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报》刊载小说《新水浒传》研究*

刘苏苏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于1949年5月停刊,前后历时56年,贯穿了晚清民国这两个风云变化的历史时期,并以其“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办报宗旨以及独特而恰当的市场定位得以与《申报》《沪报》齐名,成为“沪上三大报”之一,是近代上海极具影响力的报纸。

1906年4月24日,《新闻报》顺应时代潮流开辟小说专栏,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同,1911年该报创办副刊《庄谐丛录》后改为《快活林》,刊载有小说、戏词、诗歌等文体,《新水浒传》是1912年5月刊载于《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上的一部小说,作者署名方,同年9月,该小说更名为《新五才子书》,至1914年7月连载至32回。通过文献爬梳发现,民国时期《新闻报》上刊载了不少与《水浒传》相关的史料与评论:如署名天白的《水浒一部份之索引》与《新水浒传点将录》,署名瞻庐的《〈水浒〉考证》等,另有以《水浒传》为蓝本进行改编或续写的小说:如署名子春的滑稽小说《水浒拾遗》,该小说实际上已与《水浒传》无甚关联,只是借由书中部分人物另立新篇;署名剑秋的滑稽小说《新水浒》,小说只一回“李立君拆除伏魔殿,张天师惊看人名单”[1],作者将宋江视作无恶不作的妖魔,后投身到人间变成官员,暗指官场的腐败黑暗以警醒世人;1915年《快活林》创刊一周年之际曾刊载署名默庵的短篇滑稽小说《新水浒》一回,写武松欲重返快活林,结果来到《新闻报》报馆前随众人参加副刊《快活林》周年纪念;另有署名天白的《杜造水浒头领之下场》,叙写宋江欲称帝,后遭众人的反对而作罢一事,这些小说大多一天刊载完毕,消闲性与趣味性明显。1940年《新闻报》连载了张恨水的《水浒新传》,其间因上海沦陷终止发表,直至1942年连载完毕,共62回,该小说借古喻今,写梁山泊英雄抗击金国的故事,为抗日战争做宣传鼓动,受到了广泛关注与好评,后世学者对其改编策略、人物形象、文化心态等多做研究与讨论。同样是刊载在《新闻报》上的小说,1912年开始连载的《新水浒传》却未曾见后世研究者称引,归结起来大约有三点原因:一是作者姓名不可考,且并未发现《新闻报》上该作者的其他文章;二是小说连载未完,对于小说主旨和艺术特征的分析确有不便;三是《新闻报》刊载小说之初,连载的小说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艺术价值颇为有限,后世更多关注其中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这就使得晚清报载小说研究多整体性的分析论述,针对具体个案的研究较少。

《新闻报》作为商业大报,早期小说刊载的版面有限,且刊载小说的目的多是为了招徕读者以扩充市场,从而获取资金支持,《新水浒传》占据珍贵的小说版面连载两年时间,不难看出主笔与读者对其的认可。《新水浒传》第一回开篇写道:“著者撰新水浒传一书,微词警世,託词于卢俊义之一梦,紧接前部之伏线也,宗旨叙明,书归正传。”[2]该书紧接《水浒传》第七十回的故事情节进行重写,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先介绍宋江等人在山上的情景,写卢俊义大梦之后患上嗜睡症,整日间昏昏沉沉无精打采,李逵神志不清、疯癫无状,宋江与吴用设法为二人调治,总不见效果。后从蔡京之子蔡攸挥霍淫荡的生活写起,描绘朝廷官员腐朽堕落的生活。

“重写是一种技巧,它关注的是某个或几个特定的潜文本,并由此确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文本要表达什么,它将有预设的构架和头尾清晰的布局。”[3]所谓预设的构架作者在小说开头便已表明:“明明草寇,託词替天,明明拥兵,冒名行道,此孟子所谓民贼者也,结党负隅,抗违朝命,杀民戕吏,劫库攻城,外行王者之权,内假强盗之势,著者特借水浒传诸人穷自由之流弊,杜社会之横行,润以新名词,参以新技术,以符国民共和之程度,而增高尚之思想,诙谐笔墨,游戏文章,聊为同胞茶余酒后作排愁醒闷之一助耳。”[2]故该小说虽未完结,但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方法已经明确,即试图将《水浒传》中的人物移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用诙谐幽默的话语重构水浒故事以供人们消遣娱乐。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将宋江等人看作是违抗朝廷使命、烧杀抢掠、残害人民、披着替天行道外衣的强盗,在这种写作思想的主导下,《新水浒传》呈现出迥异于《水浒传》的全新面貌。

