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惯习视域下大学排名的局限性与破解策略
——以QS、THE、ARWU世界大学排名为例

杨 阳

（1.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05；2.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合肥 230011）

一直以来教育评价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重点与难点。教育评价可根据评价主体的不同分为政府组织的大学评估、教育科研机构开展的大学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组织的大学评价，三者均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高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其中，大学排名通过对相关指标的整合，以量化的方式对大学办学质量进行评估，是目前为止应用较为广泛、受众较多的一种评价方式。然而，大学排名自产生之日起便遭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每每推出都会引发学界和公众的热议。有学者指出，过于关注大学排名会造成高校办学的短视化、功利化，不利于高校遵循教育规律开展办学。[1]教育主管部门也因大学排名机构缺乏权威性、排名方法不够科学表达了不提倡的态度。但目前来看，大学排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评价形式，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章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权威性较高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世界大学排名、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 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为例，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理论，系统分析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与排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反思大学排名对高校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政府、排名机构、高校等主体探究破解这一难题的对策与路径。

1 世界大学排名的历史演进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大学排名的国家，也是一直以来大学排名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1910年，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科学家名人录”的高校排名，从个体学术声誉的角度对大学进行排名，所使用的排名方法在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925年，时任迈阿密大学校长的休斯以声誉为主要指标对36 所大学的26 个学科进行了排名，开启了从组织声望角度对大学进行排名的先河。[2]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排名是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发布的大学排名，该排名首次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向人们揭开了大学的神秘面纱，学生、家长、雇主等利益相关者可以直观了解大学的办学情况并参与到对大学的评论之中，在大学排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约同一时期，英国的《泰晤士报》、加拿大的《麦克林杂志》、德国的《明镜周刊》等也相继发布了各自国家（地区）的大学排名。进入21 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大学排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3］。2003 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身为高等教育研究所）首次独立发布一流大学评价信息，是全球首次公开发布世界大学排名的机构。2004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和夸夸雷利·西蒙兹咨询公司合作推出THE-QS 世界大学排名，2009 年起参照汤姆森路透社数据库独立设定指标体系，推出THE 世界大学排名，2010 年，THE 和QS 终止合作，两者开始独立推出自己的世界大学排名。[2]与早期的排名不同，这一阶段的大学排名逐渐深入到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开始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的影响。

2 世界大学排名的局限性分析

评价，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价值判断活动。英语中的“evaluate”（评价）是从“value（价值）”变化而来的，从中能够看出，评价离不开价值判断。美国学者格朗兰德曾用以下公式对评价进行了形象的说明：

评价=测量（量的记述）或非测量（质的记述）+价值判断[4]

这一公式表明，评价是评价主体通过定量或定性的描述方法对客体进行一种的价值判断活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评价工作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但是一项评价工作能否发挥正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主体所采用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通过梳理QS、THE、ARWU 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发现，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和排名方法背后存在一些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重可量化指标轻非量化指标

一项评价工作如果想要做到科学合理，应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世界大学排名将易量化的指标进行加权汇总进行排名，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弱化甚至忽略了难以量化的指标。QS 世界大学排名共有6项指标，包括学术声誉（占比40%）、雇主声誉（占比10%）、师均论文引文率（占比20%）、师生比（占比20%）、国际教师比（占比5%）、国际学生比（占比5%）。THE 世界大学排名包含教学、研究、论文引用、产业收入、国际化程度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见表1）。ARWU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包括4 个维度，分别为教育质量、教师质量、科研成果、师均表现，共有6个二级指标，分别为：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Alumni），占比10%；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Award），占比20%；各学科领域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师数量（HiCi），占比20%；平均每年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折合数（N&S），占比20%；被SCIE、SSCI、AHCI 收录的论文数量（PUB），占比20%；前5 项指标师均得分（PCP），占比10%。通过分析不难看出，QS 排名与THE 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既包含量化指标，也包含非量化指标，排名机构试图通过一些非量化指标来表征办学的软实力，以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相结合的方式，隐藏量化评价的实质，让排名结果变得可靠。ARWU 大学排名则采用了100%的量化指标。对此，有学者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有些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教师发表的论文数、获奖情况等可以进行定量比较，[5]虽然该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其办学传统、文化底蕴等很多方面是无法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呈现与测量的，仅通过可量化指标来对大学进行排名存在明显的价值局限。

表1 THE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权重及统计方法

2.2 重科研指标轻教学指标

通过对QS、THE、ARWU 世界大学排名指标进行归类整合以后可发现（见表2），人才培养指标在QS、THE 大学排名中占比均为30%；科学研究指标的占比最高，在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占比60%，在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占比62.5%；在ARWU 排名指标体系中，如若将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和教师折合数两项指标剔除，科学研究指标占比高达70%,而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离不开卓越的科研成果的支撑，从本质上来看，ARWU 排名指标均依据科研指标而展开评价。

