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沙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观念的嬗变与主权维护

陈嘉祥，温小平，2

（1.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0228；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732）

晚清时期，因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东沙岛，拆毁中国渔民建在岛上的大王庙及民房，并驱逐该处的中国渔船，最终引发中日关于东沙岛的交涉事件（以下简称“东沙岛事件”）。当前学界围绕东沙岛事件展开的研究，不仅有相关史实深入考辨［1-2］，［3］65，［4］48，且就东沙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的主权维护与经营开发分门别类进行讨论［5-9］。然而，缺乏观念史维度的探讨。东沙岛事件始末，适逢中国近代处于从静止的“万国”观念去中心化，向流变的“世界”观念转型阶段［10］，对此后中国的海疆观念与主权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故本文以搜集到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为依托，欲从观念史视角审视东沙岛事件前后中国南海疆域的观念觉醒与主权维护。

一、东沙岛事件前我国南海疆域的观念分析

在我国古代，基于“华夷之辩”的观念形上建构，形成了“内、疆、外”的天下格局。“内”即完全受中原王朝管控的施政区域，“疆”即拱卫中国与沟通夷夏的临界要冲，“外”即边疆之外的地理空间。在传统“天下观”视域下，中国古代对作为边疆之一部的南海诸岛，有组织、成规模地进行了地理方位、自然资源、军事价值、行政管辖、图志记载、通济中外的多维探索，既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11］的风物勘考，亦有“舟师涨海”［12］“今置广南东路兵马铃辖，以州为始（治）所”［13］的军事守备，复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14］32的行政管辖。南海还成为对外航海的枢纽，据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我国广州的船只可经南海抵达越南［14］30。同时，中国设置水师巡海维护南海海域安宁并救济外国遇难船只，《广东舆地图说》载“今之海界以琼南为断，其外即为七洲洋，粤之师至此还矣”［14］128；道光年间，“（安南）头目阮廷豪等兵船在崖州洋遭风破坏，递至钦州转送回国”［14］71。

“天下观”为主导的古代中国虽对南海多有经略，然而其思维模式导致“重陆轻海”“有疆无界”观念生成，地理范围认知模糊为近代中国南海主权维护留有隐患，具体体现在：一是疆界模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5］10186比及近代，以往“王土”观念下绘制的版图问题显露，“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16］3945。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文字与地图记述模糊，多为方位性的描绘，具体范围表述缺失，如“其正路，若七洲洋中，上不离艮，下不离坤”［17］，清康熙年间出版的《汉文东半球西半球坤舆全图》仅以长刀形的“石滩”泛指南海诸岛，《海道图》则以“气”指东沙群岛、以“万里长沙”指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二是重陆轻海。中国古代的地理认知由中心地带向边疆递减，在国土治理与开发上亦更重内陆。中原王朝的国土安全威胁基本来源于西北边境，故“陆防”一直重于“海防”，如清朝面对台湾收复问题时，仍有大臣认为台湾“一块荒壤，无有之地耳，去之可也”［18］。就元明以降的政策因素而言，“海禁”导致海疆治理更受忽视，沿海渔民甚至被官府称为“匪”和“海贼”［9］99。即使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事件”进犯台湾，引发中国“海塞防之议”蜂起，海防派提出“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19］，但这一契机随甲午战败而破产。三是管辖薄弱。一方面，南海诸岛被排除在受中原王朝所重视经营管辖的小农经济范围之外。《琼台外纪》记载南海灾害频发，“每遇铁飓挟潮，漫屋田”［14］50。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条件限制了中原王朝对南海诸岛的现实管辖能力。据中国古代南海航海有关记载，可知当时船只在南海航行缓慢且易遭危险，如“水急礁多，覆舟溺者，十之七八”［14］43。限于中国古代国力、生产力与航海技术等客观因素，对南海诸岛管辖乏力且未能有效开发，鸟粪、森林、海人草［20］561-562等物产长期荒废，诱使近代列强纷纷盗采。

