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研究

石天戈 ，张杰，时卉

（1. 新疆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2. 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3. 新疆财经大学 旅游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作为经济高度集聚的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正在取代中国传统的省域发展格局，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地带[1]。“十四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力，东部沿海城市群适应国内城市群发展，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群的目标，主体功能定位上由注重速度的粗放发展，转变为注重效率的优化发展。在过去一段时间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东部沿海城市群表现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市腹地范围大、区域联系紧密等特征。东部沿海城市群凭借区位优势、禀赋优势和要素流动优势，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长期领先，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逐渐显露出来，2020年中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北方城市中仅有北京一座城市入围，其余城市均为南方城市。同时，长期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对东部沿海城市群及腹地带来了诸多不可逆的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2]。2018年，东部沿海城市群单位GDP能耗为4 216.82吨标准煤/亿元，是美国同期2 048.17吨标准煤/亿元的1.75倍。虽然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使生态环境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生态效率是否提升？高质量发展是促进了城市群生产阶段还是环境治理阶段效率的提升？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同时，东部沿海各城市群间或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能力也出现了差异，这对东部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演进格局形成了隐性冲击。因此，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对推动东部沿海城市群国家经济发展核心区建设有重要意义，也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研究基础。

生态效率以要素的高效配置和经济产出与生态环境协调为目标[3]，其概念由Stefan & Andreas[4]在1990年首次提出诸大建和朱远[5]提出了经济增长环境压力的四种情景，随后诸大建和邱寿丰[6]又提出了生态效率的“3R”原则。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先下降后上升，呈“U”型变动，且各城市群间生态效率不均衡[7-9]。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整体上逐年优化，三大城市群间存在空间异质性[10]，长三角处在生态效率的低位[11]，京津冀城市群受环境污染影响最大，城市群内部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和区位的差异上[12]。

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认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区位因素、城市竞争、环境规制和空间溢出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生态效率，同时还指出影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13-16]；邓荣荣等[17]通过研究基础设施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发现高铁的开通可以对节点和周边城市生态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实证表明，环境污染和城市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Zhao & Sing[18]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验证了中小城市在享受着大城市经济溢出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接受了部分生态环境负外部性。

两阶段DEA效率评价模型以其打开了单阶段模型“黑匣子”的优点，能够更加深入准确描述系统不同阶段和过程的效率，在多种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模型在金融和创新领域的应用相对成熟，在城市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创新效率[19]、投入产出效率[20]及可持续发展研究[21]，在城市生态效率测度方面的应用相对较少，两阶段DEA在生态效率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在省域尺度，涉及城市层面的应用还较少，虽然目前也有研究使用了三阶段DEA模型，但这一模型的本质是单阶段的叠加[22]，无法做到对子系统效率的分解[23]。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使用两阶段DEA模型测度近15年来城市群生态效率并进行分解，揭示综合效率和子阶段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生态成果，探讨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改善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地方政府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1.1 研究方法

1.1.1 基于非期望中间产出的两阶段DEA模型

两阶段DEA模型投入—产出体系如图1所示：假设有Q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包含生产和环境治理两个阶段，生产阶段（g1）的初始投入为，期望中间产出为，共享非期望中间产出为；环境治理阶段（g2）存在来自两个方面的投入，一是生产阶段产生的共享非期望中间产出，二是新增的治理外部投入最终产出则为治理效果指标和代表除共享投入产出项之外的其他投入产出数量。

图1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生产—治理两阶段DEA结构

根据Tone & Tsutsui[24]的SBM模型基本原理，评价单元的综合效率（CE）由线性规划公式（1）求解：

上述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具体数值均使用MaxDEA Ultra8.0软件测算而得。

1.1.2 Tobit模型

Tobit模型能有效解决最小二乘法在分析截尾特征数据时可能会出现的无法得到一致估计的情况[21,25]，常用于对基于DEA方法测度的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本形式如式（3）所示：

式中：Yk为第k(k=1, 2, …,Q)个决策单元的截尾因变量；αk为回归截距项；βk为回归系数；Xk为决策单元k的影响因素；ξk是随机扰动项，且ξk～N(0,σ2)。

