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茎”理论视域下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的共生
——基于朔门古港遗址与温州城市空间有效衔接的探讨

陈一奔，刘 畅

（1.中南大学出版社，长沙 410083；2.温州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对于当今世界而言，特色文化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优势文化。在构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当地特色的建筑设施、街区风貌、历史遗迹等元素均会成为重要的表现因素，对于地域特色文化的创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该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1]。当然，地域特色文化的提炼与传播并非易事，其集中地凝结于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也称“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其中，一些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会在历史发展的变迁与城市空间的迭代中散布在现代的城市空间中，与城市景观共生共存[2]；还有一些则会被历史所掩埋，或成为遗迹，或就此消失。

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项目名列其中；2023年3月28日，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项目成功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宣告了这一发现的历史价值。该古港遗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首（见图1），在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北邻瓯江，与江心屿的东塔、西塔隔江呼应。该遗址中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以及成组码头、砖铺道路、水井、灰坑等保存较好的古代遗迹，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3]。根据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划，朔门古港遗址之上将建设遗址公园，并打造成为浙江历史文化的金名片，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在社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态动态转化的当下，这座拥有着浓厚底蕴的历史遗迹如何与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空间和谐共生，成为丰富城市面貌的特色景观而非破碎割裂的异质存在，这座蕴含着地域特色的古港遗址如何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有效衔接，成为展现“温州故事”以及“海丝”文化的有力抓手，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1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示意图

一、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共生的理论依托

与历史遗迹及历史街区保护相关的研究早已有之。其中，空间研究成为保护策略和景观设计的关注点之一。

1.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的研究

早在1996 年，斯坦伯格（Florian Steinberg）的《发展中国家城市遗址的保护与再生》（“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4]和李新禄（Sim Loo Lee）的《城市保护政策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加坡的案例》（“Urban conservation polic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Singapore”）[5]两篇文章就将“遗址”“城市”“空间生产”三者进行关联研究。斯坦伯格认为，“城市遗址保护与现代需求不仅不会产生矛盾，反而可以促进各自需要的物质环境和空间功能的生产”；李新禄指出，“遗址的保护利用能够促进遗址地区商业活力的恢复”[6]。由最初的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①APEC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成为发达国家。而言，均可以将看似异质的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相互衔接，实现两者之间的共生发展，这些分析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同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在审视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时也着重考虑其间的共生关系，尤其是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这一意识更加集中而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如刘睿在《宜宾城区白酒老作坊的空间分布研究》一文中，便针对遗址文化景观位于城镇内的这一特殊性，指出应当结合城市格局、周边文化遗存等因素进行整体打造和保护[7]；王青岚、安磊则从城市发展与空间演变的脉络入手，解析郑韩故城与新郑市相互冲突、相互依存的关系[8]；杨静、成玉宁指出，由于历史遗存作为曾经的存在，在空间上与现实环境存在重叠性和矛盾性，而破碎化是遗址的空间共性特征，应当正确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9]；等等。总的来看，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对集中地关注城市遗余空间（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被忽略的空间）[10]的微更新策略。

2.“块茎”理论与城市空间的契合

德勒兹的哲学理论运用了大量的喻体来阐释抽象的哲学思维，其建立了空间与环境异质、开放、生成的关系模型，以多维度诠释了哲学与环境、空间、地理学、艺术、语言学等之间的关系。因此，许多建筑学领域的学者将德勒兹的相关哲学理论引入本学科内，为当代复杂建筑空间关系的思考及建筑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思维模型，为生命时代建筑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关系模型[11]。随着对城市认知的不断细化，如今的城市对于研究者而言并非一个僵化的固体，一些学者也将城市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于是，有学者便将“块茎”这一富有生态性的哲学理论引入城市研究之中，如王运茲便探讨了城市遗余空间“块茎”式更新设计[12]。对于历史遗迹而言，其一定程度上具有与遗余空间类似的特性，但与这类空间不尽相同的是，历史遗迹与城市的共生是一种随机性（难以明确判断出现的区域）与必然性（需要对此进行保护）的叠加，不能一除了之。基于此，本文借助“块茎”理论，将历史遗迹和城市空间看作是“块茎”和其存在的生态系统，探讨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共生的景观呈现及可行路径。

