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学的十个特征
——《什么是好大学?》研读*

张 炜

（西北工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72）

2018 年，读到邬大光教授的文章《什么是‘好’大学》［1］，很受启发和教育，特别是作为同龄人和同一届大学生，有幸一同亲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黄金”发展期，因而与邬老师有很多同感和共鸣。 最近，认真拜读他惠赠的《什么是好大学?》［2］一书，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启示，也有了把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冲动。邬老师对于好大学“秉持了若干信念”，也是好大学应该具备的特征［2］31。 教育的关键在人，“好”大学的关键也在于“培养出一流人才”，吸引“更多的大师”［2］58，拥有和培养出优秀的人、杰出的人、出类拔萃的人、社会和经济需要的人，即邬老师所描述的“好”大学十个特征所对应的人。 本文以上述特征为框架，围绕书中内容，并结合对他其他文献的研读，来总结和归纳读后感。

一、培养人

培养人是邬老师在书中讲得最多的内容，他强调“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2］187，“学校的核心功能是培养人，育人功能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学校区别于医院、工厂的关键属性”。 他认为，“好大学与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好大学的历史特征、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本质特征”［2］25，是一流大学的“根基”。 因此，学生是好大学的“根本依靠”，也是“‘好大学’建设的应有之义”［2］56。

邬老师指出，“人才培养的基本问题，就是用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去培养学生”，使得培养出来的人“在知识和技能上”得到提高，这要在“一定的教学环境和模式中完成”，要“以育人为中心”和“以教学为先”［2］55-60，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同时，“教育与质量概念相向而行”，且提法不断拔高，如“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永恒原则、核心竞争力等”。 他还以“雪线”来形容高等教育质量的底线，强调“教育质量标准建设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工程”，但“教育标准的设立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要“守住高等教育质量底线”，就必须“强调质量本身的目的性和质量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使得质量文化与“教育规律真正潜移默化地走进每一个办学主体的思想和行动之中”［3］。

二、改变人

培养人的过程也是改变人的过程，“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改变学生命运的大学”［2］31。 邬老师指出，“对个体而言，上大学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其价值应该是“改变人的品味和精神”［2］56。 他以湘西的“火炕屋”来比喻改变人的“熏陶”过程，形容大学及其“场所文化和精神”，主张“充分把握学生入校以后的熏陶”，“从‘满堂灌’的‘烤’到‘润物细无声’的‘熏’”，从办学到理念、心态、环境、环节和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转变，努力“建设一个富有学术场所精神、能够对学生产生熏陶作用的大学”［2］202-208。

邬老师指出，“大学只有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学生的命运”［2］31。 为此，他强调大学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命脉，推崇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赞扬“洁身自好甚至孤芳自赏、因循传统的‘象牙塔’精神”［2］189-190；但同时也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必须回应社会需求才会产生并存在”，这一点“大学也不例外”［2］197。 近期，邬老师对这个问题又进一步强调，“除了基础研究和拔尖人才培养，大学内部的诸多活动都应该从需求侧的角度进行考量，”包括“从‘需求侧’的角度研究‘供给侧’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从需求侧的变化调整供给侧的资源配置”［4］，使得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更好地适应和跟上需求侧的变化。

三、一流人

如果说培养人、改变人是所有大学的特征，拥有和培养出一流人才，则是好大学的重要特征。“大学的发展目标在变，做大、做强，国际上知名、世界上较有影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等”，这些目标的实施和实现必须靠一流人才。 因此，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服务工作人员、一流的校长，并成为“知识精英汇集追求真理的场所”［2］36。 即一流大学要选拔和培养造就一流的人才，“要有一流的师资，……校长一定要有开先河的创举”［2］242，还要有自己的学派［2］293。

在书中第二部分“好校长与好老师”中，邬老师用五篇文章介绍了五位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先贤，一是“刻画了三位个性鲜明的中国大学好校长形象”［2］5，他们是：具有深邃的大学理念、高超的领导技巧、踏实的做事风格、兢兢业业奉献终身、充满智慧和人格力量，且将人格和校魂融为一体的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2］65-73；厦门大学的实际创校校长，“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坚守文化立场”和“着力营造文化育人”氛围的林文庆先生［2］74-98；以及心系祖国和家乡，执着的民办大学创办人，仰恩大学的创办者吴庆星先生［2］99-115。 二是回忆他本人的两位导师，也是他“心目中的好老师模样”［2］5，即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拓荒者、深耕者、捍卫者和掌舵者潘懋元先生［2］116-141，称赞“他身上所体现的高等教育学科符号、理论符号、国际符号、大师符号等”，承载了一代学者的追求和梦想，彰显了“中国教育家”的精神气质［5］；“明师以诚”“毕生化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总词条起草人李放先生，称他为“将教育理论付诸教育实践，将教育理念转化为育人之道”的当代著名教育家［2］142-162。 “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形成，都至少有过一个知名的大学校长”［2］42。 书中多次提到我国历史上知名大学“精神领袖般的校长”，赞扬他们的“人格魅力、厚重学养、儒雅风貌、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对师生员工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2］78。

