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 英国汉学刊物的创办与跨文化传播

李 松 杨红云

一、 引言

汉学类的学术刊物包括报纸与期刊杂志， 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文化与思想的刊发平台， 也是指示学术发展方向的灯塔。 数量众多的西方汉学期刊登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研究成果， 在中外思想、 文化交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和现实价值， 推动了文化的跨国传播与全球思想市场的形成， 使大批新的学术领域得以建立。 汉学(Sinology)是指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语言、 文学、 哲学、 宗教和历史等领域的研究。 汉学学术刊物是信息、 知识与思想交流发表的传播平台， 在汉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功能。 19 世纪以来， 中西交往开始变得空前频繁， 西人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和文化知识也迅速增长。 随着西方帝国势力在中国的分化与组合， 国际汉学的格局也相应发生了强弱分布的变化。 经过与西班牙、 法国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战争， 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进一步扩张在东方的势力。 在现实需要(传教、 贸易、 外交等)和知识兴趣的推动下，英国人在汉学方面建树甚多， 在英国国内和东方殖民地创办了不少汉学刊物， 搜集、 整理、 交流与中国有关的各方面信息， 服务于宗教、 经济、 外交的需要， 有力地推动了汉学的进展。 近年来， 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汉学期刊的研究， 围绕相关领域开展了深入的解读， 不仅涉及话题广泛， 而且视角和方法多元， 在激发新的学术活力的同时， 也引发了对研究普适性、 中外交流、 汉学主义等问题的反思①国内学界关于海外汉学期刊的研究现状， 可以参见: 李松、 吴冰霞: «视角、 主题与方法: 海外汉学期刊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5 期， 第1—11 页。 李松、 杨炜竹: «海外中国学期刊研究的回顾、 反思与展望»，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3 期， 第41—52 页。。 目前国内对英国汉学刊物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 第一， 刊物创办历史与现状的宏观考察。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列举了英国定期刊行的三本重要的东方研究刊物及其发行情况[1]95。 郑良树介绍了两本英国汉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情况、 发表内容、 作者群体和办刊宗旨与特色等[2]。 魏思齐选录了4 种中国研究方面的期刊并简要介绍了其出版情况和主要内容[3]。 不少学者在论及英国汉学史的同时也会列出一些汉学刊物并作简要介绍。 如熊文华的«英国汉学史»附录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汉学期刊”[4]207-223。 李松等学者曾对海外英文汉学期刊的创办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5]。 第二， 期刊的综合整理情况， 包括重印或制作其目录、 内容或索引。 例如， «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和«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第三， 刊物的个案研究。 如关于«印中搜闻»、 «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中日丛报»(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和«中国评论»等， 都有多篇著述专门探讨其创办与发展历程、 出版与发行状况、 内容与影响[6-9]。 上述成果为英国汉学刊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和行之有效的方法， 然而， 总体而言， 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专门体系， 不同方向与层次的成果并不平衡， 还有不少期刊尚未得到发掘和重视。 因此， 本文从汉学发展史的角度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汉学期刊串联起来， 综览其创办的历史概况、 刊登内容和学术影响， 以期勾勒英国汉学史的线性演进及英国汉学与期刊的互动， 从而奠定期刊的文献基础、 凸现值得探讨的问题。

国内学界对英国汉学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 熊文华将英国汉学分为前汉学时期(奠基时期)、 传教时期、 后传教时期以及现代汉学四个阶段[4]。 陈友冰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 将英国汉学分为传教士汉学、 专业汉学的转换、 传统汉学发展繁荣和现代汉学的转换四个阶段[10]。 胡优静则专注19 世纪的英国汉学， 将其划分为三阶段: 草创与发展期， 学院化和繁荣期， 向现代中国学的过渡期[11]。 以上三种分期意见， 或综论英国汉学的研究群体、 机构和教席、 藏书和著述、 思想和方法、活动和交流等专题， 或专注个别领域或特定时段的学术进展， 都各有其逻辑起点与分期理由。 在参考以上分期方法以及历史语境、 研究主体、 学术贡献的基础上， 本文将英国汉学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9 世纪上半叶的初创阶段； 19 世纪中后期至20 世纪初的世俗化和学术化阶段； 二战后的体制化和专业化阶段。 以这一分期为前提， 结合英国汉学刊物的创办与发展历程， 依据刊物的创办主体、发行地点、 刊发内容、 社会影响， 探讨其呈现的中国形象与中国观等问题。

二、 汉学刊物的初创阶段

英国人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和了解始于19 世纪。 1807 年， 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下文简称“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历经曲折抵达广州， 成为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 马礼逊是英国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对汉学走向专业化有奠基之功， 英国首个汉学教席正是在马礼逊遗赠给伦敦大学学院的一批汉学藏书的推动下设立的。 此外， 他还是英国在马六甲创办的传教刊物«印中搜闻»(1817—1822)的主创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关系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 并进而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来华的人物大多是传教士、 商人和外交官， 他们出于传教、 贸易经商和外交等现实原因开始考察中国的历史地理、 文化风俗、 法律传统和语言、 民族等各方面的情况， 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研究的主力， 推进了汉学的初步发展。 一方面， 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 获取相关知识的需求又十分迫切，关注中国的刊物于是应运而生。 这些媒体几乎都由传教士和商人创办， 以搜集和整理信息为主， 同时也刊登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 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传教士办刊

早期新教在华传教举步维艰， 英国教会管理者为了让东方的传教士了解欧洲和亚洲的消息， 需要互相沟通各地传教动态， 这些需求推动传教士创办了最早以报道中国为主要任务的英文期刊。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英文季刊«印中搜闻»。 该刊于1817年5 月开始发行， 由米怜负责主编和具体的发行工作， 主要刊载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 作品翻译和传教消息。 期刊共发行5 年， 合计3 卷20 期。 期刊供稿人主要是与马礼逊和米怜联系紧密的传教士， 如麦都思(W. H. Medhurst)和英华书院的其他英国传教士[6]。 虽然«印中搜闻»名涉印中，并面向东方各地传教会同道出版， 但在栏目设置和内容上都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6，12]。