一、对《水浒传》“诲盗说”的接受与承续

《水浒传》作为古代英雄传奇的代表作,经历了较为漫长且复杂的文学积累阶段,其思想主题、文化内涵、人物形象等自成书以来便饱受争议,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读者阅读是完成文学作品的关键一步,不同时代读者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地位阶层等都会影响其对作品的理解与评价,由此作品的解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明代以来,《水浒传》的接受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支持者将《水浒传》看作表现官逼民反、乱自上作、揭露社会黑暗的赤诚之作,反对者则将《水浒传》看作是荼毒人心的诲盗之作,此观点应始自明代政治家田汝成,其对《水浒传》及其作者的论断在后世被广泛引用,“钱塘罗贯中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4]该论断足见其对《水浒传》及其创作者的痛恨,后世学者基本上围绕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进行阐释或生发。清末民初动荡不安、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下,人们对《水浒传》的接受与解读更是凸显时代性特征,正如黄霖所说:“20世纪初,我国批评古典小说有两股风:一股是梁启超刮的全盘否定风。他骂‘中土小说’‘不出诲盗诲淫两端’,‘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根源’。另一股为侠人、定一等在《小说丛话》中刮的古人现代风。他们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为政治小说,《水浒》为倡民主民权,《聊斋》为排外主义等。这一左一右,表现的形式虽然不同而其实质都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态度。”[5]实际上,不论是全盘否定古典小说还是赋予古典小说新的时代内涵,这两种做法反映的是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学的认识与解读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古典小说的解读经历了“从伦理道德的解读视角向以启蒙救国为中心的政论式解读的变迁”[6]。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着力强调小说的政教功能,“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7],其于1902年发表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是将小说的位置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一时间,中国的政治小说与社会小说呈井喷态势,许多名著的续书与新编也都被贴上政治小说、社会小说、时事小说的标签,创作者们试图以此来启发民智,救国纾难。从作者对宋江等人的评价来看,该小说无疑是《水浒传》之“诲盗说”观点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著书立说的目的不同于以田汝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批判宋江等人以维护封建统治,也不似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之士创作的政治小说那般注重立竿见影的功利性,虽有些章节夹杂着大量的脱离小说情境的议论,如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孔教、西学、立法等的讨论,此类论说并非是为了宣传或鼓动人心,而是再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待新事物、新思想的不同观点与深刻思考。整体来看,小说的揭露与批判性大于其宣传与鼓动性,作者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借《新水浒传》来揭示黑暗腐朽、乱象丛生的社会,故而其本质上仍属于古典小说的范畴。如果将作品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关联,作者此番创作的原因便显而易见。结合小说刊载的时间,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形式的政府,但很快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同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任职使得新的共和政体与法律章程毁于一旦,整个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蔓延着不讲道德、背信弃义、利己苟且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在《新水浒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上自朝廷官员,下至梁山盗贼,都沦为名利的附庸,成为满口金钱、做官、嫖妓的无耻之辈。书中第30回“效时装巧梳东洋头,争党见大闹西饭馆”[8],军师吴用竟派扈三娘与山上喽啰之妻下山开妓馆吸引朝廷军官以探听情报,原著中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梁山好汉和贪婪卑劣的朝廷官员已然为一丘之貉,作者看似幽默戏谑的口吻之下是对传统道德沦丧的担忧与叹息。此外,对原著中引起后世争议的招安一事,作者态度较为明确,即不再叙述原著中宋江渴望被招安的思想,反而凸显梁山泊与朝廷之间的对抗,只是这种对抗不再是原著中正邪之间的较量,而是两股恶势力的角逐,以此凸显普通民众在战争中感受到的压迫性与无力感,例如书中由蔡攸带领的朝廷兵将在攻打水泊梁山时,将领们只顾饮酒作乐,却指派未经军事训练的学生队去冲锋陷阵,结果几次都惨遭埋伏,无一人生还。

