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根本宗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及其新时代意义*

2023-03-02 17:01宋银桂张漫忆
关键词:民本利益中国共产党

宋银桂,张漫忆

(1.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5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突出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基本沿用了拨乱反正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表述:“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1]13概括起来,党的根本宗旨一以贯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这一根本宗旨,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以民为本”(以下简称“民本”)思想,更是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并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局限性

“民本”思想在我国的起源很早。传说夏朝的第一个国君启去世后,其继任者太康荒于政事,后导致夏都被占,太康也客死荒野。太康的五个弟弟总结太康的惨痛教训,根据大禹的教导写下了五首歌,名曰“五子之歌”。其中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民本”思想的萌芽。夏朝末年,夏桀由于“不敬德”而“虐于民”,导致了“成汤革夏”。商朝建立后,“轻徭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淮南子·修务训》),从而使王朝臻于强盛。商朝末年,纣王又重蹈夏桀的覆辙。周公从殷亡的教训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提出“敬德保民”的主张,“民本”思想逐渐形成。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

“民本”思想一经产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逐渐发展成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其合理内核,主要表现在:

第一,使人类开始从鬼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生产力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在人类发展初期,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民族,都要走过一段迷信鬼神的历史,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商代以前,鬼神观念十分浓厚。西周以降,统治者在怀疑鬼神的同时,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是历史的进步。而且,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华民族对鬼神的怀疑和否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早出很多。至春秋战国时期,非议鬼神的言论越来越多。《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侯与季梁之间的一段对话,季梁为制止随侯对楚国用兵,对随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史嚚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孔子则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在“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时代,君、民、神(天)的关系是一种封闭的三角关系,即民听于君,君听于神(天),神(天)听于民。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随着鬼神观念的逐渐淡化,鬼神对君主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原来的君、民、神三角关系逐渐简化成君与民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在孟子以后的近两千年中,是“民贵”而“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礼记·缁衣》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大略》中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唐太宗李世民则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到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民本”思想被赋予了民主而君客的内涵。黄宗羲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是“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认为:“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

第二,重视“民”的力量。“民本”的“本”,在治国理政者看来,是政权的根基,是决定政权存亡的重要力量。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是先秦对民本思想阐述最为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以“仁政”学说为核心,包括民贵君轻的思想、与民同乐的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尊重民意的思想、反对专制暴政的思想等。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即民众的力量可以决定政权的去留。

第三,关注“民”的利益和诉求。季梁曾对随侯说:“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桓公六年》)作为统治者,要专务农事,不失农时,提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亲和九族,诚心供奉先祖,如此则“民和而神降之福”,事业有成。子张问孔子“何谓惠而不费”。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孔子还赞扬子产有君子之德,即“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孟子·梁惠王》开篇中孟子与梁惠王对话的主题就是作为统治者如何保障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马周曾献言唐太宗,要关注百姓的苦乐:“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新唐书·马周传》)朱熹也告诫统治者:“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即要爱惜民力,取之有度。

第四,重视民心向背。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亡、事业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早有认识。《老子》第四十九章开篇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曾经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四顺》)孟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现了民心之可贵。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在分析商朝灭亡、纣王被戮的原因时,深刻指出:“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荀子·儒效》)即商朝之所以被推翻,根本的原因是商朝的统治者失去了民心。纣王被杀,关键在他众叛亲离,咎由自取。所以,程颐、程颢总结说:“君道以人心悦服为本。”(《粹言》)

第五,尊重民意。《尚书·泰誓》中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说天意难违,但天意是顺从民意的。孟子通过举例说明什么是民意、如何顺从民意。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有关重视民心、尊重民意、反对专制暴政的思想开了我国民主思想的先河。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民本”思想虽然具有上述合理内核,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官、民二分的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所以,它也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和历史局限性。

首先,它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驭民之策、权宜之计。在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没有被统治者的基本生存权,统治阶级就不可能维持其阶级统治。因为老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之源,是其阶级统治的前提和基础,所以,统治阶级应该以民为本。这里的“本”,不是“根本”的“本”,而是“本钱”的“本”,就如我们过去常说“牛是农家之宝”一样。毛泽东曾经说:“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2]58贾谊说,为什么要以民为本呢?因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即民系国家安危、关君主威侮、致官吏贵贱。民安则国家安、君主威、官吏贵,民危则国家危、君主侮、官吏贱,所以统治者要管好“民”这份“本钱”。因为官、民的利益根本对立。所以,“民本”只是统治阶级的权宜之计。

其次,它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不是以爱民、利民、富民为目的。“以民为本”的潜台词是“以官为本”,是官本位文化的体现。《论语》中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类似说法,在王朝政治中可谓史不绝书。表面上似乎是说统治者应恤民、爱民,实际上是告诫统治者要取用有度,不要竭泽而渔。表面上是“以民为本”,目的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是“以官为本”的代名词。

