前三届实施后基本成型，形成了由地方到中央，由下至上的层层递进的审核程序。其中，作品评选的过程均采用匿名和回避制度，有利于实现评奖过程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终评委员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聘请各相关门类的权威专家担任，在保证评奖标准专业性与评奖结果权威性的同时，也避免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作为奖项承办主体对评奖过程的过多干预，保证了评奖结果的公平性。最终结果经由中国文联党组审定后公布，并且通过各大媒体进行公开，则更是为评奖结果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增添一层保障。

总的来说，“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活动自举办以来，跟随时代潮流与文艺现状，不断完善作品评选的程序，力求实现评奖结果的公正性、公平性、专业性、权威性。

三、“啄木鸟杯”评奖机制的核心价值体系呈现

目前中国文艺批评面临着缺乏活力、缺少深度理论批评、中国经验价值迷失的弊病，而“啄木鸟杯”的核心价值体系呈现出对青年评论家的大力支持与培养、重视文艺评论作品的学理性价值、强调中国经验与中国话语的特点，这些价值取向较为良好地体现了“啄木鸟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活动主旨。

（一）对青年评论家的大力支持与培养

李敬泽指出：“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确实是文学艺术事业中很重要的环节。一个作家、艺术家出头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年轻的批评家要想发出声音，却很难。青年批评家的成长之路要比作家、艺术家难得多。当然首先他要有艰苦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准备，而在客观上，也特别需要我们对青年批评家的成长给予支持和关注。”[13]141-143文艺评论事业发展需要大量优质人才，随着学术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替，青年文艺批评家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新时代文艺批评中展现出自己的学术关怀与实力。从历届“啄木鸟杯”的获奖者年龄比例中，可充分体现“啄木鸟杯”对青年批评家的成长的支持和关注。

表2 历届“啄木鸟杯”文艺推优活动部分获奖者出生年代比例一览表

从表格中可以得出，20 世纪40 年代与20世纪50 年代出生的获奖者逐年减少，获奖者的出生年代主要集中在20 世纪60 年代与20 世纪70年代以后，而后者正在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增长，甚至有不少20 世纪80 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批评家开始出现在获奖名单上。50 岁以下的青年文艺批评家群体已经在中国文艺批评界占据半壁江山，他们生机勃勃的身影与充满思辨的声音，已经成为当下批评界不可忽略的存在。早在二十世纪80 年代，有关“青年文艺批评家”的讨论已经成为学术界热门的话题，直至现在，时代依然存在呼唤青年文艺批评家的声音。杨晓帆认为“对青年批评家”概念的强调，源于对当下批评的不满，期待一种新声音、新势力的出现，给予文学现场更迅即、更准确的反应[14]20-29。时代之所以如此需要青年批评家，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缺乏青年式朝气蓬勃的活力，亟需具有专业理论素养与现实关怀的青年，来对当前处于困境的中国文艺批评进行解救。

从代际的视角来看，20 世纪70 年代后出生的青年批评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正急速发展的新中国，同1940 年到1969 年出生的学者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思想文化背景与学术经历。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青年批评家同前辈们的思想观念、学术视野、理论批评方法乃至价值取向有着代际分野式差异。同时，随着批评家群体的不断更新换代，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因此其创作出的文艺评论作品，也将获得更多朝着未来开放的时代性、当下性、潮流性。

另外，在批评的接受方面，青年文艺评论者的作品往往具有新颖的题材与前沿的学术结论，更能收获当下年轻读者群体的喜爱。青年批评家的崛起为中国文艺评论输送新鲜的血液，使得中国文艺评论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二）重视文艺评论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统文艺评论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批评家在专业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文艺批评面临着边缘化危机。人人均可通过互联网这个开放的话语平台和空间发布自己的评论性语言，导致评价话语系统随着个体化批评的入侵而不断被扩充、解构，呈现出文艺批评虚假繁荣的景象。而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主流专业文艺批评却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因个体化批评的野蛮生长而日渐丧失阵地和受众。

鲁太光提出，当前的中国文艺界需要有深度的学理性批评，只有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才能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5]26-27。基于中国缺乏具有理论深度的文艺评论作品的现状，“啄木鸟杯”采取对主流专业文艺评论的大力支持态度，坚守文艺评论的专业性、理论性与学术价值。

首先，“啄木鸟杯”评委的主要成员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各艺术领域专家、研究所研究员。评委的身份显示出其学术背景与专业素养，这样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啄木鸟杯”在评选过程中会对作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作出严格的考量，最终评选出专业背景深厚、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文艺评论作品。其次，从获奖者的身份来看，大多为教授、研究员、著名文艺评论家、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这部分人本身具有专业的学科背景，其作品普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此外，从获奖作品的颁奖词中可以清楚地得出“啄木鸟杯”对作品学理性的重视，以下列举部分获奖作品的专家评语：

