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国”到“尘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跃迁

杨宏伟,朱 煜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列宁称为马克思完成两个“彻底转变”的标志性著作。这两篇著作作为马克思著作中闪耀的“双子星”,在其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也吸引着不同理论立场、不同理论背景的众多学者的研究。从“天国”到“尘世”,不仅是隐藏在文本下的马克思心路历程的表征,也是马克思理论视野转换的体现。正是在对宗教世界、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乃至人的解放的追问中,马克思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走向对他们的反叛,摘掉宗教和国家的“虚幻的花朵”,在市民社会的土壤中掘出人的解放的“种子”,并最终以“改变世界”的姿态批判那些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

一、“天国”的陨落:摆脱宗教世界

19世纪上半叶,宗教犹如一团迷雾笼罩在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德国上空,悄然侵蚀着工业机器这一历史的宠儿。机器的轰鸣声如溺水的可怜人一般断断续续,为昏暗的世界增添了几分阴冷的气息。面对如此景象,德国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青年黑格尔派,掀起斗争的浪潮,力图驱散这团迷雾。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将信仰与理性融合,首次扯掉了宗教的神秘面纱;但他却止步于此,回到主观世界进行反思,游离在社会现实之外,“天国”的晃动很快便停歇。青年黑格尔派则立足客观存在的宗教——基督教,运用“批判的武器”向群众揭示宗教的本质,甚至提出要实现“人的解放”。在与现实一定程度的结合中,他们打碎了“天国”的支柱,但“尘世”的曙光仍未出现。在对这些“同路人”的镜鉴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揭示了宗教批判的本质,并指明了宗教批判的目的——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宗教世界逐渐淡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一)以宗教批判的武器穿透“天国”的迷雾

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不同于彼时正奔向黎明的法国,仍在黑夜中沉浮。政治上封建保守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到处充斥着“正统教徒的虔诚”的陈腐气息。尽管自1807年农奴制改革和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以来,贸易困境被打破,经济上的掣肘得以消除,农民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有了极大的自主选择权,但德国资本主义仍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并没有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缓慢而坚韧的成长,他们要求更为广阔的空间。青年黑格尔派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发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斗争。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青年黑格尔派避开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所竭力维护的重要领地——政治,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可以结成不同阵线和比较自由地争论的唯一场所”[2]——宗教。随着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传播,青年黑格尔派将利剑对准了作为德国专制制度统治工具的基督教,掀起了宗教批判的浪潮,力图劈开遮蔽德国的沉重幕布,实现宗教世界的祛魅。

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以其鲜明的无神论立场被卢格称为“神学领域的罗伯斯庇尔”。他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结合时代语境,提出必须打破宗教意识的束缚,才能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孕育新的时代。他认为,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和特殊性决定其不是一种虔诚的信仰:这种排他性的宗教信仰既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是自我意识自由的桎梏;自由意味着放弃宗教的排他性特权,并达到真正普遍的自我意识,这是任何一种宗教都无法满足和竭力阻止的;获得自由必须消灭宗教[3]。

在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中,对宗教的批判以绝对的姿态叩响了新世界的大门。鲍威尔指出:“你们已经讨论了基督教国家的不公平,但是还没有追问,这些不公平和冷酷无情是否根源于过去的国家制度的本质。”[4]他以大胆、凝练的笔触穿透了虚幻的宗教迷雾,试图敲击政治的外壳,极具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施蒂纳、费尔巴哈、施特劳斯等人的“批判的武器”下,宗教世界神秘的面纱被无情揭开。“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沿着宗教批判所创造的前提条件,对“尘世”的批判将在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中徐徐展开。

(二) 宗教批判只是走向“尘世”的第一阶梯

批判绝不能在宗教这里停下脚步。宗教批判只是起点,是走向“尘世”的第一阶梯,斗争应在新的更广阔的领域展开。青年黑格尔派揭露了上帝的虚无,揭露了宗教的本质,并指出是“人创造了宗教”,但他们却止步于此。“人为什么创造宗教”这一问题被他们深深掩藏在自我意识的泥沙之中,宗教批判的真实指向也出现偏差。如果说马克思此时仍以青年黑格尔派自居,那这个问题势必在其理论视野之外。但其实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黑格尔哲学信仰就已经破裂。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更是大量摘录了贡斯当《论宗教》中的“对宗教专制的近唯物主义批判”[5]的有关内容。这些都加速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背离,促使马克思更加靠近“尘世”,靠近唯物主义。