概言之,作者承接了前人有关《水浒传》“诲盗说”的观点并有所新变,借一部《新水浒传》强调了诸多社会问题,直笔表现了自己对这一时代世风日下的忧虑与不满、失望与痛恨。

二、“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

《新水浒传》中的“旧瓶装新酒”写作模式即将原著中发生于宋代的水浒故事置于民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下进行重塑。这种重塑能够包容创作者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从而比较精准地表现出作者的写作情境,凸显时代特征。“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首先体现在故事时间的错置上,不同于传统古典小说如《西游记》指涉明代、《儒林外史》反映清事等常运用影射、暗喻的手法,表露得十分隐晦,需要后世学者结合史书文献进行多番考辩与印证,《新水浒传》的时代错置则较为明显,作者也无意使用技巧制造逼真感,虽然其强调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未变,但书中描述的大量新事物、新名词、新景象,如机器局、科学学堂、汽车、飞艇、飞机、机关报、东洋头、西菜馆、政府、内阁、总统、议会、革命党、拆白党、征婚广告等无疑是清末民初社会情景的真实写照。这种时间上的错置无疑为小说增添了趣味性与新奇性,与作者在小说开头所写的“润以新名词,参以新技术”桴鼓相应,民初社会生活与水浒元素的融合,为后世读者还原了历史现场。

其次,除故事时间的错置外,“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变化。旧人物在新时代,如何让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得到合理的发展而不过于荒诞是作者考虑的首要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作者一方面保留一些人物原有的性格特征并加以利用,如李逵急躁莽撞、吴用足智多谋、宋江小心谨慎等,人物职务的分派也与其身份地位和性格专长密切相关,如第27回梁山泊大行君主立宪,在选举总统与内阁成员时,由卢俊义当选财政总长、林冲当选陆军总长、阮小七担任海军总长、扈三娘担任外交总长。另一方面,为了符合其诙谐笔墨,以助谈笑的创作目的,作者对其中一些人物形象做了变动,最具代表性的是对王矮虎与扈三娘这对夫妻的描写,作者将原著中王矮虎好色这一人物特点放大化并有所延伸,将其塑造成一个好色成性又十分惧内、丝毫没有男子气概的软弱形象,更是将原书中英勇美丽、不苟言笑的扈三娘写成了体态风骚、巧舌如簧的风流女子。这些人物形象、品性的颠覆裹挟着时代的气息,作者无疑是想借助人物形象的变化实现时代的重现及自身思想观念的表达,在艺术上难以与原著比肩。

“旧瓶装新酒”的写作方式间接反映了作者对外来文化的看法与接受程度。处于传统至现代转捩处的清末民初,该时期在学习与引鉴外来文化时不免有些用力过猛,辛亥革命后,中国掀起了主张全盘欧化的浪潮,康有为认为:“今中国近岁以来,举国狉狉,抢攘发狂,举中国之政治教化风俗,不问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之政治风化祀俗,不问其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彼猖狂而妄行者,睹欧、美之富强,而不知其所由也;袭其毛皮,武其步趋,以为吾亦欧、美矣。”[9]虽是反对欧化者发出的言论,但侧面反映了当时国人“醉心欧化”的情形。相比一些革命派激进思想,作者在学习与引鉴外来文化时偏保守主义,站在反对全盘欧化的立场上借用《新水浒传》表达对这一时期涌现的新制度、新观念的不满,如小说中对男女平等说的否定、对女子要求独立自主的不满、尤其是对自由恋爱结婚的讥笑,并对时人提倡的“父子革命”“夫妻革命”等进行反击。实际上,这些西学东渐的产物在理念上并无不妥,但是,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根深蒂固,诸如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令人一时无法接受,另一方面,西方思想观念在传入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理解与引导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著者特借水浒传诸人穷自由之流弊,杜社会之横行”[2],作者对此类现象的讽刺与批判体现其处在文化困境中的反思与担忧。

