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自律:党建入章与国企高管在职消费

修宗峰,殷敬伟,彭 晓

(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引 言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一大特色[1-3],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加快推动党建工作进章程、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任务[4-5]。201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使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该文件下达后,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得以明确,众多国有企业也纷纷落实“党建入章”工作。随后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措施相继制定并实施,这为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切实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随着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公司治理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4-5],有必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角度深入考察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经济后果,从崭新视角认识并总结“党建入章”后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治理效果,这对于完善、改进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空前,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我国党中央将反腐重心从政府官员转移到国有企业以及金融领域,国有企业成为反腐“第二战场”。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来说,严格的薪酬管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有更强烈的动机选择在职消费,以弥补其货币性薪酬激励不足,“一把手”负责制为国有企业高管利用在职消费过度自我激励提供了便利[6-7]。为加强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管,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影响较大的“八项规定”等。尽管这些政策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国有企业高管利用职权违规公款吃喝、奢华消费、牟取私利等过度在职消费现象仍屡见不鲜[8-9]。

在理论界,对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有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国企高管在职消费是薪酬管制约束下的隐形激励行为,可以对国企高管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效应[10-11]。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国企高管在职消费是“所有者虚位”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经营权下放的背景下,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很难对国企高管实施有效监管,所有者监管的缺失会引发高管的自利行为,在此情况下,在职消费很有可能成为高管牟取私利的方式,并且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消极效应[12-13]。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近年来的研究从纪委参与[14]、媒体监督[15]、政府审计[8]、曝光机制[9]、外部监管[7]等角度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抑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党建入章”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重塑了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考察“党建入章”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作为推动“党建入章”的试验田,肩负着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重大责任,在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组织制度落地实施等方面发挥着带头作用。在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有效增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对高管代理行为的监督约束、落实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是国有企业落实“党建入章”制度安排的重要议题[4,16]。基于此,本文拟从“党建入章”这一基层党组织制度安排的视角入手,通过手工搜集2015年至2019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党建入章”的数据,实证检验“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党建入章”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2)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3)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以及文化松紧度较高地区中,“党建入章”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

本文研究贡献在于:(1)从“党建入章”的角度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行为的影响,这增加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积累。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是否设立党组织[17-18]、党委会与董监高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19-21]、党组织活动次数[22]等角度来衡量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本文则从制度层面“党建入章”来定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2)本文考察了“党建入章”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丰富了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立足于“党建入章”这一企业基层党组织制度安排,本文证明了其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积极治理作用,为如何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提供了崭新视角。(3)本文还探讨了“党建入章”与公司治理机制在约束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中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厘清了基层党组织与传统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厘清“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理解如何从“反腐败”治理视角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其他部分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及实证模型等;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分析与讨论;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背景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习近平2017年10月28日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讲话。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2)习近平2017年12月14日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扣新时代要求推动改革发展》的讲话。必须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一以贯之,必须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一以贯之。为此,我国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从早期“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3)“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指党委是企业的领导核心,企业在生产、技术、财务、生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均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由厂长具体组织执行。“联合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4)“联合委员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肯定党委是领导核心的基础上,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到“三重一大”(5)“三重一大”是指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6)“双向进入”是指符合条件的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党组)。“交叉任职”指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讨论前置”(7)“讨论前置”是指董事会、经理层在进行决策前要首先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再到“党建入章”等制度性变革,这对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健全,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党建思想淡化、内容和方式虚化、核心作用弱化、组织地位边缘化等问题依然突出[16],而“党建入章”则是从源头破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四个化”问题的重要举措。通过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明晰党组织治理的边界和范围,进而推动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真正做到为国有企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4]。表1列示了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变迁历程。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国有企业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使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最早的一个正式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随后,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措施相继制定并实施,旨在不断细化“党建入章”具体内容,明晰党组织治理的边界和范围,落实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均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8)详见《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2019)》第四章(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第十三条以及《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2020)》第二章(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第九条。由此可见,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加快推动党建工作进章程、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表1 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制度变迁历程

