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产融合绩效评价、融合特征与困境突破
——以九江市为例

柴心梦，谌种华，李练军，

（1.江西农业大学，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江西 共青城 332020）

一、引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 农村三产融合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高质量发展[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三产融合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022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 做优乡村特色产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 如何高效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有效配置产业资源，实现三产融合赋能农村经济发展， 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时代课题[2]。

截至2021 年底，我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390 万家， 农民合作社超过220 万家， 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95 万多个，服务超过全国38.4%的小农户； 全国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吸纳约1400 万农民稳定就业，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辐射带动超1.27 亿农户，促进农户户均年增收超过3500 元（以上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讲话和 《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情况的报告》）。 但是，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仍以传统家庭经济为主，存在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弱和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3]；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等因素影响， 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仍相对薄弱,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尤其在农产品生产结构、农业多功能融合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撑体系等方面仍然较弱[4]。 因此，进一步明晰三产融合发展规律，根据区域农产品、自然禀赋、农业经营、农业生产等差异对区域农业产业发展进行评价，总结和归纳农业产业融合方向仍需不断创新[5]。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雨量1300-1600 毫升，年平均气温16-17℃，境内主要有博阳河、修河、长江三大水系，千亩、万亩以上的湖泊分别有31 个、10 个，形成了主要以江南丘陵为主，山地、滨湖平原、沿江平原等多元化的地形地貌综合体。 九江市在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上的自然禀赋， 对于在南方以丘陵为主的地区三产融合发展中形成的模式及遇到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选择九江市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调查对象，在实地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九江市目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促进九江市农村农民的整体经济效益提升和推动九江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稳步、快速融合，为我国其它农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及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九江市科技计划项目——“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绩效评价、驱动因素与实现路径”课题组在九江市展开的实地调查。 调查地点选择在九江市九个县市区（共青城市、都昌县、武宁县、瑞昌市、德安县、永修县、湖口县、彭泽县和修水县），调查时间为2021 年9 月至12 月，调查对象为九江市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次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在经营主体抽样阶段，为了保证样本代表性，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水平和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选择了九江市9 个市县区若干个典型单位进行深入调查，选取研究区内典型分布的4 种经营主体：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抽样的代表性和调研的便利性，在当地干部的组织和协助下，课题组对九江市九个县市区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了农村三产融合专项问卷面对面调查，收集的信息内容反映了调查对象的融合绩效、融合特征和融合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收回问卷306 份，回收率100%，有效样本数为302 个，有效率为98.7%。

（二）样本特征

1.个体特征方面

如表1 所示，男性人数为275 人，占比为91.06%，女性人数为27 人，占比为8.94%，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 反映了农业从业人员中男性较多； 在年龄分布上，20 岁以下、21-34 岁、35-44 岁、45 岁及以上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之比依次为0.33%、6.62%、24.17%、68.88%，整体上呈现右偏分布，集中分布在45 岁以上，说明经营主体年龄普遍较大， 年轻人从事该工作的人较少。 调查显示，97.68%的调查对象表示已婚，已婚个体的数量显著高于未婚个体， 这也与农业经营主体年龄偏大有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高中及中专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4.11%，初中比例位居次位，达到33.44%，大专及以上的人员有23.18%， 小学及以下占比比较小，为9.27%，学历层次分布广泛。 在职业技能等级方面， 有37.42%的人没有获得职业技能等级，33.11%的人职业技能等级为初级，24.5%的人职业技能等级为中级，只有4.97%的人职业技能等级为高级。

表1 样本个体特征描述

2.行为特征方面

从表2 中可以看出，农业经营主体中从事农业行业工作时间超过 8 年的达到 43.71%，6-8 年的占18.87%，二者之和超过60%，说明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具有较丰富的从业经验。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单位类型主要以农民合作社为主， 占39.07%， 农业企业、 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分别占18.21%、22.52%和20.20%，占比相差不大，可见农民合作社是目前数量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农业生产经营类型，而农业企业占比最低，可能与农业产业链较长、产业化经营不足有关。 在农业经营主体中， 返乡创业人群占比高达39.74%，说明从事农业创业的吸引力得到了提升。

表2 样本行为特征描述

三、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现实表征

（一）融合绩效

课题组从融合绩效方面对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 具体从农村三产融合社会绩效、成长绩效和投入产出绩效进行分析，以描述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绩效的特征。

1.社会绩效分析

考虑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载体， 可以通过推动各种资源和要素融合来带动农民就业和增收[6]。 因此，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就业的人数和每年支付给雇佣农民工的工资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融合的社会绩效。因此，选择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就业的人数和每年支付给雇佣农民工的工资数作为分析对象， 如表3 所示， 在带动就业人数方面， 一半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表示带动就业人数在20 个以下， 只有15.89%的农业经营主体表示带动就业人数在100 人以上；另外，有58.28%的经营主体每年支付给雇佣农民工的工资在10 万元以下，说明目前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就业和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产业发展质量的提高。