«印中搜闻»的创办顺应了东方传教士长期以来对建立稳定交流平台的渴求。 早在1815 年， 马礼逊和米怜就共同拟定了名为“恒河外方传道计划”的方案， 并由马礼逊提交伦敦会。 该计划的第8 点明确提出“非常期望”出版一种英文期刊， 用以促进在东方传教的伦敦会各教会之间的合作， 共同推动传教事业[13]66。 «印中搜闻»首期发刊词亦强调本刊的创办是马礼逊和其他传教士同仁长久以来所极度企盼的， 目的是在传教士之间建立更常规和有效的通信[14]。

虽然«印中搜闻»只发行了短短五年， 合计不过千页， 却对英国乃至整个欧美汉学知识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蔡慧清考证认为，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最早的大众传播与研究就始于«印中搜闻»[15]。 美国的宗教和非教会媒体都曾频繁转引«印中搜闻»的文章， 甚至在该刊停刊26 年后仍有文章被美国报纸继续引用[16]， 其大众传播影响力可见一斑。 «印中搜闻»对当今研究19 世纪前期的中国宗教史、 社会史以及东西方交流史亦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6]。

«印中搜闻»还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专门和深入的研究。 自第四期起， 该刊辟“翻译”栏目，主要刊登中国文献的翻译。 译文题材内容丰富， 而且常辅以个别字词的辨析考证， 探讨译文背后的思想文化习俗等， 诗歌翻译还会附上中文原文与注音， 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文诗的格律之美[12]。 吴义雄认为， 该刊第14 期开始连载的几篇有关中国医学的文章体现了近代西方学术界将中国文化从笼统的“东方”中分离出来， 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纳入其学术范围的尝试[6]。 第五期开始， «印中搜闻»又辟“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栏目， 专门介绍中国典籍， 内容详细， 有的还附有简短的评论[6]。

(二)商人办刊

在既往的英国汉学史书写中， 商人群体几乎处于一种完全隐身的状态①一个少见的例外可能是谭树林的«马礼逊广州商馆汉语教学活动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10 期)， 但该文的重心仍在于传教士马礼逊的汉学贡献， 英商仅作为一个被动受教的群体形象被简略提及。。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当时来华商人往往没有受过像样的教育， 同时对中国缺乏纯粹知识的兴趣， 几乎没有留下书籍等著述；另一方面， 商人群体的社交圈层也较为局限， 主要与“下层和市井细民打交道”[17]， 不像传教士和外交官那样大多在大学和学会等机构中任职， 所以一般以书籍著述和机构教席等为主要参考的汉学史叙述往往无法将其囊括在内。 然而， 随着19 世纪新航线的开辟、 中英贸易的发展和来华外侨人数的增多， 尤其是在1842 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后， 为了及时沟通船期和商情， 维护英国自由商人与殖民政府的利益， 许多英商纷纷开始办报刊登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信息， 这些媒体成为沟通中外信息和塑造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 尽管今天这些商人已经被学术史淡忘， 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 他们扮演了文化交流的角色， 其活跃程度不亚于传教士和外交官身份的汉学家。 英商所办的报刊往往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 随着经贸发展而传播广泛， 对19 世纪前期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新文化史的视域下②新文化史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广泛， 本文用法接近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1 版)中的定义， 即“关注符号(the 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第3 页)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第34 页)的运用， 突出英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圈层， 在大众文化研究与传播、 文化形象符号构建等方面对英国汉学知识生产的参与， 以及英商在华活动本身具有的文化史意义。， 英国商人具有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身份特质③如«北华捷报»曾长期充当英国驻华和驻日领事馆指定的官方公告发表机关。， 成为19 世纪英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侵略工具: 他们处在英国本土和殖民地交往联系的一线，既与殖民政府合谋又为自身的个体利益发声， 客观上为汉学的早期研究打下了基础，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其观点不乏偏狭和谬误之见。 商人办刊大多在当时的通商口岸， 如著名的«广州记录报»(Canton Register)和«北华捷报»， 亦有在英国本土创办的报刊， 如«皮定船长的中国杂俎与茶话»(Captain Pidding's Chinese Olio，and Tea Talk)。

1827 年， 美国商人伍德(W. Wood)和英国商人马地臣(J. Matheson)共同在广州创办了«广州纪录报»， 由马地臣的洋行发行， 1863 年停刊。 该报首任主编为伍德， 撰稿人包括马礼逊和郭实猎(K.Gützlaff)等19 世纪早期知名来华传教士[18]。 1828 年， 在东印度公司的施压下， 伍德被迫辞职， 英商基廷(A. Keating)继任， 并在第7 期中宣布了记录事实、 示好中国和自由讨论的三大编辑方针。 此后该报开始大幅刊登有关中国时局、 社会新闻、 政治、 司法、 风俗和文化的文章， 逐渐由较为纯粹的货价行情报发展为关注中外社会状况的综合性商业报刊[19]87。 «广州纪录报»创刊后被欧美报界广泛关注和征引， 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报不仅被英国«亚洲学报»«文学、 娱乐和教育鉴赏»和«亚洲周刊和期刊摘要»等多份刊物转载或提及， 亦受到美国«奈尔斯国家纪录»和«美国大百科全书»等书刊的关注和引用[18]。 然而， 该报多从负面批判的角度报道中国国情和广州地方体制， 旨在为殖民扩张和鸦片贸易辩护， 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殖民偏见[18]。 «广州记录报»是«香港记录报»(Hong Kong Register)的前身， 1839 年迁往澳门出版， 1843 年迁往香港并改称«香港记录报»， 1863 年停刊。

