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陈云受遣出川的历史意蕴与现实启示

宋 荻 宋 键

(1.西藏大学,西藏拉萨 850000;2.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四川成都 600031)

1935年6月12日,受中共中央派遣,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陈云,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官殿(今属宝兴县灵关镇)出发,悄悄离开红军长征队伍,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恢复和开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9月,陈云辗转抵达莫斯科。同年10月,陈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与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让共产国际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具体情况。此举成功地争取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成果的认可,为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有力助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多年来,人们习惯性把这段历史称为“陈云出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革命题材电视剧《陈云出川》的拍摄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更是强化了“陈云出川”的说法。实际上,将这段历史表述为“陈云受遣出川”更为严谨妥当,因为陈云这次行动绝非个人行为,而是实施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作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电视剧《陈云出川》尚未播完就被当时已80多岁的陈云亲自紧急叫停。一贯主张“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的陈云,许是觉得该剧从题目到内容,都不应该过分突出他个人的形象和力量,而是要集中反映党及其革命事业的伟大光荣和辉煌上。历史证明,长征中陈云受遣出川是长征史上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对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影响,也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深刻的时代启示。深入探究这段往事的历史意蕴,对我们持续深入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一、陈云受遣出川是中共中央掌握历史主动的前瞻性战略决策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之后的10多年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大到中央领导人员的组成、战略方针的确定,小到具体政策策略的制定,甚至部队作战计划的实施,都要报经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不久后的湘江血战,让大功率电台被毁弃,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1935年1月,在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革命斗争实践的迫切需要,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独立自主地调整和增补了党的重要领导,“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清楚,必须尽快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尤其是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并极力争取得到其承认和支持,才能有效维持并进一步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同时也必须尽快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因此,1935年2月,中共中央就作出了派遣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潘汉年和陈云两位同志前往上海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并设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决定。二渡赤水后不久,潘汉年就奉命从遵义经贵阳先行前往上海,不料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几个月杳无音讯,后续情况不明。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生存危机得到有效缓解,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胜利在望。因此,党中央于5月31日在泸定会议再次议决,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前往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并设法联系共产国际。会后,张闻天、毛泽东先后同陈云谈话,着重说明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央派他去上海的全部意图,反复叮嘱他要尽快取得共产国际的联系、认可与支持。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尽管面临戎马倥偬、烽火狼烟的艰难处境,仍然高度重视如何与失联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和保持自己独立自主,作出了先派潘汉年去上海之后再次派遣陈云出川赴沪的决策。后来历史证明,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决策。潘汉年自贵州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后,因上海斗争环境急剧恶化,两度滞留香港,很长时间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幸有沉着坚毅的陈云历尽艰险、不辱使命,先至上海,再赴莫斯科,终于圆满完成党中央授予的这一特殊使命,及时有效地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取得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成果的认可和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支持。

这项决策充分说明,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战略思维,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直面与共产国际的微妙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利害关系,并没有囿于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造成的生存危机,就只顾扭转当时的被动军事态势,而是紧扣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时代特征,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在为民族战争中的责任担当和长远发展,统筹谋划军事斗争、组织领导、政治战略和思想路线于一体的战略转变。求生存与谋发展并重的战略决策赢得了历史的主动,让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双管齐下的积极稳妥实施策略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双重保险作用。“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一个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立于时代潮头,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坚定不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2]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一次次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在危局中开创新局,绝非运气和偶然,而是保持历史主动的必然胜利。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次战斗,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这种精神和智慧,实际上指的是战略思维,这要求决策者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准确判断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勇立时代潮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紧扣新的历史特点,科学谋划全局,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和战略主动,在乱云飞渡、惊涛骇浪的复杂形势下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勇毅前行。

