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战略动因、发展态势与现实困境

李雪威 李佳兴

【内容提要】随着美国与东盟战略关系的持续升级，双方合作日益密切，海洋安全因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而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关键领域。美国作为双方海洋安全合作的助推者，期望深度挖掘东盟的战略价值，实现美国“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的深层对接，增强介入东南亚海洋事务的能力，塑造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国与东盟基于务实目标确定合作方向，促进海洋安全合作制度化发展，构建日益紧密的海上军事合作网络，推动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持续深入，延伸海洋安全合作层次，打造“同盟+伙伴”的印太海洋安全合作体系。尽管美国与东盟在海洋安全合作中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也面临双方海洋安全诉求存在差异、东盟在印太海洋安全架构中被“边缘化”以及东盟内部分歧等问题，未来双方合作的发展趋势仍充满不确定性。

东南亚地区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枢纽地带，美国在“印太战略”形成伊始便强调要突出东盟“中心地位”，优先发展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合作关系。东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出台《东盟印太展望》，致力于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秩序，并将美国视作重要的合作伙伴。基于美国“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的耦合，美国与东盟彼此战略依存度逐步提高，并于2022年11月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美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增多，美国加大对印太地区事务的介入，与域内国家间动态博弈日趋复杂，地区安全环境经受重大考验。海洋安全因其复合性与模糊性成为美国与东盟“印太框架”下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就成为双方的优先选择。印太视域下，美国意图扩展战略同盟及伙伴关系，通过海上安全供给促成东盟战略转向；东盟则期望借助美国的援助来应对印太海域的安全威胁，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双方将海洋安全合作的重心集中在东南亚海域，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通过制度化发展保障合作的持续推进，构建印太海洋安全合作网络。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互动无疑会对中国周边海域安全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在纵横交织的国际战略格局之下，分析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动因、发展态势及现实困境对于中国把控周边海洋安全形势、制定相应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战略动因

印太视域下，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考量，美国对东盟战略地位的认知显著提升，双方的合作迈向新阶段。近年来海洋安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战略属性受到各国的重视。美国意图提升介入印太海域事务的能力，塑造美国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而东盟因为其关键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推动海洋合作的必然选择。加之东南亚海域的安全形势愈发复杂，域内缺乏主导国家，东盟在海洋安全能力建设上需要依赖外部力量。因此，美国与东盟推动海洋安全合作的背后拥有深层战略动因。

第一，美国意图从地缘价值与体系价值入手，深度发掘东盟的战略价值。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力呈现波动下滑的趋势，加之印太地区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促使美国提高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关注度，推出“印太战略”来提升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稳固印太地区“主导者”的身份，美国选择能实现其战略目标最大化的盟友及伙伴进行合作。东盟因其地缘价值、体系价值及其战略主动性而成为美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方面，印太视域下美国重视东盟的地缘价值。东南亚地区扼守亚洲与大洋洲、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美国介入印太地区海洋事务的关键枢纽。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一度呈下降趋势。随着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开始加强与东盟的接触与对话，但并未在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上投入足够的战略资源。特朗普政府大力实施“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在其执政初期很少直接涉及东南亚相关议题，对东盟地缘战略的定位尚不清晰。随着“印太战略”的推进，美国才愈发重视东盟的地缘价值，明确表示“东盟在美国描绘的‘印太战略’图景中扮演着中心角色。”(1)“Remarks on‘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kr.usembassy.gov/073018-secretary-pompeo-remarks-on-americas-indo-pacific-economic-vision/，访问时间：2023年3月28日。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遏制和打压中国，从欧亚大陆东南部封堵中国的崛起空间，期望弱化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可信度和影响力。(2)王丽娜：《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4期，第123页。基于拜登政府的战略部署，美国寻求与东盟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持续发掘东盟的地缘价值，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地缘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印太视域下美国重视发掘东盟的体系价值。美国强调盟友及伙伴关系在“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加强盟友与和伙伴之间的战略承诺，凝聚更为广泛的利益共识，拓展盟友和伙伴国家的覆盖范围，塑造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体系。东盟国家中既有美国的条约盟国也有美国的战略伙伴，是美国印太安全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在官方场合虽然不断重申尊重东盟规范，在东盟框架下推进各项合作，但也迫使东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以此提升东盟对美国的依赖性，试图进一步拉拢东盟来构筑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体系。2022年11月美国与东盟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President Biden and ASEAN Leaders Launch the U.S.-ASE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asean-leaders-launch-the-u-s-asean-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正确认识并采取措施增进与东盟关系法案》(PATRTNER)，都表明美国两党对于建立牢固的美国—东盟关系的强烈意愿。(4)Joaquin Castro，“House Passes Bipartisan Castro/Kim Partner with ASEAN Act to Strengthen U.S.-ASEAN Relations，”https：//castro.house.gov/media-center/press-releases/house-passes-bipartisan-castro/kim-partner-with-asean-act-to-strengthen-us-asean-relations，访问时间：2023年5月14日。