书中也多次提到一些美国大学的杰出校长，如“艾略特之于哈佛，哈钦斯之于芝加哥大学，梵海斯之于威斯康星大学”［2］66；斯坦福大学的乔丹、康奈尔大学的怀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密西根大学的塔潘等［2］254。 书中四篇美国大学的旅记中，每篇都专门介绍该校著名的校长。如“哈佛之旅”的第二节就题为“哈佛的校长们”，列出了截至发文时的29 位校长，特别是专门介绍了艾略特校长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和博克校长领导的多项创新［2］242-247。 在“伯克利之旅”中，介绍了科尔和田长霖两位校长，将前者称之为“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和“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人物”；而田校长则是“美国大学史上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他“全力维持伯克利在师资和学术上的杰出地位， 坚持多元而卓越的治校理念”［2］261-263。 在“芝加哥之旅”中，强调“大学校长发挥的作用和芝加哥学派的形成是芝加哥大学取得成功的关键”［6］，并介绍了被誉为“芝加哥大学之父”的首任校长哈珀，他“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到无情的引进有才能的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中”，在他英年早逝的身后“留下了一所伟大的大学”；将第五任校长哈钦斯称之为该校历任校长中“始任最年轻、任期最长，也是最具影响力且最具教育情怀的一位”，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永恒主义教育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2］290-293。 在“密西根之旅”中，介绍了他与柯尔曼校长的“多次接触”，所感受到的“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承担的责任”，以及“她对一流大学形成路径的认识”、“主要贡献”和“办学理念”［2］299-300。

四、领跑人

好大学不是陪跑人、跟跑人，而是领跑人，“一定是能够领跑的大学”［2］32。 2023 年10 月11日，邬老师在微信朋友圈的“一天一画”中发了一幅名为“笑看输赢”的漫画。 画中有四人“跑圈”，“我”在内圈与外圈的一人并排跑，另有两人分别在“我”前后奔跑。 图中的文字为“向前看我是跟跑，往后看我就是……”，文字说明为“跟不跟跑，那是我的权力；领没领跑，需要别人愿意；至于并跑，偶遇不必窃喜”，令人印象深刻，也对他关于“领跑的大学”有了新的感悟，建议本书再版时可以从“一天一画”中挑选插画。

“在新的时空背景下解读或重构大学理想和理念，必须考虑使‘经典’与‘现代’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7］“好”大学总是在引领发展，而不甘于落在时代和同行的后面。 邬老师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几所领跑的大学，首先就是他四次到访过的剑桥大学，赞许该校为“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分析了古老剑桥的变迁与转型，把该校的特色凝练为“教养结合的导师制、特色鲜明的学院制、卓越有效的组织转型、自然而然的仪式感以及知易行难的剑桥之经等”，将其当做“一流大学的偶像”，并归纳出若干成功要义，如一流大学要有贵族气、继承味儿、底线文化、硬件标配、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以及“集体默契、文化自信和魅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8］。邬老师关注哈佛大学30 余年，对该校的感悟良多。 一是两次拒绝授予美国总统荣誉学位的底气。 二是对于教育公平的立场，如在历史上首次招收黑人学生的勇气，以及新校长上任伊始对于家庭中第一个大学人的关注。 三是哈佛的办学文化（本文后面有专门介绍）。 他强调，“过去一百年是哈佛腾飞的阶段，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百年“不仅是哈佛大学的发家史，也是许多美国大学的发达史”，同时也恰是“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9］，将一所大学的发展与命运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邬老师两次在密西根大学参加培训，其中一次的内容涉及“办学理念、发展战略、管理体制、筹资体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重大问题，使得他有机会直接向该校的校长、教师和高管请教和交流，使其“对美国大学的管理有了深刻认识”［2］26。 他详细介绍了该校“创造、交流、保存和应用知识，并培养挑战当下和充实未来的领袖和市民”的大学使命［2］298-301。

邬老师描述了“前车扎辙”与“后车蹈袭”的自然规律，指出“前车之辙，是历史的因果联系的结果，但后车蹈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认为大学“只有走出自己的‘辙’，且有‘后车’跟随，才能称得上引领”［2］200。 他强调，“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中国已经有了底气和自信心”［10］，并希望我国的好大学“在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尽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够影响世界”［2］32。 邬老师还用“车辙”来形容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吸收，认为“在文化变迁过程中，那些模仿外来文化和大学的大学”，都“面临着内外部两种文化‘撕裂’或‘张力’中”的两条“辙”：“一条是外来文化中的大学的‘前车之辙’（也可称之为‘楷模之辙’），另一条是本土传统文化中曾经有过的传统或旧式的‘大车之辙’”；呼吁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大学之辙’”［2］193-201，就是强调要守正创新、弯道超车和开辟新赛道。

