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文化安全问题及其应对
——以东南沿海地区Y 大学为例

2023-02-09 17:35艾兵有谭劲松
文化软实力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办学思政文化

李 政 艾兵有 谭劲松

文化安全是指一国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并具有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政治安全、 网络安全等相互交织、 密切相关。 文化安全是确保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色、 确保中华文化存续绵延的重要保障[1]。 «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对维护文化安全的任务作出了规定, 即国家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和影响, 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 增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我国的高校既是传播文化、 汇聚思想、 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场所, 也是党坚守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因其以我国青年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且在我国境内办学, 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探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文化安全问题, 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 中外合作办学经历多年的发展, 办学机制逐渐完善, 办学模式趋于多样化。 目前, 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单独成立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即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高等学校, 文内出现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均是此类。 另一种是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该类项目又可分为学历教育项目和非学历教育项目。 因此,中外合作办学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 但体系却较为复杂、 庞大。

目前,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 仅限于对校园治理安全(李学锋等, 2008)、 语言安全(姜珊, 2015)与党建工作(邵广等, 2022)等议题的探讨, 几乎未对文化安全进行总体性梳理。 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高等院校Y大学为研究对象, 从教师配备、 教材使用、 课程设置、 校园文化等方面对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文化安全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讨。

一、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尤其是网络和信息安全领域面临严峻挑战, 原本一些很容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却常常存在着被网络舆情激化、 极化的可能性, 甚至被外部势力所利用, 通过造谣诋毁、 煽动群众等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发展成就并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目的是造成国内环境动荡, 破坏目前团结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因其特殊性常处于各类舆情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风眼”位置。 因此, 要重视并关注其办学中的各个环节, 特别是要善于通过各种方式, 做好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 坚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基于此, 明确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十分必要。

(一)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基本国情, 激发学生爱国情、 强国志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尽管外方办学机构暂时在教学内容制定和教材、 图书的引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决不能因为其办学的国际化, 而放弃自身应有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政治立场, 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办学方向。 2022 年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强调, “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2]。 在中国的土地上办教育, 无论是什么形式, 目的都是培养爱党爱国、 维护国家利益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教师的引进、 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 大多由外方主导, 中方在学校管理上的自主权相对较低, 而大学生的价值观又正处于一个“开环”的建设期, 这势必导致在学习生活中, 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价值观, 甚至由内心认同转变为主动维护。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是中西方优势教育资源互补的重要成果, 而不是境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占领区。

因此,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是我国维护文化安全、 争夺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 之于我国总体安全兹事体大。 保障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总体文化安全, 有助于引导在校的中国学生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 激发爱国情、 强国志, 自觉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二)有助于引导学生站稳我国政治立场回应误解和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常态。 2013 年以来,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合作持续加深。 在教育领域, 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里既包括外国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 也包括中国教育不断走出国门。例如以色列理工学院落户汕头, 开启中以合作办学的新篇章; 中国和伊朗之间相互派遣留学人员[3]66; 在教育合作协议下,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互相派遣公费留学生等[4]146。 在国际教育领域, 除了孔子学院以外, 2022 年5 月1 日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5], 从国家法律层面给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以强有力的支撑。 显然, 在我国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领域, 将会出现更多类型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国学生将有更多机会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走出国门, 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化, 与当地人民共同学习、 生活。

然而, 由于意识形态差异、 制度差异、 文化差异等等, 以及部分外籍师生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在现实的学习和生活中, 中国学生往往会遇到外籍老师或者同学询问有关中国的具体国情, 甚至会遇到不怀好意的外籍师生, 借课堂讨论的机会, 对中国问题发表带有深刻误解和偏见的言论。 例如,对于“如何定义‘一带一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方与西方媒体有着不同的阐述。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郑重表示: “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6]对于中国作出的承诺与表态,不少西方人士却不以为然。 “中国的崛起, 在欧洲引发了对一个心理问题的关注, 即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 欧洲人并没有从中国的崛起以及英国脱欧和‘美国至上’中吸取经验, 而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解释, 目前的局势并不是真实的。”[7]3所以, 不少西方人士似乎仍然没有认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衰落, 难以正视中国的发展成就, 而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 看不到任何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这显然是不够客观和理性的表现。 抱着这种态度, 不少西方人士自然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带一路”这一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重要倡议。

因此, 保障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文化安全, 有助于引导在校学生站稳中国立场, 树立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 在西方社会占据媒体优势、 炮制负面话题的情况下, 以从容自信的态度面对质疑,并有力回应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努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

