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政治的道德基础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李继锋

（东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苏南冲突为开端，在东欧大陆的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继爆发了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化色彩的反抗苏联斯大林主义专制统治的社会运动，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摆脱斯大林式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统治束缚，尝试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如何挣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桎梏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成为摆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的核心。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要想解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其现实社会进行改革，首先应从理论出发，破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束缚。与此同时，这也就迫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行深入思索：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理论渊源，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得以建立的道德基础？人道主义在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关系？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人道主义总问题出发，不仅在社会运行外在层面比较系统地对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及运行进行批判，而且在理论层面更是深入文化精神和道德层面进行反思和理论构建。他们从政治哲学、人道主义理论、价值论等理论和立场出发，把对道德理论与伦理学的研究同对社会的具体分析和批判紧密联系起来。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和具体道德实践问题的研究，诸如有关哲学人本学，异化理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个人与社会个体的责任与个性的道德、自由、共产主义道德等问题，为社会制度建构提供了一种道德基础，一种道德精神约束和保护。

一、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主义

从总体上来说，东欧各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对苏联与本国的高度集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展开批判与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道主义与潜在的伦理的道德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反叛，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道德基础进行理论上的探求，即作为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基础的理论追寻。他们关注现实社会主义的道德状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立基础。

首先，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道主义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是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道德基础。马尔科维奇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以某些抽象的目的和原则为出发点，他致力于关注和实现现实人的彻底解放。真正体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基本思想，[1]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人道主义关乎人的本质；关涉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关涉作为某种制度下的人的存在与自由，人的未来、前景等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人道主义的立场，就是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和一般评价，力图从当下人的现实存在状态出发去解决人所应对的一切哲学问题。这表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道主义具有伦理、道德的功能，体现出伦理学所具有的观念、情感、判断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切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应依据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发展前景来加以分析、解决，真正体现人道主义的原则和立场。

在彼得洛维奇看来，相对以往社会，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更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中，人将成为总体性的人、真正的人。因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发展展示着可能性”。[2]

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拉科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体现的是“哲学人本主义”（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立场，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始终是超越人的异化关系，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而共产主义则是扬弃人的异化关系，实现人的总体性状态，使人能够复归自己的类本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科拉科夫斯基指出，斯大林主义越来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立场，蜕变为极权专制主义。在其看来，斯大林主义具有“实证主义”的特点，他利用自己手中权势使政治、经济和思想高度集中，这样的结果非但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反而使个人自由彻底丧失了。在斯大林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的信念成了专制武断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信念“在某些‘更崇高’、未来目标和‘人类的未来幸福’的名义下，成为极端违反人性的和反批判的东西，直到最终成为国家偶像崇拜”。[3]在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只见集体、社会意志、国家意志而不见个体、个人意志，集体理性替代了个人理性，屈从成为公民道德的主要内容。哲学家的基本任务则是为官方经典做注释，哲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

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勒等人，从道德伦理意义上对苏联集权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入批判。在理论上，他们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为己任；在实践上，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现实进行了深刻批判，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诉求凸显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主题。

二、“非斯大林化”——道德良知的现实批判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斯大林式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特点是强化国家职能和官僚制度，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忽视人的自由性而压抑人的主体性。究其理论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理论体系中缺乏对人的本质及实践的深刻认识，导致人的自由性与主体性的缺位。“斯大林主义从未拥有过这些哲学层面。对历史决定论的机械理解必然实用主义地充当了一切政治步骤的证明。斯大林关于主观和客观的哲学理论最终把主观的东西归结为对客观历史过程的一种反映，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适应”。[4]

弗兰尼茨基揭示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在于，国家不断强化的统治和管理职能控制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力强调国家、作为统治形式的国家暴力机构——国家机器、国家的主动性等，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在斯大林主义理论体系中是不允许有关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阶层自治的思想的。“个人的首倡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5]