«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后， 商人办刊也开始扩展到新开埠。 1850 年8 月3 日， 英商奚安门(H. Shearman)创立了上海最早的近代化报刊«北华捷报»[20]， 每周发行。 «北华捷报»创刊以来数度易名和调整发行方式， 1941 年12 月8 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8]。 该报一般设置四个版面: 第一版以简单分类的广告为主； 第二、 三版内容丰富多样， 包括读者来信、 外报摘录、 «京报»摘抄、 经济报告以及各类游记和历史文章等， 这些构成周报的主体； 第四版则多为进出口贸易信息[21]。 随着该报的发展， 其内容和栏目逐渐增加， 包括“学习上海话”等栏目， 篇幅也逐渐增加， 至19 世纪末增至每期40 余页[20]。 上海开埠初期， 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实行分而治之政策， 囿于租界的英国人很难了解中国。 为了满足英侨的需要， «北华捷报»刊登了多篇有关中国历史、 地理和民族文化的文章， 还设置了专栏刊登香港总督包令(J. Bowring)翻译的中国诗歌[21]。 «北华捷报»最知名的且有价值的文章， 当属1852 年刊登的伟烈亚力(A. Wylie)的论文«中国科学札记: 数学»。 这篇文章分量颇重， 分多期连载， 之后又被«上海历书»«中西闻见录»«国际天文学杂志»等多份书刊重印， 翻译成德、 法、俄等多国语言， 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引用和赞赏[22]。

随着中英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 英国本土也出现了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商业报刊。 1844 年5月2 日， 前东印度公司职员皮定(J. Pidding)在伦敦创办和主编周报«皮定船长的中国杂俎与茶话»(以下简称«茶话»)， 刊登与中国有关的各种杂俎消息、 中外贸易以及茶市行情等。 据笔者所见， 该报最后一期为1845 年6 月5 日的58 号[23]。 该报刊登的文章多为重印， 有的无作者姓名， 有明确出处者包括«印中搜闻»上曾刊登过并被广泛转载的有关中国医学的文章[24]， 以及德庇时(J. F. Davis)论中欧早期交往的文章[25]。 «茶话»作为一本关注中国的汉学报刊， 在19 世纪末已经得到西方学界的注意。 考狄(Henri Cordier)在«中国书目»第一版的补编中收录了«茶话»的基本信息和第一期目录，还列举了该报发表过的几篇长文[26]1877。 «茶话»发行时间虽短， 但不少文章被同期英国的其他书刊转载和引用①参阅: Examiner: A Weekly Paper on Politics， Literature， Music and the Fine Arts. United Kingdom: John Hunt， 1844， p.666. The Church of England Magazine. United Kingdom: J. Burns， 1845， p.176. The Odd Fellow's Quarterly Magazine. United States: M.C.Lilley ＆ Company，1847， p.110. Useful Hints， and Entertaining Facts， Anecdotes， Observations on Husbandry: And Various Other Professions and Sciences. United Kingdom: John Smith and Son，1845，p.100. Mechanics Magazine. United Kingdom: Knight，1844，pp.159-160.。 这些书刊多面向普通读者提供文学、 艺术、 政治、 历史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被这些书刊征引说明， «茶话»为满足当时英国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一般求知兴趣提供了信息渠道， 参与塑造了英国普通读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最近英国出版的一本徐光启孙女徐甘第大(Candida Xu)的人物传记亦引用了«茶话»上刊登的相关长文[27]， 显示了该刊在汉学中的文献价值。

(三)学者办刊

19 世纪初， 随着欧洲了解和学习东方知识的兴趣增长， 在英国本土也出现了专门的东方学会: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皇家亚洲学会于1823 年3 月在伦敦成立， 是欧洲同类学会中最为古老和重要的， 旨在促进亚洲的科学、 文学和艺术的研究； 次年， 学会得到英王乔治四世的特许状成为皇家学会的一部分[28]。 学会创办初期就明确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1823 年的创办计划书中专门指出， “中国文学几乎是片处女地。 学会的创建将会提升这方面的研究， 促进欧洲和亚洲的交流并使双方互利共赢”[29]。 1827 年， 学会首次发行了四开本的«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一卷， 内容包括第一次大会的报告、 章程、 发刊致辞以及1827 年3 月前提交的论文。 «会报»正文前附有征稿说明， 声明委员会选择论文的主要标准， “主题的重要性或独特性， 或方法的优越性， 但并不保证文章事实的准确性或推论的合理性”[30]。 由于主题形式、 开本大小和不定期出版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会报»自1834 年起被季度性出版的八开本«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以下简称«会刊»)取代[29]。 1862 年， «会刊»开始注意到发表东方题材文章的价值， 还与其他学术机构有了进一步的交流[29]。 1863 年第20 卷后， 学会于1864 年出版«会刊»“新系列”(New Series)。 “新系列”编至1889 年第21 卷后， 废弃了编号， 改成以年份的形式标记。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自创刊以来， 历经几代主编的改革和经营， 逐渐完善。 1886 年， 在时任主编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F. J. Goldsmid)的主持下， 会刊增加了“季度札记”(Notes of the Quarter)和“通讯”(Correspondence)栏目， 提供关于东方的各种信息。 1888 年开始， 在主编戴维德教授(T. W. Davids)的学术关注下， “«会刊»不再发表详尽描述东方作品的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有关东方内容的书评。 从那时起， 就不乏有价值的论文。 作者主要是英国国内学者和长期工作在东方、 有众多重要发现的学者”。“其广泛且有吸引力的研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好评。”[29]魏思齐也称赞该刊不仅历史悠久，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当作一个发表高学术品质的论文论坛”[3]。

«会刊»及前身«会报»发表了不少知名英国汉学家的原创论文， 彰显了英国汉学的水准。 1830 年的第二卷«会报»刊登了著名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1829 年5 月在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上宣读的长文«汉文诗解»。 该文素材来源广泛丰富， 注释详尽， 既保留了中文诗歌的神韵又便于西方读者阅读鉴赏， 广受欢迎， 后出单行本， 并于1870 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汉学教授萨默斯(J. Summers)的监督下出版修订本[11]15。 1940—1950 年， «会刊»发表了16 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31]，多由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所撰， 如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叶慈(W. P. Yetts)关于中国家具和花的象征的两篇文章， 甲骨学史上有名的早期收藏家和研究者金璋(L. Hopkins)关于甲骨的论文， 英国历史学家谟区查(C.R. Boxer)关于17—18 世纪中欧刻本的文章， 伦敦大学韩斯福(S. H.Hansford)教授关于周代皇室墓葬中的玉器使用的论文， 以及我国著名社会学家、 藏学家李安宅关于早期喇嘛教的论文。

