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跨越”设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契合

文/于嘉玲 蒋学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百多年来我们正确应对了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诸多问题，取得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最为瞩目的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对其“特色”的把握可从20 世纪以来现代化发展的自觉革命意识谈起。没有对自身现代化的自觉，不仅会出现对现代化知识的简单移植问题，其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更易受到西方的影响，从而忽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可以从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飞跃发展设想谈起，这是建立在现代文明批判基础之上的理论自觉，也是基于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提供的特定条件的实践自觉，必须全面把握“跨越”设想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内涵包括“跨越”

18-19 世纪，西方一些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兴起、个性自由的萌发并引发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压迫加剧也更加凸显。马克思深刻解剖资本主义，揭露其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和东方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为代价的。

马克思晚年考察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反思西方现代化的“跨越”设想，这在实质上开启了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发展视阙。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现实道路关系的辩证法思考，是世界历史视阙下对资本时代人类解放道路的具体化。1881 年2 月，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直接写信给马克思，提出后发的俄国是否也要重复西欧的资产阶级现代化进程问题。查苏利奇提出，能否借助原始公有制的遗存——“农村公社”直接进入到“未来的公有制”。马克思详细研究后答复，理论上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现代化，但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才能完成这个“跨越”。

具体来说，要借助先进国家的发展成就，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存留的原始公有制性质，而是取决于实现社会发展“跨越”的主客观条件。马克思指出，主客观条件的前提包括“不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而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痛苦与波折就能够吸收现代化一切“肯定的成就”。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商品（资本）与农村公社互动、东西方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语境下，达到这种理想“跨越”所需要的条件，即“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1]。之后的《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版序言，明确“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性痛苦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只有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形成“互动革命”，这个革命的统一性才会为实现“跨越”提供必要的前提。这实际上提出了能否借助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条件自觉减少后发国家发展代价的问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也成为此后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创新现代化道路的专门术语。

马克思承认资产阶级开创了现代社会，反对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绝对的“祸害”。因为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实践哲学不是立足于理性原则或价值上的“应当”，而是从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出发，肯定了获得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从资产阶级按照自身样貌打造了现代世界后，资本逻辑现实化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进程，这个过程最终形成了对世界的殖民。马克思在考察殖民主义入侵东方社会时，指出其形成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需求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驱动力，造成了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落后国家封建小农土地制度的“苟延残喘”，使其难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本和市场，而殖民化也间接给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社会的一些要素。这里的焦点是，现代文明是在资本驱使下的扩张，形成了空前强大的秩序，落后国家固步自封必然难以为继。殖民霸权的经济操控最终形成了整体性、结构性矛盾，而当矛盾不断升级，且找不到合理的解决之道时，必然导致世界性灾难。落后国家在遭到巨大破坏的同时，也激发了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意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落后国家的发展现实提出的东西方“互动革命论”。“互动革命”的内涵就是继承西方革命和现代化以来的一切成就，使其成为东方革命和现代化的“跨越”契机。这里的大背景是，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各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都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的竞争，落后国家的落后性不能成为其自身发展滞后的理由。

马克思在揭露现代社会资本逻辑本质的同时，面向东方国家的发展、面向未来提出了现代化发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一理论探索在二十世纪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对现代文明的自觉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际上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自觉革命，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式发展现代化。列宁针对落后国家发展现代化经济和文化的愿景，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新路设想，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相关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中国，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跨越”设想具有相似性，都面临在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成熟的跨越式问题。“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下展开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原创性。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国家深陷殖民危机，中国旧的社会制度体系和统治者专制思维使其丧失了自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中国社会进而走向历史更替的新阶段。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解题

“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行吗？”[3]自觉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和历史条件去实现“跨越”的设想，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既证明了中国道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创造，其历程也凸显了后发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

后发现代化，不代表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定于一尊。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伟大设想是：借助东西方一体化的“世界历史整体性语境”，理解东方国家的革命和现代化道路，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马克思深刻剖析了殖民霸权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民族，农业文明从属于工业文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支配和从属关系。但由于资本主义最终无法解决固有的资本现代性矛盾，现代生活中不能避免存在各种对抗性和被动性的冲突。

