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历史的“真义”
——《历史的天空》的叙事策略和审美追求

陈红梅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徐贵祥很早就关注抗日战争,他说:“我应该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为此,他创作了系列抗战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是徐贵祥第一部反映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内容涵盖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各个历史阶段,其中抗日战争部分占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全书共二十六章,抗日战争占了十七章),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有关抗战历史的小说。著名评论家雷达曾这样评价:“这部小说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处理历史与人的关系上……这部小说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人在战争和政治中的命运,人与历史的冲突,不但写出‘历史的人’,还要写出‘人的历史’。”[1]之所以能如此,不仅是因为徐贵祥拥有两次南线战场战火淬炼的独特经历,及对战史、党史等历史知识的阅读积累,更是源于他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及对军事文艺“战位”的准确把握:“要为实现强军目标服务,要用文学艺术的力量去激活正能量,鼓荡精气神。”[2]这使他得以站在新的历史观、文学观和价值观上观照战争历史,形成独特而深刻的认识。不同他人的观察视角和审美态度,决定了徐贵祥历史叙事的起点和策略。

一、历史真实的探寻:多元视角、多维空间与个人化书写

《历史的天空》与传统抗战历史小说不同的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中心展开历史叙事,以人性为基点而不拘囿于身份阶层来突出矛盾冲突。叙事中通过设置多个视点多条线索,使历史在叙事中呈现出更为多元立体的面貌。

小说由日寇入侵蓝桥埠镇,梁大牙为救韩秋云,与鬼子厮杀中偶遇陈墨涵朱一刀开始。四人准备投奔部队抗日时,因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小说由此戏剧性地派生出两条平行线索,交叉并进,通过梁大牙和陈墨涵对分驻凹凸山南北两侧的国共两党军队进行介绍(后陈墨涵起义加入解放军,两条线索合而为一)。在分线叙述中,作者设置了多个主体,由主线再分支线,或移步换形勾勒全貌,或深入肌理洞幽烛微。目的是尽可能通过不同的个体视点,全面深入地呈现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现场,客观表现全面抗战形势下国共两党军队的真实状态,以及生命个体的人生际遇和生存体验,并借此反思战争与人的关系,探究历史发展趋势背后的逻辑。

被迫留在国民党军队的陈墨涵和韩秋云分别进入石云彪为首的原七十九团和女军官高秋江领导的战地服务队。一条分线又分出两条支线,向隐蔽的历史深处延伸,逐步揭开了战争和谎言重重遮掩之下的国民党内部残酷复杂的派系斗争黑幕,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生命个体的痛苦与焦灼,无助与茫然。作者秉持尊重历史史实的态度,以人性的善恶为坐标,度量国民党将领的精神品质和人格修养,塑造了石云彪莫干山等刚直忠勇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揭露了权力斗争派系倾轧之下,正义之师忠勇之士所遭受的构陷和残害,暗寓了逆历史潮流而行必然失败的逻辑判断。

一方面,在通过陈墨涵书写七十九团屈辱悲壮命运的同时,作者巧借韩秋云掀开了为民族战争宏大叙事所忽略的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帷幕。韩秋云青春期生命意识的觉醒和面对死亡时的心灵悸动,高秋江超越一切外在束缚对爱情执着无怨的追求,都在作者笔下得到细腻的展开。作者站在人本主义立场,跨越民族界限,聚焦战争中个体生命的命运,写出了他们在特定时空下的生命体验,揭露了战争对人生命权利的剥夺,以及在人的心理上留下的巨大创伤,表达了对生命个体普遍命运的深切关怀。

另一方面,围绕梁大牙的成长,叙事在各种关系中向多个方向展开。除了抗日战斗的正面描写,小说还开辟了两个新的革命历史书写领域:一是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二是革命者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叙事也基本如此)。