二、东沙岛事件发生及其引发的观念问题

甲午战后，日本在“水产南进”旗号下向我国东海、南海掠夺资源。1907年，日本政府默许日商西泽吉次窃占东沙岛，引发东沙岛事件。日商在岛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获利丰厚“值数百万元”［21］。日本商人的侵占行为很快引起中国的注意，李准在巡海过程当中，发现日人窃占东沙岛，在“此为吾国之领海，何来日本之国旗”［22］的认知下，遂着手准备交涉。1909年3月17日，粤督张人骏电告日本领事濑川浅之进“近有贵国商人在该处雇工采燐，擅向经营，系属不合”，望“谕令该商即行撤退”［23］20。日本政府以东沙岛主权争执作为侵吞南海诸岛的初步尝试，企图变“窃占”为“先占”，不仅坚称东沙为“无主荒岛”，还抗辩需中方自证主权归属，激起国人诸多观念纷争。

（一）地理位置之明晰

1907年，日本报纸公布“西泽发现”岛屿的地理位置为“北纬一十四度四十二分二秒，东经一百十六度四十二分十四秒附近”，且“在太平洋菲律宾群岛之间”［24］。晚清政府怀疑日人侵占的岛屿辖属广东，外务部命粤督张人骏围绕该经纬度数展开核查，“该岛旧系何名，有无人民居住，日商西泽竖旗建屋、装运货物是否确有其事”［23］4。然而，张人骏查照“英国海图”却发现该处“汪洋一片，并无岛屿”［23］26。彼时的举证工作很大程度受制于岛屿位置辨明困难，成因在于：一方面，古代“王朝天下”主导的海图绘制多记述模糊方位，如“涨海”“长沙”“石塘”等均为大致的海域范围；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出版的私营地图缺乏主导与规范而多有疏漏。为明确岛屿位置，张人骏与两江总督端方合力克服了两大困难：其一，面对以往志书舆图缺乏对东沙岛具体方位的记载，张人骏通过查阅英人地图与询问史地专家陈庆年，发现日人名“蒲拉他士岛”［23］5，系“广东杂澳第十三”［23］6，且《海国闻见录》中沿海形势图所载“东沙”，与被占广东属岛的位置吻合［25］。其二，鉴于粤省缺乏可用于勘察岛屿的大兵轮［23］5，端方致电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由南洋派舰彻查”，“酌立地标，以杜外人觊觎”［23］8。嗣后，晚清政府4次实地赴岛勘察［23］，证实日本报纸所称经纬度数有误，及所谓西泽占据岛屿“近菲律宾”亦系谬说：“该地海界……东南距菲律宾约四百余英里”［21］。自此，“东沙”的地理位置被澄清，国内各报陆续登载。《时报》澄清其经纬度数为“北纬二十四度四十二分三秒，东经（从英伦子午线）一百一十六度四十三分十四秒”［26］；《东方杂志》指明东沙岛毗邻广东而非近菲律宾：“北距惠州甲子门约百二十海里……东南距菲律宾亦约四百余海里。”［27］

（二）岛屿价值之彰显

东沙岛交涉期间，有关东沙岛事件的社会舆论提升了国民对岛屿的认识。一是水产资源价值。如“岛外大沙环之，海产最盛”［21］。同时，东沙岛便利补给保障中国渔民出海捕鱼，“该岛向有大王庙一所，为各渔户所公立，庙内预藏许多渔船杂粮，为船只到此日用之需”［20］557。二是资源开采价值。如“水陆物产最为繁富，木类则有柚木紫檀，高辄百尺，大可合抱，到处成林，相传为三四千年故物；矿务则有金沙磁铁充塞鸡谷，触目皆是乡人，有小金山之称”［28］“该岛盛产鸟粪层、紫檀、珊瑚、鱼类等物，是一实业的宝库”［20］647。三是军事价值。东沙岛事件初，张人骏曾提出南海极具国防价值的宏论：“南海重地，形势与内地隔绝，东西两千余里，处处濒海，以兵事言，海防重于陆防”［28］。1909年5月，归善廪生李兆书辨析东沙岛的重要战略位置：“霞涌路出东海，近与东沙形同壁对，若一为日人所属，则他日军港成立，兵轮出入屡形掣肘，是于门庭之内而置一巨石填塞也”［29］，国民亦认识到“日人将占此以阻我海军会汛开战之方便”［28］。四是航运价值。据英国海军此前在南海的测量，东沙岛是沟通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欲驶入内澳之船只，宜取南路水道，该水道便于行船驶入”［20］558，且“海面险要，尤为航行孔道”［30］。