表3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社会绩效

2.成长绩效分析

成长绩效分析主要以农业经营主体对所经营产品、产业的各认知因素（产品盈利能力、资产规模扩张趋势、成本节约能力）和产业成长绩效（产品销路、产品满意度、产业收入）作为研究变量。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计分法，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成长绩效

由表4 可以看出， 农业经营主体对所经营产品的盈利能力、 资产规模扩张趋势和成本节约能力的认知均值都在3.2 左右，标准差在0.9 左右，所经营产品的盈利能力和成本节约能力峰度均小于1 并且偏度小于0，整体分布左偏，呈现出尖峰厚尾的分布特征， 说明整体上农业经营主体认为所经营产品盈利能力一般、产业资产规模扩张趋势一般、产业成本节约能力一般。在产业成长绩效方面，对产品销路越来越好和产业收入越来越高的认同感平均值为3.7左右且标准差大于1， 对产品满意度越来越高的预测平均值为4.036 且标准差小于1，说明总体上农业经营主体对产品满意度有较好的预期， 但在产品销路和产品收入方面的预期不如产品满意度， 且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大。

3.投入产出绩效

相比其他行业，农业生产经营具有投入大、风险高、成效产出慢等特点[7]。 通过对投入产出进行分析，课题组梳理了目前九江市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情况。如表5 所示，经营面积在50 亩以上的生产经营主体达到了77.15%，但劳动用工人数在15 人以上的经营主体仅占46.69%，有27.15%的生产经营主体劳动用工人数在8 人以下，说明目前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普遍具有一定规模，但是劳动用工规模较小。 一方面，这可能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劳动用工的不平衡性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业经营主体在带动就业和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还不够强； 另一方面，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的农业经营活动的单一性和农业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可能是导致劳动用工规模小的原因。

表5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投入产出绩效

为进一步了解农业经营主体的投入产出情况，从农业经营主体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其中投入指标包括劳动用工人数、固定资本投入和销售运输成本。 劳动用工人数反映了农业经营活动的人力资本投入， 固定资本投入和销售运输成本反映了农业经营活动的财力投入。 产出指标包括经营收入和分红。经营收入代表了农业经营活动的直接产出；分红反映了农业经营主体从事产业融合的营收情况，代表了农业经营活动的间接产出。 对5 个投入产出变量进行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

表6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投入相关性分析结果

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劳动用工人数与经营收入、分红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劳动用工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产出。而固定资本投入和经营收入、分红呈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与农业投入大、 回本周期长的特点有关。 经营收入与分红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带动作用。

（二）融合特征

课题组主要从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的资源获取特征、融合认知特征、外部环境特征、融合模式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刻画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的特征。

1.资源获取特征

课题组从技术资源、社会资源、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取这四个方面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调查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资源获取情况，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资源获取特征

由表7 可以看出，农业经营主体对技术、信息和社会资源获取的感受均值都在3.1 左右， 标准差在0.9 左右， 技术、 资金和社会资源获取偏度都为负，整体分布左偏， 说明农业经营主体对资源获取情况感觉一般。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峰度为负，社会资源峰度为正， 说明农业经营主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呈尖峰厚尾的分布， 在资金资源获取方面， 均值为2.844，说明相比于其他种类资源，农业经营主体所拥有的资金资源较为缺乏。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资金来源类型， 进行了多重响应分析，结果如表8 所示。

表8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资金来源类型的多重响应分析

从表8 可以看出，66.2%的调查对象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12.6%的调查对象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为亲朋好友借款，15.2%的调查对象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 说明目前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 这可能与农业经营主体由于农业本身的弱质性， 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比较大，能获取的银行贷款非常有限有关[8]。

学校教育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构建是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它的合理性也必将会影响到学校师生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工作的实效。近年来我校稳妥地从管理队伍和考核方案两个方面做好教育信息化管理体系的构建工作。

2.融合认知特征

主要从政策认知、价值认知、风险认知和融合意愿四个方面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分析经营主体的融合认知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9 所示。

表9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融合认知特征

由表9 可以看出， 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政策、价值和风险的认知均值都在3.2 左右，标准差在1 左右，峰度和偏度均为负，数据左偏且分布呈扁平状， 说明整体上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认知水平一般且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差异。 在产业融合意愿方面，平均值为4.043 且标准差小于1，说明农业经营主体对从事三产融合的主观意愿普遍较强。

