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角下都市公共空间的冲突与反抗
——以《动物园的故事》解读为例

李涵

（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济宁 273165）

爱德华·阿尔比（1928—2016年）作为三次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被公认为是继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和亚瑟·米勒之后，美国最杰出的当代剧作家。阿尔比的作品享誉海内外，其成功主要源于其戏剧形式的创新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深入思考。阿尔比巧妙地探索戏剧与生活的关系，将社会现实融入戏剧，引导读者和观众进行自我反思。

《动物园的故事》(1959年)是一部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背景的都市剧，剧情发生在纽约中央公园，剧作以争夺座位为中心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逐渐显露，而剧中的对抗也被提升为更严重的城市公共空间社会正义问题。本文认为阿尔比将故事设定在城市公共空间是其有意为之的安排，因为城市公共空间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本文旨在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语境出发，探讨《动物园的故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从空间角度分析剧本，不仅能够丰富《动物园的故事》的剧本研究，也有助于揭示隐藏在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话语，引导读者反思公共空间存在的不公正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认清现代城市的本质及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

1 城市公共空间语境下《动物园的故事》的解读

1.1 公共空间——纽约中央公园

公共空间是一个秩序和冲突共存的矛盾体，“它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一个包含许多并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含义的概念”[1]。其一，公共空间的日益私有化是其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公共性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特征，但随着社会控制的加强，这一特征逐渐消退。公共空间的设计、准入的立法以及一些行为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所制定，而这些规定使得某些活动受到限制，如抗议和示威。此外，一些法规也有形无形地将某些群体驱逐出公共空间。如纽约市长高德华曾将无家可归者界定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颁布法令不允许他们进入公共空间。高德华的政策剥夺了无家可归人群平等享有公共空间的权利，实际上，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到纽约中产阶级手中。其二，公共空间冲突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空间人群构成的复杂性。公共空间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群，人们以一种看似和平的方式共处，然而阶级、性别、种族、教育和文化的差异使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而解决公共空间中个体之间的差异问题始终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公共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充满有形实体的地方，如游客、公共基础设施、建筑、交通系统以及法律法规。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它“包含了所生产的事物，并包含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显然，这种共存状态伴随着“（相对）秩序和/或（相对）混乱”。

纽约中央公园作为 “美国民族文化的象征”，其建立之初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群体的需求，为市民提供一个远离快节奏城市生活的避难所[2]。中央公园不仅仅是富人、精英或白领的天堂，它“也是成群结队的普通纽约人聚集和游玩的地方”。这是一片欢乐的土地，为绅士、女士、成人、青年、政治家、商人、艺术家、劳工、移民等带来浪漫、快乐与和谐。玛丽莲·梦露曾经高度评价中央公园，“我们谈论和平，和平就是如此”。

尽管中央公园一直宣称是非专属的公共区域，但实际上 “并非所有纽约人都能平等地进入”。 这种排他性的原因之一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 政府官员攫取了管理和控制中央公园的权利，以公民的名义设定限制，规定哪些行为是合法正当的，而这些正式的条文实际上阻止了部分群体的进入。例如，政府颁布正式的法令禁止商用货车驶入公园，也就“阻止了该市的面包师和屠夫在周日外出时带家人去那里”。此外，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也在削弱中央公园的共享性，如黑人、白人关系的传统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黑人儿童“在20世纪初进入中央公园会受到白人青年的嘲讽”。 除此之外，有限的财务状况也限制了部分人对中央公园的使用。例如，在1860年代，工人阶级由于“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公共交通成本高、居住远离市中心”等不利条件而被排除在公园之外。

中央公园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表明，城市公共空间已然成为一个在心理和物理上都存在分离的场所。在《动物园的故事》中，阿尔比通过呈现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的冲突，巧妙地揭示了都市公共空间所存在的这一问题。

1.2 冲突

剧中彼得是就职于出版社的中产阶级，而杰瑞则是一个没有体面工作、没有安逸居所甚至没有家庭的社会弃儿。彼得和杰瑞的冲突看似源于他们对公园长椅的争夺，但实际上，杰瑞不惜牺牲生命争夺座位，其实是在捍卫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彼得对于杰瑞的蔑视、侮辱和驱赶则体现了掌权者对于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占领[3]。