三、 汉学刊物的学术化阶段

19 世纪中后期， 英国汉学日益世俗化和学术化。 这一时期在英国国内和东方侨居地出现了多份世俗特征突出的汉学刊物。 英国早期的专业汉学家通过在这些媒介上发表原创研究或评论文章， 及时追踪国际汉学界的研究动态， 加强与各国学者的合作交流， 并自觉地将欧洲最新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汉学中， 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价值和影响力的文章， 研究水平较19 世纪初的汉学成果明显提升。此外， 与19 世纪上半叶的商业性汉学报刊相比，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汉学刊物对中国的认识相对来说更为全面和客观， 重视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重要地位， 利用中国典籍资源的意识日益增强。 研究者认为，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虽然有两个中文教席， 但实力不强[3]。 然而，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积累， 19 世纪后期英国的汉学家明显增多， 其中多数人精通中文， 有的还掌握多种汉语方言， 对中国有亲身的经验和了解， 逐渐完成从传教士、 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4]52-53。 汉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一时期也正是被誉为“19 世纪英国汉学三大代表人物”[10]的理雅各(J. Legge)、德庇时和翟理斯(H. Giles)的活跃期。

进入20 世纪， 英国汉学进一步发展繁荣， 来自政府等各方面的资助增多， 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学院化。 1909 年， 由雷伊爵士(Lord Reay)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向英国国会提交报告， 建议将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 成立东方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研究范围包括中国、 马来西亚、 缅甸、 日本和西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语言[10]。 报告还强调， “东方学院应对汉学做高深之学术研究， 不光是培养商业用之通译人才”， 可惜未得到时任伦敦大学校长的支持[11]108。 经过长期的调查和听证， 东方学院最终于1917 年正式开学， 同年发行«东方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8 年， 学院改名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学报也随之从1940 年第10 卷第1 期开始改名«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一)«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 商人和外交官在中国的开放口岸长期旅居。 为满足在中国长期寓居的实际生活需要与精神需求， 同时受到当时东方其他殖民地的外侨启发， 旅华外侨也愈发渴望在中国成立专门的研究学会[32]13-17。 1857 年， 裨治文(E.C. Bridgman)、 艾约瑟(J. Edkins)等18 名在华西人在上海成立“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以调查中国及其周围的国家。 1859 年， 该学会加入皇家亚洲学会， 并改名“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以下简称“支会”)。 1952 年支会关闭。

1857 年上海文理学会成立时， 会长裨治文就提出要办一份期刊， 发表学会成员的研究成果。 会刊的出版经历较为曲折， 曾三次改名、 两度中断[32]77。 1858 年6 月以«上海文理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之名发行第一册后， 1859 年和1882 年又随支会名称变化两次改名， 使用时间最长的名字为«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 1861 年， 支会停止活动， 会刊亦暂停刊行。 1864 年， 支会重建， 同年12 月续刊“新刊”(New Series)。 1942—1945 年， 由于日军占领上海英美租界， 外侨纷纷离沪， 支会被迫停止活动， 会刊再度中断， 直至1946 年12 月才出版第72 卷。但复刊不久， 由于租界消亡、 缺乏资助等原因， 会刊出版受挫， 于1948 年停刊， 合计出版75 卷， 包括“老刊”2 卷4 册和“新刊”73 卷[33]1。

1909 以前的会刊没有标注编者， 学者根据相关文献推测[33]6， 1858—1908 年间会刊的实际编纂者主要有裨治文、 伟烈亚力、 艾约瑟、 金斯密(T. Kingsmill)、 夏德(F. Hirth)几位汉学家。 据会刊所载， 1910 年以后的编辑则有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传教士、 教育家福开森(J.Ferguson)，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汉学家莫安仁(E. Morgan)和库寿龄(S. Couling)， 英国知名博物学家苏柯仁(A. de. C. Sowerby)，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盖尔(E. M. Gale)，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 药学家伊博恩(B. Read)[33]6-7。 与早期汉学报刊相比， 北华支会会刊编辑团队的知识背景和学养明显提高。

会刊发表的文章类型包括研究文章、 调查报告、 书评、 释疑、 杂记和札记、 讣告和悼文、 大事记和会务等[33]2。 据王毅统计[32]78， 19 世纪会刊文章主要来自于演讲， 1890 年以前占比高达90%。20 世纪后， 因为会员增多和支会影响扩大， 会刊文章则更多来自投稿。 值得注意的是， 20 世纪向会刊投稿并发表的还包括王国维、 胡适、 竺可桢、 蔡元培和林语堂等知名中国学者。 会刊发表文章的领域分布凸显了偏研究型的倾向: 发表最多的文章类型为历史学和学术动态两类， 而在演讲中占比较大的游记随笔类文章占实际发表的篇幅却较小； 会刊还用大量篇幅刊登书评， 及时追踪学术前沿动态。 由于会刊在20 世纪的影响力颇大， 可以说， 这些书评不仅为当时的学者提供了最前沿的学术信息， 而且“基本勾勒出了近代欧美汉学发展的概况”[32]79-80。

支会和会刊的学术研究趋向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评论。 英国东方学者帕格特(F. Pargiter)就曾将支会1859 年活动衰退的原因之一归于“它(支会)正朝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 这些研究几乎不能让对东方学普遍无知的公众提起兴趣”[29]。 美国学者诺曼•吉瑞德(N. Girardot)亦认为: “由裨治文创办的«上海文理学会会报»代表了一个过渡阶段， 在此， 传教的兴趣和世俗的兴趣(‘科学的和文学的’)毫不掩饰地结合在获得东方知识的伟大‘战斗’中。”[34]145刊物的创办是受众推动的结果， 其存续盛衰也与受众需求密切相关。