表2 QS、THE、ARWU大学排名指标归类

高校职能是高等学校为适应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需要所承担的社会任务。一般来说，现代大学的职能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其中，培养专门人才是与高校共生的本体职能，是高校最为重要的使命与职责所在。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主要集中于科学研究指标，对于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评价不足，有些职能，如文化传承与创新，并没有得到直接体现，这样的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准确表征大学的整体办学状况，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2.3 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

QS、THE、ARWU 大学排名存在重自然学科轻人文学科的倾向，隐含着一定程度的学科偏见。以ARWU 排名为例，其排名指标仅统计作者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统计的范围极其有限，这样的排名体系易导致一些以文科见长的大学在排名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由于一些社会公众对大学排名缺乏理性认知，容易被大众媒体误导，他们往往会片面地通过大学排行榜来判断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低，在无形之中对一些排名不理想的高校带来了压力与裹挟，不利于高校，尤其是一些文科高校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陆续退出国际大学排名，明确表示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学排名的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对于文科类院校带来的干扰。

此外，排名机构在进行论文统计时使用的数据库主要为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或Elsevier 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大多以英文期刊为主，在论文发表和引用方面，其他语言的期刊和论文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一些学者迫于发表的需要，不得不使用英语撰写论文并投稿至英文期刊。长此以往，大量的学术成果以英文形式发表或出版，这对于其他非英语国家的学术发展是不利的，[6]会加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家及其高校的学术话语权，进一步巩固了在排名榜上名列前茅的英美大学的优势地位，不利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办学实力与水平处于发展变化中，仅采用简单的小样本调查和量化打分的形式就对高等学校进行排名，得出的结论其实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7]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后发外生型国家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评价者的思维可能受到首因效应等的影响，在评价时并未做出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

与此同时，社会上关于大学排名机构收取咨询费和赞助费等的猜测存在已久，大学排名机构和高校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早在2009 年，有大学校长公开出面证实这一潜规则，透露曾有排名机构上门“索要”赞助费。有些高校为了在排名中取得更好的名次，也会发生数据造假行为。2018年，天普大学商学院虚报或造假课程内容、成绩等数据行为被揭发，曾担任天普大学福克斯商学院院长的波拉特也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区联邦地院法官判处入狱14 个月，罚款25 万美元。在2019 年的U.S.News 排名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克利普斯学院等五所高校因提交的数据有误，被当年的美国最佳大学排名除名。[8]这些案例都印证了大学排名在科学性、合理性、公信力等方面有待考证的猜测。近年来，一些排名机构瞄准中国市场，也逐渐将一些在中文类期刊上发表的成果统计在内，尤其是紧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契机，开始推出各类相关排名，但是指标体系和排名方法并未有实质性改进，大学排名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

3 场域-惯习视角下大学排名产生的负面效应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布迪厄指出，场域（Field）是由各种资本（权力）联系起来的一个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社会成员基于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9]资本（Capital）是布迪厄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他指出，“场域被看成是为了获取某一位置和合法性权威而施展力量并展开斗争的场域,规范这种斗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10]。布迪厄将资本视为社会资源被群体占有的权力，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有的翻译为象征资本），[11]其中，符号资本是该理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且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12]从布迪厄场域理论来看，大学排名作为一种符号资本一旦被确立，直接关乎高校所能获得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惯习是布迪厄提出的与场域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一种相对固定的性情倾向系统，在特定的场域中就会存在与之紧密联系的相匹配的惯习。

虽然大学排名自诞生之日起便毁誉参半，但总体来看，高校对于排行榜的态度仍然是暧昧不清的。如果一所高校在某一排行榜中取得了有利位次，那么他们对于该排行榜往往持默许态度，甚至会基于该排行榜开展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宣传，以帮助高校在招生、就业、扩大社会影响、获得利益相关者支持等方面取得更大优势。如果一所高校在排名中的位次不利，他们往往会对该排名持质疑、否定态度，甚至会提出强烈的批判。排名表征了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排名靠前的高校往往会获得政府、社会、学生及其家长更高的认可与更大的支持。排名已经在无形中对政府、高校、学生及其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裹挟，其负面效应愈发显现。很多时候，为了占有更多的资本，各个大学之间、大学内部各个院系之间不得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高校如果希望提升名次，就需要对照排名指标来建设，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提高科研业绩。在学校绩效考核指挥棒的驱动下，教师们不得不面临着“发表或死亡”的困境，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撰写论文、发表论文、申报项目，越来越被当成生产学术论文的机器。近年来，发表的压力也传导到了研究生群体，在部分高校，研究生除了完成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以外，还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够达到毕业要求，对于尚未完全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缺少足够学术积淀的研究生来说，无疑是不合理的。这种评价导向及其带来的相关做法容易引发与严谨治学态度和学术自由精神相悖的急功近利心态，学术平庸化、泡沫化现象以及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大学逐渐失去寻求重大科技创新的动力与后劲。[9]