1.2 指标选取

1.2.1 投入—产出指标

生态效率测度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根据传统生产函数并借鉴已有文献[22,26]，选取土地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资本投入表征生产阶段投入。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财政教育支出和单位从业人员数表征土地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能源投入的最佳测度指标是折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消耗总量，但由于地级市数据不可得，借鉴已有的研究[27]选取工业用电总量作为替代指标；资本投入选取基于9%折旧率的永续盘存法[28]测算的资本存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仅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无法全面表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2]，因此，本文加入地区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征生产阶段的期望中间产出；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表征生产阶段的非期望产出。分别选取环境从业人员数和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从劳动和资本两个方面表征中间治理投入，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总量和建成区绿化面积来表征最终产出。

表1 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1.2.2 影响因素指标

Otsuka[29]提出了资本和人口聚集都有利于生态效率提高的观点；Le等[30]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在贸易开放中导致污染产业的转移，引起转入区环境质量的恶化；李斌等[31]认为，外资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张长江等[32]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得出了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正相关的结论；陈长江和高波[33]通过实证得出科学技术投入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依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经济密度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和地理位置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

（1）经济密度（ed）。经济密度一般用来表征地区经济集聚程度，从而反映地区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状况。实际上，经济密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诚然，经济密度的提高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对生态效率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但经济密度过大时也会引发部分环境问题，从而对生态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以单位土地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密度的代理指标。

（2）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外资对资金使用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主要的结论有“生态环境促进论”和“生态环境破坏论”，本文以城市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外部力量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3）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优化会带来能源结构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化，缓解单位产出的负环境外部性；产业结构的调整还能促进区域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高产出效率，从而带来生态效率的提高。考虑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状况，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表征产业结构。

（4）科技水平（tec）。理论上，科技创新会带来更为先进、高效的生产技术和环境治理方式，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但实践验证往往无法与理论预期达成一致，综合考虑城市经济体量差异、数据可得性以及科技投入与科技成果应用的时滞性，采用科技支出的二阶滞后项表征实际科技水平，实证检验科技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否与理论相一致。

（5）地理位置（loc）。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存在着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南优北劣、经济基础上的南强北弱、相对开放程度上的南敞北封、企业家精神上的南盛北衰等客观差别，选取南方城市设为1的地理位置虚拟变量，探究区位因素和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依据以上分析，建立如式（4）所示的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生态效率影响因素：

式中：λE代表第λ(λ=C,P,M)阶段的生态效率，将其作为因变量；ed、fdi、is、tec、loc分别代表影响各阶段生态效率的因素；αλ代表截距项，代表第i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μλ代表随机扰动项。各解释变量在进入模型前均进行了归一化处理以去除量纲的影响。

1.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本研究以各省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包含《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年）》确定的全部城市，长三角城市群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确定的城市为对象，珠三角城市群暂不包含香港和澳门，总计64座城市。

本文选取2004—201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9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4—2018）》、各省份统计年鉴（2005—2019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2018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和移动平均法予以测算。

2 实证分析

2.1 时空演进分析

2.1.1 基本状况与时间特征分析

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及分城市群生态效率时间演进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在2004—2018年间均呈现出前期下降、后期波动的时间演进特征。从城市群维度来看，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呈波动下降。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的“U”型变动是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可能是受到新旧动能转换这一政策的短期负外部冲击的影响，从而使得其生态效率曲线呈倒“U”型变动，山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举起新旧动能转换的旗帜，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动能，这一举措使山东省经济发展短期受挫从而带来生态效率的短期下降。长三角城市群的波动下降可能是由于区域内部异质性，在15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分别有11座、9座和10座城市的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波动下降，受到低生态效率城市的影响，城市群整体生态效率波动下降。

图2 东部沿海城市生态效率时间演进

图3 分城市群生态效率时间演进

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时间演进的空间特征如图4所示，分析后发现：东部沿海城市群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综合效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处于相对低位，综合效率还存在31.2%的提升空间，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总体变动幅度并不明显，综合效率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综合效率主要受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效率远高于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珠三角城市群的三种效率则较为集中。四大城市群生产效率趋向收敛，环境治理效率城市群分异显著。生产效率的城市群间绝对差异从0.239下降到0.077，说明东部沿海城市群在生产效率上的均衡性不断增强；虽然环境治理效率的城市群间绝对差异从0.474下降到0.335，但城市群间的分异现象仍然显著存在，这种分异与城市群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一致。