(三)与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及创新发展相辅相成

思政课是我国教育体系落实立德树人、 铸魂育人的关键课程, 从孩童启蒙即始, 贯穿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对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具有与国内其他高校迥异的办学体制、 教育方案及校园文化, 思政课作为其非核心课程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9 年3 月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作出重要指示:“民办学校、 中外合作办学也要把思政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按照要求办好思政课, 在这方面没有例外。”[8]这为中外合作办学高校重视文化安全、 探索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导。 一方面,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独特的校园文化为新时代的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新场景, 提出了新要求。 而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能保证思政课程建设不偏航。 另一方面, 因地制宜的新思政课能帮助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学生系统地学习思政课程, 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上与其他高校学生同轨, 进而了解国内国际形势,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为维护校园文化安全贡献力量。

二、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存在的文化安全问题

前文就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在文化安全方面的问题作了概述, 意在以底线意识指出今后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方向, 这也是党中央一直关注的新课题。 2019 年3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9]。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形式的一种补充, 在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 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后文拟以笔者调研的Y 大学为研究对象, 结合前述相关问题, 指出问题之成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教师思想政治认知水平参差不齐

当前,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教师思想政治认知水平参差不齐, 在学生思想引导上与国内同层次其他高校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这一问题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人员结构有很大关系。 此类高校的外籍教师比例普遍较高, 以Y 大学为例, 该校专任教师约190 名, 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0%以上为外籍人士。 而学校的人文社科类专业中, 普遍设有哲学、 社会学、 心理学等西方典型思想类课程。 如果不加入符合我国实际的本土思政类课程, 学生可能在外籍教师授课的过程中, 对西方思想文明产生根本性认同, 而忽视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 同时,外籍教师由于其自身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差异, 会在教学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观、 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等在不经意间传达给学生, 学生会潜移默化地对西方价值体系产生认同感和亲近感。虽然可以要求外籍教师更多地了解中国国情与政治文化, 把对中国社会的正面认识展现在教学过程中, 但对学校而言, 如何及时掌握外籍教师的思想动态, 是一个难题。

此外,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的中国教师比例较低, 整体人数较少, 很难像国内同层次其他大学一样, 按照足够的配比配置班级辅导员和思政教师。 而在国内其他大学中, 辅导员和思政教师承担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就Y 大学而言, 能否落实思政教师配比, 目前还有待观察。

而且, 就职于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中国教师, 大多数有出国留学背景; 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也并非都是中共党员。 但国内其他高校的情况与之大不相同, 明确要求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必须是中共党员。 作为中共党员, 有一项基本要求是定期开展支部党员活动, 学习党的最新的思想、 方针、政策。 非党员教师进行党的理论知识学习, 一般本着自愿原则[10]。 所以, 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中, 如何提升非党员教师的政治素养和觉悟,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响应国内学生管理和思想引导的客观需求,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也做了诸多尝试。 如Y 大学设置了“书院导师”和“成长顾问”等制度, 聘请中国的教职员工担任“成长顾问”, 对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辅导。 而成长顾问如何加强自身政治素养, 在帮助学生适应新环境、 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中给予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二)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有缺失的倾向

首先, 从课程设置上来说,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往往由国情课取代, 思政课开设的力度不够。 2019 年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到,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要解决学生理想信念问题”[8]。 以Y 大学为例, 用国情课取代思政课, 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国情课课时量较少。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国内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接受的公共必修课, 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约48 学时)、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约64 学时)、 «思想道德与法治»(约34 学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约48 学时)等主干课程, 本科阶段的学生需要修满四个学期, 总共约200 课时。 相比之下, Y 大学的国情课主要有«辨与思»«我与社会»«古与今»«文化传承与国际化»等课程, 共计约130 个课时, 课时量偏少。 二是国情课没有固定的教材。 在实际授课过程中, 课程按照不同的主题展开, 但是课程内容很少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党史以及对党中央最新政策的解读与分析。 大学期间, 学生本该系统学习党史知识, 增加爱国情感, 但是在国情课中能接触此类信息的机会太少。

其次,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在课程思政方面的建设比较薄弱。 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国教育形式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 明确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 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来说责无旁贷。 而融入课程思政是比较好的方式。 2017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首次提出“课程思政”。 2019 年8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要求“深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11], 为高校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