表3 “啄木鸟杯”部分获奖作品学术角度评语

从表格中可以得出，评委在评价获奖作品时使用的高频词主要有“学术手法”“学者情怀”“学术观察”“学术视角”“学术洞见”“学术见解”“学术积淀”“学术功底”“理论视野”“理论修养”“理论张力”“理论内容”，等等。评委之所以强调获奖主体的学术功底，一方面是因为批评家的理论知识结构决定了其认知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是其作为批评主体与文艺作品或者文艺现象进行对话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从文艺评论作品而言，只有具备严密的逻辑架构与理论深度的文艺评论作品才是经得住推敲的批评文本，而优秀的文艺评论对批评者的逻辑性和学理性具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评语说明“啄木鸟杯”对参选作品的理论背景、逻辑架构经过了严密考量，并且充分表现了奖项对作品学术价值的肯定与欣赏。而网络快餐式个体性批评纵然能凭借媒体的传播而获得一时的热度，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眼光与理论的支撑，其实质往往是浮华无依的，最终不过成为快餐文化中的泡沫。因此，“啄木鸟杯”对文艺评论作品的理论深度提出要求，重视文艺评论作品的学理性，以此建构文艺批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三）对中国本土批评话语的坚守与引导

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和艺术批评领域中，如何建设文艺研究的中国话语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理论与经验大量输入，对我国文艺理论与批评造成很大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批评经验正逐渐被忽视。社会的浮躁风气在蔓延，现代批评未落到实处的弊病也在逐渐显现。“啄木鸟杯”以评奖的形式对文艺批评的中国经验建构提供支持，这一举措不仅体现在奖项的推优标准中，更是在获奖作品评委评语中得以证实。以下列举部分相关获奖作品与评语：

表4 “啄木鸟杯”部分获奖作品中国经验角度评语

张利群认为，对于当下批评所存在的中国经验的缺失问题，应当重建当代批评中国经验在传统性与现代性衔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贯通、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主体性价值取向[16]。纵观“啄木鸟杯”的历年获奖作品，既有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著作，也有紧扣当下文艺热点的现代批评文章，还有从跨文化视角出发，将中西方批评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上述作品在打破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理论与实践之壁障的同时，基于中国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以及创新性。作为目前中国最高级别的文艺评论奖项，“啄木鸟杯”十分重视中国经验构建的价值评价取向，对于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建设“啄木鸟杯”评奖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指出：“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不断出人才的生动局面。”[4]“啄木鸟杯”评奖机制的生成是对文艺制度危机的有力抗争，也为当下中国文艺评论症候提供了一味有效的解药，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啄木鸟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艺实践活动，其具有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它对中国文艺制度建设的加强与创新、对文艺批评发展的推进以及对文艺理论研究内容的丰富。

首先，文艺制度与文艺机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合理的文艺制度需要由良好的文艺机制来运行，文艺机制的良好运行也促进了文艺制度建设的加强与创新。一方面，“啄木鸟杯”评奖机制作为文艺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其评奖制度是文艺制度功能作用的集中体现，其评价机制的评价标准与评价导向，能直接体现文艺制度的要求，实现文艺制度的保障与规范作用，从而成为实现制度功能作用的内在驱动机制；另一方面，“啄木鸟杯”评奖机制具有推动文艺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功能作用，能够推动文艺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净化、优化文艺生态环境，为文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其评奖机制的建设与加强，对中国文艺制度的创新与改革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建设“啄木鸟杯”评奖机制，能够实现文艺评价体系与文艺制度保障体系相统一，文艺评价机制与文艺制度良性互动的目的。

其次，“啄木鸟杯”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对文艺批评体系具有优化作用。就文艺评论奖的性质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活动，是对文艺批评的再批评。在此意义上，文艺评奖与文艺批评组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构成了“文艺创作—文艺欣赏—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之批评”的完整循环。“啄木鸟杯”按照一定标准对文艺评论作品进行筛选与评价的过程中，其遵循的核心价值体系，对文艺批评提出了一套适配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价值取向。通过评奖结果的公示，让这套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向外界敞开，使得我国文艺评论的生产与创作拥有了参照系。文艺评论者按照这套价值体系，创作出更具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文艺批评，实现了文艺批评体系的新陈代谢与自我优化。

最后，“啄木鸟杯”机制作为制度研究的内容为文艺理论所收编，可增加文艺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张力。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的总结、概括、升华和创造，文艺制度作为文艺实践的重要环节，其建设需要文艺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因此，在文艺理论中加强对文艺制度及其制度化建设的研究十分必要。将“啄木鸟杯”作为重要的文艺制度建设内容纳入文艺理论的研究范畴，扩大了文艺理论的研究面，有利于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二）实践意义