马克思指出,一旦人们认识到宗教的本质,它在现实中就失去了信任。一旦人们知道宗教的本源不是在天上,人们就不会在天上寻找自己的“超人”形象。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它使人将虚幻当作真理,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现实中不曾体会过的幸福。世界的颠倒成为现实苦难的土壤,促使宗教生根发芽。无力对抗的自然、无力反抗的现实,使人们试图诉诸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强大自身、控制外物,获得内心的满足与愉悦。因此,马克思不无悲哀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4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的鸦片,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剥削辩护的鸦片,更是劳动人民为摆脱痛苦寻找依托的鸦片!对劳动人民来说,宗教何尝不是一种可怜的、无奈的逃避啊!宗教是人创造出来遮蔽自我的“皇帝的新衣”,却在统治阶级那里成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阶级将人们扔进无可逃避的漩涡之中,人的本质被肆意扭曲。

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且只是对“尘世”批判的前提。抹掉那虚幻的景象,消灭那带给人们虚幻幸福的宗教,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才可能真正实现。宗教批判孕育着对苦难世界的批判。宗教批判折断缠绕在锁链上的枯萎的花朵,不是要让人们切身感受那冰冷的锁链,而是要让人们采撷散发着泥土清香、挂着晶莹露珠的花朵。此外,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宗教这一“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4。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超越人的自我异化、敞开哲学反思与批判的空间等已经提上日程。宗教批判只是前提,它所开启的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乃至人的解放共同构成了从“天国”到“尘世”的层层阶梯。

二、“尘世”的临至:跨越政治国家

摆脱了宗教世界,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宗教所竭力维护的事物——政治国家——这片荆棘丛生的领域。在对政治国家的考察中,在对德国的批判中,马克思看到了像幽灵一般犹自在德国游荡的、落后的专制制度,以及作为这种制度“抽象继续”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它们牢牢扼住德国解放的咽喉,让寂静扩散在德国各地。向它们开火,对它们进行批判!不消灭它们,旧制度的悲剧只能无限上演。政治解放在呼喊中到来,它使人类向自由迈进了一大步,但人的解放并没有实现。因此,马克思在砍倒这片荆棘林后,跨过它怪异的尸体,继续寻找当代的普遍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寻找进入市民社会的契机。

(一)在对落后德国的批判中窥见“尘世”的曙光

当宗教血淋淋的本质被揭开,历史的任务就转变为对德国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当英、法等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步入现代国家时,德国却“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而是“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以陈旧的形态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的毫不中用。此时的德国制度表现为“无止境地继续分为各色人等”“维护一切卑劣事物”等,一切旧的、罪恶的污泥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表现形式。“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1]6德国专制制度下的罪恶,成为批判社会现实最好的靶子。同时那深重的罪恶,也将激起人民的怒火,激起人民的反抗。让受压迫的人意识到现实的压迫,在沉重的压迫中扬起革命的旗帜;让遭受耻辱的人意识到耻辱,在耻辱的公开中挥舞自己的拳头和武器;让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暴露出来,在聚光灯下接受人民的审判。将德国制度送上“绞刑架”,在它的死亡中等待新生儿的到来。但马克思指出,仅仅对德国制度进行批判还是不够的,“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1]8。

仅仅对德国制度展开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德国哲学展开批判[6]。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1]9,是德国现存制度的抽象继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现在的革命”要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这意味着对德国这样一个“哲学民族”,实现哲学上的解放更具有突出意义。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虽然是当时德国的主流哲学,但却在抽象的思辨运动中隔绝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使得现实的人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观念上受到压迫。因此,马克思指出,当跨越德国的落后现实,面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时,“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1]9。这也意味着必须对德国哲学进行批判才能真正触及现实,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虽然提出了否定哲学的要求,却没有实现根本的变革,他们认为只要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就是对哲学的否定。德国的理论政治派同样犯了错误,但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实践政治派还是理论政治派,都没有认识到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们自认为的现实变革,其实仅仅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思辨运动,并没有实现哲学批判的最终目的。因此,马克思指出,“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9。正是在对德国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中,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中,马克思看到了散发着烟火气息的“尘世”,也为市民社会这一更基础、更为本质的存在开辟了道路。