小说对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描写得既惊心动魄又摇曳多姿。梁大牙与张普景、窦玉泉、李文彬、江古碑等人虽都存在着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并不一样,很难简单地用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革命与反动进行评判。这里既有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有权力利益的争夺,更有人性人格的较量。梁大牙的两次生死劫难中,同一事件中不同人的不同表现,以及不同事件中同一个人的相同或不同的表现,将人内在心理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复杂曝晒在阳光之下。作者书写时并没有回避太阳之下的阴影,而是直面革命斗争的复杂和严酷,从人性的角度透视政治与权力背后形形色色的精神人格,表现了革命斗争的真实状态、革命者必须面对的艰难处境以及人性的丰富驳杂。

人存在于生活之中,以人为基点的叙事策略必然使《历史的天空》将日常生活纳入历史叙事,让纷纭丰富的日常与严肃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战场搏杀一起建构起历史的多维空间。胜利之后的庆功酒会,生产自助时的山歌对唱,战斗之余的文化学习等,作者以一颗平常心打量历史,再现了根据地朝气蓬勃,生趣盎然的原生态的生活。革命者在人民之中,也在生活之中,这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历史的真实。

与传统革命叙事相比,《历史的天空》对于人物的情爱生活描写最为突出。比如李文彬与崔二月的私情孽缘,朱预道与岳秀英瓜棚里的爱欲释放,梁大牙(后更名为梁必达)与东方闻音的爱情长跑(另一条分线还有,高秋江与莫干山的爱情纠葛以及韩秋云对陈克训的初恋情怀等)。作者在梁必达与东方闻音的感情发展上着笔最多。从始于感官的一见钟情单方相思,到工作学习中的互帮互学渐生情愫,再到危难中的同舟共济患难真情。一路走来,他们的感情在点滴中积累,在磨难中升华。两人最后一次会面的描写,充溢着浪漫主义的诗意和人性的光辉。在幸福的巅峰时刻就在眼前时,梁必达“坚决遏制了自己的冲动,镇压了欲望的咆哮……”“他是梁必达而不是梁大牙,他不仅是一个男人,更重要的他是她的爱人,是真正意义的爱人而不是同志意义的伴侣。他从她纯净的眸子里看见了自己的崇高……”[3](P395-396)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真正的爱情能向感情注入道德力量,……只有感情和思想融合成人对人的道德责任感,爱情才会是高尚的。”[4]从梁大牙到梁必达,世俗的欲望升华为圣洁的爱情,梁必达在追求自我完善中,实现了一般人性之上的超越,生命因之绽放出真纯崇高的夺目光彩。这是作者笔下理想的爱情,也是作者的人格理想。相形之下,李文彬、朱预道的情爱虽不乏真情,但却少了梁必达和东方闻音在曲折艰难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心灵契合和灵魂呼应。李朱二人在各自情爱中对民间伦理和组织纪律的突破,似乎也暗示了他们情感上的自我放纵和意志力的薄弱,折射出人格上的缺陷,为后续李文彬被捕叛变,朱预道在“文革”时期未能守住底线埋下了伏笔。而梁必达身上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传统革命叙事中英雄被神化的一种校正,对新时期之后出现的英雄形象世俗化的一种反拨,表现了作者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理想的坚守,以及重建英雄叙事和崇高美学的决心。

《历史的天空》通过叙事创新,以人为中心,双线交叉,内外视角兼顾,从军事、政治、日常生活进行历时性的扫描,表现了国共两党抗战时期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以及两党内部矛盾纷争的历史存在。同时,采用分线挺进,人物聚焦,深入心灵深处,对个体的生命存在、生存体验进行共时性的披露。基于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作者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以个人化的叙事深刻揭示了“战争”的复杂内涵,表达了对“战争”的重新认知:“战争”不仅发生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的敌我之间,还广泛存在于不同的政党、阶级和思想路线之间;战争也不仅仅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它还关涉义与利、善与恶、情与理、情与欲的对抗。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显示出一种可贵的人类立场和人性视角,突破了历史的线性叙事,挑战了历史的先验性、确定性和单一性,为我们还原了历史本有的丰富,也提供了多元化的历史阐释的可能性。