其一，“啄木鸟杯”作为一种奖励机制，对文艺评论创作者尤其是青年文艺评论家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促使其形成一支热情高涨的文艺批评队伍，打造出一片有利于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的环境。“啄木鸟杯”评奖规则规定，评奖结果公布后，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为优秀作品作者和优秀组织单位颁发“啄木鸟”杯和荣誉证书，并且在中国文联主办的各类研讨会、培训班、研修班等方面给予优秀作者更多机会，加大对他们的服务和宣传力度。奖励机制的底层逻辑，来自于奖励行为对人类行为活动的价值肯定作用与激励再进作用。“啄木鸟杯”对获奖者的嘉奖主要体现在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尤其是对刻苦钻研，却难以在众星云集的文艺领域有一席之地的青年学者，这样的奖励对于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与鼓舞。颁奖大会的举办与各种研讨会、培训班、研修班的创建，给获奖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啄木鸟杯”将各艺术领域与各年龄层的专家学者集结起来，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有机会形成一支整饬且具有先锋意义的文艺评论家队伍。文艺评论家队伍形成后，能够在正确的价值指向下，创作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文艺评论作品，从而带领整个社会环境朝着有利于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其二，“啄木鸟杯”具有打造时代经典、引领创作的意义。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一时代症结，批判了文艺创作方面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啄木鸟杯”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评选正是在“高原”中寻找“高峰”，在良莠不齐的文艺评论作品中选出质量最高的那一部分，并加以推广与宣传。在这个拒绝深刻、嘲笑崇高、贬损优雅、矮化英雄的娱乐型文化环境中，经典的再造已经成为一项难题。经典并不是作者创造的，而是建构的，准确地说是通过评价形成的。经典如《离骚》，在屈原挥笔落成之际并未立即成为经典，而是在司马迁的高度评价下为人们所熟知、在刘勰的精妙解读下逐渐被奉入经典的圭臬。“啄木鸟杯”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原则，重视作品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注重作品的问题意识与实践价值，对抗当下浮躁、浅薄的社会风气，力求推选出具有超越性价值、能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中稳稳地伫立于文艺批评史的作品。因此，“啄木鸟杯”对文艺评论作品的评价、宣传与推广，使其有机会成为经典，而获奖文艺评论作品又有机会使其评论的对象成为经典，如此便实现了其打造时代经典的功能。经典一旦产生，对于其他文艺工作者具有无可比拟的引导作用，吸引其他创作者以经典作品为参照系进行创作，从而使得文艺作品的产出被不断优化，实现文艺生产的良性循环。

其三，“啄木鸟杯”具有提高群众审美与增强国人文化自信的作用。列宁认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任何文艺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要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艺评论作为文化艺术产品，其生产与一般的物质产品生产不同，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需要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起到导向作用。文艺批评为人民的审美提供引导作用，所谓“审美”不单包括了文艺鉴赏、文艺知识、文艺判断等，也包括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感受与辨别。人们在进行审美活动时，需要健康文艺评论的引导，才能吸收到优秀文艺作品的艺术营养，明确是非，辨别假恶，提高精神境界与审美水平。“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活动将具有引导作用的文艺作品推选出来，通过中国文艺网优秀作品专栏、刊登报纸等方式进行推广和宣传，极尽所能地让这些优秀的文艺评论作品在群众中散播开，为人民所熟知，以便更好地在人群中发挥审美标尺的作用。同时，“啄木鸟杯”重视中国经验价值的评价取向能激发人们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啄木鸟杯”始终以中国经验价值取向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重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经验的阐发，支持中国本土文艺理论的研究，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文化不断被解构、崇高不断被消解、主流价值不断被颠覆的今天，这种重视中国本土经验的价值取向，召唤着人们文化自信的复归，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全方位塑造和展示现代中国的大国形象。

最后，“啄木鸟杯”与其他文艺创作机制一样，都起着推动文艺活动运行的作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联对“啄木鸟杯”的成功打造，也带动了其他文艺活动的顺利开展。譬如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动与中国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同时举行，自后者启动以来，国内百余家高校院所和报刊网站积极响应，活动开展态势如火如荼。由此可见，一项良好的文艺评论奖机制的打造，可形成品牌效应，带动其他文艺活动的辐射式增长，也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工作提供动力。

五、余论

“啄木鸟杯”在时代对文艺评论奖的千呼万唤中诞生，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新的文艺现象的产生，“啄木鸟杯”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地完善，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评奖制度，难免存在一些局限与缺憾。譬如，“啄木鸟杯”评奖机制在评奖环节上没有做到完全透明化。为保证评奖结果的公开性，可采取全面公开的方式向外界展示评选的过程，如此则能大大增加评奖过程的透明度与公开性。但总体而言，“啄木鸟杯”以敏锐的目光捕捉文艺批评动态，积极优化并完善评奖机制。自第六届“啄木鸟杯”文艺评论推优大会开始，在年度优秀文艺评论著作和文章的基础上，增补推出优秀文艺短评文章的评选，体现出“啄木鸟杯”对文艺批评动向的把握。“啄木鸟杯”作为目前中国文艺评论最高奖项，与中国文艺批评一同成长，见证并参与21 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的发展过程，其机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是值得肯定的，其对中国文艺发展的促进与对社会价值观的导向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期待在“啄木鸟杯”等诸多文艺评奖制度的激励与引导下，实现中国文艺的大发展与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