(二) “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党建入章”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制度安排,发挥了保障国企党组织治理职责切实履行和影响国企高管价值观念的作用,进而抑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在企业党组织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方面,“党建入章”明确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合法性,增强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嵌入程度,保障了党组织治理功效的彰显,这会从两方面抑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一方面,党组织参与治理合法性的确立缓解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下的代理问题。“党建入章”通过公司章程明确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地位[23],打破了国企改革以来“新三会”把控公司治理的结构[19],保障了党组织对高管监督职能的实施。在我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企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表,是国企治理中政府和人民的化身,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缓解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下的代理问题,通过加强对国企高管的监督和制约,压缩了国企高管进行利益操纵的空间,减少了国企高管利用在职消费牟取私利的机会。另一方面,“党建入章”能够增强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嵌入程度,保证党和国家反腐败政策在国有企业中贯彻执行。企业党组织是全国党组织网络体系的一个微观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政策方针能快速有效传达,确保国家战略和相关政策在国有企业层面顺利实施[1,2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长期存在的高管公款吃喝、奢华消费等超额在职消费现象,先后出台了《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多项政策。“党建入章”通过增强党组织的嵌入程度,保障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党组织网络体系中上传下达职能的有效发挥,使得党中央的反腐政策和相关文件精神能沿着党组织网络快速有效传达,以确保党和国家的反腐政策能贯彻实施于国有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之中,而反腐倡廉政策在国有企业中有效贯彻实施可以有效遏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等隐形腐败行为。因此,“党建入章”通过保障党组织治理功效的彰显,缓解了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下的代理问题,保障了党和国家反腐败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贯彻执行,进而抑制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在国企高管价值观念的影响方面,“党建入章”有助于党组织更好地引领国有企业党性文化建设,将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融入国有企业高管的个人价值观之中,促使其自觉降低在职消费水平。文化可以通过向决策个体灌输价值理念或构建社会群体一致认同的社会规范,从而深刻影响决策个体的认知、互动及策略选择[24-25]。党性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性、先进性,反映了党的独特气质和精神标识,是政党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26]。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后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以党性文化引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一原则。(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反对任何滥用职权、牟求私利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标准锻造干部队伍,使纯正的党风和廉洁意识内化为党员群众的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党组织通过“党建入章”方式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后,会将体现“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理念的党内政治文化也一并融入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并通过党日活动、主题教育、学习培训等方式在企业内部营造浓厚的党性文化氛围。企业高管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很大程度上会受其成长环境和文化土壤的影响,并在经营决策中得以体现[27]。在党性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国有企业党员干部会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严格按照党性原则为人做事、为官用权,自觉摒弃过度在职消费这种与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相悖的自利行为。本文提出假设H1:

H1: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三) “党建入章”、公司治理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在国有企业中,“党建入章”作为新时期创新型基层企业党建制度安排,在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方面,与传统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关系如何?本文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党建入章”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更为明显。

“党建入章”和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均会通过监督活动而抑制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传统治理机制如董事会、监事会等,通过有效运行能够对企业高管私利活动进行监督,进而遏制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党建入章”则是通过保障国有企业党组织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加大了国企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的被揭发曝光的风险、减少了国企高管牟取私利的机会,并通过将党性文化内化于国企高管价值观念之中,这均遏制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对于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由于传统内部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功能,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可能存在“超额”问题,而“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通过保障党组织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将党性文化内化于国企高管价值观念之中,恰好弥补了由传统治理机制失效所带来的监督缺位问题,进而缓解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超额”问题。本文提出假设H2:

H2: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三、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并明确了“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2)剔除ST、* ST等特殊处理的观测值;(3)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观测值。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1093家国有上市公司共430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手工搜集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数据,并对这些进行相关文本分析,最终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市场化进程数据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28],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二) 变量定义

1.高管在职消费。借鉴Luo等(2011)[29]、权小锋等(2010)[30]以及褚剑和方军雄(2016)[8]的相关做法:首先,将管理费用中扣除董事和高管以及监事会成员薪酬、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研究开发费、税费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剩余金额,作为高管在职消费的数额(PERK)。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首先估计出在职消费合理部分,即模型拟合值,而在职消费不合理部分即模型残差则表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ABPERK)。

PERKt/ASSETt-1=β0+β11/ASSETt-1+β2ΔSALEt/ASSETt-1+β3PPEt/ASSETt-1+β4INVENTORYt/ASSETt-1+β5LNEMPLOYEEt+εt

(1)

其中,PERKt为企业第t期的高管在职消费金额,ASSETt-1为企业第t-1期的总资产,ΔSALEt为企业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PPEt为企业第t期的固定资产净值,INVENTORYt为企业第t期的存货总额,LNEMPLOYEEt为企业第t期的员工总数自然对数。具体做法如下:利用该模型先对样本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回归,通过模型回归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即表示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实际在职消费与预期正常在职消费的差额即为超额在职消费(ABPERK)。