“块茎”（rhizome）一词由两位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加塔利于《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千高原》（1987）一书中提出。德勒兹将块茎看作是一个由一系列同步发挥作用的不同的线条构成的空间（见图2[13]）。在这个空间里，“块茎”的每一个任意点都通过线条与其他的任意点相连接。换言之，空间就是由不同的点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而“块茎”也就是从这种空间里生成的。同时，“块茎”空间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差异的存在。事实上，德勒兹也把这种差异的存在视为本体，而且这种差异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作为基础。质言之，每一个事物或事件本身就是差异[14]。它们呈现出开放性、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15]。其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始终具有多重入口[16]。与传统有层级、有中心的“树枝”形态相比，“块茎”构想的逻辑方式与现今的互联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偏向于网络结构。因此，也有学者称“赛博空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千高原’”，以其具有的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性，不断创造、拓展新的空间[17]。

图2 “块茎”结构示意图

城市空间作为一个生态有机体也具有如同“块茎”一般的结构。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推进，其内部功能区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如居民区就是由不同的点状的住宅楼构成的块状区域，而商业区是由不同的点状的商业楼构成的块状区域。同一区域内不同的住宅楼、商业楼虽有类似的形态、属性，但也提供着不同的服务、面向着不同的人群，呈现着差异化的特征。同时，这些功能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城市的发展表现出差异化的属性。并且，为了完成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人们在城市的各功能区之间移动。总体而言，城市空间呈现出了一种“块茎”式的网络结构。

二、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共生的景观呈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经济的发展，历史遗迹往往与现实空间存在着“空间上有重叠，时间上有差异”的现象。然而，考虑到城市空间景观的统一面貌以及历史遗迹文化传承与历史保护的价值，势必得在一定破碎化程度的基础上，将这些异质性空间统一于整体的城市空间中。正如德勒兹的理论中描绘的那般，这种多样性与异质性不仅存在，还会统一于“多元体”之中，整个生态系统要承认和接纳其存在[18]。

1.破碎化的城市景观

第一，城市发展变化使得城市景观不断被解构，这种解构一般分为积极性、平衡性与破坏性。其中，破坏性结果代表着景观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再牢固稳定，整体景观结构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会导致城市景观空间的破碎[1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对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的来看，“中国文化价值的天平一直倾向境外设计的一方”[20]。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之下，城市发展普遍面临着文化失语与文化迷失的双重困境，甚至一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也一味地贪大求洋、拆旧建新，人为地毁掉了许多具有传统文化记忆的旧建筑，导致出现了所谓“千城一面”的现象[21]。无序的城市用地开发和设计较为单一的空间功能使得原本的城市景观受到影响，呈现出“城市景观异质性”的特征，即景观单元之间、景观功能与城市生态间的关联度呈现变异。例如任维、张雪葳、李房英等运用景观破碎度分析研究方法对温州三垟湿地乡土景观进行研究时发现，具有悠久的传统人居环境营建历史的三垟湿地，在2012—2017 年五年间，内部的传统建筑空间降幅明显，呈现被空地与现代建筑空间蚕食的显著趋势[22]。

第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拓展了城市的边界，相应的城市景观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使得城市景观呈现出“高度破碎化”的特征，即众多的景观单元、板块被人工分隔[23]。理想意义上的城市具有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住宅、商业、工业较为均匀、恰当地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中，并围绕着一个相对固定的中心。随着中国飞速的城镇化发展，为了满足城市扩张及人口涌入的需要，城市中心并不一定会始终保持不变，或直接进行转移，或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各功能分区也逐渐分化，主要表现为原有的旧城区、工业区解体，逐渐成为城市的遗余空间[24]，其包含了空置、废弃的建筑、场地，被地面、高架道路切割的角落等空间。城市文化景观未能自然地形成连续、均好、多元且适度破碎的景观格局，甚至于一些新建的现代化小区穿插于老城、古城之内，破碎化现象越来越突出。相较于这类可以通过拆迁、改造等多元化手段进行解决的遗余空间，历史遗迹所呈现的更多是相对固定性，通常不可移动且功能单一，成为影响现代城市空间破碎化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就导致了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之间无法完全做到超前规划，就如同本文中朔门古港遗址的开掘一般，其改变了温州市正计划进行的城市道路隧道工程。

因此，探索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和谐共生的路径需要进行诸多考量，本文意图在将历史遗迹视为“块茎”空间的基础上，使其既可以表达历史遗迹的丰富文化内涵，又能与整体的城市空间相融合，形成既异质又统一的共生景观。