(二)在对政治解放的批判中明晰“尘世”的方向

“解放犹太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吸引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目光。鲍威尔以“当代的普遍问题”的目光审视犹太人问题,从关于犹太人解放的方案谈起,提出正确的出路只有在观念上的顽疾被清除之后才会显现。他剖析犹太人的民族个性,指出犹太人的民族个性给其带来的不良后果。他认为,犹太人为了“真诚地”维持“恪守戒律”这种没有灵魂的假象,最终必须“把虚伪作为避难所”。他指出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能获得新生,获得解放,获得自由与平等。

马克思以犹太人问题为突破口,对鲍威尔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批评鲍威尔将问题神学化、狭隘化,将历史的发源地归于“天上的云雾”中,并把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一方面,马克思观察到,犹太人问题并不只有一种样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它有着多重样态表现。在德国这个封建专制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在法国这个立宪制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一个“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在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1]26,犹太人问题已然是一个世俗问题。因此,马克思看到国家的存在与“宗教的定在”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已然不是当代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发现,现代人都过着“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1]30,原本统一于人身上的“政治身份”和“私人身份”发生了分离。“天国的生活”是明显不同于宗教生活的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共同体中,个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视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尘世的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个人甚至他人都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带来了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公人”或“政治人”变成了“抽象的人”,“私人”反而变成了“现实的人”。人们以为能够通过政治国家的力量改造市民社会,但实际上只是空想,政治国家无法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种分裂和对立使得政治国家不得不重新认识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由此,马克思指出,穿过神学的“窄巷”,面对更加广阔的“天地”时,鲍威尔的批判就不能再成为批判。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只看到了基督教神学笼罩下的德国,却忽视了完成政治解放的其他国家。他的宗教批判在政治解放那里停下脚步,遥遥望着真正的人的解放。而“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28。资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绝不是人的解放的最终实现。政治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决定了政治解放虽然是当下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在对政治解放自身限度的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绝不能只从宗教意义上考虑犹太人问题,而应该在“尘世”中、在获得政治解放的市民社会中观察犹太人问题,克服政治解放所造成的人的解放的这种二重化。而这一转换也表明,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只能从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从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

三、“尘世”的展现:“沉入”市民社会

政治解放将政治国家从与市民社会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枷锁不再存在。市民社会的原则支配着整个社会,连政治国家在它面前也要卑躬屈膝,低下自己的头颅。市民社会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成为自私自利的人,“狼与狼”的关系占据了整个社会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倾轧的市民社会中,马克思认真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指出犹太人与市民社会成员的身份重合,剖析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问题。在“沉入”市民社会的同时,马克思将徐徐展开“尘世”的画卷。

(一)以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进入“尘世”的语境

在《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以地震般的方式冲击着马克思的思维大厦;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回到书斋,大量阅读欧美各国的历史,重新梳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马克思与鲍威尔就“犹太人问题”展开的争论中,“犹太人问题”从神学问题变为世俗问题。这一系列的转变,让马克思得以“沉入”市民社会,转换研究问题的视角。他不像鲍威尔那样观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1]49犹太人精神世界里高高悬挂着的太阳只是金钱,他们认为正是金钱维持着世界的运行与发展。这种以金钱为信仰、对金钱顶礼膜拜的犹太人跟世俗生活中的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之间是否有一道难以逾越的、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在反犹主义不断蔓延的欧洲,犹太人是否就只能生活在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隔都”内?“安息日的犹太人”是鲍威尔所关注的那种把宗教信仰视为自己的最高本质的人,而“日常的犹太人”只不过是市民社会众多成员中的一分子[7]。在马克思看来,当犹太人缓缓褪去身上的宗教外衣,他与市民社会的其他成员并没有什么差别,无论是生理、心理还是现实处境。