最后,践行“民本”主要依靠为官者的道德自律。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的王朝政治中,对于官吏如何爱民、恤民,如何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倾听老百姓的诉求,很少制度化,更少具有外在约束力的规定和律令。当官要为民做主,但是否身体力行,基本依靠官吏们的道德自律。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鱼龙混杂、良莠丛生,权力和利益的诱惑,将本就虚幻的官德侵蚀殆尽。况且,在官民二分的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也是分立的,有“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作为“君子”,修的是统治者的“治人”之德;作为“小人”,修的是被统治者的“治于人”之德。因为德分阶级,所以,通过统治阶级的道德自律、良心发现来为民本思想保驾护航,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忠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使这一命题在中国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从“为人民服务”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根据缪慈潮的考证,“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最早见于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致张闻天的信中[3]。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为人民服务”。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4]855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同年9月18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2]2101944年10月,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毛泽东说:“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从“为人民服务”发展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线索。之后不久,中共七大召开,在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提到“为人民服务”,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4]1039在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精神,第一次写入了党章的“总纲”(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开始增列“总纲”),同时,“为人民服务”被列为党员必须履行的四项义务之一。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契合

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首先是在“总纲”中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其次,在党员的十项义务中,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一项。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强调“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党员”一章中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党的十二大到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中,首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其次,在“党员”一章中,都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高度一致的,其基本内涵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高度契合。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是要结束极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5]即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政治革命,通过政治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取得国家政权,然后进行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才是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6]所以,培育和维护好这个基础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马克思主义者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7]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以解放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己任。没有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就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没有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幸福,就没有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必定是“一切为了群众”。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是紧紧依靠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8]无产阶级政党既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的动力和主力军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自己的使命时必须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9]“毫无例外地吸收他们中间的一切优秀力量,并且要随时随地仔细客观地检查:是否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10]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是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411个人乃至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义”。这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义利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413“工农政权办事首先要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12]

第五,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是为人民服务。1905年11月,列宁在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党的写作队伍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一文中,列宁又说:“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10]“一切为了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事业的动机和出发点,“一切依靠群众”就是达成其目的的重要途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是外化于行的态度和举措。

三、党的根本宗旨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

“民本”思想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既是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又是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突出代表。作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里的“超越”,指的就是“双创”,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和创造。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源于党和人民利益与意志的高度统一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基础上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言,永远只是“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统治阶级引以为“本”的“民本”,是他们实行阶级剥削必须维护的“底线”,因为一旦突破了这个底线,将会导致民不聊生,从而危及政权的巩固。所以,传统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权宜之计,而不是真心实意对民众利益的关切。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意志和利益与人民的意志、利益高度一致。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从利益诉求还是情感认同,都不存在任何障碍。毛泽东曾经说:“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2]58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同一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3]人民群众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人,他们都有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在1959年3月17日的《党内通讯》中,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14]关心群众的利益不是一句空话,要使其落到实处,还必须了解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和迫切要求。一般来说,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096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检验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4]1095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赤子之心”对“爱民如子”的超越

传统“民本”思想的践行主要依靠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的道德自律而既无制度设定,也无法律约束。对官吏的惩戒大多与是否“以民为本”无关,官僚能否关心民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是否实现道德自律。对于封建士大夫的评价,人们向来习惯于以“清官”“贪官”论。当然,我们不是否认“清官”及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里要说的是,“清官”之所以“清”,在于为官者的清廉自持,他们没有、也不会将自己视为百姓中的一员。他们“爱民如子”,顾名思义,这种“爱”,毕竟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身份地位判然有别。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15]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6]4“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16]67任何一个中共党员,都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感情。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爱,不是“爱民如子”的爱,而是“赤子之心”的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共产党“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17]。

中国共产党自觉认定自己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人民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传统“民本”思想的超越在于前者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自觉,而后者不过是“爱有等差”社会的“清官政治”。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鱼水关系”对“舟水关系”的超越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18],将“以民为本”作为治国安邦的工具和手段。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官与民的关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舟”和“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者的要务在于寻求“水载舟”的手段和方法。基于同样的思维,在统治者看来,官和民的关系是“心”和“身”的关系,心是生命所系,而身躯不过是护心和满足内心各种欲望的工具。鱼可渔,只是不要竭泽而渔。肉能果腹,只是不可割肉殆尽,以致“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鱼和肉是可用来烹而食之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通过血与火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紧紧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推动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教会了中国共产党,党和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鱼离开水则亡,种子离开了土地就无法生根。人民之于中国共产党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生命所系。这种关系,是对“舟”“水”关系、“身”“心”关系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使命。”[1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既是初心,也是恒心。“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2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初心和宗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功过、得失的标准,其中就包括“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深入持久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反复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义无反顾地抓党的建设,毫不留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说:“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天职。”[21]“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5]85

四、党的根本宗旨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新时代意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22]当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史”以前,文化的创造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先民们只能立足现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根据自身的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因此,这种文化一般会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当世界连成一体后,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成为必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从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到中国,并被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引以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实现“第二个结合”要避免生搬硬套,要反对拼拼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化最先进的成果,它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所亟需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就存在着诸多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2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要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如此。

文化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创造的内生动力也是人类的需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改善的同时,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从过去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阶段,进入到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注入了新的内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如何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新的部署和安排,其核心内容是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4]。这就是新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到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精神,同时将“为人民服务”列为党员必须履行的四项义务之一,以及中共八大突出强调党的群众路线,然后确立党的根本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体现了“两个结合”的实践过程和成效。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践“两个结合”,为党的根本宗旨注入了新的内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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