中国的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具有普遍性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奠基和实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由于半殖民社会的起点和历史条件的复杂性，现实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曲折。毛泽东将中国的改造命题放置于“世界改造”中，自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放在人类解放进程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出发，进行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20世纪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现代化发展就已经完全颠覆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从属性发展道路，最终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取得了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实际上就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方式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百年以上的现代化道路，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也完成了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凸显了“主体性”“革命性”“实践性”“自觉性”等现代理论元素的价值构建。

所以，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放置于“跨越”的整体大势中进行理解。一方面，历史给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世情”与“国情”，当未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的时候，现代化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殖民霸权的干涉。即使能够模仿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由于不能实现“超越”与“革新”，也就无法走上真正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跨越”需要继承和容纳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的全部历史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认识到后发现代化需要超越西方“内在分裂的文明”的同时，真正把握住了世界历史提供给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机遇。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从全球化殖民逻辑的结构中完成突破的，这个特征一直影响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形态的内在结构，即当社会发展进入现代化自觉的同时，需要设计“以人为本”的方式，通过容纳世界历史提供的现代化已有制度与文化成就，以较小的历史代价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共产主义实践向度。

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之后，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体制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跨越”设想认为，只有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提示我们要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行辩证分析，大力发展生产力既需要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要激发自身的经济活力，充分发挥资本作用，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邓小平指出，商品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中性范畴，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社会中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内在蕴含着社会主义文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也是实现社会发展跨越的动力优势，凝结着人民主体的多维需要、自觉发展的价值追求，能够在尽力避免资本现代性内在缺陷的同时，成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国共产党践行的“跨越”发展观在推动民族复兴的百年奋斗征程中表现出了持续的发展自觉，其跨越式发展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达到了对历史可能性的主动揭示。民主革命时期，彻底的社会革命奠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后，结合本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在历史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的自觉能动创造，回答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一定现代化基础的国家如何实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也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好与资本主义同时代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跨越”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表现出的自觉创造性，最终推动中国走上了由“自觉”到“自信”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回答“世界之问”的时代创新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作了“新时代”的发挥，打破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步入现代社会之后的发展瓶颈。“跨越”发展思想立足中国发展的现实而非任何预设的逻辑教条，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它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融为一体，在21世纪提供了创新性的制度内容和现代性的文化价值，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回答了“世界之问”。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链。“跨越”设想的实现证明了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探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与价值观优势。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解答的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大问题，探索出了一条容纳和吸收资本主义以往一切发展成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具有世界意义。自觉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思想实验，更是实践创新，其实践逻辑是：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而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也恰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方略，最终表现为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开创出一个新的现代化路径，成为新时代的伟大创新。

当前，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霸权逻辑无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将成为整个世界的“问题”，并对中国采取种种遏制手段，使我们面临从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到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困境。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化地进行直接对抗，而仍然要在吸纳和包容以往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中进行“跨越”。要看到，从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到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始终自觉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链”为指向，最终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当前的困境说明，我们对“世界之问”的回答仍然不够彻底，仍然需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

要从“跨越”视角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特征的认识，就要明确所谓“跨越”，是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秩序的跨越，而社会化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阶段不能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切合中国实际，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就是坚持“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自觉以自身风格与发展实际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主动走向世界去回答“世界之问”的，这个过程也展现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价值。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追求，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催生出强大的创新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在要素构成上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明成果，形成了既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红利，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文化，又发挥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形成了“与发达国家的互动发展”。这一现代化“跨越”，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一切物质与技术成就，强调未来社会将建立在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奇迹。

后发国家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跨越”进程中，一直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附庸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仍然要着力避免落入“现代化陷阱”或“资本逻辑陷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个霸权在历史上自动退场，主动放弃霸权，而中国也不会放弃现代化发展。解决“世界之问”的答案就是：现代化道路不是“终结”西方模式，而是超越这种“内在分裂的文明”。我们自觉“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的成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逻辑的统摄和矫正作用，以此来完全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要正确理解“很长的历史阶段”，就要有社会发展的大尺度视野，即商品经济是任何现代社会都不能超越的经济模式，资本的逻辑也代表了经济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某种必然性。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是现代化道路在中国从器物层面，到技术与制度层面，再到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全面变革，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自觉，形成对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内在超越。其过程艰难复杂，贯穿中国发展“跨越”的始终。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以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跨越”自觉，引领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全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