2.“党建入章”。本文采用“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来衡量国有企业“党建入章”(PARTY)。若企业当年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即公司章程中包含“中国共产党章程”“共产党章程”或“党章”词语,则“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取值为1,否则取0;“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为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文本相似度,通过进行文本分词并计算余弦相似度得到。《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是国有企业将党建写入公司章程的重要参考与依据,为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提供了“标准模板”,文本相似度越大,“党建入章”条款完备性越高,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越强。例如,样本企业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779)的“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高达25.83%,其章程中对于党委设立、党委作用、党委工作原则、党委讨论决定事项、前置讨论事项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且所规定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重合度和相似性较高,公司章程中党建要求具有较好的完备性,党组织参与治理具有较完善的制度保障,该公司“双向进入”程度高达33.33%。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较低则意味着公司章程中党建内容不够完备详尽。例如,样本企业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488)的“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低至3.47%,其虽然实行了“党建入章”,但党建内容仅涉及党组织设立及其基本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相似程度较低,“党建入章”完备性较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较弱,该公司“双向进入”程度为0。

3.控制变量。参考Luo等(2011)[29]、权小锋等(2010)[30]以及褚剑和方军雄(2016)[8]的相关做法,本文具体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现金流水平(OCF)等公司财务特征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高管持股比例(MHOLD)、高管薪酬(SALARY)、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两职合一(DUAL)、审计师类型(BIG4)、上市年限(AGE)等公司治理变量;市场化程度(MKT)、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等地区特征变量;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行业(INDUST)以及省份(PROV)固定效应。

(三) 实证模型

为验证假设H1,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ABPERKt=β0+β1PARTYt+β2SIZEt+β3LEVt+β4ROAt+β5GROWTHt+β6OCFt+β7FIRSTt+β8MHOLDt+β9SALARYt+β10BOARDt+β11INDRt+β12DUALt+β13BIG4t+β14AGEt+β15MKTt+β16GDPt+ΣYEAR+ΣINDUST+ΣPROV+εt

(2)

为验证假设H2,本文根据Shleife和Vishny(1986)[31]和周宏等(2018)[32]的做法,构建公司内部治理变量综合评价指数。在模型(2)的基础上,参考王放等(2015)[33]、张胜等(2016)[34]以及翟胜宝等(2020)[35]的做法,根据公司治理水平上四分位点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通过对分组样本实证模型中“党建入章”变量(PARTY)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进行比较验证假设H2。本文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超额在职消费(ABPERK)均值为-0.0002,最大值达到了0.0479,远远高于均值水平,这说明样本中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现象比较严重。(2)绝对在职消费(NPERK)均值为0.0115,这说明样本国有企业高管的绝对在职消费水平占企业总资产的1.15%,相比最小值0.0008,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3)“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均值为0.5052,这说明样本中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国有企业观测值约占50.52%。(4)“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均值为0.0582,这说明样本国有企业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文本相似度为5.82%。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 相关性分析

表4列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以看出:(1)“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与超额在职消费(ABPERK)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364、-0.0435,分别在5%、1%的水平下显著,符合理论预期,即“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存在负相关关系。(2)“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527,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本文构建的两个“党建入章”变量的可替代性和稳健性较好。(3)控制变量方面,现金流水平(OCF)、两职合一(DUAL)、上市年限(AGE)与超额在职消费(ABPERK)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董事会规模(BOARD)与超额在职消费(ABPERK)显著负相关。

表4 Pearson相关系数

(三) 多元回归分析

1.“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为了检验“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潜在影响,本文对模型(2)进行了回归检验,相关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第(1)列中“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回归系数为-0.0020(T值为-3.633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与未实现“党建入章”的国有企业相比,实现“党建入章”的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更低。第(2)列中“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为-0.0092(T值为-2.71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文本相似度越高,即公司章程中“党建入章”的相应条款越完备,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越低。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1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党建入章”能够降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这表明,“党建入章”通过将党建工作要求明确写入公司章程,增强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一步保障了党组织监督制衡、政策执行、文化建设等作用和职能的发挥,从而有效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表5 “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2.“党建入章”、公司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为了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根据公司治理水平高低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6报告了相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6第(1)列和第(3)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5(T值为-0.5336)、0.0002(T值为0.0255),且均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6第(2)列和第(4)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6(T值为-3.8879)、-0.0128(T值为-3.461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2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企,“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党建入章”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表6 “党建入章”、公司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四) 内生性讨论

