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现代化与农业基础作用:产业部门协同发展的视角

牛志伟,邹昭晞

(1.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70)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中国工业和农业产业部门的优化升级与协同发展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也是我国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确立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清晰地指出,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乃至共同富裕的主要问题与障碍。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都要求经济学界深入探究和明晰几个基本问题:(1)从全球视角衡量和确定我国工业、农业产业升级当前处于什么样的水平?(2)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农业现代化推进工业化的演进路径(洪银兴,2009)[1]相比较,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的作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怎样的不同?(3)在农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中国推进工业化所实施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与制造业升级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4)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实现工业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是否具有典型意义?(5)面对新发展阶段凸显的全球价值链逆转性变化,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高端外部依赖”和“低端锁定”,实现高水平的升级,推进工农产业互促、协同发展?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本文尝试构建一套基于“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工农各产业部门之间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工农关系演变逻辑的视角揭示和解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二、相关研究梳理与本文的尝试性探索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1.关于产业链现代化。一些研究把产业链现代化视为产业现代化的延伸和细化,更多的研究则着重于“链时代”产业链现代化与产业现代化的不同之处(盛朝迅,2022)[2]:一是从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角度,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培育更多的“链主”构成了产业链现代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刘志彪,2019)[3];二是从网络结构视角,产业链现代化既包括网络主体现代化,也包括网络结构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和张其仔,2021)[4]。由此,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可以从“网络结构—运营流程—价值要素”三个构成维度进行解读(宋华和杨雨东,2022)[5],进一步地从全球价值链视角,产业链现代化可以体现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取得高附加值地位与强治理权力(黄群慧和倪红福,2020)[6]。产业链现代化与产业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在于,产业现代化着眼于各个产业部门本身的高级化(即产业升级),而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技术经济联系和时空布局关系而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罗仲伟和孟艳华,2020)[7],因而产业链现代化不仅要求各个产业部门实现高级化,而且注重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展。

2.关于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基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支撑,这些基本支撑可以具体到产业基础性资源和能力,也可以是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基础产业部门(黄群慧和倪红福,2020)[6]。产业基础高级化是产业链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陈心颖和陈明森,2021)[8]。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工业底层结构要素(“四基”: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或“五基”: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动力)展开探讨(朱明皓等,2021)[9];或者将产业基础能力定义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公共服务能力,并构建指标体系进行评价(魏婕等,2021)[10]等。而对于基础产业部门高级化及其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尚鲜有涉足。

3.关于工业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革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社会(张培刚,2014)[11]。由此,农业国的工业化不仅包含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还包含农业等基础部门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仅包含城市的现代化,还包含乡村的现代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并不一定就表示该国的制造工业将要变得独占优势,可以是劳动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都以制造工业为主,也可以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也可以制造工业与农业保持适当平衡。事实上,张培刚(2014)[11]所界定的工业化概念充分体现了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不仅论证了工业化(产业链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基础产业部门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还突出了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同时又指出了具有“先发”优势的产业部门可能依国家而不同。

4.关于农业的基础作用。农业对国家工业化主要存在五大贡献,即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五个方面(Kuznets,1968)[12]。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在农业制度和技术得到现代化改造后进入工业化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世纪美国农业的先期发展对其工业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西进运动和拓荒农业的大发展为“六十年后才可能出现的美国工业革命”(斯蒂芬·安布罗斯,2017)[13]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历程也印证了这一规律。自清朝洋务运动开始,工业生产方法便已输入中国,但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历经一系列尝试都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在适合工业化发生发展的社会经济诸条件中,农业基础未能实现有效改造(李紫翔,1943)[14]。值得重视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大大降低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国内农业基础的依赖程度。中国得以“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根本的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此时,中国农业部门呈现出“过多的劳动力和过少的资金、技术要素均衡的低效率结构”,因而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显现出与一般发达国家“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同向地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产业部门”完全不同的特征(洪银兴,2009)[1]。具体实践路径的差异,使得关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基础作用的研究至今罕见,开拓这一方向的研究,有利于深入剖析因产业基础与外部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实现工业化的路径与水平的差异。