图4 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时间演进的空间特征

2.1.2 时空格局分析

东部沿海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布与椭球圆演进如图5所示。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呈现出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从均值上看，东部沿海城市群各城市在环境治理效率上较为均衡，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率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不平衡分布：东莞和深圳的所有效率值都达到了DEA最优前沿面，北京、沧州、威海、金华、无锡、佛山和广州7市在生产效率上达到了DEA最优前沿面，台州和舟山在环境治理效率上达到了DEA最优前沿面。同时，张家口的所有效率值均低于0.6，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秦皇岛、承德、天津、潍坊、淄博、临沂、嘉兴、杭州和上海13市的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低于0.6，廊坊、宁波和绍兴3市的综合效率低于0.6，德州和聊城的环境治理效率低于0.6。此外，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治理效率的南北差异最大，平均差异达到了0.243，最大差异达到了0.366，生产效率的南北差异最小，平均差异为0.104，最大差异为0.172。东部沿海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特征，综合效率和生产效率的城市群间差异分别达到了2.5倍和1.83倍，环境治理效率的城市群间差异更是达到了2.85倍。此外，从表2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均值均低于其中位数，说明东部沿海城市群中存在一些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离群小值，东部沿海城市群存在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木桶效应，且木桶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北方城市。

图5 东部沿海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布与椭球圆演进

表2 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描述性统计

从2006年、2012年和2018年3个截面的标准差椭圆的移动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综合效率的重心一直向东南沿海地区移动，生产效率的重心则一直向东北方向移动，环境治理效率的重心一直向西南方向移动，说明京津冀城市群的东南沿海地区综合效率水平持续提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主要是在东北和西南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重心先向东南沿海移动，而后转向东北方向，生产效率重心一直向东北方向移动，说明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前期主要在东南沿海，后期主要在半岛地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重心均向东南方向移动，生态效率的提升均体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的重心一直在向西南偏移，生产效率的重心由西北转向西南，环境治理效率的重心先向西南偏移，然后转向东南，虽然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重心的偏移方向有所差异，但从整体趋势上看，珠三角城市群三大效率的提升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如图6所示，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效率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南高北低的趋势不断加强，生产效率的改善明显，北京以北的张家口和承德一直是生产效率的主要低值区，高值区主要位于北京以南区域，高值区逐渐由斑点状分布演变为以沧州为底角的“V”字状分布，高值聚集状态初步形成。综合效率的时空格局与环境治理效率一致，均从2006年的中间高、四周低的锥状分布逐渐演变成中间与东南沿海高、西北内陆低的梯度推移分布。虽然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高值区的斑点状分布，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低值集聚状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北京以北区域的低值集聚状态仍然存在。

图6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

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如图7所示，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中间低、东西高的空间格局整体保持稳定，低值范围先减少后增加，其中2006年到2012年处于优化阶段，2012年到2018年生产效率明显恶化。生产效率低值区由滨州—淄博—临沂的“I”型分布经过先改善后恶化的过程演化为以临沂为底角的“V”型分布，因受到环境规制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生产效率恶化的城市主要以工业型城市为主。得益于省会城市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加之泰安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所占比重较小，综合效率逐渐形成了以济南、泰安为高值的中间高、四周低的锥状分布。

图7 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如图8所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空间格局由西高东低的梯度推移式分布演化为低值区集中分布、高值区斑点状分布的特征，综合效率呈现出东部沿海局部优化、西部普遍恶化的异质性演进特征。生产效率由以上海—嘉兴—杭州的“一”字形为低值区的中间低、南北高演化为以南京—无锡—常州—上海为分界线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高值区集聚范围明显缩小，低值区由斑点状分布逐渐向片状分布演进。随着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恶化，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地区出现一条明显的“高值带”，环境治理效率的空间格局由沿海向内陆提高的梯度分布逐渐演进为池州—宣城—常州—南通的“一”字形高值分布，低值区则主要分布于高值带两侧。

图8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如图9所示，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时空演进特征基本一致，均由东南高、西北低的梯度分布逐渐演化为从珠江口沿江地区向东方、西北方和南方逐渐降低的空间格局。环境治理效率由珠江口向内陆逐渐降低的梯度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稳定。

图9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进

从整体综合效率上看，2006—2018年，高值区正由片状分布向斑点状分布演进，中低值区域不断蔓延，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仅有的5座高值城市均被低值区域所环绕，在低值区域的扩张和中值区域不断吞噬高值区域的双重挤压下，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高值区域正在逐渐减少。