为解决因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PSM-DID模型进行控制。

1.固定效应。表7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假设H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8(T值为-2.2667)、-0.0068(T值为-2.8122),分别在5%、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关于假设H1的研究结论依旧保持不变,即“党建入章”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表7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假设H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7第(3)列和第(5)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1(T值为-1.5329)、-0.0081(T值为-1.5725),且均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7第(4)列和第(6)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0(T值为-2.5192)、-0.0066(T值为-2.2683),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关于假设H2的研究结论依旧保持不变,即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企,“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表7 固定效应模型

2.HECKMAN内生性检验。本文进一步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参考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22]的做法,选取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地级市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EDUBASE)作为“党建入章”的工具变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中宣部设立,其目的在于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地级市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越多,当地国有企业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也就越深,越认可党组织治理的积极作用,进而直接影响到“党建入章”工作的落实。但理论上而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不存在相关性。

表8第(1)列报告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由第(1)列可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EDUBASE)的回归系数为0.1162(Z值为2.4229),且在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对当地国有企业落实“党建入章”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计算得到了逆米尔斯比率(IMR)并将其放入了第二阶段回归之中。表8第(2)列报告了假设H1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了IMR以后,“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回归系数为-0.0027(T值为-2.6147),且在1%水平下显著。换言之,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关于假设H1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表8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假设H2的HECKMAM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8第(3)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回归系数为-0.0024(T值为-1.3733),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8第(4)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的回归系数为-0.0026(T值为-2.0847),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一致,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关于假设H2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8 HECKMAN内生性检验

3.PSM-DID内生性检验。本文以样本期内实现“党建入章”的企业作为实验组(TREAT=1),未实现“党建入章”的企业作为控制组(TREAT=0)。以企业开始“党建入章”的年份作为处理期时点,企业“党建入章”的第一年及以后年份,处理期变量(POST)取值为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根据模型(1)中所有控制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方法为每一个实验组匹配特征最相近的控制组。回归模型如下:

ABPERKt=β0+β1TREAT×POSTt+β2TREATt+β3SIZEt+β4LEVt+β5ROAt+β6GROWTHt+β7OCFt+β8FIRSTt+β9MHOLDt+β10SALARYt+β11BOARDt+β12INDRt+β13DUALt+β14BIG4t+β15AGEt+β16MKTt+β17GDPt+ΣYEAR+ΣINDUST+ΣPROV+εt

(3)

表9第(1)列报告了假设H1的PSM-DID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0028(T值为-2.2158),且在5%水平下显著。换言之,采用PSM-DID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关于假设H1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表9第(2)列和第(3)列报告了假设H2的PSM-DID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9第(2)列所示,交互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0025(T值为-0.8853),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9第(3)列所示,交互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0028(T值为-1.9717),在5%的水平下显著。与前文一致,采用PSM-DID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关于假设H2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9 PSM-DID内生性检验

(五)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绝对在职消费(NPERK)变量重新衡量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情况。在职消费数据取自管理费用中扣除了董事和高管以及监事会成员薪酬、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研究开发费、税费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金额,并以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表10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绝对在职消费(NPERK)时假设H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6(T值为-2.8165)、-0.0095(T值为-2.6871),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重新定义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后关于假设H1的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表10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被解释变量为绝对在职消费(NPERK)时假设H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10第(3)列和第(5)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4(T值为-0.4208)、-0.0027(T值为-0.4306),且均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10第(4)列和第(6)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1(T值为-3.1553)、-0.0127(T值为-3.1966),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说明重新定义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后假设H2依然成立。

表10 稳健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

2.替换解释变量。本文进一步定义“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SUM)和“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作为“党建入章”的替代变量。其中,“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SUM)等于公司章程中共产党、党委、纪委、党建、党风、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章程、党的作风、党的建设、党的组织等词语出现的词频总数加1取自然对数;“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等于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的总字符数加1取自然对数。表11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替换解释变量后假设H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SUM)和“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7(T值为-4.1656)、-0.0003(T值为-4.0802),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重新定义“党建入章”后关于假设H1的研究结论保持不变。表11第(3)列至第(6)列报告了替换解释变量后假设H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样本组,如表11第(3)列和第(5)列所示,“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SUM)和“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4(T值为-1.3081)、-0.0001(T值为-0.9047),且均不显著;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样本组,如表11第(4)列和第(6)列所示,“党建入章”词频变量(PARTY_SUM)和“党建入章”篇幅变量(PARTY_LEN)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8(T值为-4.0292)、-0.0004(T值为-4.1225),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说明重新定义“党建入章”后假设H2依然成立。

