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援助研究之研究①
——基于文献学的计量分析

2023-03-04 03:18丁瑶瑶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澳门氹仔999078
关键词:援助聚类领域

丁瑶瑶 (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澳门 氹仔 999078)

(江苏省重点高端智库紫金文创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13)

引 言

“电影援助”(Film Aid)的概念源自欧洲,是指政府通过现金补贴、税收减免或优惠贷款等方式对电影产业进行干预的行为,其目的是在不扭曲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推动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援助的大规模实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美国好莱坞强势的英语文化对欧洲各国的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压迫,甚至威胁到欧洲电影文脉的传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洲国家纷纷采取电影援助措施,以维护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对电影产业的介入日益显著。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政府纷纷伸出援手,助力本国电影产业的复苏。可以说,国家援助已经渗透到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不仅支持电影制作,还涉及电影发行、放映、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与电影产业之间的关系紧密,国家在法律、政策、财政、资源等多方面为电影产业提供赖以生存的土壤,助力本国的电影产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涉及电影、经济、公共管理、媒体治理等各个领域,涵盖电影援助助力文化多样性的构建[1]、电影援助的资金运作效率[2]、电影援助的标准[3]等各类主题,由于这些研究十分分散,导致难以发现该领域的核心推动力量和研究方向。近些年,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发展,有的关注电影支持政策,如对于《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研究[4];有的是针对单一国家的经验研究,例如法国的电影干预机制[5]、英国的电影政策[6]、意大利的电影制片补贴政策[7]以及澳大利亚电影制作的激励措施[8]等。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数量较少,研究范围还较为狭窄。目前,国内外尚未发现对电影援助研究脉络系统与定量的分析。

为了搭建电影援助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四个问题:第一,该领域总体的研究出版趋势如何?第二,哪些作者、机构和国家在该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三,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和新兴主题是什么?第四,未来学者的研究途径有哪些?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为了能够获得电影援助研究中高质量的文章数据集,本研究选用国际权威且全面的科学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文献数据作为数据来源。通过专家咨询和浏览验证,采用了“复合词”的检索方式,以“主题”为“国家电影援助”(state aid for film)或“电影补贴”(film subsidy)或“公共电影资金”(public film funding)或“电影支持”(film support)为高级检索词,检索时间范围截止到2023年1月1日,检索类型为“文章”和“期刊”,语种为英语。剔除与主题相关性不高的论文,共检索到543条数据。

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是一种用于探索和分析大量科学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是系统文献综述的一种变体。[9]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文献综述,文献计量分析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覆盖范围(通常能涵盖数百甚至上千篇文章),以及研究结果更具客观性,它基于客观指标(包括定量和统计测量)和严格的处理输出(涉及聚类算法迭代和促进三角测量的多种技术的输出等),而非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种研究方法能够揭示科研成果的数量、变化规律以及内在联系,帮助科研工作者了解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脉络。[10]

本研究使用的Citespace软件是一款科学计量分析工具,能够对电影援助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示该领域文献的年度趋势、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的基本信息和合作网络特征,以及通过关键词聚类揭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年度趋势

论文数量的变化能够反映出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发展速度以及规模。[11]电影援助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趋势如图1所示。

根据获取的文献数据,第一篇关于电影援助的文章发表于1975年。该文作者Michael D Spencer指出,几乎从爱迪生发行电影摄影机开始,各国政府就展开了电影援助的工作。他强调国家电影行业就必须接受电影的经济支持,如果私营不能或不愿意支持电影产业,政府有责任让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运转起来。[12]

图1.1975—2022年电影援助研究年度趋势分布

政府对于电影产业的重要作用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学界的重视。从图1来看,在1975至2003年间,该领域的出版物数量还十分匮乏,处于萌芽阶段。2004至2013年,该领域的出版物呈明显增长趋势,开始进入探索阶段。2014至2022年,该领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平均发文量达到37.6篇,远超前面两个阶段,反映出学术界对电影援助问题的日益关注。这一趋势预示着电影援助研究将在未来继续引发学术讨论,为政府在电影产业中的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