(二) 本文展开的尝试性探索

1.融合不同领域,深化拓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关于“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既有研究较少关注基础产业部门;另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学界虽然不乏关于农业基础和产业链的研究,但大多将产业链局限于农业部门内部,有必要将工业化相关理论融入“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这个领域中。本文力求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农业现代化状况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挖掘和拓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2.构建科学完整的研究体系,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开展比较研究。本文立足产业链现代化的两个基本要点——各个产业部门高级化与产业部门之间协同发展,构建分析评价体系,包括:(1)各产业部门升级水平;(2)各产业部门之间协同发展水平(包括各产业部门发展的均衡程度与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第二类指标在现有相关研究中尚属薄弱环节,而无论是评价农业对工业化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还是衡量产业链现代化的水平,抑或是判定和比较各国具有“先发”优势产业部门的差异,第二类指标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3.以生产函数为基点,剖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所实施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本文尝试对体现国家工业化水平与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量进行回归(相关性)分析,验证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组合方式高度外部依赖的特征,借以诠释其在本国农业基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得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全球价值链背景;并进一步从不同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同的时代背景,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路径。

4.以全球价值链逆转性变化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着眼点,揭示当前中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将分析在新发展阶段凸显的全球价值链逆转性变化,提出在新发展阶段应对挑战、化压力为动力、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推进农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三、中国工农产业升级与产业链现代化

本文全面梳理总结了产业升级理论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将产业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素质提升两大部分,由此产业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概括为四个维度: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产业垂直结构升级和产业水平结构升级,产业素质提升中的产业效率提升和产业效益提升(牛志伟和邹昭晞,2020)[15]。产业现代化与产业升级一脉相承,本文采用产业升级的四个维度设置产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站提供的国家投入产出表(2005—2015年)、(1995—2018年)、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网站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2000—201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NCTAD-Eora Global Value Chain Database,1990—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农业与体现工业化水平的核心产业——制造业升级(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与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工农产业升级(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比较

从表1所显示的研究结果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农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中国农业全球竞争优势表现为:(1)体量十分巨大,在世界范围内显著领先;(2)GVC上游参与度较高,GVC地位较高。中国农业全球竞争劣势表现为:(1)畜牧渔业出口占比处于下游水平,产业垂直结构升级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GVC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位于世界末端,在GVC中远未实现水平结构升级;(3)产业效率在世界排名中处于较低水平,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模仿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4)企业盈利水平极其低下,在全球排名垫底,且远低于其他国家。概括而言,从衡量产业升级水平的四个维度指标来看,中国农业处于世界较低的位置,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先进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表1所显示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与已实现初级水平升级但尚未摆脱低端锁定的中国制造业相比,中国农业升级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1)制造业和农业的总产值、增加值规模在世界上均显著领先,但出口份额分别位居世界上游和下游;(2)制造业垂直结构升级十分显著,而农业垂直结构(畜牧渔业占比)升级处于全球中下游水平;(3)制造业和农业的产业效率主要指标分别位居世界上游和下游,核心指标技术进步尤为突出;(4)GVC进出口中间品增值率(IVRIE)二者均为负值,但制造业逐年改善,而农业的态势则相反。中国工农产业升级状况的对比印证了关于中国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根本的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基本判断。

运用全球数据测算还发现,在农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推进本国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普遍性。以体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技术进步为例,表2展示了世界50个经济体中农业规模指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个国家2005—2015年农业技术进步的平均值。(1)正文省略了以下测算过程:依据OECD网站2018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数据,选择世界50个主要经济体,提炼出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所需要的基本要素——11年50个经济体的农业增加值、劳动报酬、资本存量的数值,借助DEAP2.1软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出50个主要经济体2005—2015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数值。OECD网站最新2021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1995—2018年)缺少增加值分解数据表,难以得到各国产业劳动报酬数据,无法借以测算比较各国产业技术进步状况,因而只能运用2018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数据进行测算。

表2 2005—2015年24个国家农业技术进步平均值比较(按降序排列)

表2的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农业技术进步平均值大多高于发展中国家,初步印证了关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是在农业制度和技术得到现代化改造后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基本判断,也反映出中国“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根本的现代化改造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四、产业协同视角下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农业发挥基础作用水平的分析

本文尝试采用产业关联理论中的投入产出法与相关指标,剖析中国及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投入产出分析法最早由Leontief(1953)[16]提出,是研究经济系统中各个部门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完整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包括中间使用、最终使用、中间投入和增加值四部分。本文选取如下指标对以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行国际比较。

(一) 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比较分析

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能够直观反映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还可进一步作为评判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中所蕴含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的指标。

依据OECD网站2021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1995—2018年)提供的数据,选择世界50个主要经济体,测算出其1995年、2018年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表3和表4分别展示了50个经济体中农业规模指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个国家的数值。