犹太人显然是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市民社会的成员也在逐渐成为犹太人。犹太人的本质已然成为高度的经验本质。在鲍威尔看来是“虚假”的、无法理解的犹太人的社会权力,在马克思这里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1]50他们不仅掌握着大大小小的农场、工厂和银行,而且使金钱成为一种世界势力。金钱打破了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大门,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控制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它不仅使犹太教保持与基督教的同时存在,而且侵蚀着整个社会:“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1]52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风气弥漫在整个社会,甚至连基督教的福音也成为一种商品。每个人都成为犹太人,面对金钱低下自己那令人可笑的头颅。犹太精神犹如梦中的呓语,在每个接触到它的人的耳畔响起,催促他们不断追逐利益,构建更为辽阔的“神国”。

犹太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犹太人。因此,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深入其根源,深入到市民社会。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中,在对犹太精神的批判中,解决“当代的普遍问题”。在此,马克思进一步观察到市民社会中的货币异化问题,而这也将指明最后的症结所在,彻底推开解决问题的大门。

(二)以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抓住“尘世”的症结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表述,“犹太精神”是在市民社会中不断产生的,并在货币制度下不断形成。在马克思“沉入”市民社会的同时,货币出场了。它携带着无边的威力,成为市民社会原则的象征,但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1]52货币成了世俗生活中的人的上帝。马克思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货币所代表的原则:它将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人都变为犹太人,人们为了发财致富不择手段;货币朝哪里吹响号角,人们就涌向哪里;为了争取货币,无论是奥林匹斯诸神还是英勇的凯尔特诸神,都要在这唯一的“真神”面前卑躬屈膝。“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52作为人的创造物的货币,却反过来统治人、控制人、压迫人。货币耀武扬威地骑在人们的脑袋上,把艺术、法律甚至类关系本身都变为可以买卖的对象。在纷繁复杂的交换中,人们看不到隐藏在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天真地以为是货币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金钱或者说货币已然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人们只有使自己的生产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下,才能生产“有用”的物品,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才能被社会承认。

虽然说马克思此时对货币的理解尚不够完善,但相较于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有其独到之处。马克思指出:“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1]49简言之,人的解放必须挪开货币异化这块绊脚石、突破货币异化这个关键口。一方面,要实现人的社会解放,消除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让自私自利、经商牟利的意识在“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亡。另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解放,从货币对人的支配中挣脱出来,重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虽然人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马克思仍有侧重。他指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55,从金钱势力中解放出来,从财迷的做生意活动中解放出来。或许从这里可以看出,私有财产的消亡,自私自利的消散,将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市民社会中,马克思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人的解放到底如何实现,这不是一句“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就可以概括的。“尘世”的道路仍在继续,宏伟的蓝图仍需绘制。在对德国现实背景下人的解放的微弱可能性的追问中,马克思终将为人的解放添上重要的一笔。

四、“尘世”的旨归:实现人的解放

“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1]16彼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决定了政治解放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建立在被压抑的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德国各阶级也没有解放的需要和能力。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自私自利和经商牟利,也决定了必须消灭犹太精神,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的发现,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形成一个具有实现普遍解放的迫切需要和能力的阶级。在彻底的革命中,在与哲学理论的结合中,在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中实现人的普遍解放。而这就是“尘世”的旨归,它将在这里落地,在这里生根发芽。

(一)在彻底的德国革命中确认人的解放的领导力量

什么样的阶级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什么样的阶级才能承担起德国解放的重任?德国解放有没有实际可能性?此时,接触到“尘世”这片厚重土地的马克思看到了德国灰暗的景象。生活地位下降、生存条件丧失、社会锁链缠身,都促使要有一个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阶级产生普遍解放的诉求,站出来挥舞革命的大旗。

革命的三个被动因素已经在德国逐渐实现,不彻底的革命不再可能,纯粹政治革命也只能是一种幻想。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哪里?彻底的德国革命的可能性在哪里?马克思指出:“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1]16-17这恰恰就是无产阶级,一个最具革命性力量的阶级,哪怕他们将面对的是机器的狰狞和炮火的洗礼。正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有强烈的意愿以及行动能力去实现人的解放。他们是对现存世界最不满、最厌恶、最绝望的群体。他们只有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压迫、剥削人的因素,废除私有财产,从根本上消除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才能解放自己。他们就是人的解放的核心领导力量。

