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之间的互动
--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望春风》研究

张学超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望春风》是格非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儒里赵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半个世纪的变迁。该作品发表以来,有学者关注它在格非作品序列中的转型意义[1],有学者关注它的日常生活书写[2],有学者关注作品中的文化乡愁和故乡修辞[3-4],也有学者探讨其叙事艺术[5-6]。本研究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研究《望春风》。

人文主义地理学吸收了现象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关注不同地理经验中蕴含的不同的情感和文化,探索个体、群体与地理环境之间的意义互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提升了人的价值,随后兴起的社会科学却重群体轻个体。基于此,人文主义地理学之父段义孚指出:“在‘人文主义地理’的表述中,我把‘人文’和‘地理’并列,以此强调它们相互紧张甚至敌对的关系。”[7]187也就是说,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客观地形的变化,也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生存和文化,强调人的客观生存空间和环境的社会建构,也注重两者之间的关系。《望春风》虽然以书写儒里赵村为中心,但是也写了不同于儒里赵村的几处地理空间,着意于主人公赵伯渝与儒里赵村之间的意义互动。因此,本研究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主人公赵伯渝和儒里赵村等地理环境的意义互动过程。

一、空间与地方:儒里赵村之外的空间

《望春风》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关于儒里赵村半个世纪变迁的小说。主人公赵伯渝自幼在儒里赵村长大,晚年又回到已是废墟的儒里赵村生活。即使主人公中年时期很长时间不在儒里赵村生活,但儒里赵村的地理环境及文化一直是他认知陌生地方的重要参照,儒里赵村是主人公的情感归属地。虽然儒里赵村是全书书写的重心所在,但格非仍然花费很多笔墨去描述主人公在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这些地理空间的活动。这些在儒里赵村之外的空间,与儒里赵村这个地方构成了鲜明对照。

对地方和空间理论的关注,一直都是段义孚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所在。段义孚认为,地方(spase)这个词语不只是指用砖石组成的实体存在,也可以以虚拟的形式存在[8]。这种实体存在由大到小可以排列为地球、祖国、家乡、城镇、社区、家乃至于沙发,虚拟的存在指在影视、绘画、音乐、舞蹈、文学乃至记忆中存在的地方。无论是实体存在还是虚拟存在,关键在于这个地方能否给人以稳定感和安全感,是否维系着一种既定价值。从主人公赵伯渝的角度出发,在《望春风》中描述的儒里赵村、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这些地方,只有儒里赵村符合“地方”的定义。因为儒里赵村是主人公自幼长大的地方,他生命中所有重要的第一次经验,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这个世界在他心中印下的最初图景即来自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即使在中年时期,他有很长时间辗转在外地,儒里赵村仍然以一种虚拟存在被他的记忆频频召唤,成为他在异乡中的些许精神寄托,帮助他渡过很多难关。至于他所经过的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则属于段义孚人文地理学中对“空间”的定义。

地方与空间不太一样。在段义孚的论述中,地方与空间的关系,相当于故乡与远方、地球与外太空之间的关系,“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9]3。空间的范围比地方大,意味着未知性和开放性。空间有自由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尤其是在旷野中。人在旷野中有极端的自由,但极端的自由也意味着缺乏已有经验模式的引导,反而会让人无所适从,产生无助感和畏惧感。地方有封闭的一面,也有一套稳定的价值系统,给人以稳定感和安全感。邗桥镇也好,龙潭也好,对于从小在儒里赵村的封闭环境中长大的主人公赵伯渝来说,都是未知的远方,是陌生的空间,而不是汇聚着诸种价值的地方。

在邗桥镇、龙潭这些空间中,主人公感到这些空间的威胁性和不适性。主人公成年后因母亲的关系一直在南京郊外邗桥镇上做一名图书管理员,但邗桥镇对于主人公来说只是一处空间,并不是汇聚价值的地方[9]112。从主人公的经验出发,这里有两处与儒里赵村不一样。第一,为了把砖窑厂生产的东西运输到外界,这里有一条火车铁轨。这是主人公首先感到的差异,因为儒里赵村的道路是千年古道,一千年前的祖先走在上边,一千年后的子孙还是走在上边,而火车和铁轨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意味着工业化和现代机器生产。第二,工作空间和休闲空间分离。在邗桥镇的厂区,一到周末厂区便很少有人,工人们都选择坐火车去附近的上海、南京度过周末。这与主人公在儒里赵村的经验完全不同,在儒里赵村,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和休息都在村庄内部完成。对儒里赵村的村民来说,耕地种田往往伴随着和别的村民聊天说笑完成,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因此,邗桥镇对于主人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空间,他在邗桥镇上既没有熟悉的行为准则,又没有直接可效仿的榜样。在邗桥镇这处空间内,主人公因为不适应工厂内部的逢迎巴结,很长时间都是一名小小的图书馆管理员,这种没出息的行径也直接导致他的老婆婚内出轨,和一名有前途的技术员有染。

