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时代价值

杨 娟

（遵义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习近平总书记2021 年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1]新时代新征程，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对于我们深刻把握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决定性意义，对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独立自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和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指导思想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结局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湘江战役付出惨重代价。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确立。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 余次战役战斗，其中中央红军沿途就进行了300 多次战斗，平均每行进300 米左右就有一名红军献出生命；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 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茫茫草地，这是一条由血与火铸就的行军之路。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并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相结合，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长征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涌现出一批批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而矢志不渝的英雄群像。遵义会议结束后，在紧急的战争环境下，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1935 年2 月初，在红军向云南扎西进军途中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周恩来同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恩来说道，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口号很切合农民的心愿，对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筹集粮草，打游击战、运动战都总结出一套成熟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我深信，以毛泽东同志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支持我，抛弃和毛泽东同志的前嫌。周恩来的一席谈话，感人肺腑，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开了十多天以来的思想疙瘩，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二、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的召开顺应历史潮流，通过正确的党内批评和组织程序，在军事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主张。历史表明，长征取得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毛泽东同志这个核心人物。这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提高了觉悟的结果，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实现了从挫折到胜利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这段历史所有亲历者的共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2]陈云同志把遵义会议总结为“这次西征成功的第二个保证”，“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正确领导树立起来了，真有本领来领导像这样光荣西征的大事业。”[3]而且他第一时间（几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同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4]这是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委派的代表，首次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初步认可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有了全面的正确认识。

三、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成果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取得的。从此，我们党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长征途中，由于敌强我弱，形势变化莫测，战略方向的选择只能是粗略的意向，具体执行中存在诸多变数。红军一直在寻找立足之地，从1934 年10月10 日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到12 月18 日黎平会议召开前，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方针，准备到湖南中部创立新的苏区，后转变为西进贵州，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由于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在川黔边境地区聚而歼之，党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决定改为在川西或川西北、川西南创建根据地，放弃黎平会议原来确定的创建根据地计划。1935 年6 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国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 年5 月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蚕食华北”，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实行不抵抗主义，对红军却不遗余力进行“围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救国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由此，中共中央对长征的战略方针再次作出调整，集中主力向北进军，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红军只剩下不足8000 人坚持北上，在原来定下的川陕甘大范围落脚已经不可能了。1935 年9 月12 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与苏联接近的陕甘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到了9 月20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搜集到许多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的旧报纸，其中有关于陕甘两省有可观的红军和可观的革命根据地，并且根据地正处于蓬勃发展之势的消息，这一消息促使9月27 日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选择陕北作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10 月22 日，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批准，中央红军长征正式宣告结束。长征途中，战略方针和落脚地的选择不断变更，最终的落脚点选择陕甘根据地作为北上抗日的战略基地，由于其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具有相对稳定的环境，终成了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立足的依托，又成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基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为实现从战略被动态势向战略主动态势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锻造了一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一支千锤百炼、坚韧不拔的革命军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经过遵义会议前后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日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组成的领导核心是其成熟的主要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在遵义会议上就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否定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剥夺其领导权，开始独立自主确立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使长征出现了根本转机；如果没有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正确领导，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就不可能被战胜，当然也就不会有各路红军会师西北的局面；如果没有我们党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就不可能实现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变，就不可能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善于倾听时代的呼唤，在继续推进实践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成熟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打开新局面。新时代只要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遵义会议使我们党终于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来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要求我们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要基于自己国情，准确把握时代大势，作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发展的总体目标、擘画的美好图景，独立自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