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引领与实现路径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视角*

2023-03-02 17:01王明月
关键词:现代化文明绿色

王明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4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该论述是党中央在把握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总结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辩证对待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所作出的科学论断。相较于征服自然、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属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是对业已存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扬弃与超越,而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2]。特别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广泛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取得卓越成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时指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并且将“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纳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中。然而,对标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仍存在一定差距,尚未根本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有鉴于此,系统梳理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引领、历史基础、现实需要和实现路径,探索一条绿色低碳发展新道路,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引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内涵极其丰富、逻辑关系十分紧密的系统性科学体系,其将生态优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导向,标志着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认知提高到了一个全新战略高度。事实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了文明兴衰与生态兴衰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原则、宗旨要求以及强大的思想保证。故此,在纵深推进“双碳”战略落实落地的时代语境下,对 高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极具现实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规律。自然界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为人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无限制改造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了无限可能。与此同时,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随即发生根本性转变,逐步由敬畏自然转变为试图征服自然。为满足社会生产发展需求,人类在大规模过度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导致了水污染、土地污染以及大气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生态环境危机,致使人与自然日益走向对立。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人民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时代意义,秉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的基本原则,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蕴含丰富内涵的新理念,如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实现“四个重大转变”,包括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新征程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重大关系”,主要包括必须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这五个重大关系,这一重要论述形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开放包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着眼于人类文明形态转换而形成的系统、科学的文明观[3]。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理性和科学思维,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规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这一思想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行动指南,而且为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释了文明与生态的辩证发展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埃及、古巴比伦文明、中华古楼兰文明的衰亡无一不印证着一个事实,即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兴衰更替。唯有正确认识文明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充分遵循自然规律,方可实现文明赓续;而违背自然规律,则必然会遭到自然报复。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论述既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引。此外,针对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是建设美丽中国、促进绿色发展这一重大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科学论断,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生态保护之间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两山”理念要求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促使生态环境优势逐步转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构成,“两山”理念要求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创新力度,大力推动生物循环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自然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统一[5]。

总体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阐明了保护与发展、环境与民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要求、根本保证及制度保障等内容,标志着党和国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全新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绝非是对此前生态建设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过渡阶段的深刻思考,对促进人类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6]。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逐步扭转了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开辟和拓展出一条契合自然规律 的中国式绿色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在资本逻辑导向下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在不同时期开展了鲜活生动和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这对于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也就是说,在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域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已然具备坚实的历史基础。

(一)探索起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大力恢复国民经济、推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相继提出并采取诸多旨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举措,为推进生态建设展开了大量有益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无论是在政策和制度方面,亦或是在理论和法律层面,均为改革开放后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1.开展林业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作为极其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林地和森林既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阵地,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6]。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围绕植树造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大规模开展封山造林运动,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例如,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已提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战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伟大号召,对全民义务植树发挥重 要引领性作用。在诸多政策指导下,仅1952年春季,我国造林面积达到502万亩,在全年植树计划中所占比重为40.4%[7]。据《中国林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造林面积由1955年前每年2 000万亩大幅提升至1956年的8 000万亩以上,森林覆盖率更是由解放初期的2%上涨至10.7%。

2.强化农田水利建设积 极应对水利旱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研究制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 水利建设基本方针,将兴修水利置于更为重要的战略位置。截至1952年底,全国近4.2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已基本完成整修与加固,为实现农业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8]。同时,针对淮河流域频发的旱涝灾害,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开展治淮工作时需坚持短期与长远相结合、除害与兴利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正确把握和处理上中下游地区的利益关系。历经30余年的实践探索,淮河流域结束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发展历史。

3.倡导勤俭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1951年,毛泽东同志在分析贪污与浪费具有的重大危害性时,明确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样也有针对严惩贪污、禁止浪费的相关规定。不仅如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提高资源利用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如1960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过程中,强调“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另外,周恩来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化害为利,变废为宝”、将“三害”(废气、废水、废渣)变“三利”的方针,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贡献。