此外，美国对东盟战略吸引力的增强也激发双方合作的深层动力。东盟的战略目的是保持政治稳定、维护地区安全与提高经济韧性，在其战略布局中，需要美国的支持来强化东盟“中心地位”。而美国在印太地区积极构建安全与发展框架，意图塑造由其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国际号召力，因此成为东盟依赖的对象。目前，美国正在印太地区构建一系列多边安全与发展合作机制，如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印太海上安全倡议”，构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落实“蓝点网络”计划，发展“智慧城市伙伴关系”，为东盟提供“安全+发展”的保障平台。鉴于此，东盟势必会选择与美国深化战略合作，主动参与到美国的印太地区战略框架中，期待美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

第二，美国意图通过双方海洋安全合作实现“印太战略”与“印太展望”的深度对接。《美国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出台给予双方升级合作关系的契机。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用“印太”取代“亚太”。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首次对“印太战略”进行系统论述，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5)“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U.S.Department of Defence，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6日。此后，东盟基于各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认知与评估，于2019年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东盟印太展望》，表明其正式接受印太概念。(6)张洁：《东盟正式接受了“印太”概念》，《世界知识》2019 年第15期，第32页。为适应新的国际安全形势，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美国印太战略》，重新诠释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秩序构想。然而，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上是遏制与竞争战略，而东盟“印太展望”主要突出区域合作的愿景，双方的战略基调并未完全一致。

为提升“印太战略”的执行能力，美国积极推动与东盟“印太展望”的深层对接。随着海洋安全热度的迅速提升，各国在印太海域展开多维战略博弈，促使海洋安全成为双方战略合作的关键议题。一方面，海洋安全的重要性在美国一系列印太政策中逐步凸显。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解决印太海洋领土争端，建立海洋伙伴关系。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意图开发海上作战新理念，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提升海军间协同能力。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突出强调要保障南海、东海航行自由权利，加强海洋领域互联互通建设，提升在印太海域的国防军事部署，增强综合威慑能力，并主张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来共同应对海洋安全挑战。(7)“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明确海洋安全在美国“综合威慑”中的重要地位。(8)“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7日。另一方面，东盟也深刻意识到海洋安全的重要性。2015年东盟出台《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将海洋合作纳入安全议程之中。2017年2月，东盟地区论坛通过《海洋安全工作计划(2018-2020)》，明确海洋安全合作的优先地位。海洋合作被《东盟印太展望》视为四大“发展支柱”之一，主要从预防海洋争端和有效推动海洋治理两个方面构建战略路径，具体关注海洋领土争端、海上航行自由、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等领域。2023年8月《东盟海洋展望》正式发布，明确指出要支持《东盟印太展望》，推动海洋合作向多元化、外向化发展。(9)“ASEAN Maritime Outlook，” ASEAN Secretariat，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3/08/AMO-1.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8日。

海洋安全作为双方印太视域下的关键议题，自然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深度对接的重要端口。美国期望通过构建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网络，为东盟提供海上安全保障，切实提升“印太战略”在东南亚地区的适应性，与东盟“印太展望”产生更多的互动关系，协同推进战略架构逐步向行动落实。

第三，基于海洋安全威胁认知，美国意图增强介入东南亚海域事务的能力，塑造印太海洋安全秩序。一方面，美国与东盟拥有共同应对海洋安全威胁的需求。从传统安全领域来看，美国认为其在印太海域的绝对统治地位正在经受挑战，地区权力结构的演变加剧美国的危机感。美国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海军建设能力进行评估，认为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海军。(10)“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Department of Defence，https：//media.defense.gov/2023/Oct/19/2003323409/-1/-1/1/2023-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3日。2020年美国发布《海上优势：以一体化全域海上军事力量制胜》称，“中国在南海海域部署多层级舰队，推动南海军事化，进行海上非法扩张行动，损害美国海洋战略核心利益。”(11)“Advantage at Sea：Prevailing with Integrated All-Domain Naval Power，” Defense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https：//apps.dtic.mil/sti/trecms/pdf/AD1118532.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0日。东盟也十分忌惮中国海上军事实力的提升，特别是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与中国存在岛礁主权争端的国家。这些国家海上装备现代化水平较低，海军能力处于劣势地位，进一步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12)Stephen Burgess，“Confronting China’s Maritim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Vol.3，No.3，2020，pp.112-114.美国与东盟还称中国正在利用海警、海上民兵、渔船等在南海采取一系列“灰色地带”行动，以低于战争门槛的方式“侵蚀”沿岸国家的海上利益。(13)刘琳：《“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与东南亚军事关系解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1页。