和邗桥镇一样,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对主人公来说也是陌生的空间。邗桥镇上的砖瓦厂因为亏损严重,被迫转型,厂区图书馆被新董事长看中,准备建成私家别墅,于是图书馆就被拆了,主人公离开了厂子,去青龙山采石场传达室工作。不久,他又辗转到龙潭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没干多久,就又换了工作,在新丰镇中心小学做勤杂工。无论是青龙山和龙潭,还是新丰镇,对于主人公来说,这些地方和邗桥镇一样,只是一处单纯的空间,远远不是像儒里赵村那样蕴含着诸种价值的地方[9]112。段义孚认为,过于频繁的空间流动会造成心理伤害,使得空间沦为一个暂时休息站,无法转化为蕴含着种种价值的地方。段义孚关注地方的文化因素,探索人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以人的生存境遇为旨归,考察人对地方理解的不断变化,即人地之间的互动,但空间与地方并非截然相对[9]4。第一,经过人类活动的改造,陌生的空间可以转化为拥有既定价值的地方。第二,两者都是一个人健全成长的必备要素,“一个完整坚定而又不断成长的自我似乎需要静与动、稳定与变化、地方与空间的不断交替,每一方的持续因文化和个性而异”[8]。主人公在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这些空间中频繁转换,本身就说明了他试图把这些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失败。这也是主人公回乡之后,即使面对的是满目疮痍,但仍能感到些许安慰。因为邗桥镇或采石场,主人公从未想过定居在那里,那里只是人生历程中一处暂时容身的空间,而儒里赵村则是一个包含着种种情感寄托的地方,即使沦为废墟,主人公仍能凭借情感和记忆去重建人地之间的良性互动,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感。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从青龙山、龙潭到新丰镇,主人公的迁徙之路其实是离儒里赵村不断靠近的过程。正如主人公所说:“从表面看,我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10]341也就是说,正是在他试图把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这些空间转化为地方失败后,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去重建人地之间的良性互动,即返回故乡儒里赵村这个地方。对于主人公来说,儒里赵村作为一个地方有它不能被取代的特性。

二、地方的特性:儒里赵村的礼仪和野蛮

地方区别于空间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给人亲切感。地方是划定了范围的空间,在封闭性中包含着熟悉和舒服,给人以安全感和亲切感。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而不是空间,意味着“这里”与“那里”不同,即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性。《望春风》自始至终体现着儒里赵村作为一个地方的既定价值,这表现在村名、礼仪、神秘文化及野蛮暴力中。

儒里赵村这个村名本身即标示着这个地方的特点。儒里赵村的村民常常嘲讽旁边的窑头赵村。段义孚指出:“地名似乎只是一些名词,毫无意义,很难记忆,然而地名一旦变成形容词,便拥有了独特的景观、声音、气味及独特的历史底蕴。”[7]142“儒里”“窑头”,不只是地名那么简单。在这两个地名背后,是两个关于村庄起源的叙事。刀笔吏赵锡光在给村里孩子的开蒙第一课中,就是讲述两个村子虽都姓赵,但儒里赵的祖先是高门望族中的读书人,而窑头赵的祖先只是一个烧窑工人。通过这样一种“显赫的历史”的叙事,儒里赵村村民从小相对于窑头赵村村民就有一种读书人的优越感。主人公赵伯渝第一次远行是去南京郊外邗桥镇砖窑厂当工人。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他在儒里赵村只是一介平民,而砖窑厂的工人则是吃国家饭的公家人,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身份上的巨大转变,他之所以能娶到雪兰,也是得益于这一身份的转变,可是当他来到砖窑厂时,却对这样的工作不是很满意,“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10]229也就是说,在主人公的意识中,即使是做一名吃国家饭的工人,也是不光荣的,因为这不是读书人的事业。