(二)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自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提出愈加科学化、系统化的生态思想,为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寻中国式绿色现代化道路指明前进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致力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逐步迈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40余年来,我国已取得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阶段性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条契合基本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绿色底蕴。

1.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体系。伴随经济发展步伐的持续加快,我国面临不断加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在此形势下,197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加入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规定,明确指出“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不但为建立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夯实了宪法基础,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法治基础[9]。此后,我国陆续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由此,生态文明建设加速迈向法治化阶段,为明晰环境执法的权力边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增强生态治理效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纵观来看,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愈发凸显的矛盾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对此,1992年6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并签署了包括《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在内的相关文件。此次会议后,我国于1994年正式通过并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围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制定总体战略和行动方案,这表征 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初步确立。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写入党代会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

3.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然而在此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仍处高位、能源消耗快速增长等问题日益显现。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带来较大阻碍。面对较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明,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其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不仅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还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于此背景之下,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变,即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广大对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致力于加快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从认识到实践、从当前到长远,开展了诸多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这有益于增强各界参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促使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为建设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增进全民生态福祉打好了坚实基础。

1.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于2015年相继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聚焦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谋划布局。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研究出台了包括《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等在内的诸多政策文件,旨在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此外,在制定和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同时,2015年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加大对环境违法者的打击力度。至此,我国基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及后果严惩等原则,逐渐打造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显著提高了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长远目标,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并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在蓝天保卫战方面,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十年来,我国重点城市PM2.5平均浓度降低了56%,并且重污染天数已减少87%。在碧水保卫战方面,十年来在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有效保障民众饮水安全的同时,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4.9%,提升23.3个百分点,已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我国出台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并积极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土壤污染加速的发展趋势。此外,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十年时间里,我国森林面积达到2.27亿公顷,增长了7.1%。由此来看,我国生态环境已得到较大改善,这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3.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不断增强彼此依赖性和依存度的同时,面临水源污染、海洋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跨越国界的环境问题。在此大背景下,任何一国均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放眼全球,呼吁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领域挑战。从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到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再到正式作出“双碳”目标承诺,中国政府以重要推动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主动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彰显出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展现出负责任 大国担当,极大提振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不仅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还为其他国家探寻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新时代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历经多年实践与探索,我国在生态保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碳减排任务十分艰巨、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之间差距较大等问题亟待解决。时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窗口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求已然成为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亦具有基于自身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性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着重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究其根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应然方向,亦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中之重。是以,在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唯有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能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环境容量有限、资源能源约束趋紧以及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基本国情。加之,现阶段我国面临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以及能耗强度偏“高”的情况,且能源资源需求仍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保持刚性增长态势。这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加大了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压力,为着力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带来较大阻碍。是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键在于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级参与的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立足于此,既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高站位强化统筹部署,竭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也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绿色低碳新动能,推动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