2.区块性的城市空间

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中指出，“一个可识别的城市就是它的区域、道路、标志易于识别并又组成整体图形的一种城市”[25]。倘若将一座城市视作是“媒介-建筑复合体”的话，那么城市空间中的建筑、交通、历史遗迹等都将成为特定的媒介符号，增强该城市的可识别性，凝聚城市形象的内涵[26]。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可识别符号以及整体结构来对城市建立印象[27]。可以说，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城市文明的体现，通常提及标志性的建筑就能使人们想起这个城市[28]。正如人们看到故宫、天坛会想起北京，看到外滩、陆家嘴的建筑群会想起上海，看到三潭印月会想起杭州，看到解放碑会想起重庆一样。21 世纪以来，诸多城市在城市有机更新的观念中有所改善，多着力打造统一的、集中布局的城市景观，以形成区块性的、较有辨识度的城市景观。如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打造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块茎”的理念[29]。此外，移动智能终端、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媒介视野与受众审美更聚焦于区块性的城市空间，推动着城市形象塑造媒介化、平台化、网红化[30]。具体表现为：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人们认识城市空间的途径与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通常不会以全景化、纵览式的视角去观察城市空间，而是通过诸如短视频的媒介手段，以片段式、场景式、区块性、碎片化的呈现方式对城市标志空间、名片场景等进行多元的认知[31]。基于这类亮点式、特色化的区域，异地游客能够形成对于另一城市的了解、认知，进而可能产生旅游行为。

在2022年之前，“诗画山水，温润之州”曾是温州的旅游品牌与宣传口号，被多次提及。不过，在2022 年2 月23 日至2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温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千年商港，幸福温州”一语被写入温州市党代会报告，成为温州新的城市定位[32]。之后，随着朔门古港遗址被发掘，这一口号不再仅限于精神层面的“温州千年历史和千年文脉”与“温州港通天下的城市潜力”，而是更被赋予了现实性的物质寄托，真正指向了一个实体存在的具有千年历史的商港。相较于以往传播“诗画山水，温润之州”时常使用的江心屿双塔形象（见图3），“千年商港，幸福温州”似乎难以通过具体的符号表征去呈现，“千年”“港”等元素也难以像“诗画”“山水”一般直接体现于拥有“中国诗之岛，世界古航标”内涵的江心屿双塔形象之中，而朔门古港遗址的出现恰恰让这一话语能够有所依托。倘若能够将朔门古港遗址视为特色性的区块城市空间，成为温州未来的标志性建筑，让这一物理空间与“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精神话语密切连接，那么温州文化与温州形象在数字化媒介盛行的当下也将更加具体。因此，作为反映城市特色并有效提高城市辨识度的城市文化景观，朔门古港遗址如何多维度地、和谐地纳入温州城市空间，必须得到高度关注，以此强化温州文化、温州形象的实体性与传播力。

图3 温州各标识中的江心屿双塔形象

三、历史遗迹与城市空间共生的可行路径

对历史遗迹空间的改造既要使之与城市区块和谐，又要注意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块茎”理论具有联系性、异质性、多元性等基本特征[33]，提供了一种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网络结构，能够与历史遗迹本身的特性相衔接，并以一种指导性的视角为其提供一种重新融入现代城市空间环境的思路。

1.强化联系性：打造“白鹿衔花”“宋韵瓯风”绿道的关键节点

第一，在观念上要做好历史遗迹区块的定位，其应当是一个节点，而并非一个末梢。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强调，各区块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而是能通过任意的方式相互连接。这为历史遗迹融入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先决性的思路。目前，国内的历史遗迹多以博物馆、纪念馆的形式存在。倘若仅仅将其作为单一形式的遗迹保护地来呈现，则难以吸引居民和游客频繁前往，也难以与其他区块之间产生空间上的有效连接，甚至会使其成为城市空间中的“孤岛”。因此，为了降低该类区块的孤立性，相关部门在对存在历史遗迹的城市空间进行设计规划时，需要有意识地注意该区块与其他区块的外部联系性。对于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而言，其蕴含着温州记忆、历史记忆、“海丝”记忆等多重元素，不仅是居民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宋韵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应当将其作为温州古城历史文化旅游带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来看待，在规划上便需要事先考虑其与城市要道（解放街、望江路）、生活环境（居民小区、滨江步道）、旅游景区（江心屿、朔门街区）、历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等不同区块的诸多连接性。