表3 1995年、2018年世界24个国家农业影响力系数比较(按2018年数值降序排列)

(1)从农业影响力系数考察,发达国家的农业影响力系数普遍大于1,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小于1,发达国家的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反映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对非农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对非农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也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水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农业影响力系数始终小于1,在24个国家中,1995年为最后一名,2018年上升为第12名,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很低,但在逐年提高。

(2)从农业感应力系数考察,其与农业影响力系数呈现相反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大于1,而发达国家的普遍小于(或略高于)1,发展中国家的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受非农产业部门发展的带动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受非农产业部门发展的带动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也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对非农产业部门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农业感应力系数始终大于1,在24个国家中,1995年排第9名,2018年上升为第2名,表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非但未能充分发挥其基础作用,反而对非农产业发展的依赖程度很高。

(3)依据张培刚(2014)[11]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中所蕴含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思想,表3和表4所显示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截然相反的表现,说明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农业是其工业化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而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制造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是其工业化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

(二) 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比较分析

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和需求率能够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体现农业对非农产业发展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依据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1995—2018年)提供的数据,选择世界50个主要经济体,测算出其1995年、2018年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与需求率。表5和表6展示了50个经济体中农业规模指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个国家的数值。

表5 1995年、2018年世界24个国家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比较(按2018年数值降序排列)

表6 1995年、2018年世界24个国家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需求率比较(按2018年数值降序排列)

(1)从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考察,发达国家的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反映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从需求侧(市场等要素)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中国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率1995年位居24个国家第22名,2018年上升为第15名,处于24个国家的中下游水平,反映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从需求侧角度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较低,但在逐年提高。

(2)从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需求率考察,2018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排序比较混杂,差异不大明显,但综合考察1995—2018年的数值,主要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仍然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如表6所显示的1995年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中国四个国家分别处于24个国家倒数第1、2、3、4名,而在2018年,中国和印度的排序有了较大提升。这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从供给侧(原料、资金等要素)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需求率1995年位居24个国家第21名,2018年上升为第15名,处于世界24个国家的中下游水平,反映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农业从供给侧角度发挥基础作用的程度较低,但在逐年提高。

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基本判断:即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是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远低于发达国家。

五、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及其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在上述基本判断被验证后,本文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其发挥基础作用水平不同的条件下所带来的各国工业化水平的差异。按照常规的思维逻辑,一般会提出农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可能低于发达国家的基本假设。然而研究结果却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

(一) 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现代化水平比较

选择代表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标志性产业——制造业,(2)本文原本打算选择非农产业整体作为工业化的代表产业。但在运用各经济体相关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时,DEAP软件运行后显示无解。比较分析体现工业化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增长效率。依据OECD国家投入产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数据,(3)如前面注释,OECD网站最新2021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1995—2018年)缺少增加值分解数据表,难以得到各国产业劳动报酬数据,无法借以测算比较各国产业技术进步状况,因而只能运用2018年版国家投入产出表(2005—2015年)提供的数据进行测算。选择世界50个主要经济体,(4)50个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中国、哥伦比亚、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泰国、中国台湾、越南、南非。提炼出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所需要的基本要素——11年50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劳动报酬、资本存量的数值,借助DEAP2.1软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出50个主要经济体2005—2015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技术效率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数值。表7展示了50个经济体中农业规模指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个国家11年制造业技术效率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平均值。(5)世界各经济体农业规模与制造业规模的排序是有差异的。这里为了与前面研究相匹配,选择农业规模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24个国家,展示其制造业产业效率指标。

表7 2005—2015年24个国家制造业技术效率增长、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比较(按降序排列)

(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增长×技术进步,2005—2015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值发展中国家大多高于发达国家。对于显示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技术进步平均值指标,发展中国家大多也同样高于发达国家,这与前面表2所显示的农业技术进步平均值排序呈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制造业技术效率平均值排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分不明显。

(2)中国制造业2005—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值在24个国家中排第4名,技术进步平均值在24个国家中排第3名,技术效率增长平均值在24个国家中排第15名。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模仿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处于世界中游水平,而技术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其农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颠覆了发达国家工业化与中国早期工业化所验证过的基本规律。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全球价值链兴起的时代背景。