Y 大学课程思政建设比较薄弱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生家庭条件富裕, 大多数学生来自于Y 大学所在城市或附近的东南沿海城市, 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 艺术教育, 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较高, 不经意间容易形成相互攀比的氛围。 优渥的家庭环境和学校内的攀比氛围, 让学生对于艰难拼搏的生活状态很难感同身受, 对于民族发展历程之艰辛很难有所体会, 自然也很难对类似的思政案例感兴趣。 如何对这类学生进行行之有效的国情教育,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是关于课程中的思政素材如何用于教学实践, 外籍教师很少主动地去挖掘, 导致课程思政无法有效地组织开展。 三是在开展课程思政这一问题上, 中方负责人与外方长期难以达成统一意见。 外方负责人难以理解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甚至部分外籍教职人员对于课程思政天然有排斥心理。 “由于外方对强制学生修读思政类课程的积极性不高, 在与外方谈判和具体教学过程中, 中方在课程设置中具备实打实的思政课有难度。”[12]笔者初步了解到, 上述问题在其他同类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最后,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大范围使用西式教学模式, 易导致学生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方面, 在中外合作办学初期, 大多数学校对教育资源, 例如教材等, 几乎都是直接、 全部引进[13], 例如Y 大学所有的专业课程设置均采用外方大学的现有模式, 教材亦采用外方大学通用教材或国际原版教材。 基于这些教育资源而制定的教学大纲、 教学计划等, 会将西方的思维模式带进课堂, 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并吸收。 发达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技、 众多的文化输出渠道, 以及领先的政治经济地位, 将其社会价值观、 思维和行为模式、 生活方式, 甚至政治模式等, 随着知识和技术一同输出传播到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 教学(或学习)资料多来源于英语世界, 质量参差不齐, 学生暂不足以有效识别其中暗藏的意识形态风险。 笔者调研发现, 以Y 大学为代表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其课堂多采用探讨式(seminar)教学, 即学生在课前查阅相关资料, 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引导、 启发,进而帮助学生完成围绕某主题的合作讨论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学生在学校图书馆能借阅的资源多数是外文出版物, 虽然可以借助互联网获取海量与课程相关的信息, 但考虑到全英文学习环境, 学生会下意识优先获取英文资料或登录外网查阅资料。 因此, 在组织课堂的过程中, 学生的资料和信息多来源于英语世界。 然而, 大多西方媒体和书籍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客观、 全面的认识,其中不乏不怀好意的诋毁与刻意而为之的议程设置, 如果学生使用的教学资源带有意识形态的偏向性, 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存在误读和偏见, 就会在无形中扭曲学生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长此以往, 不利于学生建立“四个自信”和民族认同感。

2023 年5 月29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 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14]如何在教学材料上严格把关, 打造一批由我所写、 为我所用的高质量中外合作办学教材, 是保障中外合作办学文化安全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三)现有校园文化活动不利于学生的“三观”建设

高质量、 有价值的校园文化活动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 但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校园活动却普遍存在着质量、 价值均不高的问题。 以Y 大学为例, 首先, 部分校园文化活动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 促进学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等方面的作用不强。 其实, 我国在宣传党的思想、 学习最新的相关政策与理论等方面, 已经有非常成熟完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 在国内的其他高校中,各级党委、 团委会以召开组织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等形式, 组织开展主题学习教育, 贯彻落实上一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 Y 大学在党建宣传方面, 一是学生党(团)支部开展的活动较少, 学生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性不够; 二是举办的国情与文化教育活动多偏向于宣传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如中国汉字流传演化史讲座、 汉服制作工艺分享会等, 这俨然是把中国学生当外国留学生开展教育活动,学生积极性自然不高, 而且对于了解国情来说, 时效性也不强。

其次, Y 大学的部分校园文化活动存在一定的文化安全隐患。 丰富的社团活动, 频繁开展的中外教育学术交流, 往往让学生应接不暇, 这些也成为了各种文化推销的最佳场合[15]。 在这些交际场合中, 学生只能说英文; 尤其对于即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为了练习表达能力, 他们会抓住这种全英文交流的机会, 频繁地参加此类活动。 在学术活动和交流中, 选取的主题和案例, 不少都带着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学生在设定好的框架中讨论, 往往会顺着既定的思路, 通过案例分析, 对一些不健康的主题产生较强的价值认同感。 除此之外, 在西方的传统节日组织学生集体观看电影, 或者参与志愿者活动, 也是让中国学生感受西方文化、 获得价值观认同的方式。 据学生反映, Y 大学举办的英文类文化沙龙曾直接借用西方民主议程开展话题讨论, 如利用英国议会制形式, 开展对全球化问题的相关讨论。 表面上把参与的学生分成了正反两方, 实际上学生在借助议会模式辩论的过程中,会逐渐熟悉并习惯议会制的表达形式, 从而对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价值认同。 该类文化沙龙还曾将讨论的主题设置为偏重于西方价值观的内容, 如要求参与者用即兴演讲的方式阐述“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取消文化指的是一种抵制行为, 是2021 年的流行热词。 讨论取消文化, 目的是让学生直观感受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理念。 对比而言,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在推广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 理念等方面的力度、 强度和质量上, 远不及西方文化。