第二，在规划上要注重联系中的引导性，把握节点（区块）之间的线条连接。在“块茎”理论中，这种区块间的连接通常属于一种无规则的状态，但是对于具体的城市空间而言，游客不可能从一个区块凭空消失，又突然出现于另一区块，而往往是通过步行，或者借助交通工具前往另一区块的。因此，这种连接看似无序，实则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对其进行引导，提升区块之间连接的有效性。此前，有学者对绿道系统规划设计进行研究后发现，绿道作为一种线性开敞空间，能够在现代的城镇发展进程中起到修复破碎景观的作用，并且认为它是历史文化古迹对外连接最为自然的方式，能够将原本孤立的区块相互连通，营造区块间交流沟通的氛围[34]。据资料显示，温州已有关于绿道建设的丰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鹿城区打造了“山水诗路文化旅游带”，通过慢行绿道连接诗路瓯江、诗意塘河等区域。而朔门古港遗址正位于瓯江景观绿道带上，倘若能重新梳理规划，将朔门古港遗址作为绿道上的关键性、特色性节点，借助目前已有的江海景观绿道、滨水景观绿道、古城环线绿道圈、城区滨水环线绿道圈等线路，以浙江省最美绿道为目标，打造以朔门古港遗址为核心的主题绿道，那么便能进一步串联起其他景观区块，增加与既有城市空间区块的连接性。

第三，在实践中要考虑连接的开放性，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梳理，充分利用好遗迹、绿道资源。在城市实际的运行模式中，区块与区块的连接并非强制性的，而是呈现开放性的形态。居民和游客能够依据自己的行程、兴趣和喜好选择既定的或者随机的路径。因此，绿道的设计并非一个绝对性的，而是一种可行性的选择。基于此，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演算，如结合城市大脑、热力图等数智化技术。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计算后，选取更有可能与朔门古港遗址产生连接的区块。如朔门古港遗址周边极具宋韵瓯风的江心屿宋园、南宋朝门谯楼，九山之华盖山畔的中山公园、东瓯王庙，以及温州标志性购物步行街五马街等都可以作为重点区块纳入考虑范围。在重点区块的基础上，结合温州故事的讲述，设计出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绿道线路。如在朔门古港遗址中发现的宋元明清的朔门瓮城遗迹便能够作为其中的延伸元素。一方面，可以以古城墙为载体，借助既有古城环线绿道圈等通道的串联作用，形成以朔门古港遗址为核心，温州古城九山（海坛、华盖、松台、西郭、积谷、巽吉、仁王、黄土、灵官）星罗棋布的区块景观（见图4），借此丰富“白鹿城”（斗城）的整体故事内涵，为居民与游客提供一条“‘白鹿衔花’——温州古城墙历史文化旅游带”的绿道连接路径；另一方面，也可以突出温州宋韵瓯风的这一特色，以文化元素为内核，串联江心屿、谯楼、九山书会（温州南戏文化园）等宋韵特色区块，形成“‘宋韵瓯风’——温州古韵文化旅游带”的慢行绿道。同时，在相关绿道的连接中，设置相应的“白鹿衔花”“宋韵瓯风”的数字化文化资源产品，强化温州故事的整体性叙事，助力温州文化的生动传播。