考虑到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的了解程度可能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等级存在一定的关系，对此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如表10 所示，首先，从不同年龄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大，不了解乡村振兴、农村三产融合相关政策的人数百分比也在增长，45 岁以上的人群百分比最高，达到 28.85%；21-34 岁、35-44 岁人群百分比分别为25%、28.76%，相差较小；由于20 岁以下样本较少，因此对于20 岁以下的群体不予考虑。其次，从文化程度看，初中文化的人群不了解政策的比例最高，达到27.72%，随着学历层次上升，不了解政策的百分比略有下降，需要注意的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不了解政策的百分比最低，为22.58%，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农民学历程度较低但行业从事经验丰富， 说明学历程度与人群对政策了解情况的相关性较小。 最后，从职业技能等级来看，在职业技能等级为高级的人群中，不了解政策的人数百分比最低，为20%；未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人不了解百分比最高，达到了32.74%，说明职业技能等级较高的人群对政策的认知情况较好。

总体来看，目前九江市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政策的融入度较高但认知度较低， 年龄的上升、职业技能等级的下降都与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认知度降低呈正相关，农户利用市场能力的差异也可能会扩大。

3.外部环境特征

表10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融合认知异质性分析

表11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外部扶持力度分析

由表11 可以看出，财政扶持力度和银行贷款扶持力度的均值都在3.3 左右，标准差在1 左右，峰度和偏度均为负，说明数据分布呈扁平状且左偏，整体上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认知水平一般且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差异。在政府技术支持力度方面，均值为3.692，相比于财政扶持力度和银行贷款扶持力度较高，说明外部扶持主要集中在技术支持上，在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有待加强， 这也印证了前文中农业经营主体资金来源渠道较为缺乏的结论。

除了资金方面的扶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图1 所示，20.2%的农户认为地方政府在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方面的建设力度非常大，37.75%的农户认为力度比较大，但是，仍有11.59%的农户认为建设力度比较小，3.97%的农户认为力度非常小。 在完善生产道路设施方面的建设力度情况也类似， 说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良好的基础设施既能吸引外部资本流入， 又可以帮助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9]，还需要完善水利设施，打通生产道路建设“最后一公里”。

图1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外部基础设施建设分析

4.融合模式特征

农村三产融合经营主体采取不同的融合模式进行融合，同时也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

如图2 所示， 目前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模式以种养结合模式为主，有58.28%的农户表示采取的是种养结合模式，18.21%的农户表示采用的是产业链延伸模式，多功能拓展、先进技术渗透、农村产业集聚模式的分别占5.3%、5.63%、7.95%， 但目前的体量较小。 表明目前“三产融合”呈多类型发展模式，但主要还是以种养结合模式为主。

图2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模式分析

图3 九江农村三产融合的利益联结方式分析

图3 显示了不同经营主体与其他农户或企业合作的利益联结方式，其中17.55%的农户表示与其他农户或企业合作的方式为订单型，32.78%农户表示与其他农户或企业合作的方式为合作型，另外，分别有13.58%、16.56%、7.95%的农户表示自己的合作方式为股份合作型、 服务带动型以及反租倒包再就业型。 这说明目前“三产融合”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日趋紧密，普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相互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型利益联结机制， 建立权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关系。

四、九江市农村三产融合的困境与突破

（一）存在的主要困境

1.融合模式单一，融合绩效发展水平不高

三产融合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存在总体融合绩效发展水平不高、融合模式单一等问题。 首先，在融合绩效水平上， 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就业和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强。 农业经营主体从事的农业经营活动的单一性和农业劳动用工成本上升， 制约了劳动用工人数的增加， 虽然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的面积具有一定规模，但是劳动用工规模较小，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和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强， 农业用工呈现“兼业化、老龄化”的特征，成为制约农村产业融合集聚发展的瓶颈。 其次，农业经营主体对产品销路和收入缺乏信心，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认为所经营产品盈利能力一般、 产业资产规模扩张趋势一般、产业成本节约能力一般，难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虽然对产品满意度有较好的预期，但在产品销路和产品收入方面，难以带动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增加，影响产业链的前后延伸和附加值增加[10]。最后，融合发展模式单一。虽然目前三产融合呈现模式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但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融合模式还主要集中于种养结合模式，产业融合深度不足，三产融合停留在基础融合阶段,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联动效果。且生产经营单位类型主要以农民合作社为主，农业企业占比低，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因素制约，自我发展能力弱，从而进一步影响融合效果。

2.资金来源不足，经营主体投产积极性不高

随着农村三产融合的逐步深入， 农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和渠道的拓展， 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也相应增加。但是，目前九江市农户经营的资金来源多以自有资金为主，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在资金获取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影响了三产融合的推进。一方面，目前返乡创业的农业经营主体占比较大，受资金和其它资源条件的制约， 可能会导致经营主体对市场的供求变化研判能力不足， 且农业产业本身是一个投入高，生产周期长、收益不稳定的产业，资金来源渠道单一， 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另一方面，目前生产经营单位类型主要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企业占比较少，在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面对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分散的小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加上经营主体普遍认为所经营产品的盈利能力不高、产业资产规模扩张趋势较小、产业成本节约能力不高、 产品销路以及产品收入预期不好，经营主体的投产积极性不高，难以通过自我延伸来打通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制约农产品的附加值的提升和农户的更高利润的获取。