从非传统安全领域来看，东南亚海域存在的多元化海上威胁与挑战日益成为顽疾。一是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等对海上国际战略通道的威胁。东南亚海域荒岛众多，成为阿布沙耶夫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势力盘踞的地方。新加坡海峡长期受到海盗与武装抢劫的威胁，马六甲海峡与缅甸海成为海运毒品的“重灾区”。(14)Asyura Salleh，“Illicit Maritime Drug Trafficking as an Evolving Threat to Southeast Asia’s Maritime Security，” https：//amti.csis.org/illicit-maritime-drug-trafficking-as-an-evolving-threat-to-southeast-asias-maritime-security/，访问时间：2023年5月2日。二是气候与海洋环境恶化对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洋变暖现象使东南亚渔业资源受到巨大损失。同时，印太地区产生了全球近一半的塑料垃圾，东南亚国家每年产生超过3100万吨的塑料垃圾，成为该地区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主要源头。(15)Danielle Fallin，“Oceans of Opportunity Southeast Asia’s Shared Maritime Challeng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September 12，2021，p.5；Trajano and Julius Cesar，“Plastic Pollution in Southeast Asia：Wasted Opportunity？”https：//dr.ntu.edu.sg/bitstream/10356/159410/2/CO22011.pdf，访问时间：2023年5月25日。三是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给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东南亚海域64%的渔业资源处于被过度捕捞的中高风险区。(16)Kim DeRidder and Santi Nindang，“Southeast Asia’s Fisheries Near Collapse from Overfishing，”https：//asiafoundation.org / 2018 / 03 / 28 / southeast-asias-fisheries -near-collapse-overfishing/，访问时间：2023年5月21日。非法捕捞活动对东盟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60亿美元，达到历年峰值。(17)Asmiati Malik，“IUU Fishing as an Fishing as an Evolving Threats to Southeast Asia’s Maritime Security，”https：//amti.csis.org/iuu-fishing-as-an-evolving-threat-to-southeast-asias-maritime-security/，访问时间：2023年4月28日。

另一方面，美国意图维持海洋优势地位，以“重返制海权”为导向，以“全域集成”为战略重点，加强海洋事务的介入能力，塑造充满竞争色彩的海洋安全秩序。东南亚海域长期缺乏主导国家，该海域又面临上述复合型海洋安全威胁，而东盟成员国海上安全能力无法有效应对现有的挑战，因此对美国产生安全依赖。美国海洋战略突出“重返制海权”，试图运用海上军事资源、能力、权威和行动来实现安全目标，(18)“Naval Doctrine Publication 1：Naval Warfare，” U.S.Defense Department，https：//www.govinfo.gov/app/details/GOVPUB-D207-PURL-LPS2123，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4日。将海上军事部署、海上执法介入和海域态势感知等方面的资源更多投向东南亚海域，借机提升海上综合威慑能力，达到拒止对手利用海洋的目的。此外，美国期望以“全域集成”方式介入东南亚海域事务，建立“全频谱行动”的能力，(19)陈晓晨：《美国海洋战略转变背景下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海洋安全介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3期，第134-135页。兼顾海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维护有利于美国海洋霸权的规则体系，确保其影响力在东南亚海域的广泛存在，进而塑造由美国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20)韦宗友、张歆伟：《印太战略视角下的拜登政府南海政策：权力、规则与秩序》，《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57页。

二、美国—东盟海洋安全合作发展态势

为应对来自海上安全的多维挑战，美国与东盟不断强化海洋安全制度化合作，兼顾海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海洋安全合作层次，构建美国与东盟及东盟成员国的多元安全合作网络。

第一，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向制度化发展。东盟在区域合作中追求一体化建设，重视维护集体安全，延续东盟作为区域规范、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巩固东盟在区域安全实践中的“中心性”。(21)葛红亮：《东盟“中心性”区域安全实践评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5期，第48页。同时，美国也注重海洋安全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主动参与并构建涵盖东盟在内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提升安全议程的塑造能力，满足东盟对海洋安全机制建设的需要。

一方面，美国积极参与到东盟主导的合作机制之中。在美国—东盟峰会框架下，各国领导人形成深化海洋安全合作的政策共识。历届美国—东盟峰会尤为突出南海安全议题，如“航行自由”“岛礁军事化”等，倡导双方共同应对海洋安全挑战。2022年5月，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指出要升级多边海上安全合作，重视维护海洋非传统安全、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及建立南海区域冲突预防机制等。美国宣布提供6千万美元支持东盟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顺势强化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22)ASEAN Secretariat，“Joint Vision Statement of The ASEAN-U.S.Special Summit，”https：//asean.org/joint-vision-statement-of-the-asean-u-s-special-summit-2022/，访问时间：2023年2月22日。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中，美国试图采取扩充观察员国的方式制衡中国，极力拉拢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介入到地区防务谈判中。美国还通过“小多边”模式渗透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建立美国与东盟成员国国防部长的直接联系，企图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更多话语权。(23)Hoang Thi Ha，“Repositioning the ADMM-Plus in a Contested Region，”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No.13，February 10，2021，p.4.在东盟地区论坛之中，美国愈发重视海洋安全议题的讨论，多次强调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断夸大海上安全威胁来拉拢东盟。2022年9月，美国与国际海事组织(IMO)共同主办东盟地区论坛首次海上安全研讨会，制定针对印太地区港口和航运安全的合作措施。(24)“IMO Hosts the First Workshop on Maritime Security by ASEAN Regional Forum，”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https：//www.imo.org/en/MediaCentre/Pages/WhatsNew-1747.aspx，访问时间：2023年3月1日。