会刊在汉学学术上的成就自创刊起就受到广泛认可。 该刊在动植物、 历史、 文化和宗教方面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出自汉学名家或相关领域的专家， 得到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多方赞誉。 会刊“新刊”1865 年12 月第2 卷的两篇研究中国地质的文章均配有精致的插图， 研究成果得到英国«地质杂志»(Geological Magazine)的转载评论[35]。 据王毅统计， 仅20 世纪， 会刊上就有至少12 篇文章被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期刊直接引用， 其他索引和专著论文对会刊文章的引用数据则更可观[32]86-87。 其中虽然不乏纠偏指误的引用， 但总体而论， 会刊为后续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力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2006 年， 休眠半个多世纪的支会在杭州重建， 并于2007 年初转到上海活动， 当年九月以上海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RAS China in Shanghai)的名称正式恢复集会[36]。 2010 年， 上海支会重新刊行会刊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in Shanghai， 并沿用北华支会会刊“新刊”系列编号， 从第74 卷开始发行， 最初三年一卷， 2016 年起每年一卷， 目前已发行至第82 卷。 2013 年第75 卷开始， 会刊更名为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China。 上海支会会刊可在支会位于上海西岸东安路888 弄的阅览室或支会官网上查阅到， 支会阅览室还藏有1858 年以来的几乎全套北华支会会刊[37]。 上海支会会刊发表原创学术论文和书评， 内容涉及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哲学、 艺术与建筑、 考古、 人类学、 环境和当代事务。

(二)«中日丛报»

如果说1858 年创刊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已经显示出向世俗化兴趣转变的过渡性质，那么19 世纪60 年代以后创办的几本汉学期刊在其主创身份、 编辑理念和形式等方面都显示出更明晰的学术自觉。 值得注意的是， 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在英国本土所创办的汉学期刊多将中国与日本等其他亚非国家并列研究， 而同期在中国侨居地所创办的汉学期刊则往往纯粹聚焦于中国， 这种研究兴趣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刊名上， 从实际发表内容来看则并不绝对。 究其原因， 也许是因为在中国侨居地创办发行的汉学期刊拥有一批更稳定和更明确的侨民读者， 其对中国的兴趣也更为集中。

«中日丛报»(以下简称«丛报»)全名为“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history and art，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由萨默斯创办、 编撰并担任主编， 1863 年7 月出版第一期， 1865 年12 月终刊， 共3 卷29 期。 萨默斯在创刊号中介绍道， «丛报»的名称有意呼应广州的«中国丛报»， 并表示如果本刊得到资助扩大版面， 将会重印«中国丛报»的部分文章[38]。 由于«中国丛报»遗憾停刊， 而英国与东方的交往又日益密切和便利， 关于东方的知识不断增加， 所以有必要将印度和中国等地区从笼统的东方概念中分别区分开来， 创办一份单独处理中国事务的杂志[38]。 在发刊词中， 萨默斯还花了大量篇幅渲染中日两国的落后和腐朽， 将之描绘为亟待西方先进科学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拯救的衰败孱弱的文明， 而这种拯救之实现， 离不开对中日两国的事实情形、 地理风俗、思维习惯以及异教迷信的了解。 «丛报»的目标即是为此收集和提供相关信息[38]。

«丛报»的报道范围广泛， 包括中日两国的历史、 民族性格、 政治和教育制度、 哲学体系、 气候地理、 人口民族、 语言风俗、 行为准则等， 该刊物面向广大读者， 不仅包括商人、 传教士、 专业研究者， 也包括对远东不甚了解的英国普通读者[38]。 发表的文章类型包括书目、 评论、 摘录、 新闻报道、 翻译和研究性文章。 虽然名为«中日丛报»， 但从实际出版内容来看， 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占去了绝大部分版面。 以第一卷为例， 44 篇文章中只有8 篇专论日本， 5 篇涉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再除去3 篇人物传记， 其余全部与中国有关。

«丛报»是19 世纪中后期为数不多的专业汉学期刊。 期刊所登文章囊括了其时不少著名的西方汉学家: 英国的德庇时、 艾约瑟、 伟烈亚力， 美国的裨治文、 卫三畏(S. Williams)， 法国的巴赞(A.Bazin)、 儒莲(S. Julien)、 洛图尔(Escayrac de Lauture)， 以及德国的贾伯莲(H. Gabelentz)和葡萄牙的江沙维(J.Gonçalves)等[39]。 «丛报»不仅重印知名汉学家的文章， 如瑞典汉学家韩山文(T.Hamberg)1854 年发表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 而且及时报道欧洲汉学的前沿和最新研究进展， 如1864 年9 月号基本同步刊载了儒莲原发表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的长文«<边裔典>中的突厥部史料»， 可惜«丛报»未能完成对该文的连载； 该期«丛报»以及接下来的10 月号连载中还提前节译了法国汉学家颇节(M.Pauthier)1865 年出版的专著«马可•波罗行记»， 足见«丛报»对欧洲汉学界学术前沿的追踪把握[39]。

(三)«凤凰»