（三）行政管辖之确证

1908年8月，英国欲在其认定为“无所统属之地”的“蒲拉打士岛”（东沙岛）建设灯塔，致电清政府“于督署案卷内详细确查该岛是否中国属岛”［23］7，此举系对东沙岛主权的“意存尝试”［14］145。1909年3月，日本领事称“毫无所闻”［23］20西泽占岛，坚持该岛为“无主”，“倘中国认该岛为辖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应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16］3940。日、英两国觊觎东沙岛的图谋显露，国人遂围绕其“索据”诘难列举中国历来确有管辖经营的证据。一方面，晚清政府搜得各类志书确据：其一，《中国江海险要图说》称：“该岛英名‘蒲勒他士’，即粤辖东沙岛。”［23］27“英人自称费50年测量之力而成”［31］，故此书可信度极高。其二，《国朝柔远记》载有“东沙”，“该岛位于甲子遮浪之间，证之英国海图，部位相当”［23］28。其三，《广东通志》卷百二十四海防图内记载有澳名“布袋”，与西图“蒲拉他士”发音类似，似为同一岛屿，且注明岛上有“天后宫”“大王庙”，名称与西泽所毁庙宇一致［23］29。其四，《海国闻见录》明确载有“东沙”，且“书成于雍正八年”［32］，表明中国对东沙岛的记载早于英、日。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举出表明东沙岛上中国人生产生活的线索。惠州自治会归结的证据“六条”明确指出“沿海渔户在该岛所建庙址，为该岛原属我国确据”［33］68；乡绅关佐田则认为岛上华人活动历史悠久。“岛内埋有华人之骨骸甚多，天后庙亦建立年久，均有实据可寻，从前海洋剧盗张宝仔横行一时，即以此岛为巢穴”［34］；东沙岛被逐的渔户陈述“历来渔船来往广东惠州属岛之东沙地方捕鱼为业，已阅数百年”［23］22，“聚在东沙四十年，向在该处捕鱼”［14］18。还有一些他国肯定中国拥有东沙主权的证明，如“英国书籍中有言中国人至此捕鱼，已不知若何年月”［35］及“英美二国公认该岛为我国领土之电告”［33］68。至此，东沙岛辖属中国无可争议，英国“并无异言”［23］21，日本亦“有承认为中国领土之意”［36］。

（四）主权捍卫之抉择

东沙岛被占侵害广东人民“经商种植之利权”［28］，导致民众自发抗争，原因有二：一是官府应对不力令民众失望。1907年东沙岛事件初政府行动迟滞，“外务部饬查此岛之后，旷日持久，始据江督复言，又误于据旧图略云”［33］62；1908年晚清政府在二辰丸事件中又遭日本“释船谢罪赔款”［37］的欺侮。二是日本政府谋夺东沙阴谋的暴露刺激民众力争主权。1909年3月初，政府调查东沙岛时曾录岛上日人口供：“去年夏间，台湾总督府曾派官吏六名至此视察。”［23］15可见，日本政府故意默许西泽占岛。同时，国人采取了多种捍卫主权的具体途径：其一，本于义愤热血抗争。1909年4月，惠州自治会发动集会商议东沙岛被占之事，呼吁力保东沙：“为我同胞兴大利，为我国家固海疆，是故人人所有责者……海可枯，而热血不枯，石可败，而精神不败……为地方计、为个人计、为子孙计固当力筹一最善办法，坚持到底，万勿事后痛哭饮恨吞声也。”［28］，还明确拟定了议争东沙岛主权的“对策”［33］67与“办法”［38］。同时，惠州自治会不仅致电朝廷驱逐东沙岛日人［39］，还鼓励粤民大规模抵制日货［40］。此事最终引起清廷重视，“请速问日使议结东沙岛案，并云粤民愤激迟恐生事”［41］。其二，依据事实理性议争。当时，沿海渔民举证控告西泽罪行，“庙宇被毁，粮物无存”［23］22、“岛上有坟冢百余座，用铁器掘开”［23］66，并称“海权失落，国体攸关，以故未肯轻易离去”［23］17。此外，《申报》与《神州日报》皆认为“粤人在该处置有生产事业，历经往来居住，均照属土管领不得指为无人之岛”［42］，“此岛为中国大陆之附庸物，吾人之往捕鱼者已不知几千百年，早为世界航海家所熟知矣”［43］。