另一方面，美国主动构建覆盖东盟的海洋安全机制。2015年6月，美国启动“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为期5年约4.25亿美元的海上安全援助。“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的重点是加强海域态势感知并向建立共用作战图(COP)的目标发展，美国期望通过该倡议来提升与东盟在南海空中与海上信息的共享能力，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25)Prashanth Parameswaran，“America’s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4/americas-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访问时间：2023年3月5日。《2019年美国财年授权法案》将该倡议授权延长至2025年，并正式更名为“印太海上安全倡议”，涉及范围扩大至南亚地区。升级之后的“印太海上安全倡议”被纳入美国“印太战略”范畴内，获得美国政府更多的政策关注与资金支持。在“印太海上安全倡议”支持下，美国与东盟进一步开展海上作战联合训练，推动海上装备现代化发展，建立联系紧密的情报、监视、侦查系统，保障信息网络与通信系统的安全。

2022年5月，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东京峰会上，拜登发布建立“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声明，以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和印度洋为关键区域构建联系紧密的“海事图”(Maritime Picture)。(26)“Fact Sheet：‘Quad Leaders’Tokyo Summit 2022，”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访问时间：2023年2月24日。“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将日、 印、 澳等国家拉入到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内，是对“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印太海上安全倡议”的继承与发展，美国可以与伙伴共享近乎实时的卫星数据，并通过在新加坡以及印太诸多岛国的信息融合中心对这些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分发。(27)刘琳：《“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与东南亚军事关系解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96页。“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框架下，美国协同其强大盟友帮助东盟进一步提升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合作应对海上突发安全危机事件，构筑印太海域安全信息共享的“同盟阵线”。

第二，美国与东盟构建日益紧密的海上军事合作网络。一方面，美国与东盟举办联合军事演习，增强海上威慑能力。在海上多边军事演习层面，美国主导“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拉拢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培训他们的海上联合作战的能力，达到维持美国海上影响力的目的。自1971年该演习创立以来，东盟就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南海局势不断升温，2018年美国以中国在南海的所谓“岛礁军事化行动”为由取消对中国的邀请，而越南则首次应邀参加，直接反映美国欲拉拢越南并激化地区矛盾的企图。2020年和2022年的两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东盟海军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指导下进行军舰协同作战能力训练，提升海军互操作性。另外，美国与东盟在内的印太国家每年定期举办的“东南亚合作与训练”(SEACAT)，主要集中在东南亚海域进行演习。历届演习行动分为岸上阶段与海上阶段，实景模拟复杂的海上安全状况，并在美国的指挥下进行海上协同作战训练。“东南亚合作与训练”演习侧重于提高美国印太伙伴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促进各国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技术和程序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及时制止海上非法行为、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危机。(28)“SEACAT 2022 Concludes，Consistently Develop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U.S.Indo-Pacific Command，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3141982/seacat-2022-concludes-consistently-developing-regional-cooperation-and-maritime/，访问时间：2023年4月24日。在海上双边军事演习层面，双方主要依托“东盟—美国海上演习”(AUMX)、“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演习”(Exercise CARAT)来加强合作。2019年9月，美国与东盟十国首度完成“东盟—美国海上演习”，双方在联合特遣部队指挥下共同行动，针对海域态势感知、分布式作战和海上目标跟踪等领域进行实景训练。(29)“First ASEAN-US Maritime Exercise Successfully Concludes，” Commander，U.S.7th Fleet，https：//www.c7f.navy.mil/Media/News/Display/Article/1954403/first-asean-us-maritime-exercise-successfully-concludes/，访问时间：2023年3月2日。美国与东盟在“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演习”中加强海军人员、安全专家之间的联系，扩大美国海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30)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CARAT)是美国太平洋舰队与东南亚几个东盟成员国举行的一系列年度双边军事演习，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是主要的参与国。2022年的系列演习中，美国与印度尼西亚重点关注两栖作战能力；美国与泰国的演习使用P-8反潜巡逻机进行海域跟踪训练，提高两国海军跟踪和追击超视距目标的能力；2023年美国派遣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MEU)赴新加坡开展海上军事演习，彰显双方牢固的海军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军队能力建设来帮助东盟提升海上安全能力。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东南亚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MRF-SEA)于2023年9月向东南亚地区展开第二轮部署，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印度尼西亚海军陆战队、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开展安全合作行动，增强在直升机联合行动、两栖作战、海岸防御行动、连排级联合实弹演习和海军作战行动中的互操作性，提升东盟海军的机动性。(31)Dzirhan Mahadzir，“Marines Kickoff Regional Southeast Asia Deployment，” https：//news.usni.org/2023/10/03/marines-kickoff-regional-southeast-asia-deployment，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3日。同时，美国还在东南亚地区设立安全援助组织(SAO)，执行安全援助任务，协调制定军事合作计划，增强军事技术与信息交流。美国将东盟成员国纳入“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IMET)项目，为东盟军官提供培训资金，提升东盟海军的专业作战能力，促进美国与东盟之间的海上防务合作。