(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现实选择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作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毋庸置疑,“双碳”目标既是我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亦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之策,对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至关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2021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52.4亿吨标准煤,与上年相比增长5.2%。2021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19亿吨以上(居全球第一),在全球总量中占比高达33%,反映出排放强度仍旧处于高位。相较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严峻挑战。具体而言,欧盟、俄罗斯、美国以及日本的碳排放总量分别在1979年、1990年、2005年、2013年达到峰值,碳达峰前后均经历了较长的平台期,并且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过渡期为37~71年[10]。与之相比,我国在深度脱碳技术尚未成熟、能源资源禀赋“富煤贫油少气”等情况下,需要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14亿多人口基本福利的同时,利用30年左右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过渡期来减少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不仅如此,时下我国依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存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传统“三高一低”产业占比较高、传统产业路径依赖强等问题,面临十分艰巨的碳减排任务。此情形下,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亟须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建立健全“双碳”工作激励约束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将“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全环节,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三)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拥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并且对于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程度越来越低。然而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建设美丽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生态环境质量存有较大差距。目前,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尚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与挑战,生态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拐点仍未到来。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1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依然有1.2%的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为劣V类,地下水B类所占比重为20.6%;PM2.5平均浓度超标的城市占比达29.8%,区域性重污染天气时有出现。另外,还有个别地区生态破坏和生态退化现象较为严重。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面临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不足、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健全、乡镇企业罔顾生态环境等短板[11-12],极大影响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利于增强农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获得感。面对城乡居民不断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各地区迫切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级政府只有持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契合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为关键,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才能显著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对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究其根本,由于人民群众是最直接的体验者和受益者,故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建设成果需要群众去检验。综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务之急在于切实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牢抓实,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大力攻克城乡居民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四、新时代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在新时代,我国理应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从协调促进绿色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构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格局以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维度发力,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一)以秉持人民至上为根本,协调推动绿色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此指引下,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在于遵循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导向,协调推动绿色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使生态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城乡居民。

1.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绿色城镇化的重要特征是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有机融合[1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实现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但值得警惕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依然面临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高以及碳排放高的“三高”难题[14]。对此,有必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地制宜规划城镇空间的产业和人口布局,科学确定城镇开发强度,促进适度集聚集约发展,合理布局城镇各类空间,以尽可能减少对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害。促进城镇绿色转型需要地方政府根据集约、低碳和生态等要求,立足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强化土地精细化管理和城市建设规模设计,引导人口和产业适度集聚,避免过度分散型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同时,推动绿色城镇化的重点在于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促使城镇产业由高耗能、高污染型褐色产业逐步转变到低碳环保型绿色产业,支持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企业以破产清算的形式逐渐退出。地方政府应研究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准入门槛,坚决遏制能耗高、排放大、污染重的产业发展,着重推动绿色制造产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延伸绿色产业链,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除此之外,加强绿色城镇建设还需推广新建绿色建筑,加快现有建筑低碳化、绿色化改造,着力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

2.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长远来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很大程度上关乎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针对乡村生态振兴底子薄、农业生态环境历史欠账多的现实情况,要建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责任、奖惩机制以及考核制度,加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领域立法工作,积极推行绿色低碳发展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以此为基础,各地应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在促进农业发展绿色转型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竭力推动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和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强化农业生态保护修复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基层政府要以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培育包括农村清洁能源产业、绿色畜牧业等在内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不仅如此,广大农村地区应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将爱护环境、节约资源、爱惜生态等纳入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促使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另外,可通过组织开展零碳村镇、低碳社区创建活动的方式,有效提升农民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采购绿色低碳建筑材料、绿色食品,切实弘扬生态文化。

(二)以实施“双碳”战略为导向,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格局

进入“十四五”时期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迈向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促进降污减碳协同增效、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加快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窗口期。在“十四五”和“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碳达峰、碳中和都是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与目标愿景,引领并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15]。在此背景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以为指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将“双碳”工作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事实上,无论是从主动适应全球绿色发展趋势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来看,还是从能源资源利用水平和需求来看,促进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应然选择[16]。是以,各地应构建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动性,释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仅如此,有关部门要以服务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为根本,研究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健全包括绿色包装、再生材料、清洁生产等在内的循环经济标准体系,并加快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分工和重点任务。以“双碳”目标为牵引,从加强工业和交通等重点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推动园区循环化发展、完善产品绿色设计政策机制等方面入手,着力打造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乡村地区应当建设一批生态循环农业产业联合体,高效综合利用林业废弃物、畜禽粪污以及农作物秸秆等诸多农林废弃物,大力推行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助推农业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