«中日丛报»停刊后， 萨默斯在伦敦发行了另一份英文月刊«凤凰»(The Phoenix)。 两刊在主题内容上相近。 据德国日本学家弗里德里希•威斯特恩(F. Wenckstern)所编书目记载[40]28， «凤凰»的发行时间为1870 年至1873 年， 共3 卷， 第1 卷副标题为“A monthly Magazine for China， Japan， and Eastern Asia”， 第2、 3 卷副标题为“A monthly Magazine for India， Burma， Siam， China， Japan and Eastern Asia”。 期刊名字源于中国古代所尊崇的神鸟凤凰——一个美与光荣的象征[41]， 凸显了中国在其报道内容中的地位。 萨默斯在第一卷首期中申明创刊意图为， 提供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一手信息， 改变其被严重误解的情形， 并为外交政策提供坚实基础[41]。 值得注意的是， 与七年前创刊的«中日丛报»发刊词中强调中国的腐败衰退相比， «凤凰»对中国的评价有了明显改观， 转而强调中国文明对周边国家的泽被和辐射， 以及中国丰富的典籍资源所蕴含的价值， 对欧洲的偏见进行了较为自觉的反思[41]。 在副标题修改后的第二卷首篇编者注中， 萨默斯表示， «凤凰»期望服务于东方学的学生， 不论其兴趣是在语言学、 地理、 历史还是科学方面， 并表达了编辑一份伦敦大学学院、 皇家亚洲文会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三处所藏中文书目录的愿望[42]， 其学术化和学院化倾向明显。 从«中日丛报»到«凤凰»， 主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态度固然有所改善， 但延续了将中国置于东方学这一暗示着“已死的、 过往的文明”[43]的知识范畴之下的做法， 同时仍将搜集整理文献、 信息作为主要任务， 而将进一步的理论提炼与构建留待能者[44]iii， 显示出东方主义的偏见和实用主义的局限。

总体而言， «凤凰»在内容、 方法和体例上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专业规范。 不少文章的开头和文中都有编者萨默斯的加注， 介绍文章的基本情况并作必要解释。 如第1 卷第4 期所载英国民族学家布莱恩•霍奇森(B. Hodgson)有关佛教宗教和文学的文章， 文前附注说明该文的发表情况和作者的最新成果， 指出虽然作者的观点已有所发展， 但为了适应一般读者的需求， «凤凰»决定仍先刊登本文[45]。 萨默斯在创刊号中还特别指出， 比较科学时代的到来， 尤其是比较方法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将使得本刊扩大的研究范围成为可能[41]， 明确提出将19 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方法的最新进展应用到汉学研究中， 在英国汉学学术化的道路上进一步探索。 正如«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所面临的困境一样， «凤凰»需要解决学术倾向和一般大众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中国评论»评价道， «凤凰»1872 年4 月刊虽然有几篇有趣的文章， 但还是有些枯燥(“dry”)， 并表示该刊日后若能在保持其格调的同时， 发表更多满足大众兴趣的文章， 将会办得很好[46]。

(四)«东方学院学报»

20 世纪初英国国内一份重要的汉学刊物是«东方学院学报»， 1917 年随新成立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创刊， 后改名«亚非学院学报»， 发行至今。 1952 年以前， 学报约每2—3 年出一期， 1952 年以后每年1 期， 每期一巨册。 学报刊登内容广泛， 举凡亚非相关研究的论文都有， 汉学所占比例晚近增加[2]。 目前学报每年发行3 期， 内容涵盖亚洲、 非洲和中东地区从古至今的语言、 文化、 文明， 既有高水准的同行评议文章， 又有相当份量的书评[47]。 学报质量得到学界认可， 魏思齐甚至盛赞其“堪称世界上最好的期刊之一”[3]。 该刊为英国汉学家提供了一个发表和交流研究成果的平台， 对提升研究者的地位、 彰显研究价值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1917 年的创刊号上就刊登了阿瑟•韦利翻译的«初唐诗歌选译»和«白居易诗»， 占据整整44 页的篇幅。 这也是阿瑟•韦利首次发表英译汉诗， 从此将其“推上英译汉诗一流大家的位置”[10]。

(五)«中日释疑»

与英国本土的汉学期刊遥相呼应， 19 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 在中国的侨居地也涌现了多本重要的期刊， 如19 世纪60—70 年代英国外交官丹尼斯(N. Dennys)在香港先后创办的«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和«中国评论»， 以及«中国评论»在上海的后继者«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

«中日释疑»于1867 年1 月开始发行， 至1870 年10 月停刊， 合计4 卷48 期。 萨默斯曾在«凤凰»中称赞«中日释疑»是一宝贵刊物， 并对该报的停刊感到遗憾[42]。 «中日释疑»以释疑(notes)和问答的形式刊登有关中国和日本的信息， 为侨民随意记下、 既不成书也不适于在一般报刊专栏发表的记录提供发表的平台， 以满足侨民对相关信息的需求[48]。 除了“释疑”、 “询问”(queries)和“答复”(replies)之外， 期刊还设有“文艺通讯”(Literary Notices)、 “敬告读者”(Notice to Correspondents)、“特售图书”(Books for Sale and Wanted)、 “广告”(Advertisements)等栏目， 比较有价值的汉学文章主要在“释疑”一栏连载发表。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梅辉立(W. Mayer)的«中国小说»(Chinese works of fiction)， 以及艾德(E. Eitel)介绍客家文化的相关文章， 后者被誉为开中外学界该领域研究之先河[49]。该报作者以19 世纪旅华的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 很多是“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笃学之士”， 有相当的权威性[49]。

(六)«中国评论»

«中日释疑»停刊后不久， 丹尼斯又于1872 年在香港创办了另一份英文月刊«中国评论»， 与同期的其他三本英国汉学期刊不同， «中国评论»存在了较长时间， 一直发行到1901 年， 合计25 卷150期。 作为同一主编五年内在同一地点先后创办的两份期刊， «中国评论»与«中日释疑»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在版面形式上， «中国评论»承袭了«中日释疑»的“释疑”的基本形式， 又增加了长篇论文和“学界消息”(Notes of New Books and Literary Intelligence)两个栏目。 在内容对象上都以中国历史、 语言和文化为主， 兼涉日本和朝鲜。 两报的作者群也基本重合[9]21。 «中国评论»的第二任主编为德国人艾德， 他于1865 年4 月加入伦敦会为英国教会服务， 1871 年因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而获得“杜宾根大学博士学位”[9]25。 1885 年左右， 香港中央书院的第二任校长霍近拿(A. Falconer)亦曾临时负责该报主编职责[9]27。