图4 温州古城示意图

2.凸显异质性：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特色区块

历史遗迹作为古代文化的留存，是一般城市空间中较为少见的区块，具有较为强烈的异质性。第一，应当在保护的基础上，在空间建设层面突出这一历史遗迹区块的特色。如对于温州而言，可以将朔门古港遗址作为地标性的建筑区块来定位，在结合朔门一带的城市界面设计、延续城市肌理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特色化、科技化、古典化的装饰手段，最终打造出具有异质性的城市空间风格，展现“一片繁华海上头”的温州古城北大门风貌，凸显朔门古港遗址与现代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历史特色，引发本地居民及外地游客的好奇心。第二，异质文化之间也可以寻求一定的共通性进行拼贴。拼贴手法在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912年创作的美术作品《有藤椅的静物》（Still-Life with Chair Caning）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他在展现藤椅这一元素时，将藤编油布纳入其中，完成了异质材料的拼贴，使该作品变得清晰且立体[35]。在城市空间设计中也有类似的手法，中国的多数城市均有着悠久的建城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取得了迅速的现代化发展，诸多城市承担着多种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展现着各种异质元素的交融。如北京，其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创新中心，也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在历史积淀与现代发展的过程中，新城区扩建、老城区改造，不同时期历史文化遗迹等一系列活动不断地塑造着北京城[23]，并呈现出古今碰撞的交错景观。温州江心屿的空间设计也同样可以作为案例参考，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晋至南朝宋初郡守谢灵运登上孤屿，并写下“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名句。此后，唐、宋、明、清多个历史朝代的文化在此交融。直至1894年，英国领事馆落址于此，使之形成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荟萃的面貌。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我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具有其他区块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突出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特质。同时，考虑到江心屿东西双塔作为进入温州港的重要航标①1997年，温州江心屿东西双塔被列为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之一、世界航标遗产。，两者所蕴含的航海文化具有相当的亲近性。因此，可以将两者相互“拼贴”，共同纳入温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规划设计中，寻求异质共生。同时，借助原有朔门历史文化古街的街巷分割与海坦山的自然屏障，划定囊括江心屿（航标元素）、江心码头（船厂、渡口元素）、遗址主体（文物元素）、朔门古街（商贸元素）等在内的温州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块，建成具有强烈特色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公园。

3.展现多元性：融入温州现代城市空间的多层叙事

德勒兹的哲学概念对建筑领域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块茎”理论不确定的动态生成过程，为当代建筑师对空间形式和功能需求多样化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并由此产生了多义空间[36]，具体表现为对历史遗迹所在的多义空间的解域与再结域，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比如对旅游领域的多义空间营造，一是需要创造多种形式的活动空间，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二是在局部范围内，设施和空间的安排能够满足不同活动的要求[37]。有学者曾对重庆三峡广场的旅游多义空间构建进行分析，指出其在物质性空间营造与体验性空间营造两个维度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38]。与重庆三峡广场类似的是，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也处于闹市中心区域。朔门区块在原有的交通设计上就引入了望江路车流、景观带人流的动线，并且定位为“滨江城市码头、北埠商业街巷、商贾云集之地”，具有一定的商业区属性。在遵守历史文物、历史遗迹保护的相关条例的基础上，应既丰富片区外部空间的应用场景，给予充分的空间延展，又需要挖掘片区内部的叙事线索，既有物质性的空间定位，又有精神性的内容呈现。一要注重外部空间的设计，从整体上来看，朔门古港遗址应与江滨景观带统筹规划，减少对原有江滨游客观光路线的割裂性，既为市民留有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又能使其成为遗址自然环境设计的一部分，丰富其景观效果。从需求上来看，需要拓展一定的商业空间，既保留原有区域的便民服务，又可以为今后文创衍生产品的销售提供选址。局部上，可考虑发挥其作为温州历史文化名片的作用，添加丰富的瓯越文化设计元素。二要注重内部空间的设计，如果说城墙联合体遗产是类型关联的、分散在不同区域的不同级别的同一主题的遗产，大运河遗产是空间关联的、以运河为载体的生活生产廊道，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就是由线路组织的不同节点城市中不同类别的遗产点构成，反映着“海丝”这一主题[39]，朔门古港遗址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展现宋韵文化、斗城文化的重要载体，需要充分展现海洋文化、商贸文化、温州文化的游览线索，设计内部途经不同区域的多条线路，展现出多样化的旅游路径空间，不仅能够与浙江宋韵文化的总体谋划形成呼应，又能够展现温州历史文化的“瓯风”魅力，还能够为未来“‘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联合展览”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体系展示”等内容预留设计空间。同时，要将其作为5A级旅游景区、历史文化体验场所、科普文化教育基地、都市休闲开放场地来谋划，达成与周边区块融合共生的目的，在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实现其与温州现代城市空间的共生发展，并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中产生影响。

四、总 结

本研究将“块茎”理论与历史遗迹结合起来，力图使这一不可移动的历史空间与城市空间有效衔接，减少破碎化的城市景观，提供区块性的城市空间，提高城市使用的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更动态的城市空间策略。在此过程中，周边地块的联系性、自我内涵的异质性、历史叙事的多元性等多种内涵应该被重点考虑。通过将朔门古港遗址这一历史遗迹整合纳入温州城市空间之中，最终达到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延续城市文化记忆的目的，增强城市对内、对外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