弗兰尼茨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要害在于其理论实质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违背。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社会主义就是要超越国家的机构缩小国家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与实现劳动者的自治，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废除了私有制，但却“在把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化和国家计划化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主义体制”。[6]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国家的消亡、消灭剥削、消灭社会阶级、扬弃异化、创建生产者自治联合体以及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一系列范畴和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伦理基础的必然要求。社会政治伦理学的任务与责任就是保证和实现这些价值观念。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马克思对伦理学的贡献必须通过这些价值观念的激进化和具体化来寻找，而不是通过一种基本的伦理标准的构想来寻找。时至今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证实这样的一种标准，却徒劳无功”。[7]他指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异化仍然存在，尤其在政治领域中，政治的主客体分工严格。斯托扬诺维奇设想以马克思有关扬弃异化、消灭社会分工和国家消亡等理论，用“人道主义”的、“伦理”的原则来改造现存社会主义。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克思的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它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伦理的问题而不是个体伦理问题。不在于说教，而是要分析社会秩序之产生不人道的原因，进而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超越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说教。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与保持着天真和软弱无力的道德说教、道德乌托邦不同，马克思坚持彻底批判、变革不人道、不道德社会现存状况。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虽然不是以道德为主，但其理论和实践旨趣确包含着道德的维度。这种革命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就是要揭示其社会秩序的非人道特征产生的原因，进而致力于构建人道主义的社会。斯托扬诺维奇指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其说依靠道德的感染力和影响，不如说依靠那些更为基本的东西———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学说的任务是促进唤醒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的意识”。[7]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将这些价值观念具体化、激进化，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其意识到是否符合工人阶级利益是道德与非道德的根本区别。只有通过工人阶级意识的提升才能使工人阶级产生自觉的革命伦理行动。就其实质来讲，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伦理学实践。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从外在批判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强调社会主义中的人应该是一个自律的道德存在。社会主义中的人作为道德践履者，其行为应体现道德的自律，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则要实现个体对自己“类本质”的真正占有。社会主义社会归根结底是以一种人本主义、革命性的替代性选择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人的自由缺乏与人的价值尊严贬损等，具有重要的解放性意义。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历史形式中社会主义发展每一阶段都必须不断地强化其解放性意义，否则社会主义很难发挥其革命性、人道主义的替代性作用。

科拉科夫斯基站在伦理社会主义的立场，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在于实现个人的道德责任。他坚决维护个人道德自律，反对以抽象的未来的辩证法的名义牺牲个人眼前所追求真理与自尊，并把它看作是不道德的价值。他把这种以抽象的未来辩证法的名义作为价值追求的伦理标准称之为伦理学中的黑格尔主义。斯大林主义是这种伦理标准的极端表现形式。在斯大林主义那里，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进步的一切行动均被视为道德的，历史的进步标准与道德、伦理的责任相等同。一旦剥削的阶级被废除，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道德价值同社会历史发展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处于绝对和谐状态。在这种价值观念下，计划经济的发展方式、农业集体化生产，生产资料要优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以及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系，均得了道德上的认同。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在斯大林主义中“道德权利”和“历史进步”是同义语，道德是历史的工具。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被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解放意义相联系且被重新定义、解释，批判、革命、辩证法、人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组成部分。马克思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同样，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人的道德便是人本身。道德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是马克思实践双重尺度-外在尺度的重要表现，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伦理规范，成为从根本上解决道德责任的矛盾，解决道德不在场的状态的重要手段。

对苏联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的阐释和多元化的重新解读，对人道主义的弘扬，成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伦理诉求。因此，在今天看来，看似是政治事件的东欧剧变，深层次还是一个伦理事件。因为，它关乎社会主义确立与发展的道德基础，关涉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同道德之间的契合。

三、个性伦理学——传统政治伦理批判的转向与现代道德的重建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伦理反思、道德批判同现代性批判、微观政治批判是紧密相连的，不可分离。对极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探索的失败，使得赫勒、科拉科夫斯基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现批判理论的新转向，即从宏观政治批判转向深入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层面的批判，从人类的精神深处去揭示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产生的根源，从欧洲文明和人类个体精神的深处去挖掘道德的潜力与力量，试图通过个性的道德和个体的责任去反思和重建人类精神家园，与此同时，为人类追求个体的价值和自由以及构建人道的社会制度提供道德精神上的约束与保护。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文化、道德视角对现代性展开的批判具有独特的理论深度。布达佩斯学派开创者卢卡奇早期思想便蕴含着一种“阶级伦理”思想，就是通过阶级伦理的调节和引导，发挥无产阶级在道德上的引领作用，促成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完成。卢卡奇对阶级伦理思想的阐释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开启了一个新的视域，即人们如何面对和超越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异化境遇，在伦理道德层面为个体超越现实异化的路径与力量，实现了伦理从阶级视域到个体视域、从宏观视域到微观视域、从政治视域到日常生活视域的转换。