(二)社会网络分析

Debmalya Mukherjee等学者指出,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扩充嵌套在社会建构的网络中,对于社会网络的分析技术(例如合作关系)可以帮助学者破译社会模式,揭示学者及其隶属关系(例如所在的机构和国家)之间结构网络的性质,结构漏洞的存在(即差距)以及关系的性质(即弱或强),反映出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特征。[9]深入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科研工作十分重要,正如学者Sridhar P. Nerur所言:“集群中的个体会形成共同的词汇和共同的语言。”[13]学者可以通过识别这些社会过程来了解在不同群体内以及跨群体中是如何协同创造、共享和吸收知识的。

1.作者网络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统计到721位作者。为了探究该领域的集中度和活跃度,本研究采用普莱斯定律计算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范围。该定律指出,在一个科学领域中,少数高产的核心作者会贡献大部分的论文,并对整体产出产生巨大影响。[14]其计算公式为:[15]m为统计时段内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nmax为统计时段内作者发表最多的论文数。

计算得到该领域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数m为2.25,按照取整原则,即发表3篇及以上的作者是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经统计,该领域的核心作者数量为13位,产出文章数56篇,占总发文量的10.3%,产出1至2篇文章的作者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这表明该领域的一小部分作者具有一定的集中度,而大多数作者的发文活跃度较低,缺乏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仍缺乏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发文量排在前10位的作者来看(表1),绝大多数作者从2014年之后才开始涉足该领域的研究,这与该领域从2014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基本吻合。

表1.电影援助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作者情况

发文量排在第一位的作者是Jimmyn Parc,发表相关论文9篇。他曾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客座讲师和首尔国立大学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现为马来亚大学副教授。他与排在第二位的作者Patrick Messerlin合作了多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例如韩国和法国电影产业银幕垄断与多样性的比较研究,[16]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的电影补贴对电影质量的影响,[17]以及欧美电影产业补贴的比较分析[18]等。

虽然电影援助研究涉及电影、媒体、经济、法律、管理等多门学科,但从高产作者的学科背景来看,电影学和经济学背景的作者是该领域主要的推动者。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作者包括曾毕业于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经济史系的Jimmyn Parc,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名誉教授Patrick Messerlin,英国诺丁汉商学院经济系主任Alan Collins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Jordi Mckenzie。这些作者主要分析的是电影援助的经济效率问题。具有电影学背景的作者占比较大,包括比利时根特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Gertjan Willems,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数字媒体研究中心电影与银幕副教授兼首席研究员Mark David Ryan,哥本哈根大学媒体、认知与传播系电影与媒体研究副教授Eva Novrup Redvall等。这些作者主要关注于政治、经济对电影以及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该领域高产作者之间已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以Alan Collins为例,他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多重身份使他与其他作者构建了广泛的合作网络。他在南非罗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与该校的经济学教授Jen Snowball合作发表有关南非文化产业转型和电影援助的文章。他在朴次茅斯大学商学院任教期间,与该校的商学院教授John Sedgwick合作,关注意大利政府的电影援助问题。这几位作者合作的文章都被收录在由Paul Clemens Murschetz、Roland Teichmann和Matthias Karmasin主编的《国家电影援助手册》(Handbook of State Aid for Film)一书中,该书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学者对电影援助的重要见解,是目前该领域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

2.机构网络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统计到721个机构。表2呈现了该领域发文量排前10位的机构情况。这些机构均为综合类大学,其中欧洲占5个,大洋洲占4个,亚洲占1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12篇的发文量居首,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以10篇位列次席。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并列第三,均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机构介入的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2017年。

表2.电影援助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情况

少数机构成为该领域的主要推动力量,形成了相对专业化的研究网络。以格拉斯哥大学为例,该校的社会与政治学院和文创艺术学院(包括电影与电视研究专业、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以及艺术实验室)在该领域取得较多成果。这两个学院构建了跨学科的国际学术网络,并与政策制定者、文化机构以及媒体和通信行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英国、欧盟和全球文化政策的制定与传播“发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也在该领域贡献显著。昆士兰科技大学在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方面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其创意产业学院(媒体与传播专业)、商业与法学院(管理学院)和数字媒体研究中心致力于为促进澳大利亚电影业的成长和全球化时代文化政策的优化出谋划策。这些机构的加入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机构的合作网络方面已经呈现出一定的特征:首先,高产机构之间合作紧密,例如昆士兰大学与昆士兰科技大学之间的合作,首尔国立大学与巴黎政治学院之间的合作。其次,英国的机构构建了广泛的合作网络,不仅在英国国内机构之间,还与欧洲(例如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3.国家网络