二、陈云受遣出川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组织优势的鲜明例证

陈云受遣后能够迅速顺利出川,绝非陈云一人之力,而是党中央周密策划安排和四川与上海等地方党组织及共产党员鼎力相助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组织优势的鲜明例证。从天全经成都到上海,一路都是国民党统治区。为保证陈云能顺利出川,党中央领导对他的行程和安全保障都作了周密细致的策划。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特殊任务,高度保密,内情只有少数几位中央领导知道。张闻天、毛泽东与陈云明确交代任务后,周恩来与陈云商定了如何通过公开渠道向中央报平安的暗号;在四川有丰富社会关系的刘伯承写了两封亲笔信,委托其在成都的好友胡公著(美丰银行的董事)和在重庆的弟弟刘叔禹大力协助陈云,确保其在成都和重庆安全顺利地中转再赴上海。在四川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密集的道道封锁线谈何容易,因此中央决定安排陈云先从天全县灵关殿向南绕道荥经县,之后走雅安北上成都,南下经内江至重庆,再乘船顺长江东下经武汉至上海。党中央甚至还让红军部队上演了一出“捉放曹”的好戏,先是俘获国民党当局委任的天全县教育局熊姓局长,由红军将士一路押解到灵官殿一带后,故意让其“逃跑”,让陈云一行假装与之在路上偶遇,取得其信任后,巧妙借助熊局长的身份作掩护,以求顺利通过国民党和四川军阀从天全到荥经、成都途中设立的各种盘查关口。

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接到护送任务后,深知兹事体大,对护送人选反复斟酌,最终选中了时任灵官殿小学校长、地下党员席懋昭。席懋昭当时虽然年仅23岁,但在革命实践中理想信念坚定,斗争经验丰富,临机应变能力强,胆大心细,后果然不负重托,出色完成护送任务。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席懋昭压根不知道他护送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只知道这是党的一位重要干部。席懋昭恪守党内秘密工作的纪律,一路上从不自作主张,也不打听不该过问的事情,只是兢兢业业做好分内工作,直到将其安全护送到重庆、登上前往上海的轮船才与之告别。陈云于1935年7月初抵达上海后,化名李介生,迅速通过地下党员章秋阳(章乃器三弟)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组织关系。不料,7月22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敌人破坏,浦化人、董维键等人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上海中央局8人被捕,书记文德叛变。显然,上海的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白区党组织恢复工作一时难以开展。处变不惊的陈云在中央特科人员朱军的帮助下,又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取得联系,汇报了上海斗争环境已急剧恶化等情况。不久,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来指示,要陈云同志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汇报长征详情。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虽屡遭破坏,可中央特科和上海部分地下党员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国统区中心为党工作,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章秋阳、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何实嗣(何叔衡女儿)及特科人员朱军在危机四伏的紧迫形势中挺身而出,对陈云离沪赴莫鼎力相助,加上进步人士宋庆龄、国际友人马海德也及时施以援手,陈云9月上旬顺利登上从上海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然后改乘火车西去莫斯科。

把分散的个体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实现力量倍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具有其他政党都不具备的强大组织优势,集中体现在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组织原则上。陈云受遣出川的顺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组织优势的鲜明例证。经过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用远大的理想团结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用钢铁般的纪律锻造了钢铁般的队伍,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强化系统思维、做到一体推进,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使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拥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才能完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一定大力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保证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持续有效增长,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陈云受遣出川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勇于担当的生动缩影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的陈云,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中,通过阅读大量书籍,最后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自入党以后,陈云深刻认识到从此以身许党,不能再热衷于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赤胆忠心为党干革命。参加革命后,陈云刻苦学习,注重实际调查研究,不断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磨炼自己,又特别善于在工作中总结经验提升素质,因此非常年轻就脱颖而出,成长为一名政治坚定、行事稳健、思谋周密的高级干部。