科拉科夫斯基对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展开了批判，主张从伦理社会主义的视角去理解这种历史发展机制。他指出，“从关于我们的观点来看，伦理社会主义可以被总结为社会主义是社会价值的总和，作为道德责任，其执行要依赖于个人”。[9]科拉科夫斯基根据康德的观点，强调个体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个体出于纯粹责任意识、纯粹需要进行自身道德的实践。个人在道德上的实践行动关乎社会主义革命与使命的胜利。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进程中，承载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实践行为的道德价值便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责任，在这样的使命和责任下个人道德努力对社会主义任务、价值、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就像明天会出现的日食一样在未来不可避免的人，不会发现任何能够将道德价值赋予必然成功的行为。另外，这种成功的必然性并不能使人们行动起来，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论某个人如何行动，目标总是会实现的”。[9]

基于对历史发展机制的这种理解，科拉科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人都是道德主体，每一个人的道德参与才是真正的社会参与。作为道德主体每一个人都要对自身的道德行为和后果承担责任，作为道德个体、道德个人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和理由对自身的道德责任进行推卸和免除。在其看来，“在特定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实践行动，不能借口而推卸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正如士兵在道德上要对他依照上级命令而犯下的罪行负责，一个人更要对其接受其中不为人知的历史使命——想象的或现实的——而采取的行为负责”。[9]

对此，科拉科夫斯基列举了多种情形，诸如人的行为在不同条件下会受到一定限制，在某种必然性的驱使下偶尔会接受某种权威与上级的命令等，但这些条件、因素都不应当成为个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每个人、行为主体都有自由选择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肩负责任。“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为因情绪、情感或道德无效而进行的行动提供解释，我们无权将我们有意识的行动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决定我们行为的任何因素上，因为在每一个场合，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9]

在科拉科夫斯基那里，人不管在何种情形下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体的责任，接受社会对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说个人在道德上要对他的行为负责意味着他所在的社会环境有权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有权批准或不批准他的行为”。[9]

在《个性伦理学》《道德哲学》《一般伦理学》道德三部曲中蕴含着布达佩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赫勒伦理批判的一条主线，即批判理论的基本主题如何从政治解放深入到文化和精神的深层进行批判，获得文化解放，进而实现向伦理解放演进。其政治解放意义则是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去替代斯大林式的极权社会主义；文化解放则是以人的最高价值为准则，深入人的微观的日常生活，尊重和满足人的“需要”，伦理解放则是用道德伦理准则给人性设置界限，使人在压抑的人性中获得解放。解放便赋予了自我救赎的意义，在解放和自我救赎之间创造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从道德视域去批判、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道德、伦理学视角去探寻个性、责任、命运以及进行有意义的生活，赫勒的理论不仅蕴含哲学意义，更具有道德含义。在理论上，她强调应把人的个性和人的类本质相结合；在道德的应用和实践上，主张包容个性道德；在政治上，强调以道德价值标准来建设社会制度，保障自由、民主等价值的实现，认真对待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赫勒的道德理论主要致力于微观层面下实现怎么样的道德目标，现代人该如何处理好多种伦理规则形成的关系。为此，赫勒在后现代及个人生存的视域去反思、阐释伦理责任、自由、规则等现代道德的中心问题，力图重建理性道德秩序。

因此，在赫勒看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有限形式，激进民主只能将人从不平等经济、政治的异化束缚与统治中解放出来。道德规范在激进民主的制度条件下，尽管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冲突，但它却给社会带来稳定，防止个人在实现自身权利时阻碍他人权利的平等实现。为此，赫勒提倡一种“地球责任”（Planetarian Responsibility），即人们对在实施自身行为时产生的有可能造成的对他人的影响负有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公正、平等、终止磨难等价值准则便构成了激进民主在伦理规范上的核心要义。