第三，美国与东盟持续深入推动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在海上执法领域，双方形成以美国海岸警卫队为主导的合作网络。2013年美国提出“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SEAMLEI)，该倡议2019年与“泰国湾海上执法倡议”(COTI)合并以实现职能升级，建立跨国海事机构间合作伙伴关系。(32)初始成员国包括美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2018年增扩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参见：“Disscussion Paper on Promoting Information-Sharing Between the Southeast Asia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itiative(SEAMLEI)and the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 in the Area of Maritime Security，” 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https：//admm.asean.org/dmdocuments/2022_Jun_16th%20ADMM_Phnom%20Penh_22%20June%202022_6.%20Discussion%20Paper%20on%20Promoting%20Information-Sharing%20Between%20SEAMLEI.pdf，访问时间：2023年5月17日。在“东南亚海上执法倡议”支持下，美国帮助东盟提升情报收集、监测和监视、海上拦截等能力，为东盟提供基础设施援助，并开发海事执法课程为东盟海岸警卫队提供培训。同时，美国海岸警卫队联合东盟海岸警卫队参加“东南亚合作与训练”“联合海上战备与训练演习”，从应对海盗、海上走私问题向应对海上危机与突发事件转型，拓展海上执法合作的内容。在2022年5月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拜登总统宣布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牵头向东盟进行物资与技术援助，协助建设东盟海岸警卫队，提升东盟海事执法能力。(33)“Fact Sheet：U.S.-ASEAN Special Summit in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2/fact-sheet-u-s-asean-special-summit-in-washington-dc/，访问时间：2023年3月18日。未来，关岛地区有可能成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东南亚地区的作战中心，以便美国向东盟提供技术训练、机构发展、设备供给等能力支持。(34)Nguyen The Phuong，“The U.S.Coast Guard in the South China Sea：A Vietnamese Perspectiv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No.98，2022，p.4.

在海洋渔业资源保护领域，美国与东盟建立起渔业管理伙伴关系。海洋渔业是东盟的支柱产业，(35)东盟一直是鱼类和其他渔业产品的主要生产国。东盟十国合计占全球鱼类产量的四分之一。在世界前十大鱼类生产国中，有四个来自东盟(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美国以技术优势为依托，致力提升东盟对渔业资源的监管与保护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共同建立海洋与渔业伙伴关系项目，以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加强渔业管理、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为合作目标。(36)“The Oceans and Fhishers Partnership，”United States Agenc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A00TWW7.pdf，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5日。在海洋与渔业伙伴关系项目支持下，美国与东盟联合制定“苏禄—苏拉威西海次区域渔业管理生态系统方法”(EAFM)，提高东南亚渔业管理机构快速评估生态资源的能力，实现数据驱动下的渔业可持续发展。(37)“Overview of the Sulu-Sulawesi Seascape Sub-Regional Plan：Taking an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Management，” USAID Oceans and Fisheries Partnership，https：//repository.seafdec.or.th/handle/20.500.12067/989，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另外，美国还帮助东盟开发电子追溯信息系统，监测东南亚附近海域渔业资源捕捞情况。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亚洲可持续渔业(SUFIA)项目与东盟秘书处合作，帮助东盟建立需求驱动的技术服务模式，升级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加强区域IUU捕鱼风险的数据评估。(38)“The Sustainable Fish Asia Local Capacity Development，Private Sector Landscape Assessment Report，”United States Agenc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A00ZKFB.pdf，访问时间：2023年10月35日。

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美国与东盟积极探索海洋污染治理合作路径。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举办了由公私部门共同参与的首届美国—东盟海洋环境问题会议，对海洋塑料污染、海洋保护区管理、珊瑚与红树林保护、蓝色经济等十个环境议题进行讨论，探索建立区域框架公约、谅解备忘录、蓝色经济发展协议等合作方式。(39)Jan Laarman，“U.S.-ASEAN Conference on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https：//www.terravivagrants.org/u-s-department-of-state-u-s-asean-conference-on-marine-environmental-issues-in-the-seas-of-southeast-asia/，访问时间2023年3月21日。特别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领域，美国各部门与东盟开展深入合作：在美国—新加坡第三国培训计划(TCTP)中为东盟提供处理固体塑料垃圾的技术支持；美国国务院制定“城市废弃物回收计划”(MWRP)，通过技术援助引进创新治理方法，帮助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越南缓解海洋塑料污染；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提供组合贷款，激励东南亚地区的私人资本投资塑料垃圾回收项目。(40)“U.S.Actions to Address Plastic Pollution，”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actions-to-address-plastic-pollution/，访问时间2023年5月19日。

第四，美国与东盟成员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呈现出层次化特点。目前，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所替代。由于东盟强调整体协商原则，弱化强制性规范，偏好通过多轮谈判与磋商来达成合作共识等，这可能会增加合作的成本，影响合作效果。因此，美国主动与东盟成员国延伸海洋安全合作的层次，增加双边安全合作内容，提高合作效率。受东盟成员国的战略地位、合作基础、安全能力等因素影响，美国与东盟成员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层次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美国与老挝、东帝汶、文莱、缅甸、柬埔寨等东盟成员国建立的常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老挝是内陆国，东帝汶、文莱、缅甸、柬埔寨等国海洋权益争端并未凸显，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较低，且海军实力较为薄弱，难以成为美国海洋安全合作体系中的重要伙伴。因此，美国与上述国家开展海洋安全合作主要以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军舰互访行动等常规合作为主，合作模式相对单一。