1935年长征中的陈云虽年仅30岁,却已是集远见卓识、果敢决断、随机应变于一身的党的事业的栋梁骨干,因此成了党中央在极度艰难时候托付重任的不二人选。1935年5月31日的泸定会议上,中央再次议决派遣陈云出川,为何直到1935年6月12日陈云才从灵官殿离队出发?泸定会议受命后,陈云并没有马上草率行动,而是在随军委纵队继续行进的10多天,进行了工作交接和必要的准备。193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四川雅安创办了一份政治理论刊物《前进报》,创刊号第一期一共只刊登了四篇文章,其中第三篇《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局委员陈云撰写的。这是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在秘密出川前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在文中,他根据红军进入川西的征战实践,把我党群众工作的一般原则和川西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的放矢地提出了在四川组织游击队、发动群众斗争的一系列策略和方针。他专门强调要培养和教育游击队领导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承担如此重大艰险任务后的陈云同志,竟能心静如水、思路清晰地写出这样高质量的理论文章,白天随军行动已是疲惫不堪,只有靠晚上挑灯夜战了。联系到当时的战时条件,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才能如此举重若轻、心如止水,难怪毛泽东高度评价陈云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一切交接安排妥当后,他才与席懋昭乔装成经商的掌柜和伙计,从雅安天全县灵官殿悄然离队出发。无独有偶,出发的次日,便是陈云的30岁生日。由于说话带有严重的上海口音,无论是在出川的路上,还是在成都和重庆的中转,重任在肩的陈云尽量保持沉默,处处谨小慎微,随时高度警惕,一路上有什么事都先由席懋昭出面斡旋。凭着过硬的政治素养和出色的秘密工作能力,他一路上沉默寡言,到成都后,又按照和周恩来的约定有条不紊地在《新新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向仍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报了平安到达成都的暗号;到重庆后,又临危不乱,把身上剩余的川钞悉数兑换成更易流通的金戒指。在出川轮船上,他蛰伏陋境,10多日匿身条件恶劣的下等舱,从不登上甲板和码头,以免抛头露面惹人注意。一路随机应变,终于在1935年7月初安全到达上海。

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染成的。长征中红军将士既要与数量上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又要征服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雪山草地,死亡的威胁始终如影随形。然而这一切艰难险阻和苦难曲折,毕竟是由党领导数万红军一起来共同面对。而陈云接受的这一特殊使命,可谓是单枪匹马勇闯龙潭虎穴,其凶险程度丝毫不亚于跟随长征队伍行进。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严峻考验。要知道,在四川,陈云人生地不熟,又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怀疑。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部队“追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眼线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可能落入敌人之手。陈云凡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会讲究,能将就,全程竟履险如夷,奇迹般圆满完成秘密任务。

在如此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陈云没有丝毫退缩,挺身而出,任党驱驰,出川过程中谨小慎微,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最为艰险的特殊使命,这是百年光辉历程中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勇于担当、善于斗争的一个生动缩影。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守和践行初心和使命,凭着昂扬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才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开班式上指出,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要有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在机遇面前敢于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敢于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敢于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要始终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自觉为大局担当。无数事例告诉我们,新时代共产党人要像长征中的陈云一样,像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对党忠诚,勇于担当,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样才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特别是年轻干部一定要挺起脊梁、冲锋在前,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努力使自己成长为迈进新征程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四、陈云受遣出川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形成的有力助推

陈云受遣出川后不负重托,圆满完成既定任务,有力助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1935年7月,陈云到上海后,因上海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只得于9月初动身,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并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情况。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陈云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的具体情形和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曼努伊尔斯基、弗洛林等的提问作了详尽的回答。陈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把长征分成了四个阶段,客观反思了第一阶段的三个主要错误,总结了第二阶段取得的四个方面的胜利,强调遵义会议已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陈云把红军能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持下来,并在长征第三、四阶段处境有了根本好转、事业迎来重要转机总结为三个根本原因,一是红军的英雄主义精神,二是党的正确领导,三是正确对待群众并得到群众的支持。特别是第二点,陈云反复指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真正拥有一支富有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7]。这个详尽又主题突出的报告大大促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有力推动了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成果特别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可和支持。

汇报结束后,陈云还把自己在遵义会议后在长征路上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亲自誊写出来,作为向共产国际汇报的辅助材料。此外,陈云还于1935年秋,假托被俘随征军医身份,撰写了一份长达3万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以“廉臣”的笔名于次年3月连载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后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并很快传回国内刊印。这篇比斯诺的《红星照耀》还要更早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长征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与红军领袖的作品,全面、深入地宣传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提升其在国内民众中的威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本来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除了制定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外,还作出决定,共产国际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领导可以独立地解决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听取陈云这次汇报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赞赏,从而也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的信任和认同。因此,得知中国红军因指挥上的“左”倾错误导致巨大损失后,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感到非常痛心和惊讶,也开始意识到共产国际以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与实际不完全相符,更加坚定了共产国际重新调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此后不久,共产国际陆续派出三批次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返回中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班子,并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这为中共中央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错误、促成红军主力三军胜利会师并及时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此可见,陈云受遣出川后的这次向共产国际的出色汇报,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陈云的特殊使命,对重新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助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开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只有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才能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8]在这个过程中,长征中陈云受遣出川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成功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一个事关全局、极其重要的关键环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9]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到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