二、历史主体的进步:展示偶然与表现必然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曾提出个人主体与集体主体两个理论范畴,他认为,无论是个体或集体都应具有主体性,它们是同质同构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过外在于个体意识的集体意识,也不存在任何与个体意识割裂开来的意识”[5](P108)。他进而强调:“个体的建构只有在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之衍生(becoming)的诸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即“通过集体主体,历史才成为可能”[5](P16-17)。戈德曼关于个人主体与集体主体辩证关系的理论,对解读梁大牙何以成为梁必达颇有启示意义。

梁大牙从最初对革命真义及政治信仰完全处于懵懂的状态,“只能逞匹夫之勇”到成长为革命军队中智勇双全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梁大牙虽然一身毛病,但本质上是一个正直坦荡古道热肠的人。在蓝桥埠的时候,他常对弱者出手相助。当年杨庭辉负伤被追,走投无路之时,就是为梁大牙所救,故而杨庭辉称其“同情革命有正义感”[3](P27)。梁大牙虽然没进过学堂,但乡村民间伦理和传统戏曲文化早将知恩图报、侠肝义胆和英雄情结灌注到他的心中:“当兵吃粮得讲究个义气,咱们去为国家出力报效,也是为自己打天下……”连他的同乡陈墨涵,也不能不承认他的“豪侠仗义”“无私无畏”[3](P20)。加之梁大牙还有一身好功夫,技高人胆大,战场上他纵横驰骋屡建奇功,自然脱颖而出。但仅有这些梁大牙未必会成为梁必达。梁大牙“从蒙昧走向觉醒,从凭直觉行事到自觉追求理想,不断实现自我蜕变和自我超越”[6]的精神成长,是他身处的革命集体与他个人的主动追求,合力打造的结果。换句话说,梁必达这个英雄的产生与凹凸山根据地这个集聚了各类英雄各色人等的集体密切相关。

从草莽英雄梁大牙变成举止文明热爱学习的梁必达,东方闻音可以说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为了她,梁大牙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东方闻音单纯善良,至真至纯,勇于牺牲的人格品质,如一股清流荡涤了梁大牙身上的浮躁和匪气,扩大了他狭隘的视野,使他粗糙的情感化为细腻,曾经的率性转为理性。梁大牙的成长由爱情开始,是爱情的力量推动着他主动追求自我完善。

“‘成长’并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成熟,而是指个性如何获得了理性的升华,能够融入并认识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他不再自以为是,对世界和环境不再感到陌生和不可把握。”[7]过去,梁大牙曾为着当上相当于七品县太爷的大队长而沾沾自喜,可后来当他得知自己即将被任命为凹凸山军分区的司令时,却因为只认识四百二十六个字,自觉没文化不配当司令而陷入痛苦之中:“我就难过一条,没文化……没有文化的司令就是草包司令……我过去为什么那么野,为什么做了那么多鲁莽的事情?为什么爱讲粗话脏话?说来说去就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没有文化啊。”[3](P321)梁必达自我认知的进步,自我反省意识的自觉有时都让东方闻音感到吃惊。就像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一样,梁大牙的情感和人格力量也在改变着东方闻音,“改造和帮助梁大牙的过程,也是梁大牙改造和帮助她的过程,是她通过梁大牙向土生土长的农民抗争者学习农民战争的过程。”[3](P293)梁大牙和东方闻音正是在相互的改造和帮助中,各自成长出一个新的自己。

在梁大牙成长成熟的曲折历程中,杨庭辉堪称是他的人生导师。杨庭辉始终从大局出发,从一个人的整体出发,承认人的不完善性的同时看到人的发展性。针对梁大牙性格上的弱点,杨庭辉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给予梁大牙足够多的信任,也给予他足够重大的责任,让他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逐渐克服性格缺陷和思想局限,快速地成长为一名既保有丰富人性又持有坚定党性的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真正的抗战英雄。杨庭辉的信任、支持、保护令梁大牙深深感念,在他成长的初期,“士为知己者死”可以说是他唯杨庭辉马首是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矛盾斗争的激烈,杨庭辉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不计得失的高风亮节,以及力挽狂澜的组织魄力,形成一股强大的感召力,感染教育着梁大牙,“他是从杨庭辉、王兰田那几个人的身上认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3](P256)。杨庭辉、王兰田等优秀的共产党人,在梁大牙心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浇灌、培土、剪枝、修整,悉心照料,耐心培育,终使之长成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