«中国评论»在英国汉学向专业学术研究迈进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王国强以内容、 方法、 学术自觉性和开放性四个主要方面为依据， 认为«中国评论»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刊物[50]。 该刊1873 年第2 卷第1 期所发表的艾德的«业余汉学家»一文， 最为突出地显示了英国汉学研究的学术自觉。 艾德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勾绘出一幅“业余汉学家”不加反思、 生搬硬套比较科学的方法以研究中国的讽刺漫画， 并指出要想免于“业余汉学”之病， 就要在研究中有所分工， 对待材料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求真， 抛却个人偏见， 不受传统和俗流影响妄下论断[51]。 艾德的文章激发了有关汉学科学性的进一步讨论。 第2 卷第3 期一篇题为«汉学是一门科学吗?»的文章就将艾德的理论立场与另一篇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看待汉语学习的文章相对照， 从研究的系统性与研究者之间合作的角度， 进一步构想了作为一门科学的汉学所面临的问题[52]。 两篇文章对汉学研究的一般性反思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 无疑是必要且富有远见的。

«中国评论»在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办刊伊始就得到广泛认可。 «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几乎对每一期的«中国评论»都会报道和评论， 复刊后的«教务杂志»也多次报道«中国评论»的研究成果，在欧洲出版的«远东杂志»也曾将«中国评论»列为关于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之一， 并不时引用«中国评论»上的文章[9]79-80。

(七)«新中国评论»

«中国评论»的成就使其停刊成为英文汉学界的一大憾事， 延续该刊工作的呼声也不曾消歇。1919 年， 库寿龄在上海创办英文双月刊«新中国评论»， 明确袭承«中国评论»， 在内容和栏目上都与之相似[53][54]。 1922 年库寿龄去世， 该刊随之停刊。 «新中国评论»的撰稿人包括翟理斯、 阿瑟•韦利、 庄延龄、 金璋和慕阿德(A. Moule)等汉学家[9]38。 该刊物还见证了英国两代汉学家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之间围绕古诗翻译问题而展开的长达数年的论战[55]， 为汉学史上研究者与研究方法的转变、迭代保留了宝贵的记录。

作为«中国评论»停刊后少有的一本英文汉学期刊， «新中国评论»的创办受到中国学者和国际汉学界的关注。 1919 年， 林语堂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评论»上发文报道«新中国评论»创刊的消息， 认为该刊对解决当时汉学研究领域内缺乏交流的困境有积极的作用[56]。 «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皇家亚洲文会会刊»«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和«教务杂志»等期刊也报道、 转载和引用了«新中国评论»的内容[9]38。 美国汉学家赖德烈(K. S. Latourette)亦称赞«新中国评论»“为发表汉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一个平台， 并且摆脱了最近的政治纷争。 该刊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值得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广泛流通”[57]。 该刊短暂的4 年发行中刊登了多篇有价值的文章， 如慕阿德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 伍德华(T. Woodward)关于中国当十铜元的研究、 金璋关于甲骨的研究、 斯坦因(M.Stein)和沙畹(Chavannes)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等。 1923 年， 考狄在«中国书目»第二版的补编中将该刊目录全部收入， 1933 年贝德士(M. Bates)在«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中选取并收录了该刊14 篇文章[58]。

四、 汉学刊物的专业化阶段

二战以后，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 中国的国际地位备受关注。 1961 年发表的«海特报告»和1986 年发表的«帕克报告»推动了英国高校中一批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为汉学的全面发展和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 受二战后美国兴起的以区域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学影响， 英国传统汉学研究的格局进一步转向， 越来越强调对当代中国政治、 经济和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 语言文学研究也从古典文学、 古代汉语向现当代文学、 现代汉语倾斜； 另一方面， 传统文化研究仍坚守着固有的阵地。 一些传统汉学历史悠久的英国高校中， 历史、 文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仍有80%以上的研究与古代有关[10]。

二战后英国的汉学期刊大多依托大学和学会等专业机构创办发行， 在内容上也有了更细致的专业领域划分。 英国汉学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1981 年开始发行«英国汉学协会会报»(Bulleti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2019 年开始发行的«英华学刊»(Britis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其前身为«英国汉学协会会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11—2019)。 此外， 自2017 年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国历史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总体来看， 20 世纪以来英国创办的汉学期刊为数不多， 20 世纪20 年代至80 年代初是汉学期刊发展的低潮期， 不论在英国本土还是海外侨居地都几乎没有专注中国的汉学期刊， 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17 年创办的学报外， 只有1949—1975 年间德国学者辛德勒(B. Schindler)在英国发行的«泰东»(Asia Major)“新系列”(New Series)和1959 年复会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自1961 年开始发行至今的会报。 这种情况， 一方面与二战以后传统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研究趋势以及英国汉学中长期存在的实用主义倾向等内在因素有关， 另一方面， 受到两次世界大战、 经济危机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泰东»由辛德勒1924 年在德国创立， 刊登德文、 法文和英文文章， 很快成为德国研究东亚学术主要的发表和交流平台， 吸引了德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投稿[59]。 纳粹上台后， 犹太出身的辛德勒被迫离开德国， «泰东»的最初系列随之结束。 1949 年， 在剑桥大学、 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几所学校的资助下， «泰东»以“新系列”的形式重启， 但该系列最终沦为20 世纪70 年代英国大学经济困难的牺牲品， 于1975 年结束[2]。 “新系列”共19 卷， 大部分论文都用英文撰述。 作者涵盖当时英国著名的汉学家， 包括阿瑟•韦利、 崔瑞德(D. Twitchett)、 霍克斯(D. Hawkes)、 葛瑞汉(A. C. Graham)和鲁惟一(M. Loewe)等[2]。