在整部剧中，彼得从未停止声称自己拥有公园长椅的所有权。他不断强调“这是我的长凳，你没有权利从我这儿夺走”“我不明白干吗我非得放弃这条长凳不可”。除了故事最后的谋杀事件，彼得在整个故事中一直坐在长椅上。一旦杰瑞闯入他所谓的私人空间，彼得就变得异常愤怒，他侮辱并且命令杰瑞离开，他竭力驱逐他眼中的“他者”，甚至威胁要让警察逮捕杰瑞。剧中的警察并没有出现，而是也在忙于驱逐“他者”。用杰瑞的话来说，“这里你找不到警察；他们都在公园西头从树林里往外赶‘仙女’呢。 他们只干这事。那是他们的职责”。“仙女”的所指是模糊抽象的，但很显然她们在公园并不受欢迎，也就无法享受这片公共区域。根据列斐伏尔的说法，“空间是一系列操作的结果”[4]。因此，警方驱逐“仙女”的行为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意志和利益，警察与彼得一起将公园私有化，交由当权者与富人阶层所控制。剧中虽然没有警察出现，但警察实际上成了彼得将公共财产私有化的帮凶，而这势必会引起像杰瑞这样被排除在外的人的不满和反抗。

彼得之所以一直声称自己对于长椅拥有反有权，主要源于他作为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彼得和杰瑞之间的阶级差异是他们冲突产生的根源。从动物园到中央公园，杰瑞一直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归属感，这是因为他在有限的生活空间中没有一席之地。杰瑞是一个孤儿，独自住在简陋的公寓里。他的房间小得可怜，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房间，因为它和另一间同样小得可怜的房间被纤维板所隔开。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物理空间中，杰瑞生活必需品也非常有限，如几件衣服、一把刀、两把叉子、两把汤匙、三只盘子、一只茶杯、一个酒杯、两个空相框、八九本书、一个没有锁的小保险箱、小时候在海边捡的石头……此外，杰瑞的奇葩邻居，让他本就糟糕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女房东是杰瑞最讨厌的人，因为杰瑞一直被女房东当作其疯狂泄欲的对象。而在杰瑞的眼中，女房东则是一个“又肥又丑、又坏又蠢、又脏又凶的醉鬼贱胚”。除了这个粗俗淫荡的性欲狂，杰瑞的邻居还包括哭泣不止的三楼女士以及生活只被修眉、穿日本和服和上厕所所占据的黑美人。

相反，彼得的生活舒适体面。他住在莱辛顿大道和第三大道之间的七十四街，他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拥有一所大房子、美满幸福的婚姻、两个女儿、两只宠物鹦鹉，而这些都是“有闲阶层”的标配。在与杰瑞的交流中，彼得始终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一直坐在公园长椅上看书，他希望不要被打扰，他对杰瑞的胡言乱语漠不关心，对杰瑞的痛苦和悲伤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或理解。他的冷漠以及事不关己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杰瑞，使得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彼得和杰瑞互不理解，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强烈的疏离感带来的则是无法解开的误解和冲突。

杰瑞在他有限的生活空间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房东太太、行为怪异的邻居，甚至狗都对他不友好或不亲近。于是，杰瑞只能在城市中游荡，寻找一个可以实现有效交流的地方。然后他去了中央公园——一个更大的城市公共空间，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令他失望的是，彼得讨厌他并将他视为入侵者。最终，面对残酷的现实，杰瑞不得不进行反抗。

1.3 反抗

杰瑞一直是一位被忽视者，因此，他渴望并竭力与人甚至动物交流以及建立联系。为了得到彼得的关注，杰瑞首先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他向彼得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包括他破碎的家庭，以及他糟糕的生活。杰瑞没有家人，没有得到过任何爱。他的母亲在他十岁半的时候离开了家，而后死在了亚拉巴马州。两周后，杰瑞的父亲一头倒在一辆公交车的前轮下。他母亲的妹妹，杰瑞眼中唯一的正常人，既不犯罪也不酗酒，在杰瑞高中毕业的那天下午，倒在楼梯上死了。之后杰瑞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孤儿，无依无靠。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也没有孩子。他的相框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照片可放，这一点既可笑又可悲。