2.2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前述Tobit模型，利用STATA16.0软件对东部沿海城市综合效率与子阶段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模型（3）分别是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6）分别是以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密度的一阶滞后项（ed_lag）替代经济密度重复回归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经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表3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1）经济密度对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都会产生正向影响。经济密度在模型（1）、（2）、（3）中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现阶段经济密度的提高仍然对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起促进作用。具体来看，经济密度每提高1个单位，分别能够使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提高0.348、0.423和0.367个单位，经济密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大。高经济密度带来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从而推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厂商生产成本下降，社会总产出效率提高；高经济密度也有利于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的税收能力得到保证，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从而带来区域环境治理效率、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率的提高。

（2）科技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但存在异质性。科技水平对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分别通过了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007、0.008和0.021，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最大。科技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力小于经济密度与区位效应。该结论与本文理论预期一致，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科技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科技的进步既可以推动现有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可以推动创新型高增长部门的形成；同时，科技进步可以提高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水平，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压力，能有效降低工业污染物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生态效率的提高。

（3）地理位置差异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大于对综合效率的影响。地理位置虚拟变量对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113和0.174，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地理位置主要对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产生影响，南方城市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显著高于北方，这印证了上文的东部沿海城市群生产效率收敛、环境治理效率分层的结论，也与东部沿海城市群的现状基本一致。南方在环境基础条件上普遍优于北方，环境自然修复能力强于北方；同时，南方城市发展整体上要优于北方，这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治理所必需的经济基础。

（4）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产生负向作用，产业结构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东部沿海城市群外资的利用效率不高，导致东部沿海城市群出现了“污染天堂”现象。产业结构对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大部分东部沿海城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达到了40%以上，东部沿海城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产业结构无法带动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理论上，环境和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容易受到市场失灵负外部性的影响，所以生态环境治理本质上应当是一种政府行为，产业结构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无法对环境治理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东部沿海城市群中存在着一些以唐山、淄博和枣庄为代表的工业型城市，长期以来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存在产业转型的经济和生态环境阻力。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结论

本文运用生产—治理两阶段DEA模型，以2004—2018年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对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进行测度和时空演进分析，并对综合效率和子阶段效率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探讨，最后使用面板Tobit模型对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东部沿海城市群综合效率还存在31.2%的提升空间，生产效率收敛，环境治理效率分异明显，综合效率主要受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时间演进方面，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前期下降、后期波动的变动趋势。各城市群的时间趋势存在异质性：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出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的“U”型变动，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效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在15年间逐渐波动下降。

第二，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呈现出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东部沿海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特征。标准差椭圆和生态效率时空演进均存在区域异质性。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效率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综合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由锥状分布向梯度推移分布演进；山东半岛城市群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中间低、东西高的空间格局整体保持稳定；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的梯度推移分布遭到破坏，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形成了两个“一”字形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和生产效率均呈现由梯度推移演进为珠江口沿江地区向东方、西北方和南方逐渐降低的空间格局，环境治理效率由珠江口向内陆逐渐降低的梯度分布空间格局总体稳定。

第三，经济密度和科技水平对综合效率、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均产生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对生产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地理位置差异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综合效率，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3.2 对策建议

东部沿海城市群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就本文的结论来看，生态效率的提高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位一体发展的有效途径，而综合效率的提高以环境治理效率改善为前提，所以针对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现状和提升路径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经济密度是推动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对城乡土地进行合理规划，以提高城市土地效益；另一方面，各地应立足实际，进行土地空间的合理布局，对城市内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合理配置，促进城市经济、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空间协调。环境治理效率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短板所在，各城市，特别是北方的工业强市要立足各市产业发展实际，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增加产业附加值，提升区域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东部沿海城市群各市都要依托强有力的经济支持，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投入，解决环境污染的历史负债问题；当地政府要会同企业等市场主体，大力推动清洁能源使用，健全多轨制环境规制体系，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全民环保意识提高，要以环境治理效率提升为抓手，推动城市综合效率提高；此外，东部沿海城市群要重点关注生态效率最低的那一部分城市的生态效率提升，低生态效率城市也要主动在城市群内部或城市群间寻求合作，学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环境治理经验，在城市群和城市间形成互助式的良性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先进地区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溢出效应，推动发达地区生态效率“正内部性”向周边低生态效率城市“正外部性”转化，补齐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短板。

本文将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了分解，在东部沿海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进特征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实证检验。更深入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的南北差异以及城市群异质性进行深入研究，探究造成生态效率出现空间异质性的内在原因；二是进一步对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的协调性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