那么德国有没有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显然是有的。无产阶级是德国整个私有制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德国人民普遍遭受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迫害和资产阶级的无情压榨,面临的恶劣状况是前所未有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苦难犹如石磨一般无情地碾过他们,榨尽他们最后一丝体力。压迫到了极限,势必会引起反弹。贫穷到了一无所有,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德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最朴素的愿望,必然想要斩断束缚自己的锁链。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作为大工厂工业产物的无产阶级,受德国现实因素的影响,力量十分薄弱,并不能立即扛起人的解放的旗帜。但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已经逐渐从束缚他的坚硬外壳里挣脱出来。现实的苦难会不断创造“赤裸”的无产者,或者说不断将更多的人打入一无所有的深渊。无产阶级将号召越来越多的同伴一起站起来,这些同伴包括自然形成的贫民、社会急剧解体过程中产生的群众以及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无产阶级的力量势必越来越强大,他们凝聚在一起,呐喊声都将冲破头顶的乌云。“尘世”也因为有了他们的加入,一扫以往灰蒙蒙的景象,在不断丰富的色彩中显示着独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机与活力。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索人的解放的普遍路径

无产阶级,这个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已经找到了,那么有没有实现人的解放的普遍路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46但这种关系如何回归?人的解放的最终落脚点在哪里?马克思在这里只是留下了破局的第一点。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将清晰地看到后来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无产阶级人的解放的重要原理。

继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以及市民社会批判之后,哲学的任务从天国降临人间。否定并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社会现实出发实现人的解放,成为哲学的历史任务。而作为胜利果实的最后品尝者,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将人的解放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达成一致,使得理论与实践也得以统一,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洁的品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18。“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1无产阶级不仅要冲破现有的物质壁垒,还要掌握先进的哲学理论,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彻底地说服人。在先进的理论与现实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中,让“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的园地”,让“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不再是遥远的理想。掌握哲学理论的无产阶级,能够灵活运用哲学理论的无产阶级,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现实力量。“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18先进哲学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也是符合人的本质的重要选择。

无产阶级用“批判的武器”铲除人们精神上的大山,让思想的活力得以充分展现。无产阶级用“武器的批判”消除人们肉体的束缚,让现实的幸福成为可能。理论不再是空洞的理论,实践不再是无果的实践。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再是幻想中的图像,而是有了现实的主体力量和可供实践的方程式。“尘世”的画卷被涂抹上了明亮的颜色,崭新的未来正在向人们招手。

当然,现在的马克思还不完全是那个“完美”的马克思,没有建立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更没有阐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一个带有浓厚拉比家庭出身色彩的人,马克思能够毫不客气地批判宗教,将宗教从天国的云端上拽下来,让人们认识宗教的本质,是值得大家钦佩的。他能够果断地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限,突破自己以往的理论界限,带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投身经济学领域,是值得大家钦佩的。他能够不断思考、不断学习,不断把所学所思化为己用,将自己曲折的政治实践转化为最新的思想结晶,是值得大家钦佩的。

走向现实,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尘世”的画卷,绝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在不断的理论学习、不断的革命实践、永恒的现实关怀中描绘而成的。马克思经历了虚幻的宗教世界和苦难的政治国家,才在彼此争斗的市民社会中看到真正的社会现实,才看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才从“天国”走向“尘世”。这不仅仅是理论视野的转换,更是一种哲学观念的变革。哲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的,而是烛照到现实的苦难中,这也打开了哲学批判、现实发展、人的解放的真正空间。马克思此时没有脱离黑格尔神秘因素和费尔巴哈人本理论的影响,但在对人的解放的不断探寻中,在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中,他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当然,马克思不会停下他的脚步,这里并不是他的终点。带着对现实的关注、对真正的人的解放的希冀,马克思将执笔继续向前,寻找自己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绘制“尘世”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