4 应对世界大学排名局限性的破解之道

当前的世界大学排名备受争议和质疑，有学者认为其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未经科学证实的假设”[13]。但全盘否定甚至完全取缔大学排名的做法也是欠妥的。艾尔·巴比曾指出：“作为社会研究者的我们,并没有被强迫要去只接受其中的一种取向。相反,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手中的两支不同的箭,各有其用,互相补充,为什么要作选择呢?”[14]政府、排名机构、高校应审慎对待，规范引导大学排名，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4.1 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与引导，推动高校办学信息公开

就如何对待大学排名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发言人、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均提出过相关对策建议。王处辉认为，教育部应指定人民网、光明网等具有权威性的大众传媒机构对大学进行评价，并发布排名结果，也可以由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来完成大学排名工作。[13]曾诚等认为，大学排名应该具有社会权威，而不是政府权威，评价主体的民间性是大学排名健康发展的关键。他强调，我国的大学排名尚未完全成熟，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排名的时候，可以采取政府监督、学校配合的模式。[15]杨德广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由政府主办的，如果政府同时行使对高校办学的监督权，不利于真实地反映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因此，对高校办学进行监督的工作应该由民间的大学排名机构完成。[16]为了规范大学排名，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教育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大学排名机构资质审查制度，对于大学排名机构实施登记与备案，加强对大学排名机构的监管，在排名发布前对排名机构的数据来源、指标体系和排名方法进行审核。如果发现排名机构存在伪造数据、以各种形式变相索要赞助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查处，取缔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大学排名机构。

此外，社会公众之所以热衷并依赖排名，主要是由于当前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现实致使他们对大学办学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截至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共有3 012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 756 所，本科院校1 270 所，专科院校1 486 所，普通民众很难对数量众多的高校的办学水平进行深入了解与比较。对此，教育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引导高校增强信息公开程度，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将高校办学的有关数据在平台共享，这样既便于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借鉴，也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来源，以期从一定程度上消减社会公众的盲从心理。

4.2 排名机构：提升行业自律，优化排名指标体系

当前，对于大学排名具有指导性价值的规范主要为柏林原则，该原则从排名的目的、指标设计与权重分配、数据收集与处理、结果的公布等方面为大学排名提供了基本参照。[17]此外，排名机构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据统计，近半数的学生在择校时会参考大学排名，因此，排名机构一定要意识到肩负的社会责任，要清楚认识到，排名一旦发布，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必须要加强行业自律，对于数据的收集统计、排名指标和方法的设计要经过科学论证，在对高校进行排名时，必须征得高校的同意与配合；除了从高校获取相关数据以外，也可从国家统计局、教育主管部门等多方获取，尽可能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指标体系是大学排名的核心，它决定着排名的科学性。当前的大学排名将所有高校放在一个指标体系中进行打分，没有考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性，得出的结果往往不具备足够的公信力。为进一步提升大学排名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应当对参与排名的高校进行分层分类，制定分类标准，深化指标体系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国际上较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主要为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我国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参照教育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和大学各学科门类的比例，将大学分为理科类、文科类、理学类、工学类、综合类等；按科研规模的大小将现有高校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等[18]，这些都为大学排名提供了有益借鉴。大学排名应在分层分类的基础上开展评价，根据不同类型的高校分别设置指标体系和权重。另外，任何排名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发布大学排行榜时，排名机构可同时发布配套的排名使用说明，详细介绍排名指标体系、排名方法、数据来源等信息，并注明排名的局限与不足，引导受众理性看待排名。

4.3 高校：保持理性与定力，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大学排名过分强调“硬指标”，用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似乎“用数据说话”就是最为科学合理的评价，对于大学文化底蕴、历史积淀等“软实力”的重视不足。《礼记·大学》开篇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对于大学办学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我国厦门大学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彰显了大学希望通过精益求精、不懈努力以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曾指出：“大学在排行榜面前要有定力,不能以排名为中心来展开各项工作。如果追着排名跑，就会丢了“魂”[19]。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要重视人文精神、办学传统、历史积淀等看不见的软性指标，戒骄戒躁，立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合理地制定发展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要结合自身的办学传统、办学特色、人文精神等，不盲目追求学术GDP。此外，高校要改革教学与科研评价体系，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审过程中，坚决做到“破五唯”，不以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级别等作为衡量教师科研水平的唯一尺度，可通过代表作评审制度等来优化考核评价机制。

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20]。即最能代表大学的是大师，是大学的内在文化底蕴，而不是大楼等外在的硬件设施。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曾强调，一流大学要有属于自己的办学理念，要有名师，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不能仅仅围着排行榜转，[21]指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人才，这与当前所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对于大学排名，要理性看待，客观分析，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排名，可以将大学排名与政府的大学评估、教育科研机构的学术评价互为补充,共同促进高校办学水平与教育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