第二类是美国与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立的较为紧密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上述国家海域面积相对广阔，海军现代化水平较高，并且处于地缘争端的关键地带，长期受到美国的战略关注，因此合作程度较为深入。在海洋安全机制建设领域，美国与泰国签署《2012年美泰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美泰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公报》，并通过美泰战略对话深化两国的海洋安全防务合作；美国与越南签署《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防务联合关系愿景声明》《海上合作协议》，并定期举办美越国防政策对话(DPD)；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签订《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围绕海洋安全建立一系列高层非正式磋商机制；美国与马来西亚建成全面伙伴关系后，双方高层官员对话愈发频繁，多次发表涉及海上安全合作联合声明；美国与新加坡重新修订《关于美国使用新加坡设施的谅解备忘录》《防务合作协议》，并签署新的国防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41)全称为《关于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建立新加坡共和国空军战斗机训练分队的谅解备忘录(MoU)》。同时根据该协议，新加坡空军将在美国关岛基地建立训练分队，美国则获得新加坡承诺，长期开放其海空军基地。参见：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Singapore and US Sign Agreement for Fighter Training Detachment in Guam，”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19/December/07dec19_nr，访问时间：2023年6月10日。继续深化双方海上防务关系。在海洋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向越南提供海上武器装备等援助，支持越军提升巡逻、侦察等海上安全能力，并增加军舰互访交流次数，开展军舰保养与维修、美越联合军演等行动。(42)宋清润、杨耀源：《美国与越南海上安全合作的发展与制约因素》，《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5期，第53-54页。美国与马来西亚定期开展年度海上演习(MTA)、“贝萨马勇士”(Bersama Warrior)演习，延续海上安全合作，为马来西亚在南海地区的行动提供军事与外交支持；(43)李忠林、陈炜：《“印太战略”视域下美国—马来西亚海上安全合作：态势、动因与限制因素》，《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33页。美国与新加坡进行两年一度的“太平洋狮鹫”(Exercise Pacific Griffin)演习，为新加坡海军提供海上实战训练的机会，提升两国协同作战的能力。(44)“U.S.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Singapore，”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singapore/，访问时间：2023年4月4日。美国海军在新加坡设有后勤指挥部，进行濒海战斗舰和P-8反潜巡逻机的轮换部署，为南海巡逻、多边海军演习提供保障。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注重与东盟成员国海岸警卫队的合作，向其提供警卫队快艇、巡逻艇、扫描鹰无人机(Scan Eagle UAS)等先进装备，并举办联合执法培训及演习，提升海岸警卫队海上执法能力。另外，美国与上述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渔业保护以及港口建设等领域合作成果丰富。例如，美国国际开发计划署牵头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联合推出有关建设渔业保护区和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行动计划，并合作加强印太地区的港口和渔业管理。(45)“Fact Sheet：Strengthening the U.S.-Indone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ite House，https：//www. 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fact-sheet-strengthening-the-u-s-indonesia-strategic-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3年4月1日。

第三类是美国与菲律宾建立的最为广泛、深入且系统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菲律宾处在南海最东端，扼守第一岛链的咽喉地带，地理位置极其关键，因此美国十分重视与菲律宾进行海洋安全合作。在海洋安全机制方面，2014年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重新部署舰船、飞机、武器和军队，实现在菲律宾境内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军队轮换驻留。(46)张洁：《南海博弈：美菲军事同盟与中菲关系的调整》，《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7期，第32页。2017年美菲续签《后勤支援互助协定》，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港口、机场等后勤设施。此外，美菲建立“2+2”部长级对话机制，针对南海以及台海问题互换意见，进行高级别对话磋商。菲律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重要的安全受援国，2015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国务院授权向菲律宾提供超过4.6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2018至2022年期间，美国国防部向菲律宾提供2.3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47)“U.S.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the-philippines/，访问时间：2023年5月6日。美国向菲律宾销售C-130T运输机、侦察艇、突击艇和轻型支援艇以及AN/SPS-77“海上长颈鹿”搜索雷达等海上军用设备，销售额达到10.33亿美元。美国期望在菲律宾获得更大范围的军事基地使用权，2023年2月双方达成协议，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开放四个新的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这意味着美国进一步将军事力量投送至南海边缘，并试图将军事基地向台湾地区靠近，增强第一岛链对中国的遏制。(48)Premesha Saham，“Reinvigorating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Defence Partnership，”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reinvigorating-united-states-philippines-defence-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3年2月28日。2023年9月，在南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帮助菲律宾升级海军防御基地，并开展联合巡航行动，为菲律宾的挑衅行为站台。(49)“U.S.，Philippines Begin Three Days of Joint Patro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USNI News，https：//news.usni.org/2023/11/21/u-s-philippines-begin-three-days-of-joint-patrols-in-the-south-china-sea，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5日。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注重提升菲律宾的海上执法能力。2022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为加强美菲同盟而提出安全合作新举措，向菲律宾提供750万美元支持菲律宾海事执法机构的能力建设，升级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MS)并延长C1/D船员签证的有效期等。(50)“Fact Sheet：Vice President Harris Launches Initiatives to Support U.S.-Philippines Maritime Cooperation，”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21/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launches-initiatives-to-support-u-s-philippines-maritime-cooperation/，访问时间：2022年3月20日。