村民们对礼仪文化的看重最直接的体现是在赵孟舒批斗事件上。赵孟舒是旧社会的大地主,也是一个精通琴棋书画、文化修养极高的人。当他命运遭际不太好时,儒里赵的村民处处都在维护他。他公然诋毁新生的人民政府,德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劝他少说几句。到了乡里开万人批斗大会的时候,他宁可一死也不愿意接受侮辱,是村民好说歹说劝他去走个过场,而且车接车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儒里赵村之所以发生人民群众给地主赶车这样的怪现状,根源在于这个地方对文化和读书人的尊重,赵孟舒是和附近村子里的理学名家周蓉曾齐名的文化人,并且还专门为陈毅元帅抚琴助兴。这种对文化的过分看重还体现在刀笔吏赵锡光“做人不必穿金戴银,凡事要能触景生情”的家训上;梅芳说话每次都引用古典诗词;从小在儒里赵村悠久文化滋养下长大的赵礼平,在发迹成为朱方集团董事长后,仍不忘附庸风雅出版了一本由自传、讲演录和打油诗拼凑而成的书。

儒里赵村的封闭性也包含着神秘文化、排斥个性和野蛮暴力的一面。算命是《望春风》中着墨很多的事情,主人公的父亲赵云仙是一位四里八乡闻名的算命先生。算命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相关人物伏羲、周文王、王充、李淳风等也都是名盛一时,相关著作《易经》《素书》《推背图》《冰鉴》也是真真假假神神秘秘。不过在赵云仙对主人公的童年教育中,他认为算命的关键是察言观色,对这种充满神秘主义的行为进行了祛魅的解释,认为根源在于人心的脆弱。正如赵云仙自己的解释,算命先生所发挥的功能类似于现代社会心理医生所发挥的疏导功能,帮助心理困难的人重新梳理经验,迈过眼前难以迈过的坎。因此,尽管赵云仙在活着时被人轻佻地称呼为“大仙”,但在他死后,村民一旦遇到难以解释的事,总是想到要是赵云仙还在就好了。

在儒里赵村的封闭性文化中,天然地排斥与众不同和有个性的人。比如赵礼平,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人,个性很强,但这里的文化不喜欢有个性的人,因为有个性意味着对千年传承下来的规则的否定。因此,在儒里赵村这个地方,赵礼平英雄也无用武之地,只能当一个劁猪的猪倌。即使从事这样一个被村民看不起的职业,他依然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断改善母猪交配技术,凭自己的本事做到了公社兽医站站长。不过即使赵礼平当上了站长,私下里也攒了不少钱,以成功者自居,但村里人仍然认为赵礼平是一个乡巴佬,更看重在县城缫丝场当质检员的同彬,因为同彬会说普通话,在村民眼中,会说普通话是有文化的标志。

和这种封闭性文化所适应的是主人公赵伯渝这样缺乏个性的人。小说里虽然赵伯渝是第一主人公,但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被安排的,他是一个缺乏主动性的人。作为全书第一主人公,他的名字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中竟只出现过一次,是在主人公的婶子去世前,婶子叫了他一辈子“呆子”这个不无侮辱性的称呼,连他的本名都已经忘记。“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10]269这种设计蕴含了作者的特殊用心,意味着像主人公赵伯渝这样的人,与儒里赵村这个地方的其他人并无不同,他就是那种本土本乡产生的没有个性的人。这种封闭性还体现在村民把唐文宽说的英文理解为“怪话”。儒里赵村野蛮和暴力的一面最明显的体现是女性的包办婚姻。春琴为了给父母冲喜被安排嫁给德正时,年纪还很小,正在长身体,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这个正在发育的身体开始生儿育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的言谈行事依据的不是法律,而是传承千年的道德伦理,所以类似刀笔吏一言不合把一个怀孕妇女踢到河里的事情经常发生。

当然,儒里赵村的文化也在时代变迁中发生变化,传承千年的伦理文化在市场经济变革下面临崩溃。以赵礼平为例,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前,他的个性和能力都被村民视为异类,成为奇形怪状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乘着经济改革这股春风,性格中敢于冒险的赵礼平一跃成为朱方集团的董事长。他在道德、婚姻中公然违背传承千年的公序良俗,用金钱消解了伦理。首先,为了让高定国对自己厂子的亏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不顾高已有家室,为高追求年轻的女知青小付。其次,在婚姻上巧取豪夺。他想娶赵宝明的二女儿赵丽娟,但因为多年前欺负赵宝明大女儿赵丽华未遂,两家结怨,加上同姓不婚配的古礼,赵宝明不同意他的求婚,准备把女儿嫁给一个老实的小木匠,但赵礼平凭借“抵得上二十个万元户”的权势让木匠退了亲,又哄骗赵丽娟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他私订终身。最后,他有一次看见一对父女卖煎饼,对女孩的健康和活力着迷,遂帮助女孩开了一家美容院,让这个淳朴、孝顺的女孩变成了撒泼、任性、动不动对老父亲恶语相加的女人。