三、东沙岛事件交涉与主权属我观念的增强

1907年，晚清官场经内部磋商，决定主要由广东政府负责调查日商占岛一事：“粤督既认为中属，自因该岛与中国海线相近，应由尊处派员往探。”［3］71这一决议造成了东沙岛事件初期，晚清政府内部未能协同合作，广东地方政府只能独自处理此事。庆幸的是，广东政府最终通过听取被日商驱逐的渔民供词，得出“大东沙岛系属中国领土，海权自宜保守”［44］的结论，据搜得各类证据认定东沙岛“应属粤辖”［15］37-38，1909年4月，日本无奈承认东沙岛属华：“该领初以无主荒岛为言，迭与指证折辩，乃认为我领土。”［16］3989日本合法吞占东沙岛的阴谋破灭，转而对华声索回购东沙岛物业的巨额价款。日本领事在要求中国保护西泽所谓“善意经营”［23］31的东沙岛事业基础上，提出中国回购东沙岛价款，即请求等价补偿西泽在岛总投资达51万银圆，或容西泽在岛长期经营至收回成本［23］31。对此，晚清政府据理相驳：其一，以“渔业被逐”驳斥“妥为保护”，粤督张人骏认为日商既侵害中国渔民利益，中国不但无义务保护西泽产业，且其仍需承担“所采海产应纳中国正半各税”［23］32及“庙宇被毁及沿海渔户被逐历年损失利益”［23］33的赔偿。其二，以“日人侵夺”驳斥“华人放弃”，针对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主张放弃此无所属之岛”［33］69，张人骏批驳称：“西泽擅自经营，毁庙、驱船，种种不合，实系日人侵夺，并非华人放弃。”［16］3943其三，以“公平估值”驳斥“单方索价”，面对日本政府无理索价，张人骏要求日本“先将东沙岛交还中国”［23］32，再由两国对西泽产业“公平估值”。晚清政府在后续议价过程中，坚持以东沙岛“属华”为前提，外交态度愈发强硬：一方面，强化了“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同。国旗是主权国家的象征，1909年7月，面对东沙岛上仍插着日本国旗，黄埔船局总办魏翰建言：“一日稽延不下，即一日不与交涉此案，以存国体。”［23］47张人骏随即就此致电朝廷，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遂照会日本领事撤旗，“以免有碍中国领土之权”［23］47。重视“撤旗”，反映晚清政府捍卫海疆主权态度更加自觉和坚定。另一方面，晚清政府强化了对国际规则的认知与运用。经“公平估值”，中国查知东沙岛物业总计不过“十万六百元”［23］47，与日方索要价款相去甚远，提出日方“万难照办”［23］59的“第三人公估”［23］59，并顺势议定价款为“十三万元”［23］59，日本无奈接受。由此，东沙岛收复已成定局。

晚清政府艰辛交涉的同时，愈发重视海疆主权的防范。鉴于中国古代海疆认知不明晰，“偏于考据方向，远近向少实在测量，记载多涉疏漏”［16］3945，为避免南海诸岛纷争再起，张人骏着手宣示西沙群岛主权，进行维护主权的整体长远筹划。西沙群岛与东沙岛对举，“为中国南洋第一重门户”［45］16，1909年5月，张人骏为“重领土而保海权”［45］22，决定派员勘察。1909年6月，将西沙15 座岛屿“一一命名，书立碑记”［45］16，废除西方殖民者所命旧名，并以当地物产、地理特征、复勘船名、渔民旧称［45］21等形式命名，并“饬筹资购买轮船常川往来东西沙群岛，以振兴商业”［46］，中国自此将西沙群岛正式纳入管理，此后“各国航海之书都称其为中国领土”［47］134。1909年6月至8月，晚清政府首次以国际通用的经纬度法编印绘制了新版《广东舆地全图》，有力重申了东沙岛隶属于中国版图［4］50。1909年11月，张人骏设立“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并制定《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由此着手开发西沙群岛磷质矿砂及筹建无线电台和灯塔［34］，以加强经营和建设基础设施的方式强化主权。即使临近卸任，张人骏仍不忘告诫继任总督袁树勋赓续其治理方略，“悉心图画，妥筹布置，以辟地利”［45］23。