三、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的现实困境

尽管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在印太海域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东盟海上安全能力有所提升，但基于双方合作诉求的差异，美国始终无法在合作中真正保障东盟的“中心地位”，而东盟内部对美国的安全援助也产生了分歧。

第一，美国和东盟海洋安全合作的诉求存在明显差异。尽管海洋安全合作是双方“印太框架”下的优先发展领域，东南亚海域的现实安全挑战也促使双方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的不一致，美国与东盟在海洋安全诉求和发展诉求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安全诉求方面来看，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通过海洋安全合作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权力优势，制定美国主导的海洋规则，塑造有利于美国霸权的国际海洋秩序。在当今中美竞争的国际格局下，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强劲的“挑战者”，通过构筑同盟及伙伴体系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据此判断，美国的安全诉求聚焦于地缘竞争，意图拓展海外战略空间，从“保护盟友”转向“提升盟友能力”，以分担其战略压力并增强防务体系韧性，构建全面竞争型印太海洋防务体系。东盟“印太展望”旨在通过合作来保障自身海洋安全利益，包括妥善解决海洋领土争端、维持航行自由权利、制止东南亚海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海洋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等。与美国相比，东盟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诉求更加直接且迫切。然而在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体系中，东盟被视作遏制中国的战略工具，其安全诉求难以受到美国的重视，安全利益也未能得到根本保障。长此以往，若美国的安全架构无法满足东盟的安全需求，东盟在合作中的战略满足感会持续走低，双方海洋安全合作的“离心力”将继续扩大，东盟将选择在别处寻求安全保障的可能性增强。(51)《东盟已经没有时间重新定位中美大国竞争中的缓冲角色了》，南华早报，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58143/asean-running-out-time-recast-role-buffer-us-china-great-power，访问时间：2023年4月10日。

从发展诉求方面来看，东盟“印太展望”提出蓝色经济、海洋贸易、绿色航运、海上基础设施建设等目标，重视海洋发展领域合作，旨在利用海洋推动东南亚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尽管美国相继提出“蓝点计划”“印太经济框架”，但上述领域并非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且所提供的战略资源有限，难以满足东盟的多元发展诉求。因此，东盟将会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伙伴来拓展海洋发展路径，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合作框架为东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印太视域下，东盟不愿意成为大国地缘竞争的“缓冲地带”，也不愿意助推南海问题国际化，引发地区安全局势的持续升级，所以东盟主动寻求与中国开展海上安全对话，在管控南海危机、发展蓝色经济、保护海洋环境等重要领域开展合作。这势必会使美国对东盟心生不满，弱化美国支持东盟海洋安全建设的信心与决心。

整体来看，美国在双方海洋安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海上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着力构建符合其霸权利益的海洋安全秩序，从而忽视东盟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诉求。东盟在诸多领域需要依赖美国来提升安全能力，但当这种依赖关系难以扭转时，东盟会逐步丧失战略自主性，进而沦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工具。在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非对称关系的作用下，东盟的战略诉求会进一步受到蚕食，进而引发东盟成员国的警惕与不满。

第二，东盟在印太海洋安全合作中被美国“边缘化”。尽管美国在多个场合支持东盟的战略“中心地位”，但却在印太地区不断制造“小多边”安全机制，促使东盟被“边缘化”。(52)吴凡：《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第28页。例如，“四方安全对话”作为美国“印太战略”主要的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起了美、 日、 印、 澳四国之间紧密的海上军事伙伴关系并将军事演习范围延伸至南海地区。“四方安全对话”在海洋安全合作进程中的协同力度与紧密关系是东盟难以企及的，在理念、价值取向以及机制安排上损害东盟参与印太事务的中心性。“四方安全对话”与东盟在制度与规范层面形成竞争关系，并显现出相互排斥的倾向，进一步挤压了东盟战略实施的空间。(53)Kei Koga ，“Institutional Dilemma：Quad and ASEAN in the Indo-Pacific，”Asian Perspective，Vol.47，No.1，p.28.基于不安与矛盾态度，东盟对“四方安全对话”普遍采取谨慎观望而非积极参与的策略，(54)刘阿明：《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页。加剧印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制度困境。“奥库斯”(AUKUS)聚焦于提升成员国间军事协调能力，推动成员国利用网络信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新技术快速实现军事化和同盟化，标志着三国防务合作水平达到了新高度。(55)杨飞、方长平：《美国“印太”小多边合作的布局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第3页。美英澳还签订《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ENNPIA)，共享海军核动力推进系统信息，推动三国发展共同防御能力。“奥库斯”正成为美国在印太诸多同盟关系中具备最强核打击能力、拥有最先进军事科技及最强海军实力的安全组织，意味着美国将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介入印太安全事务，进而削弱了东盟“中心地位”与影响力，降低东盟安全机制在印太地区的实际功能。(56)Mingjiang Li，“ASEAN’s Responses to AUKUS：Implications for Strategic Realignments in the Indo-Pacific，”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No.4，2022，p.277.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对于“奥库斯”的成立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框架会进一步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严重损害东盟的安全利益与战略自主性。