梁大牙成长为梁必达,除了来自东方闻音的情感激发,以杨庭辉、王兰田为代表的支持培养,还有凹凸山根据地集体熔炉对他的冶炼锻造。比如被梁大牙戏称为“张克思”的张普景,始终手握原则真理,时刻准备念他的紧箍咒捋他的小辫子。用梁必达的话说“我就是被这个老顽固磨出来的”,因为跟他在一起,“你就得严格要求严格律己,你就不敢胡说八道胡作非为”[3](P532)。在梁必达心目中张普景是他最钦佩的人,而他最看不起的人则是被其称为“小爬虫”的江古碑。正是在江古碑李文彬等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梁大牙的生命意志和政治智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和人的复杂性。“革命二字,没有那么简单。”“我要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策略的革命者,找准斗争对象,把握斗争策略,选准斗争目标。”[3](P322)“现在我有个很重要的体会,好人就是好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放到哪里他都是坏人。……参加什么组织可以选择,选择的过程中也有偶然性,但是要当好人和坏人就不是偶然的了……”[3](P534)。经受了战争和政治的洗礼,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和各种考验之后,粗俗浅薄的梁大牙,在战斗中学会了作战,在斗争中学会了思考,对革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透过现象看本质,经由偶然发现必然,梁必达建立在个人体验上的感悟具有普泛的认知价值和哲学意义,显示了作者对于人与历史真实的深刻思考与不懈探问。

从梁大牙到梁必达,是一个人由自由自在的发展到自觉自为的转变的成长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主体显示了强大的能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但倘使离开了他所身处的凹凸山根据地的革命集体的作用,他的成长不仅变得难以理解甚而很难实现。这个革命集体虽时有分歧不乏矛盾,甚至还纠结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隐秘的个人欲望,但如杨庭辉所说:“这些分歧都是在维护革命利益的前提下的,是在团结的基础上的。”[3](P303)共同的政治信仰引领之下的强大集体意志,强悍有力而且指向明确。它凝聚起每一个个体的力量,使一个人“发挥十个人百个人的作用”,“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8](P697)梁大牙加入革命队伍是偶然的,但梁大牙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是必然的。在梁大牙何以成为梁必达的叙写中,寄寓了作者关于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思考。生活中确乎存在着无数个偶然性事件,但主体的选择却内藏着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决定了客观存在。最终,在主体历时性的发展中,表现为一种趋势,从而造就了主体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只有在历时性考察和过程性思维中,才能舍弃偶然性,把握必然性。”[9]对个体发展的认知如此,对历史的发展认知也当如此。

三、结语

文学是生活的一种文本表达。无论是历史生活还是现实生活,当它作为文学观照的对象时,显然已经成为一种过往的存在。因此,文学可以说也是关于历史的叙事。文学家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中建构对历史真实的想象,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说方式去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以符实度为基准的真实,它的价值意旨“在于所谓的‘真义’,即对准生活的本质、规律、必然性”[10]。

然而,受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当下的叙事多“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度关注,使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被彻底解构”,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反历史的虚无主义”。基于此,刘大先提出“必须保卫历史”,“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11]。

《历史的天空》正是秉承“大义”的历史观,打破既有的叙事经验,始终将个体的人作为关注的中心,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以个人化的生命经验丰富历史的内容,解除历史宏大叙事对个体生命的遮蔽,赋予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也使个体生命的真实成就了历史的真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揭示了历史规律的逻辑必然性的同时,在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结中,投注于个体成长的人文关怀,显示出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于人的超越性的自信和褒扬。《历史的天空》“基于过往实际、当下处境和未来理想”,展现了“作为创造性主体奋斗与建设的主动进程”[11],为“如何踏上发现历史真实的正当路途”提供了一个可能方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