随着中日交涉持续进行，国内舆论主为《国际公法》框架下关于东沙岛主权维护的论争，指向驳斥日本主张的“先占”东沙岛之说，如贺绍章以公法中“凡未经受政府委任之航海者占领之行为，当其为占领时，非国家之行为”［48］为凭，因未受本国政府委托西泽擅自占岛，故认定其不得主张“先占”。此期间，“国家”“公法”“主权”“海权”等理念渗入国人脑海，促进主权观念强化：第一，边界认知更加明晰。《神州日报》发表《东沙岛地理之真相》指出东沙岛明确地理位置为“北纬二十四度四十二分三秒，东经百十六度四十三分十四秒”［49］。第二，海洋价值更加重视。彼时，归善廪生李兆书上书朝廷释明放弃东沙岛将导致“三虎（英国、日本、菲律宾）同居，易生冲突”，力倡政府议争主权，“此岛不争，则自示以弱，各国必援利益均沾之说，乱占我海岛，则我东南群岛岂复为我所有”［29］。第三，海疆管辖更加关切。《时报》报道张人骏晚尝试开辟广东近海的“蓬莱岛”［50］，并下令查考其详情以便后续经营，加强了广东近海岛屿的经营管理。此外，鉴于陈庆年对议争东沙岛主权的贡献，引发国人对南海史地学的关注：“惜治此学者日寥落，不能办一机关杂志耳。”［25］这些论说增强了国人捍卫海疆主权的意识：“知大东沙岛之不可以强占，而日人之梦一性醒……尤愿今而后吾国人共醒此一大梦，则外人虽欲不和平以待我，其又奈我何！”［51］晚清政府亦展露出力保主权的决心，“东沙岛各案务须竭力与争，免至成为租界，致失主权”［52］。至此，东沙岛“确属华”的观念由纷争走向统一，近代国家观念愈发明晰，国人南海诸岛的认知强化，逐步接纳国家主权观念与国际公法规则，提振捍卫主权的信心，对中国近代南海主权教育具有启蒙意义。

四、东沙岛事件后中国对南海疆域的主权维护

中日两轮交涉后，“东沙岛案已了结”［53］。“事关交涉，断不敢稍涉延缓”［23］61，为如数支付13 万银元收购款以确保收复工作的顺利，尽管广东的财政已入不敷出，善后局官员仍从“造币粤厂购买银铜之款”中“腾挪应付”［23］61。经此，晚清政府愈发明晰海疆主权旁落之害。1909年11月19日，晚清政府成功收复东沙岛。东沙岛收复后，晚清政府为巩固主权一面加强行政管辖，一面推进资源开发。此外，东沙岛的收复鼓舞了国人捍卫海疆的信心，民众爱国意识与维护南海主权的凝聚力在收复东沙岛后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南海主权教育的开展。

（一）完善行政管辖

东沙岛收复前，晚清政府即筹议了东沙收复后的治理方略，“照南澳办法，添设镇将各缺，或即将该府附近各镇厅缺分划移驻，庶免将来为外人所觊觎”［54］，故在派员前往点收物业时即为后续的行政管辖做准备：其一，组织兵员赴岛驻守，且命水师提督李准“以所部亲军巡防各营”［23］70，确保岛上安全；其二，派遣专家勘验资源与测绘地图，如伦敦大学化学毕业生利寅、黄埔船坞绘图生魏道和［23］70。1909年11月19日，晚清政府举行收复东沙岛主权仪式，恢复东沙岛正名。嗣后，晚清政府坚持主权为经营建设的前提：一方面，晚清政府厘清经营开发与行政管辖的边界。如蔡康所拟“岛产运输管理建设各事”，提出建设无线电机的方案，认为我国应自行设置，“主权亦免旁落”［23］78-80；再如规定开发经营过程中，商人仅可“采取磷质等物”，“管理地之权”仍属政府［23］82-83。另一方面，晚清政府完善东沙岛的行政管辖。1909年7月，设立“管理东沙岛委员会”以管理东沙岛事务，兼办理东沙岛委员会之关防［47］132。收复东沙岛后，即拟定“由粤派勇一旗，常驻该岛，并随时派拔兵轮前往巡视以示保护”［23］83。1911年11月，为加强驻岛人员的后勤保障，增派广海兵轮每月载运粮食赴岛，“应驻岛人员等需用”［23］210。