三、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提升文化安全的应对策略

(一)以合适的方式积极把握外籍教师的思想动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高等教育工作是党领导下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教师本人是否为中共党员, 都应及时学习党中央相关文件和政策, 拥护党的领导。 对在我国境内的外籍教师, 也要因势利导, 比如说, 对于有益的教学方式, 要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 对于不健康的做法, 要劝阻; 对于个别外籍教师刻意而为之的不当行为, 要及时向保卫部门报告处理。 例如, 坚持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董事会制度, 每年应定期召开至少一次会议, 对于教学发展规划、 教学年度计划、教工管理等方面, 应在中外代表充分讨论的情况下, 保证我国的教育方针、 教育目的得到贯彻, 从而保证中外合作办学中的文化安全[13]。 除此之外, 要对外籍教师的学历背景、 家庭背景、 宗教信仰等进行审查, 并通过党员教师“一对一”对接外教的方式,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同时, 在外教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 若开展传教等不当活动或发表不当言行, 要加以劝阻, 并在学生中及时澄清。

(二)按比例配齐中国籍的思政教师

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当中的思政教育依托党团干部教师、 学生辅导员等思政人员, 实现了全员育人和全过程育人, 维护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安全。 由于思政教师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等, 都会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思政教师是思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笔者调研发现,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 中方思政教师人数确实较少。 因此,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 学校应按照一定比例, 配齐相当数量的中国籍思政教师。 一方面, 中国籍思政教师与学生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 沟通更顺畅。 思政教师可以通过设立下午茶谈心时间等方式, 帮助学生适应中外合作办学模式, 让学生主动分享自己的思想动态, 并帮助其解决问题、 疏导负面情绪; 还可以结合学校的规章管理制度,帮助学生解决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增加自信, 明确成长的方向。 此外, 思政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社团活动, 主动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与意识形态动态。 另一方面, 在抓好中国籍专业教师的思想建设的基础上, 由专业教师与思政教师联合解答学生生活或者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更有利于学生自发形成文化认同, 从而自觉维护校园文化安全。

(三)将了解中国国情融入课堂教学

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质, 就是现阶段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高校管理经验, 把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最终实现我国教育国际化与高水平高等教育“中国化”的过程。 在中外合作办学中, 教育国际化首先体现在师资队伍的高度国际化。 这必然会使西方的思想文化广泛渗透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 在一所国际化氛围浓厚的学校中, 价值观教育是否也应该“国际化”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价值观教育的过程, 必然要和所处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教化、 政治社会化以及主流文化保持高度的一致性。”[16]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与普通高等学校一样, 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 必须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如何把了解中国国情即培育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真正地融入课堂教学中, 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中外合作办学本身是文明互鉴的产物, 强调文化安全并非意味着抵制一切外来文化, 而是应该在融合中西方办学理念的基础上, 探索出一种符合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实际的价值观教育模式, 从而带领学生在树立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建立带有深刻的中国烙印的意识形态, 在中外文明互鉴中构建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打造每一个中国学生真正的精神家园。就笔者调研而言, 要把了解中国国情特别是培育中国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真正地融入课堂教学中, 还存在以下几个难点:

第一, 课堂上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 极易让学生陷入否定现行制度的“圈套”中。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在论文写作和课堂讨论环节中, 特别注重训练批判性思维。 据Y 大学的学生反映, 外籍教师在打分设置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如果学生的作品有良好的批判思考意识与能力, 则打分为90~100分; 如果学生的作品里没有包含批判性思维, 那么最多不会超过70 分。 学生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往往会花尽心思去找带有批判性思维的元素, 甚至为了批判而批判, 逐渐形成常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唱反调”的思维形态。 例如, 有学生反映, 在课堂上讨论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 有些学生为了寻求批判性思维, 居然忽视对“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意义的探究, 而是轻信一些西方媒体的偏见言论, 在论文中或者课堂讨论环节, 模仿西方媒体的话风, 对“一带一路”倡议大放厥词, 间接成为西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传声筒。 因此, 我们要充分引导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的大学生对“批判”思维建立正确的认识, “批判”决不能只是针对国家现行政策的轻易否定, 或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人云亦云甚至大放厥词, 而是应当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去提出积极的对策建议。