表11 稳健性检验:替换解释变量

五、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一) 国有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是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因企施策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对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具有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应根据使命和定位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和治理策略[36-37]。借鉴2015年出台的《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并参考魏明海等(2017)[37]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两类,其中商业类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求盈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般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参股企业,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则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和主导国民经济命脉、肩负改善民生和保障城市安全等功能,一般为国有独资或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控制力度本身就较强[37],因此“党建入章”的影响力会有所减弱,相反,商业类国有企业政府控制力度相对较弱,此时“党建入章”后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会更加凸显。

借鉴魏明海等(2017)[37]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国有企业和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而言,如表12第(1)列和第(3)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8(T值为-3.9581)、-0.0115(T值为-2.5445),且分别在1%、5%的水平上显著;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而言,如表12第(2)列和第(4)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2(T值为-0.2092)、-0.0035(T值为-0.8056),且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与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相比,“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表12 国有企业类型

(二) 市场化程度

国有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也会对“党建入章”后党组织治理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当国有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较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也更好[38],这为党组织更好地发挥监督制衡等职能和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3]。法律制度的完善尤其是反腐倡廉制度规范的改革与完善,会进一步促使国有企业高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增强其薪酬合约履行程度,使其树立起正确的个人消费观与价值观。此外,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市场中介组织的高发育程度也会使得产品、生产要素、市场中介的价格信息披露更加完备、传递更加流畅,党组织能够有效利用这些信息抑制高管牟取私利行为,进而降低在职消费水平。

表13列示了相关的分组回归结果。若国有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高于年度行业样本中位数,则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组,否则为低组。可以看出:对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组而言,如表13第(1)列和第(3)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30(T值为-3.9445)、-0.0159(T值为-3.4837),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组而言,如表13第(2)列和第(4)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6(T值为-0.7594)、0.0005(T值为0.0904),且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

表13 市场化程度

(三) 地区文化松紧度

文化可以通过构建社会群体一致认同的社会规范从而对决策个体的认知、互动及策略选择产生深刻影响[24-25]。人类离不开社会规范,社会规范的“松紧”程度刻画着各地文化面对偏差行为时社会规范的强度与惩罚度,即文化松紧度[39-40]。相比于松文化地区,紧文化地区社会规范更强,对偏差行为的包容度更低、惩罚度更高[40],我国紧文化地区对决策个体的行为规范施加了更强的约束和控制,同时地区紧文化也带来了更高的政策执行效率和更好的政策实施效果[41]。因此,位于紧文化地区的国有企业将更为注重规则遵守且执行力度更强,在这些地区,党和国家大力推进的“党建入章”制度安排更能够自上而下顺利高效实施,有利于党组织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治理作用的发挥。

文化松紧度指标来自Chua等(2019)[41],根据该指标年度行业样本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高于中位数则划分为紧文化地区组,否则为松文化地区组。表14列示了相关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紧文化地区组而言,如表14第(1)列和第(3)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7(T值为-3.3888)、-0.0129(T值为-2.3507),且分别在1%、5%的水平上显著;对松文化地区组而言,如表14第(2)列和第(4)列所示,“党建入章”哑变量(PARTY_DUM)和“党建入章”相似度变量(PARTY_SI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9(T值为-1.2171)、-0.0031(T值为-0.7316),但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与松文化地区相比,“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紧文化地区中更强。

表14 地区文化松紧度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15—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较早地检验了“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潜在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公司治理水平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降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2)对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3)利用固定效应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PSM-DID模型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成立;(4)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类型、市场化程度以及地区文化松紧度均会对“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与政策意义:第一,“党建入章”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贯彻党的领导和创新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切实发挥治理功效,缓解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下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问题。因此,继续加强“党建入章”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国企“党建入章”工作进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防止国企高管隐形腐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党建入章”与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在面对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等治理难题时,若国有企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或出于某些特殊原因而难以发挥应有效果,加快推进和完善落实“党建入章”制度,能够成为国有企业破解以上难题的重要替代性选择。第三,“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会因国有企业类型、市场化程度和地区文化松紧度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相关国有企业应紧贴自身实际,分层分类、因企施策,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推进“党建入章”工作,采用“一企一案、同步推进”的方式,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要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设置,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注重提升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加快实现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