(二)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分析

1．研究思路的理论梳理。(1)不同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导致生产要素的不同流向。依据张培刚(2014)[11]工业化理论中所蕴含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思想,表3和表4所显示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农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截然相反的表现,说明了两者具有先发优势产业部门的明显差异,也进一步印证了洪银兴(2009)[1]的论点,即中国农业部门呈现出过多的劳动力和过少的资金、原料、市场等要素均衡的低效率结构,因而中国工业化进程也显现出与一般发达国家劳动力和资金、原料、市场等要素同向地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产业部门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从外部获得本国农业未能提供的资金、原料、市场等要素资源,再将其与本国农业能够转移提供的劳动力相匹配,可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组合主要方式,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

(2)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资源和能力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大大降低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对国内农业基础的依赖程度,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资源和能力可以通过如下两个主要途径:

一是参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产业基础是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体现特定产品不同的生产环节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到不同国家(地区),由不同国家(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跨国家(地区)生产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内国际分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产品生产环节分解为多个过程;其二,生产环节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进行;其三,至少一国(地区)使用了进口产品生产并出口使用了该进口产品的产品。产业中间投入率与中间需求率的高低反映该产业具有中间产品性质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指标。

2．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依据前面梳理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了“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的回归分析模型:

(1)

核心解释变量5:LCQit表示i经济体在t时期制造业劳动报酬生产率与农业劳动报酬生产率之商,是衡量各经济体劳动力从农业流向制造业程度的指标。

(2)

(3)

(4)

运行SPSS软件,模型(2)、模型(3)、模型(4)的估计结果分别如表8、表9、表10所示。

表8 2005—2015年50个经济体“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模型(2)估计结果

表9 2005—2015年50个经济体“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模型(3)估计结果

表10 2005—2015年50个经济体“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模型(4)估计结果

(6)从模型的检验指标考察,三个模型的调整R2值均大于0.52,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F检验对应的P值均为0,说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综上所述,模型估计结果较好地诠释了前面呈现的与常规认知相反的现象,印证了本文设置的基本假设: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在本国农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和培育所需资源和能力,并将其与本国农业能够转移提供的低廉劳动力相匹配等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

六、结论与建议

(一) 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产业链现代化)的不同路径

概括而言,本文的研究始终围绕一条主线——从不同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同的时代背景,比较分析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不同路径,如表11所示。

表11 实现工业化(产业链现代化)的不同路径比较

(二) 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依据本文研究思路与结论,应对新发展阶段凸显的全球价值链逆转性变化(牛志伟等,2020)[25],可以从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与先发优势产业部门两个角度展开。

1．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将制造业升级推向更高水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实现了初级水平的升级,核心指标之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技术进步表现良好,但GVC进出品中间品增值率低下、增加值中劳动报酬和企业盈利占比处于世界下游水平,尚未摆脱低端锁定困境;研究还表明,在农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呈现高度外部依赖的特征,必须应对GVC逆转性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因而调整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扭转外部依赖,摆脱低端锁定,将制造业升级推向更高水平,无疑是中国制造业在新发展阶段排在首位的重要任务。

(1)进一步巩固、强化劳动力队伍建设。从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队伍是中国制造业得以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保障制造业进一步升级的核心力量。首先改进制造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降低企业税赋,提升劳动收入报酬水平,稳定劳动力队伍;其次加强职工文化技能培训,全面系统提升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者学习、模仿、创新等能力,以适应制造业升级的更高要求;最后完善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劳动者公平竞争、奋发向上、和谐共进、身心健康的企业氛围。

(2)全面培育和发展本土高端资源能力。依据Porter(1990)[26]钻石模型四要素,培育和发展本土高端资源能力可以立足以下四个基点:首先加快本土高级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培育;其次加快国内消费升级,培育本土预期需求;再次强化制造业内部集成配套能力,全力推进自主创新,摆脱关键上游环节受制于人的困境;最后发挥民营企业市场竞争与创新优势,建立三类所有制企业竞争与协同发展新格局。

2．发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先发优势,提升农业升级(现代化)水平。张培刚(2014)[11]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指出,具有先发优势的产业部门可能依国家而不同。研究表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先发优势产业部门。发挥以制造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先发”优势,促进工农产业互促、协同发展,提升农业升级水平,是当前中国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坚定不移的发展方向。(1)从产业关联角度:加大非农产业对农业中间投入,让农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推进工农产业融合发展。(2)从要素互补均衡角度:实施和完善诸如农村土地使用补偿、农业生态补偿等各项补偿措施。(3)从地区间协调均衡角度:在内循环为主体背景下,借第二次西部开发的东风,实现各地区协同发展和三类功能区(农业主产区、生态涵养区、城镇化区)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