3.人员文化素质偏低，经营主体融合认知水平不足

虽然促进农村三产融合，人才是关键因素，而经营主体“年龄大、学历低、技能等级不够、融合水平不足”现象普遍，阻碍了三产融合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人才真实诉求。首先，农业产业经营主体整体文化素质水平偏低，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紧缺。 随着年龄的上升、职业技能等级的下降，会导致农业经营主体政策认知度的降低，影响三产融合进程的推进，且农业经营主体由于缺乏专业营销技能、 管理技能和技术技能， 难以将自身农产品及加工制品作为产业融合的物质基础， 严重制约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进程。 其次，从目前来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年龄较大，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年限较长， 但从事的农业经营活动较为单一，可能存在兼业化和老龄化的现象，不利于农业转型升级。再次，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的认知水平不高。 虽然农业经营主体对从事三产融合的主观意愿普遍较强， 但对三产融合认知水平一般且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政策认知程度不同， 农业经营主体对从事农村三产融合的价值认知和风险认知也会有所影响， 对三产融合的社会绩效低估和成长绩效预期不足， 加上获取信息的渠道较窄，对三产融合的发展前景和政策缺乏正确认知，制约农业经营主体认知水平与三产融合发展有机衔接，从而进一步影响融合效果。

4.社会服务滞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农村三产融合的必要基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但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基础流通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差， 并未真正打通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生产道路设施建设水平不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物资的运输和与外界的交流，造成物流、运输、旅游等第三产业后续发展能力不足，服务农业产业的能力不强，进而制约三产融合发展。二是基础生产设施建设水平不足，水利设施建设有待提高，不能满足农业的生产需要。 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水利设施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可以提高防汛抗旱能力，降低农业生产风险，进一步夯实农业生产安全基础。 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水平落后。 目前的外部扶持主要集中在技术支持上，在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带动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化农业，制约了农村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率联结，最终影响社会经济对农村三产融合持久需求的释放。

（二）突破路径

1.探索多类型融合模式，提升“三产融合”发展绩效

在融合模式的选择方面， 要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结合群众需求，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与乡村旅游、科普教育、传统文化、康养等产业的有机融合[11]，重点支持环庐山都市休闲农业圈、昌九美丽休闲乡村走廊、沿长江休闲农业观光带、环庐山西海休闲农业度假区、环鄱阳湖滨水休闲农业游憩园、沿修河休闲农业康养带等地。打造智慧农业、休闲度假、田园旅游、健康养生、商业商务、人文体验于一体的数字化休闲农业，构建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于一体的农业产业新体系。 鼓励小农户与较大的合作社、企业合作，在提升农产品加工效率和品牌销售渠道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升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绩效。

2.完善政策要素保障体系，促进“三产融合”集群集聚发展

在推进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 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扶持、引导、激励的作用。 一方面，在资金支持上，完善种粮直接补贴、绿色农产品补贴、人才创业补贴等资金补贴政策， 完善和落实三产融合金融服务等政策，解决融资贷款难、费用高等问题。 另一方面，不断发展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企业作为农业发展的强大引擎，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选树一批特色典型企业，打造一批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企业，以点带面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引导示范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促进“三产融合”集群集聚发展。

3.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水平，促进“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身所具备的素质水平和农村三产融合进程的推进度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当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整体学历不高，技能等级不够，而年龄的上升、 职业技能等级的下降都会影响三产融合的推进效果。 为了保证人才培育与引进符合三产融合建设要求，首先，政府应和各高校积极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出台相关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吸引和鼓励返乡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创业、扎根农业，以推动农村三产融合高质量发展。其次，要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整体素质水平， 加大力度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邀请科研院所专家服务团队开展交流活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等级， 把高素质农民培育成三产融合引进者、示范者和推动者，组建高素质高技能的现代化农民队伍。最后，需要加大对三产融合相关理念与政策的宣传力度， 提高农户对农村三产融合的认知水平与认知能力， 使农业经营主体对从事三产融合的意愿与对三产融合认知水平相匹配，鼓励更多的农民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增强农业经营主体对三产融合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三产融合”高效率发展

在推进农村三产融合过程中， 需要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为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一方面，可以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与此同时，需要立足科技创新，加强农村信息基础建设，将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等环节，推进三产融合高效率发展， 加速与其它产业要素流动和技术交流，进而提高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明确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分工，建立社会化服务监督评价机制，及时对建设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 构建集技术服务、 信息服务、 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一体的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显著提高农村经济活动的效率，形成农村农业产业链与市场需求的高效率联结， 最终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对社会经济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