实际上,艺术上的“旧瓶装新酒”模式在晚清民国时期较为常见。该时期出现的续书多是将旧人物放置在新时代。就以《水浒传》为例,晚清时期出现的三部《新水浒》,分别是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连载的署名“寰镜庐主人”的《新水浒》;1907年鸿文恒记书局和新世界小说社发行,署名“西泠冬青演义、谢亭亭长评论”的《新水浒》;1909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陆士谔撰写的《新水浒》都是采用此种创作方法。当时各大报纸刊载的小说续书数量可观,除《水浒传》续书外,较著名的还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童正恩的《西游新记》,单是《新闻报》上就有《新红楼梦·搜检大观园》《新石头记·黛玉焚稿》《红楼新梦》《红楼颠倒梦》《红楼残梦》《新封神榜》《新黑籍冤魂》《乱说西游记》等,创作者多是借用古典名著的效应来再现时代风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

三、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

晚清报刊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小说的传播与发行方式,报载小说随作随刊的特点,赋予了小说从未有过的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如《新闻报》上1911年9月30日刊载的小说《苏州凤池庵冤案始末记》,该冤案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作者将这件案子写成小说,并未多加艺术渲染,具有和新闻一般的纪实性。《新水浒传》故事虽为作者想象虚构,但书中具体内容大多从现实中取材。1913年10月小说连载第27回“金钱联军主张外债,水陆元帅集权中央”[10],作者借吴用与呼延灼之间关于是否借外债的辩论讲述了借外债的利害,了解民国历史可知,1913年4月27日凌晨,袁世凯签下“善后大借款”,当时由外国包括英、法、德、美、日、俄等国银行组成的银行团体均十分乐意向中国借款,企图以此来获取更多的权益。袁世凯对外宣称这笔借款是用于偿付拖欠和即将到期的由清政府继承下来的债务、偿付外国在辛亥革命中受到的损失以及用于急需的政府开支,实际上却是袁世凯在为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争夺战存储资金。二次革命时,这些借款的支持是袁世凯战胜国民党的主要原因。这种行为无疑是“食毒脯以止饥”,遭到了时人的反对。作者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借此表明自身的看法。

除对时事进行议论外,作者还将当时新发生或新流行的社会趣闻写进小说,如第17回“骗美人券暗泄心机,混入总理房全凭面具”中写一西餐厅服务生偶然间发了一笔横财,想娶一名叫香肚儿的妓女,谈及自己的择偶标准时,说道:“小弟若要家小,有三件问题,第一要大家闺秀;第二要识字、能作短论;第三要有服从性质,不然现在女权发达,这般主人婆狠利害,若不预先声明,他们要自由、要平等,岂不是化钱买绿头巾戴么。”[11]此三点要求与《时报》1912年12月17日刊登的章太炎征婚广告雷同,章太炎在征婚广告中提出三项条件,“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12]由于章太炎的知名度和其狂放不羁的形象,此广告一出,各大报纸纷纷撰文对其进行评论,极尽调侃之能事。《新闻报》自身就刊载了多篇讨论章太炎婚事的文章,如1913年1月6日署名天竞的《求嫁章太炎先生书》、1913年1月10日署名风的《赠章太炎婚联并序》、1913年2月14日署名瘦腰生的《汤国梨愿嫁章太炎事》、1913年3月19日署名天竞的《汤国梨愿嫁章太炎》、1913年6月15日署名丹翁的《章太炎结婚赋》等。《新水浒传》的作者对此征婚广告几乎不加修饰与变动,直接将其引入小说,只是将主人公换成西餐厅服务生,符合其“诙谐笔墨,游戏文章”的特点。同时,该服务生欲借妓女香肚儿的照片发行美人券,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一种新骗术。史料记载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妓陆文琴曾以赈灾名义发行彩票,最后携款潜逃、不知去向,与小说中所用手法如出一辙。作者不动声色地将这些社会新闻重现在小说中,足见报刊小说的纪实性特征。《新水浒传》这部未完成之作以其所具有的实时性与纪实性特征再现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呈现了文学与时代的紧密联系。

综之,《新水浒传》与原著相比相去甚远,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了该小说独有的特点,如果用古典小说的艺术特征去分析和评判这部小说,该小说自难与原著相提并论,但对其发掘与研究也有一定意义:一是可以丰富《水浒传》的研究文献,完善民国时期《水浒传》的接受面貌,起到文献补辑的作用;二是该书所具有的揭露性与批判性背后折射出的时代政治风貌与社会境况,亦足以供后世读者审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