儒里赵村作为一个地方,蕴含着诸种可以稳定心灵的既定价值,也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地理空间。它在带给人们亲切感和安全感的同时,也天然具有封闭性的一面,汇聚着种种神秘文化,排斥个性的发展,也充斥着随处可见的野蛮和暴力。段义孚指出:“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开放的空间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地方。”[9]44为了重新恢复人地之间良性的意义互动,主人公只能选择重返故乡,重新回到包孕着诸种价值关怀的儒里赵村的怀抱,重新获得生存的意义,消除在陌生的空间中所产生的焦虑。

三、人地之间的互动:主人公对于个体意义的追寻

主人公赵伯渝与儒里赵村这个地方之间的意义互动是一个过程。童年时期,他自然地处于儒里赵村的怀抱之中,天然甚至被动地接受儒里赵村种种价值的滋养。这时候他并不清楚这种人地之间互动的意义,他就像生活在水中的鱼儿感受不到水的存在一样。为了摆脱地方的封闭性,也为了寻找母亲,他离开了儒里赵村,来到了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在这些空间,他遭遇了个体身份危机,试图把这些空间转化为地方的努力均失败。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选择重返儒里赵村,试图重建人地之间良性的意义互动。这个过程也体现在主人公观察儒里赵村的目光变化中,有论者指出:“前者是小孩子的感性认识,后者是成年人的目光达到对故事的疏离,以审视姿态展开人物的命运书写。”[4]也就是说,童年时期,主人公对村庄的理解一派天真,表现在叙事形式上,前半部分小说中有很多主人公尚不可理解的情节,这正好与叙述者即主人公此时的年龄相匹配。当他暮年重回儒里赵村时,他已经能够从人情物理乃至命运层面去理解村民的遭遇。这种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体现了主人公与儒里赵村人地之间互动变化的过程。

主人公的离去或归来,从来都是附属于他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主人公幼年时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意外死亡,所以他比别的村民更在意存在的意义问题。段义孚指出:“成年人会离开家或者故乡去探索世界,会走路的儿童会离开母亲的身侧去探索世界,地方却留在原地不动,其展现的是一种稳定性和永久性的形象。母亲是会走路的,但是对于孩子而言母亲代表着稳定性和永久性。当需要母亲的时候,她几乎总是在场。”[9]22地方和母亲因为都能给人以稳定和安全,所以两者有类似之处。在文学传统中,也一直有大地母亲的称呼,当人类表达亲切的地方,如祖国、故乡、母校时,总是用“她”这个人称代词。对母亲的寻找,也是试图解释自身存在合法性和意义的途径。正是为此,主人公才选择离开自幼成长的儒里赵村,奔赴陌生的南京郊外邗桥镇。

段义孚并非单方面理解地方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这种能给人带来稳定感和安全感的地方,也有可能限制人的发展潜能[8]。这种辩证性的思考使得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具有了深度。小说情节中最巧妙的设计便是,作者设置了让主人公先离开儒里赵再返归的情节。小说中间一段时间,故事的主场转到了南京郊外邗桥镇,但儒里赵作为一个地方的既定价值不时弥漫在书中,一方面是面对着陌生的空间,主人公不断召唤出儒里赵的地貌、生活方式、村民习性和娱乐方式,另一方面是对儒里赵旧人旧事的想念。可以说,主人公虽不在儒里赵,但一直拥有着儒里赵作为一个地方提供给他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这种情节设计蕴含的意义很像博尔赫斯《两个人做梦的故事》[11]所揭示的,一个人有时并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价值,只有历尽千难万险去外边寻找财富之后,他才能最终发现自己庭院中埋藏的珠宝。段义孚曾举例说他在异域的沙漠中进一步了解了自身,而且还是自我意识中被忽略的一面,因为无边的陌生沙漠景观让他发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于真诚的强烈需求[8]。经由这次离开,主人公赵伯渝一方面认识到儒里赵在自己心中具有价值源泉的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了自己的潜能,拥有了写作能力。这种写作能力在主人公人地互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儒里赵村成为一片废墟后,主人公人地之间的良性互动产生危机,春琴的存在和对儒里赵村村民的写作记录才使得主人公修复了这种危机,重新开展良性的人地之间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儒里赵村被赵礼平的朱方集团开发。主人公再回到这里时,站在自己家门口的位置,已不能从废墟里认出自己的家。在段义孚那里,无论是实体存在的地方,还是虚拟存在的地方,其中价值浓度最高、最有资格被称为地方的是家。他指出:“理想的家,无论如何应该是稳定的,离开一段时间回来后我们希望家应该保持原样,我们的自我意识取决于这种稳定。当我们赖以生长的四邻被毁坏后,我们就会感觉我们人格的一部分丧失了。”[8]也就是说,在人地之间互动的大范围中,最直接最强烈的是人与家之间的互动。所谓互动,指一方的情况会影响到另一方的情况。贺知章的千古名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是说地方没有改变,可自己却已经因老迈而面目全非,是人的改变导致了这种人地之间良性互动的失败,并由此产生莫名惆怅。在《望春风》里是地方的改变导致了互动的失败。因为主人公赵伯渝在他的生命经历中所学到的各方面的第一次经验,都是在这个家中完成的,这个家一旦消失,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一刻变得不完整和恍惚起来,那些所有在这个家里学到的第一次经验都变得陌生起来,良性的人地之间的意义互动突然遭遇危机。