赫勒聚焦于现代人的良知、责任与良善生活等道德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通过对现代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与生存境遇的反思，揭示了现代世界的道德现状，并把这种道德境况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她强调要唤醒个体良知并呼唤个体道德责任，以期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构建一套道德哲学方案。她呼吁现代人成为一个道德个体，以自身方式做一个好人，强调完善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体的道德自律中，指出了现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总体来说，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成员对道德理论的构建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深化，就其理论价值来讲，她对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理性反思、批判与重新构建，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社会道德状况，并为道德重建提供重要理论资源。

四、理论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道德批判的力量及缺陷

通过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阐释，我们可以看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道德理论阐释与其他理论家有着极大的不同，尤其自身理论研究的独特性和实践旨趣。

首先，研究和阐释伦理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就伦理学本身来探讨伦理问题，而是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和批判精神，首先把伦理学问题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总问题联系起来，以异化范畴作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问题进行阐释。这使得他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道德问题核心与实质。在他们看来，因为按照人的异化和人的否定形式而建立起来的人类世界、人类关系会在认知上产生错误，形成错误的观点。按照这样的逻辑，在人类世界中便会有许多不道德现象的产生。而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构建、所体现的伦理思想中，想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异化关系将不再发生，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其次，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精神，是贯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关政治伦理问题批判与阐释的主线，他们对斯大林主义体现出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进行了深刻而严厉的批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斯大林主义及所体现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所蕴含最高价值不能以人为中心，而是以整个社会利益作为实践的出发点。为了所谓的社会利益，斯大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往往牺牲个人、牺牲个人利益。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之所以会出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不在场的境遇，是因为斯大林主义是从实证主义原则、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将实证的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等同，忽视和否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人道主义原则和立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伦理思想的阐释观点尽管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的观点却直指斯大林主义及其僵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对人的价值贬损。实践派哲学家米·日沃基奇强调，伦理学的宗旨必须从最高价值与最完善的观点出发，对人类的社会关系进行评价。明确人类最高价值的内容、原则、立场、评价标准，否则无法对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日常的、法律的一系列价值进行科学、客观而有效的评价。他指出，整体的人、“总体的人”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最高的价值。何为整体的人？所谓整体的人便是能够真正遵守社会生活的规范，自律地执行社会行为，遵守社会价值准则的人。人生的最高意义就在于能够无限制地、不受任何外部东西的强制，自由地发挥个人的社会主动精神。生活的意义及其价值，在于个人的创造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内涵与旨趣。

最后，以赫勒、鲍曼为代表的一部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旨在通过反思及在现代性的历史意识框架内去寻求道德重建，他们在人性的基础上呼唤道德个人出生，以道德个体与个性道德承担道德责任来替代伦理规范，替代宏大历史目标。这种替代方式挣脱了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桎梏，采取了为个体道德立法的形式，已经预示其理论上的缺憾。但就其责任伦理学的重建来讲，作为伦理规范的道德责任是强大的，它守护世界、关怀他人。在体现生命和自由价值时，它又是脆弱的，个人有责任的自由性，但个人责任不具有强制性。这种责任伦理学由于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使道德重建失去了根基。在《激进哲学》中，赫勒对理性化规范、规则与个体的义务等关系范畴进行了分析，指出现代道德责任通常会以人民的名义倡导和教育个体承担绝对责任和自由，在社会中有异化为新的统治形式的可能，这彰显了伦理学的智慧与责任，同时又体现出它的无力感。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对极权主义的反抗和对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追寻。这使得他们的道德理论有着共同的道德精神约束和保护。一方面，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其处在夹缝之中求生存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道德批判容易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因而产生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因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政治的伦理批判缺乏实践性，停留在精神的乌托邦中，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批判的锋芒难以继续保持。伦理、道德批判编织的新的权力之网又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新桎梏而远离了东欧剧变后新的社会现实，这也恰恰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仍需突破的地方。今天，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德批判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反思伦理学的当代走向，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