此外，杰瑞还向彼得详细讲述了他与房东太太的狗的故事。杰瑞与狗的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狗对杰瑞怀有敌意；杰瑞用肉贿赂狗但狗仍然不友好；杰瑞试图用毒药谋杀狗；狗受到惩罚并改变对杰瑞的态度。杰瑞与狗的关系实际上映射了杰瑞与彼得关系的发展。两人见面伊始，彼得正悠闲地享受周末的美好时光，坐在公园长椅上读书。但当这种悠闲被杰瑞打断之后，彼得表现得非常被动，不愿意同杰瑞交谈，甚至表现得有些恼火[5]。为了改变彼得的冷漠态度，杰瑞用他的个人故事去“贿赂”彼得。依据常理，为了避免二次伤害，一个人总是会试图埋藏他的悲惨过去。然而，杰瑞抛开自尊，将自己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和痛苦经历通通吐露给彼得。但是，即便是以这样一种自我伤害的方式，杰瑞的非暴力叙述也并没有赢得彼得的关注和同情，彼得意识不到杰瑞叙述的意义何在，相反，他对杰瑞的厌恶更加强烈了。他试图避开杰瑞，认为杰瑞是他个人空间的入侵者。彼得重复地对杰瑞大喊：“（激烈地）现在你听我说。我已经忍受了你整个下午了。”

杰瑞的非暴力叙述对于改变彼得的态度或改善他们的关系是徒劳的，因此，他最后只能采取暴力的形式来达到与彼得沟通的目的，包括言语暴力和行为暴力。在争夺座椅时，杰瑞使用侮辱性的话语，试图激怒彼得。他称彼得是白痴、卑鄙的杂种、窝囊废，要求彼得离开长椅，走出他的视线。与此同时，杰瑞采取了一些暴力的行为，如他反复用手挠彼得的肋间，用力戳彼得，在彼得的胳膊上打了一拳，把彼得从长凳上推了下去。而彼得绝不会放弃他认为只属于他的座位，他甚至威胁要让警察来逮捕杰瑞。剧本最后，失望和绝望之下，杰瑞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他主动将刀递给彼得，“杰瑞猛地冲向彼得，让尖刀刺入自己的胸膛……杰瑞倒在彼得手中的尖刀上。接着，彼得嚎叫着撒手后退，刀子插在杰瑞身上。杰瑞一动也不动”。在某种意义上，杰瑞是死在了自己的手中。杰瑞的死亡不仅是对他的痛苦和苦难的永恒解脱，也是对城市公共空间乃至整个社会不公平制度的强烈抗议。

杰瑞疯狂的反抗行为，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杰瑞踉踉跄跄坐回彼得让出的椅子上。他奄奄一息，坐在那儿，面对彼得”。同时，杰瑞的暴力反抗也对彼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彼得张着嘴，无法挪动，呆若木鸡……几乎晕倒……开始哭泣”[6]。此刻，彼得不能再忽视杰瑞的存在，整个社会也势必会对杰瑞给予高度关注，因为媒体定会报道城市公共空间的谋杀事件。而这一切都按照杰瑞的计划进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向彼得承认，“我想我是在动物园里决定朝北走的，更确切地说……一直到我找到你……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们在一起了。你明白不？我们在一起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会不会是我预先计划好的？不……不，我不可能那样做。但是我认为我做了。现在我已经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了，对吗？现在你对动物园里发生的一切都知道了。你知道你会在电视里看到什么了吧，还有我告诉你的那张脸……我的脸，你现在看见的这张脸”。剧终，阿尔比以彼得匆匆离开的方式结束了故事。杰瑞惨烈的反叛和牺牲是否真正改变了彼得甚至整个社会的认知，我们不得而知。

2 结语

杰瑞在中央公园的悲剧是整个下层城市居民困境的体现。在都市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自己的“座位”。 然而，特权阶层对公共空间的不公平占用剥夺了边缘群体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彼得在与杰瑞的交流中总是保持着一种优越感，并且他从未表现出将公共长椅让给杰瑞的倾向。 最后杰瑞的自杀式谋杀成功地将彼得从长椅上赶走。这似乎表明，只有通过极端暴力的行为，边缘群体才能获得他们的一席之地。然而，这也表明，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美国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也只能在社会中享有短暂的地位。阿尔比在剧作中巧妙地借助公共空间呈现出有限的剧场空间之外深刻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