这种对儒里赵村的商业开发,不同于之前村里个人庭院的修葺和改建,也不同于追求理想主义愿景下对磨笄山的推平,而是对村庄的毁灭性拆除,传承千年的房屋、道路和树木全部毁于一旦。在格非那里,伴随着这种商业性拆迁,传承千年的江南文化也被连根拔起。“作为中华文化腹地的一个标记,一个存在于诗歌和纸上的美丽家园,近一千年来中国的精神与文明意义上的核心,‘江南’的当代命运,与我们民族整个的传统文明的坍塌大概是一个‘同构’的关系吧。”[12]与主人公这种经验类似的是古典文化中“麦秀黍离”典故的描写。典故中的两个故事都是人见到曾经熟悉的建筑化为废墟所产生的震撼性体验。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有动物出没在废墟里更增加其悲凉。实际上,主人公的这种对空间面貌更改产生的强烈体验,与19世纪40年代波德莱尔面对改造后的巴黎街景如出一辙。在当时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支持下,巴黎开展城市改造运动,由总设计师奥斯曼组建“美化巴黎委员会”,重塑和修建了城市的主干道、下水管道、煤气路灯、林荫大道和音乐步行街。这种对整个巴黎的拆建运动产生的城市新面貌,极大颠覆了波德莱尔幼年时对巴黎街道的记忆。这种完全的陌生刺激了波德莱尔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现代性”经验的发现。格非在作品中同样强调了观看比想象具有更强烈的体验。虽然主人公已经知道儒里赵村被拆迁,但“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10]330

主人公能够在已成废墟的儒里赵村重新恢复人地之间良性的意义互动,得益于春琴的存在。主人公和春琴不顾伦理、辈分同居在一起,过上了一种没有电视、报纸、自来水、煤气、冰箱和邻居的原始生活,只能通过光影变化判断时间,靠种植果蔬自给自足,但有一种大自在、大解脱在其间。段义孚指出,动物不会为了照顾受伤的成员而停顿在某个地方,“停顿使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一个感受价值的中心……人类会这样做,这事实上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于地方的情感”[9]112。段义孚认为,地方给人的亲切感受来自特定人际关系的亲切感[9]112。在《望春风》中,给主人公赵伯渝这种亲切感的就是春琴。春琴是主人公从小爱慕的对象,却嫁给了德正生儿育女,春琴在儿子死后被儿媳百般虐待,两人才来到已成废墟的儒里赵同居。这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范柳原二人与香港的关系相似,香港本是战乱之地,充满了危险和伤害,但意外地成全了范白二人的爱情。

格非有感于前一部作品《春尽江南》结局过于悲惨,“《望春风》里我想让悲剧性的人物散发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将乌托邦的观念做了些改造。当‘我’和春琴忘掉了外部世界,确实能够相濡以沫……看到冬天下大雪,‘我’半夜起床看到一个女人躺在身边,仍然会有一种‘生活没有白过’的感觉”[13]。主人公赵伯渝和春琴在废墟上过上了具有原始色彩的乌托邦生活,如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两个人就构成了世界,两人在废墟上生存,俨然成为同彬口中的“世界的中心”。主人公在这样的关系和生活中,重新回到儒里赵村这个地方的价值系统中,开展人地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

四、结语

《望春风》作为格非准备多年的小说,也是他“告别乡村书写”的作品。通过对儒里赵村半个世纪兴衰存亡的描述,格非对自己已成废墟的江南故乡完成了告别,也寄托了格非对人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深度思考。赵伯渝是儒里赵村广大村民中的一个,为了寻找母亲以解释自己的存在之谜,他走出了儒里赵奔向了邗桥镇等陌生的空间。在邗桥镇、青龙山、龙潭和新丰镇,他和这些空间的意义互动完全失败,找不到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最后,他和春琴回到已是废墟的儒里赵村,互相依靠自成天地,重新与儒里赵村展开意义互动,最终找到个体生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