与殖民时期英国汉学期刊在海外侨居地的繁荣发展相反， 二战后， 英国汉学期刊的主要阵地在本土， 海外则几乎没有知名的期刊， 少有的两个也都与皇家亚洲学会有关。 除前面提及的上海皇家亚洲学会自2010 年开始重新刊行的会刊外， 20 世纪50 年代末，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也重建了亚洲学会支会， 并发行«香港皇家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1959年末， 30 余位热心人士在香港的英国文化协会中心集会， 重建了停止活动一个世纪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支会(RASHK)。 香港支会最初成立于1847 年， 前身为1845 年成立的内外科学会(Medico-Chirurgical Society)。 在首任会长德庇时的积极推动下， 香港支会于成立的当年加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 香港支会最初的成员包括«德臣报»(China Mail)的主编萧德锐(A. Shortrede)， 以及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和包令等。 德庇时在任职演讲中强调， 学会应当专注实践和自然史、 地质学、 植物学以及文学研究[60]。 重建后的香港支会自1961 年起开始发行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至2003 年改名为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现以«香港皇家亚洲学会报»之名每年发行一卷[61]。 该刊接收会员和非会员的投稿， 发表论文和释疑， 内容涵盖香港和周边地区的历史、 语言、 文学、 艺术、 社会习俗和自然史等[62]。 最初的香港支会在1847—1859 年的存续期间亦曾发行六卷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内容绝大部分与中国有关， 作者主要是传教士和英国外交官， 如包令、 密迪乐(T. T. Meadow)、 郭实猎、 麦华陀(W. H. Medhurst， Jr.)、 巴夏礼(H. Parkes)、 艾约瑟、 毕尔(S. Beal)和伟烈亚力等[63]。 考狄的«中国书目»第四卷收录了六卷会报的全部目录[63]。 与最初的会报相比， 重新复会的香港支会会报发表的内容范围有所扩大， 涉及我国西藏地区以及其他与西方有接触的亚洲各地， 还发表书评等其他内容[63]。 作者群也有所扩大， 开始有来自中国学者的投稿， 包括刘若愚和柳存仁等华裔学者。 会报还特别关注香港当地的内容， 有意识地通过报道保存香港传统的习俗、 职业等[63]。 «香港皇家亚洲学会报»现有相当规模的专业编辑团队， 包括10 人的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和9 人的编委会， 香港战争史专家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任荣誉主编， 香港大学出版社前社长科林•戴(Colin Day)任副主编和书评编辑[61]。

由于专业学术机构和政府的支持， 英国本土的汉学期刊更丰富， 不仅类型多样， 视野广阔， 而且领域划分也更为精细和现代化。 1976 年，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会议成立了英国汉学协会(BACS)。 该学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也是英国唯一的汉语研究综合学科协会， 旨在通过组织会议、讲座、 研讨会和其他活动鼓励和促进英国的中国研究。 1981 年， 英国汉学协会开始发行«英国汉学协会会报»， 每年一期， 1982 年开始以书册的形式印行， 每期大约50 页， 内容包括年会报告、 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提要、 1—2 篇小论文、 学术动态和学者追悼录等， 相当于学会通讯， 此外每期还刊载英国国内设置中国学专业课程的年度报告和人事变动记载[64]349。 2011 年， 英国汉学协会创办发行电子杂志«英国汉学协会会刊»， 发表经学会同行评议的研究文章和书评等， 包括从古至今与中国有关的广泛内容， 涉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 创刊编辑是英国杜伦大学的司马麟(Don Starr)， 编委会成员包括巴雷特(T. Barrett)和贺麦晓(M. Hockx)等学者[65]。 2019 年起， «英国汉学协会会刊»由完全开放获取的«英华学刊»继承， 每两年发表一期。 «英华学刊»发表的内容与«英国汉学协会会刊»相似， 但特别致力于支持中国研究中的性别和种族平等问题， 并欢迎博士研究生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投稿， 发表类型包括研究文章(research articles)、 短文(short essays)、 书评和特刊等[66]。 «英华学刊»现在的编辑有威斯敏斯特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葛维兰(Gerda Wielander)， 剑桥大学的殷海洁(Heather Inwood)， 以及担任文字编辑的牛津大学的何娜(Hannah Theaker)等[67]。

2017 年，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创办«中国历史学刊»， 并负责经营和发行。 «中国历史学刊»是一本专业的学术期刊， 每年发行两期。 该刊拥有由领域内著名汉学家构成的国际化编委团队， 并根据研究时段设置不同的副主编， 组织结构科学而专业。 现任主编为荷兰莱顿大学的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唐代之前的副主编为康奈尔大学的罗斌(Robin McNeal)， 唐宋元部分的副主编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柏文莉(Beverly Bossler)， 明清部分的副主编为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肯尼斯•哈蒙德(Kenneth Hammond)， 20 世纪部分的副主编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Zhao Ma)[68]。 期刊发表的文章类型包括研究性、 评论性的论文和书评， 涉及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历史的所有分支——社会、 文化、 政治、 经济和思想史等， 致力于使读者及时追踪学界的重要趋势[69]。

五、 结语

综上所述， 英国汉学期刊通过刊登与中国有关的信息、 知识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不仅为汉学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文献资源， 也为学术交流和争鸣创造了条件， 见证了英国汉学发展的脉络和流变， 隐含着异域视角下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 研究英国汉学期刊发展的历史为理解汉学史的嬗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 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 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70]以期刊为中心勾勒英国汉学史的发展脉络， 可以洞察汉学发展过程中学者兴趣的转移， 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的变化， 以及地域的差异， 推动构建完善的汉学知识体系。 研究汉学期刊史可以为深入发掘相关期刊奠定初步的文献基础， 有待于国内学者进一步从中发现和提炼话题并促进与国外学界的学术对话。 学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 问题意识、学术训练、 研究旨趣， 研读期刊中文章的主体与内容， 提炼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发现有意义的话题，进行有启发价值的学术对话， 了解中华文明的跨文化传播， 推动中西文明与文化的互动与互鉴。 汉学刊物刊载了大量研究中国历史、 思想、 文学、 语言、 民俗等方面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 促进了汉学的繁荣， 同时也见证了汉学兴趣的转变， 展示了学术发展的演变历程。 海外汉学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推进的中国之学， 既是关于历史中国也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学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自信自强、 开放包容， 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中不断丰富、 发展与完善，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深厚底蕴。 当前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深度融合， 要求中外专家学者承担融通中外文明的历史使命。 只有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 平等对话， 才能推进包括传统汉学在内的世界中国学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只有进一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与跨文化传播， 才能为繁荣世界文明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