目前，印太地区安全体系正经历全面变革，美国在“轴辐”体系中期望盟友及伙伴国家承担更重要的职能，共同增强军事威慑能力来分担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防务压力。美国致力于打造“四方安全对话”和“奥库斯”为代表的“小多边”机制，借助盟友的力量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秩序，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印度等国自然成为美国深化安全合作的首要选择。而东盟所倡导的包容性安全、共识性合作等理念难以满足美国现实战略需求，(57)Felix Heiduk，“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The Asianisation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SWP Research Paper，November，2022，p.29.致使其对美国的战略优先级相对弱化。所以，即使东盟在美国印太海洋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但相对地位却在下降，难以避免被“边缘化”。

第三，东盟内部对与美国的海洋安全合作存在多维度分歧。虽然东盟期望在对外关系上能以整体形象出现，形成共同的立场与观点，但在涉及安全利益时，东盟内部往往难以实现真正的统一与协调。随着印太地区权力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东盟难以避免地陷入大国博弈之中，而美国的“阵营化”策略将东盟推向国际竞争的前沿地带，引起东盟内部对美国的海洋安全援助的质疑。

首先，东盟主要成员国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东盟内部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关注海洋安全议题，而是拥有各自特别关注的领域。例如柬埔寨更加关注国内政治稳定，缅甸更加关注民族宗教议题、新加坡更加关注气候变化议题、文莱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议题、老挝更加关注反恐议题。(58)ASEAN Studies Centre，“The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2019 Survey Report，”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January，2019，p.11.由此看来，海洋安全议题虽然重要，但并非是所有东盟成员国的优先议题，尤其是那些海上实力相对弱小，影响力较低的国家，无法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海洋安全领域。尽管美国极力推动与东盟成员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但是部分国家难以做出积极回应，致使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难以实现全面突破。

其次，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海洋战略路径存在差异。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第一大经济体，在海洋发展战略上长期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59)王勇辉、程春林：《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进展、逻辑与限度》，《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2期，第76页。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曾公开表达不愿陷入中美大国竞争漩涡中的战略立场。(60)Tom Allard and Stanley Widianto，“Indonesia to U.S.，China：Don't Trap Us in Your Rivalry，”https：//www. reuters.com/article/uk-indonesia-politics-foreign-minister-idUKKBN25Z1YN，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全球海上支点”战略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增强其在印太海域核心地位的目标，旨在对冲美国“印太战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印度尼西亚对美国的依赖性。泰国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关系长期保持平稳发展。2014年政府更迭后，泰国加大与中国的防务合作，尤其在海上安全领域进展迅速，除常规军事武器交易外，双方还在潜艇基地建设等领域规划合作方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Bongbong” Marcos Jr.)力图打造深层次美菲安全合作关系，但前任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期间疏远美国的“外交记忆”仍对美菲安全合作产生影响。(61)Herman Tiu Laure，“Duterte Weighs in Amid Opposition to US' EDCA Military Bases，”https：//www. globaltimes.cn/page/202304/1289992.shtml，访问时间：2023年6月1日。

最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南海政策存在差异。南海地区是东盟“印太展望”关注的重中之重，但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南海政策却存在分歧。依据东盟内部对域外国家干预南海事务的不同态度可分为三大阵营：以菲律宾、越南、新加坡为首的阵营助推“南海议题国际化”，期望借助域外国家的力量来保障其海洋利益；以文莱、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等国为主的阵营反对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主张维护东盟处理海洋议题的独立自主性；(62)Ebonine Victor，“From Collectivity to Separativity：Capturing ASEAN Divide in South China Se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Vol.2，No.1，2017，p.8.印度尼西亚长期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通过国家间制衡来灵活参与地区博弈。东盟主要成员国南海政策的差异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而美国频繁在海洋安全合作中拉拢域外盟友介入南海议题，激化地区安全形势，严重侵害沿岸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东盟与美国在涉及南海地区的安全合作中必然会出现步调不一致的现象，可能会导致海洋安全合作走向分化。

结 语

海洋安全已然成为美国与东盟“印太框架”下合作的重点领域。美国期望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主导的海洋安全体系，增强其印太海域军事资源部署，利用海洋安全合作来进一步拉拢东盟，意图强化东盟对美国安全依赖性，迫使东盟“选边站”。东盟则期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对冲地缘政治的安全风险，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中心性”。目前，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逐步向制度化推进，兼顾海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且在国家间的双边安全合作中呈现出层次化态势。美国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双方的战略期待，颇具针对性地提升了双方应对海上综合安全挑战的能力，但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安全矛盾，尤其是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主要集中于南海地区，裹挟着美国“印太战略”中强烈的遏制与竞争意图，刻意破坏中国竭力维护的安全环境。当然，印太视域下美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还面临诸多困境，如双方诉求存在明显差异、东盟在合作中被美国“边缘化”以及东盟内部对美国的多维度分歧等，致使未来的合作趋势尚不明朗。

中国可通过探索与东盟海洋安全合作的有效路径，对冲美国介入印太海域事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以南海问题为突破口与东盟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弱化冲突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并积极参与到东盟的安全框架之内，增强彼此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另一方面，针对东盟的海洋安全需求开展务实合作，建立紧密的海上防务合作关系，继续深化在海洋环境、蓝色经济、海上基础设施建设等既有优势领域的合作，探索海上执法与监管的协作模式，共同应对多元化海洋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