第二, 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 思政课教学方式难以创新。 根据以往的经验, 传统的思政课往往容易让价值观教育成为一种刻板的、 僵化的意识形态说教。 思政课教师如何在总结教学经验的过程中, 实现反思和超越, 最终让学生真正学有所获, 这是思政课教学领域公认的难点。 譬如在Y 大学中, 许多学生出身于外贸行业人士家庭, 物质条件优越, 有的学生在进大学之前就有在国外多次旅行或长期生活的经历, 未来也计划到国外留学, 整个家庭对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 如果我们在思政课上简单地对西方进行批判, 往往会带来学生的直接反感, 达不到教学的目的。 因此, 应当在思政课教学中引导学生“多一双眼睛看世界”, 用钱学森、 邓稼先、 杨振宁等不同时代“海归”的事迹以勉励, 鼓励他们即使今后在国外求学、 工作, 也要给中国人争口气, 做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国际代言人等等。

(四)党团干部教师要在学生中认真组织、 积极开展活动

党建工作, 是从党组织的工作出发, 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的重要方式。 完善党组织架构, 首先要保证各级党委组织架构是完善的。 党委工作的根基在支部, 在从学校党委到各院系党委实现全覆盖的过程中, 要着重打造一支高素质、 高水平的学生工作队伍。 就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而言, 一方面, 可以通过设立团委、 团支部的方式, 让学生实现自我管理、 民主管理, 自觉在党组织的指挥下组织并开展活动; 另一方面, 党的组织务必做好宣传、 组织工作, 可以通过创新党校教育的形式,将党的政策、 理念通过主题学习的形式真正落实到学生个人当中。 做好入党入团的动员, 让那些具有出国留学或者交换生经历的同学, 尤其是回国后已经成为预备党员或者中共党员的同学, 谈谈自己“一出国便爱国”的感受。

具体而言, 在活动的组织方面有如下三点建议。 一是可以开展党团教育活动, 把思政教育搬出课堂, 鼓励学生走入社区、 走向需要志愿者服务的地方。 例如Y 大学结合地方优势, 联合当地街道党工委开展以“我的中国梦——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为主题的国情实践课, 400 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所以, 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民意, 增强学生对我国国情的基本了解, 是培养正确价值观的基础。 同时, 传播党的最强声音, 讲好党的历史故事, 通过多维度的教育与宣传活动, 让党的思想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在润物细无声中维护思想意识形态安全。 例如, 为了迎接建党100 周年, Y 大学制作了双语党史课短片, 用中英双语讲述发生在抗战时期, 一座学校和一群红色青年的“青春”故事。 这是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讲党史的一种有益探索与实践。 此外, 还可以通过走访当地知名企业, 学习企业党代表的优秀事迹, 感受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 职业精神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8]。 在活动中, 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党和国家发展的成就, 将祖国的前途命运和个人的人生价值结合起来, 有助于其完成人生的自我定位。 二是设置主题沙龙活动。 通过开展中英文双语的话题讨论, 介绍国内外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 通过介绍与讨论, 了解并分析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形势和政策, 及时掌握中国的基本国情。 有较好英语水平的教师, 可以参与其中进行引导, 如针对不少学生家庭是从事外贸行业的这一现状, 可邀请学生就“上海进博会”这一标志性活动采访自己父母或周边人士, 然后集中分享、 探讨近年来我国外贸领域的成就等等。 三是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和我国重要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策划和开展传播、 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 如在孔子诞辰纪念日与外籍同学一起纪念孔子等, 通过对历史知识和相关英雄人物、 爱国志士的了解,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自信心。

四、 结语

当前, 世界秩序正经历深刻变革。 因此,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维护国家利益, 是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中心任务。 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中,文化安全隐患存在于师资队伍、 教学管理、 校园文化活动等多个方面, 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上坚持党的领导,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 在比较视野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定“四个自信”, 维护文化安全。 此外, 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国际化人才。 而这并非是一蹴而就或一人独当之事, 既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支持, 也需要包括外籍教师、 学生家长在内的相关人士给予更多的配合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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