（二）筹划资源开发

晚清政府东沙岛经略的准备工作包括：第一，为确保航路畅通，派船前往东沙岛重新测绘地图；第二，为考悉资源详情，遣专员赴岛勘探，查知岛上物产资源丰富；第三，为保驻岛人员安全及运售物产，命广海轮船加强巡海，“顺运粮食并载回磷质，分存省港发沽”［23］86。历经筹备，晚清政府着手开发经营：第一，1909年12月，拟定《招商承办东沙岛章程》［23］85-86六款，鼓励官商共同经营，并设置“官商合办”与“全归商办”［23］85-86两种经营模式，且邀请商人赴岛考察，“同往绅商无须一切费用”［23］88；第二，1910年3月，示谕沿海渔民赴东沙岛捕鱼，并竭力保障渔民航海安全，“各渔船出海捕鱼，或因避风，或有事故到岛，自应饬令驻岛员司妥为招待”［23］108；第三，1910年4月，为优化驻岛人员结构与后勤补给，一面加强后勤保障，派遣“惯于山居及最能吃苦之客籍护勇十名”前往接替原驻岛人员，并“优给口粮，带同医药及甑水器具”［23］109，一面将一批人犯“解赴该岛，罚作苦工”［23］109。

（三）推进主权教育

收复东沙岛后，国人认识到南海诸岛主权维护关涉国家长远利益，“可以控日美，可以制英荷，可以限越印，保护华侨之生业，扩张我国之海权”［55］，捍卫主权的心态愈发积极：其一，警惕他国在我属海疆的举动。日商西泽撤退后，国人密切防备殖民者卷土重来。1911年，有他国船只前来山东渤海捕鱼，《申报》即谴责其：“不但拟侵占岛外之渔业，并拟攫夺岛内之林业”［56］。比及1922年“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发生，琼崖青年振臂高呼：“他日肉搏西沙，血溅琼海，争主权于万难，还山河于一发”［57］，何瑞年公司终迫于社会各界压力而被裁撤，原系其经营的西沙群岛矿产拨归中山大学规划筹办［58］。其二，关注我国行使南海主权。一方面，重视主权宣示，如《申报》认为设立无线电有利于“可藉示该岛为中国领土”［59］；另一方面，呼吁国家积极承担海疆内的国际责任。如《时报》报道名为“兰满者”的外国轮船搁浅于东沙岛未及时获救，“水手饿甚，有一士官因虚热病而毙”［60］。东沙岛事件为中国南海主权教育创造有利意识条件，近代南海主权教育萌芽初现。

五、余论

东沙岛事件是清末边疆危机与国人海疆观念近代化历史之一部分，危机演化与观念嬗变相伴而行。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次主动捍卫岛屿主权并取得成功的行动，引发国人南海疆域认知渐趋明晰，主权意识由“天下”到“国家”逐步觉醒。中国古代囿于“王朝天下”思维，南海边界不明且疏于防范，后随清末英、日对东沙的图谋迫使政府着手维权。事件进程中，张人骏发现中国传统“天下观”下南海诸岛认知模糊，故加快明晰南海诸岛边界，进而宣示西沙各岛主权，并筹划以开发固主权。同时，随着晚清政府据公法力争取得交涉胜利，推动社会舆论话语朝“实据”与“法理”相结合、“实利”与“国家”相结合的方向嬗变，初具近代南海主权教育萌芽的意味。然而，日本“索据”刺激晚清政府接纳近代主权国家思维模式，但转变仍是被动与不彻底的。1909年初，东沙岛交涉进入国人视野，民众面对列强侵犯虽敢于维权，但由于海疆主权的认知尚未成熟，出现问题有：（1）社会舆论仍具传统“天下观”的盲目性，如“东沙岛固中国之土地，何用日本承认中国之主权？”［61］；（2）东沙岛事件尚不被国人视为全国主权危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仍未普遍确立；（3）晚清政府与民众互相怀有不信任情绪，尚未能形成捍卫主权的合力。

收复后，晚清政府对东沙岛的经略未能持续，继任两广总督袁树勋裁撤筹办西沙岛事务处［45］23，计划兴办的无线电报“未见布置”［62］。此外，晚清政府海疆治理思维不够成熟，未能站在国家发展的整体大局下考虑南海诸岛的维权与经营，缺失统一的南海主权教育。清季南海治理的问题，足可于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九小岛事件的主权争端中得以印证，直至“国民政府进驻西南沙群岛”方渐就完善。透过东沙岛事件，维护南海主权需要国家巩固海防与加强管辖，国内政府与民众形成合力，同时深化理解国际规则与话语。国家如何根据不同时期海疆主权面临的问题，教育引导国人的领土与主权观念，以明晰海疆、巩固海权，强化维护南海主权的内生动力，仍值得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