本研究的文献数据统计到13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北美、欧洲和大洋洲为主要贡献者。表3展示了该领域发文量排前10位的国家情况。美国以90篇的发文量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英国(83篇),再是澳大利亚(58篇)、西班牙(26篇)和中国(24篇)。中国是其中唯一进入前五位的非西方国家,尽管研究起步较晚,但在过去的10余年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表3.电影援助研究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情况

从中心性方面来看,一个节点的中心性是指在网络中经过该节点的所有最短路径的数量,它是衡量节点在整个网络中连接作用大小的指标。[19]国家在网络中的中心性越高,表明该国位于“核心路径”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越密切,其重要性也越突出。在这10个国家中,英国的中心性数值最高,美国和比利时并列第2,澳大利亚位列第3。

然而,国家的发文量并不直接影响中心性的大小。例如发文量仅为16篇的比利时与发文量为90篇的美国,其中心性数值相同。比利时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与法国、丹麦、瑞典、挪威、意大利等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是促成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核心路径。虽然西班牙和巴西也已经累积了一定的发文量,但它们与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形成合作网络,因此其中心性数值为零。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合作程度和网络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来说十分重要。

(三)研究主题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黛安娜・克兰(Diana Crane)教授指出:“基础科学的文献是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论文集簇组成的,每一个集簇又和其他的集簇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些集簇代表着一个个研究领域,也就是代表着密切相关的一组组问题。”[20]11对集簇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学科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能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21]聚类是一种将数据集中的相似项组合成簇的方法。电影援助研究通过关键词聚类可获得该领域的研究主题。

通过LLR算法,[22]得到了10组聚类结果(图2)。这些聚类反映了电影援助研究中具有共同性或交叉点的主题集合。本研究将重点分析那些特征明显的聚类情况,挖掘这些主题在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

图2.电影援助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0与“制作研究”有关。该组聚类的工作侧重于对“国际关系”“身份”和“影视制作”等问题的研究(表4),例如Coutanche、Jensen、Redvall等学者探讨了电影制作补助的资金来源,以及在政府引导下电影产品在国际市场定位方面的新模式。[23-25]该组聚类与聚类#4“电影产业”产生了交集,说明制作生产是政府对电影产业进行援助过程中核心关注的问题。正如Paul Clemens Murschetz等学者(2018)所强调的,解决生产问题仍是欧洲电影的当务之急,只有观众看到这些作品,才能实现欧洲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目标。[26]

表4.电影援助研究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1与“绩效”相关。这组聚类的中心话题是政府的公共资金对本国的电影产业所带来的影响(表4)。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补贴会对电影产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Gianpiero Meloni等学者针对意大利的电影补贴问题进行了绩效分析,指出补贴特定的电影类型对意大利电影的传播可能起到积极的效果。[27]另一些学者认为补贴可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例如Jordi McKenzie和David Walls指出补贴对澳大利亚的电影票房并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28]该组聚类与聚类#6“电影融资”产生了交集。国家援助电影产业将会影响到电影的融资方式,进而影响电影的绩效表现。Terje Gaustad指出,公共资金在鼓励国家电影制作方面的运用能够吸引私人融资,从而最大化这些电影所获得的资源。挪威政府在2001年调整了电影支持体系,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国家电影,结果发现这些电影获得了健康的回报。[29]