2.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攻关。在稳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背景下,深化绿色技术创新对实现“双碳”战略目标、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健全市场导向下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创新效能不断提升、多元创新主体活力竞相迸发的绿色技术创新工作格局,从而为加快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必要科技支撑。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应聚焦生态系统固碳增汇、温室气体减排以及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重点领域,实行“赛马”和“解绑挂帅”等相关机制,鼓励多元化主体广泛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培育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绿色技术领域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基地优化布局,开展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治理、碳达峰碳中和关键绿色技术研发等专项技术攻关。此外,引导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等相关主体,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协作机制,联合部署一批具有前瞻性、原创性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推动共性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3.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发展战略,纵深推进能源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强调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碳达峰行动。为深入贯彻落实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各级政府必须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制定交通、建筑以及能源等重点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大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严格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一方面,以《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政策为导向,在有序淘汰煤电落后产能、加严控制新增煤电项目的同时,推动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全面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积极发展包括地热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在内的非化石能源,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稳步提升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开辟生态优先的中国式绿色现代化新道路,以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三)以强化机制建设为核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它是追求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永续发展的现代化[17]。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强化机制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保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治理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制度建设领域存在分散化、碎片化等现象,并且国内不同地区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发展的不平衡矛盾较为突出[18]。为此,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主线在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制度建设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予以有力支撑。

1.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监管机制建设。现阶段,由于生态制度体系在运行有效性、科学规范性和系统完备性等方面存有结构性短板,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转变。譬如对于环境监管体系而言,当前仍面临监管机构职责不够明确、对监管者的问责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鉴于此,应深化生态环境监管体系改革,厘清多元治理主体职责分工,明晰地方党委、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等主体的权责,推进和落实环境污染第三方责任。在此基础上,加快完善多元治理主体生态责任的追究制度,督促各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生态建设的“责任清单”,促使有关部门将生态效益、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等关键指标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同时,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等,对罔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产生严重生态后果的治理主体进行严肃问责,使绿色发展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总而言之,只有不断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治理监管机制,才能使制度成为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刚性约束,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发生革命性变革。

2.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适应行政民主化潮流和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9]。毫无疑问,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仅靠单一主体无法实现既定战略目标。而就现实情况而言,生态领域“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管理职能碎片化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长期以来,流域内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环保部门条块分割是影响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要根源[20]。对此,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整体效能,相关治理主体必须凝聚思想共识,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将整体性治理理念嵌入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强化生态环境共治共享、联防联治、多重参与。具体来看,各级政府需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准确把握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短期的平衡关系。立足于此,探索设置跨区域环保机构,聚焦跨地区和跨流域的资源共享、部门协作、环境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高效灵活的议事协调机制、组织运行机制,以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另外,应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机制,创新中央派驻机构与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的联合执法模式,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区域生态自然环境协同保护体系,解决生态系统性与治理碎片化间的矛盾,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根基夯实基础。

3.促进生态环境治理多元投入机制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依赖于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首先,通过构建央地多级共同投入机制、建立健全中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充分整合现有环保专项资金、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投入机制等方式,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例如,自2018年以来,山西省财政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相关资金投入总额累计达到211亿元以上。其中,净土保卫战、碧水保卫战以及蓝天保卫战投入金额分别为0.9亿元、23.07亿元、44.48亿元。在生态环保整体资金投入持续增加的保障下,山西省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其次,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利用PPP、基金设置以及股权投资等各类模式,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构筑政府、企业及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环保投入新格局。最后,促进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大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效率,支持绿色保险、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以此方式,充分发挥金融对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引导、杠杆作用,促使资金更多流向绿色产业、环保产业,为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入金融活水。

五、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探索一条富含生态意蕴、绿色低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然成为建设美丽中国、促进发展与保护“同频共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举绿色发展的鲜明旗帜,以契合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价值旨归,加快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环节和必由之路,凝结着党和国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经验,对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意义重大。从本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属于协调统一、相辅相成的整体,二者协同发展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有机协调和内在统一的先决条件。展望未来,各级政府必须尊重生态系统运行规则,从推动绿色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双碳”战略等方面着手,引导各界投身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继而汇聚起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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