聚类#2与“数字化”相关,其核心关注点涉及“订阅视频点播”和“数字娱乐”等问题(表4)。电影产业在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成为近年来电影领域热点讨论的议题。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电影院的大规模停摆,观众流量锐减,线上流媒体平台成为主要的观影选择。这也导致电影院与线上流媒体平台的矛盾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的市场调控显得格外重要且紧迫。多个国家纷纷采取行动,推出针对传统影业的“救世”计划。例如,韩国电影委员会扩大了对电影院、独立电影制作、放映、发行和营销的支持;中国采取了税收措施,包括对纳税人提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以及设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地方资金等。[30]这些举措在稳定电影产业的运行、平衡传统影业与流媒体的关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这10组聚类中,“政策”一词共出现了3次。其中,聚类#3“电影政策”,针对的是“电影制作”“国家认同”以及“澳大利亚电影”等问题。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将电影视为一种文化表达工具,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支持本国电影制作,最终用以传递和弘扬国家认同感。聚类#5“公共政策”涉及“制度变迁”“评价”和“电影制作”, 突显了政府在电影产业中的多维度角色,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涉及对体制机制和业绩评价标准的塑造与调整等。聚类#7“文化政策”,紧密关联着“电影管理”“性别平等”和“电影史”的问题,强调了文化政策注重文化多样性和性别平等等价值的推动。政策在电影援助领域不仅仅是行动的起点,还是援助目标、内容和手段的关键因素。各国电影援助政策不仅体现国家对电影产业的治理能力,还直接影响电影产业的发展格局。因此,政策问题成为该领域长期备受关注的议题。

综上所述,关键词聚类不仅反映出该领域学者对电影制作、电影绩效等核心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随时间和社会环境变化所引发的关于数字化等热点问题的研究,还集中体现出学者对于公共政策、文化政策和电影政策的关注。这些主题体现了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为更多学者进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向。

结 语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构建了电影援助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分析了该领域的年度趋势、社会网络(作者、机构、国家网络)和研究方向(关键词聚类),为未来的研究搭建指引性的框架。

结果表明,与电影援助相关的研究追溯到1975年,经历了缓慢的发展阶段之后,在2004年开始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正如同大多数新兴的学术领域一样,电影援助的研究是多方面且分散的,只有少数作者、机构和国家主导了该领域的研究。虽然目前该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但已经出现一些高产的作者,这些作者的学科背景集中在电影学和经济学领域。经济学背景的作者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定量研究方法,为解决电影援助绩效等复杂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评判标准。该领域的机构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等高产机构是推动该领域发展的主要力量。除了高产机构之间的合作之外,英国的机构在国内和国与国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机构合作网络。在国家网络中,欧洲国家主导了该领域的研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参与者,在近些年发展迅速,成为少数几个在电影援助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非西方国家。关键词的聚类揭示出该领域的研究重心在电影制作生产、绩效评估、数字化以及电影政策等核心问题上。未来电影援助的研究还可以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加强交流、互动和合作,促进形成“科学共同体”。黛安娜·克兰指出,知识是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中形成和加强的。[20]20科学共同体的建立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合作,这对推动研究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过不同学科作者之间的跨领域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各专业知识和方法,深入挖掘电影援助的多层面问题。机构间的合作有助于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推动电影援助研究朝着更为专业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国家间的合作能够推动电影援助研究形成更为完备的数据共享和资源互通机制,弥补单一国家研究的局限性,充分融合各国、各地区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以更加全球化的视野共同解决未来电影援助所遭遇的问题。

第二,搭建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网络系统”,推动电影援助研究领域的学科创新。当前,学者们共同关注的核心主题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在学术期刊、杂志、书籍等“正式的交流网络系统”中得到广泛讨论,例如电影援助如何在文化多样性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电影政策的顶层设计问题,以及电影援助如何应对数字化的挑战等。这些研究为将来的科学探索提供了思路和方向。然而,正如黛安娜·克兰所指出的:研究前沿在不断演化发展,仅仅依赖于“正式的交流网络系统”可能会使得跟踪某一领域的最新发现变得非常困难。[20]118因此,需要建立更为广泛而灵活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以获取领域内的即时信息。例如,分享政府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深入了解电影援助领域的政策方向和重点。同时,与电影制片公司、文化经营机构等产业从业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产业内部运作机制、市场需求,更深入地理解电影援助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通过这些多元化的交流网络系统,推动学科创新。

基于文献数量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揭示学术研究领域的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但是无法对文献本身的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因而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适当引入质量指标,如权威期刊引用率等指标,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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