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国外“好”大学光鲜表面背后的阴影及走过的弯路［11］，既要避免“南辕北辙”和“离辙翻车”，也要防止路径依赖和“蹈袭覆辙”［2］197-200，走出自己的路，也给别人留下辙。对此，邬老师近期又专门连续发文，一是讨论中外大学转型发展的比较，认为“我国大学转型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仅要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更要从制度尤其是文化层面深入探讨转型的中国模式和经验”［12］。 二是强调，“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一个大国的高等教育，只有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的沃土，其高等教育现代化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保持常青。”［13］三是指出，“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既需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更需要扎根中国大地，通过‘本土化’改造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14］。 四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普及化进程中应给予预警和重新建构的若干问题”，而“预警本身就蕴含着我国高等教育应对这些变化、实现转型发展的解决方案”［15］。

五、文化人

文化和精神是书中频频出现的词汇，特别是第三部分“大学的符号”，就“集中在大学的历史印记与文化符号层面”［2］4。 “一个大学的人文关怀如同空气、阳光和水一般，不可或缺”，要注重“培育大学精神和文化”，使得大学“充满人文关怀，强调对人的理解、尊重、关心和爱护”，并在书中两次强调：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培育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过程”［2］27，320-321，认为“好”大学应该有“文化底蕴，引领社会，引领潮流，引领未来。 大学的文化才是一流大学的灵魂所在”［2］29，要“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建立一流大学”［2］35。

邬老师指出，“从表象来看，支撑一所好大学的是制度，其本质则是文化，是融在制度里的文化”。 因此，“大学的发展，表面是制度，背后是文化”，好大学“一定是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大学”［2］26，而“制度只有成为文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行为，才有生命力”［2］32。 同时，一所大学从理念上升为制度［2］8，再进一步形成制度文化，必定经过“长期的、激烈的博弈。 如果大学无法实现从制度到文化的过渡，完成制度与文化的一体化，任何制度都会显得苍白”［2］27。 另外，“大学里的那些不成文的规定或规矩”是一种大学的“隐形制度”，也是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对大学组织和大学文化的认同”，体现着大学精神［2］49-50，并与斯文、建筑、钟声、车辙、火坑屋、雪线等一起，构成了“好大学”的“软文化”，洋溢着大学“永恒不变的精神和气质”［2］353。

斯文是“大学的一种组织文化和道德寄托”，它所“赋予大学的内涵是全面而深刻的”［2］70。 在2012 年“永远的校长”一文中，邬老师赞扬梅贻琦校长“寡言慎行、刚毅稳重、木讷仁爱”的性格和品行［16］，以及他“厚德载物，止于至善的理念”中所蕴含的“斯文的内在精神”［2］67。 2016 年，邬老师又专文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斯文的“渊源与意蕴”——“天道”，强调“教育便是斯文”，不仅与中国“古代书院休戚相关”，与西欧中世纪古典大学的“精神气质”相通，而且现代大学成员“要有斯文人格”，更要“培养出具有斯文理想的学者”，把斯文“内化到学生和教师身上”［17］。

说到梅贻琦先生，都会记得他的“大师”“大楼”论，并以此警示办学者，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在于拥有好老师和培养出好学生，而不仅仅是空有若干“大楼”。 这对于快速扩张期的大学是一记棒喝，唤醒了多少寄希望单纯依靠硬件做强大学的梦想，但对于“大楼”的育人功能也需加强研究，特别是多年来赞美国外大学“好大楼”的文献不少，但大多都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涉及国内高校的“大楼”，或者一味批评国内大学的新校区建设和改善办学条件等举措，将“大师”与“大楼”片面地对立起来［18］。

邬老师令人信服地将“大楼”与“大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校园文化和教书育人融为一体，认为“大学与建筑是相通的，大学需要‘建筑的眼睛’，大学的建筑也同样不能缺少‘大学的表情’。二者情理相通，虚实相鉴”［2］184。 他主张，应“探讨大学与建筑的联系，在品味建筑意蕴、参悟大学之道的同时，思考当下大学的发展，倡导‘场所精神’”［19］。 他发现，“大学与建筑之间不仅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而且有着共通的话语体系”，并且“体现的都是一种理念”。 他强调，好大学的建筑“充满着理想和建构主义的热情”，也是“体现大学的理念和大学气质的载体，呈现出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大学的历史见证、实力见证和办学理念见证”，体现出大学的“历史与文化，乃至精神和气质”。 因此，好大学的建筑，已经不是一个建筑物的概念，不是简单的一个“大楼”，“而是一种文化和气质”，能够催人“读书、思考、联想”，激活人的灵感、创造力和批判精神，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和教师对母校的认同感，不仅仅是在校期间认同，而且是永恒的认同”［2］175-184。

邬老师在书中描述了在厦门大学校园里所能感受到的“历史脉动”和“办学理念”，以及“创建者的远见卓识”［2］182；仰恩大学的“建筑风格和整体设计”以及“校园规划”，特别是吴庆星先生关于“大学是千年大业，大学建筑是艺术，首先要美观，庄重大气，让人百看不厌；其次才是使用；最后才是经济”的观点［2］101-102。 他在书中多次介绍国内外大学的建筑和校园，包括对于剑桥大学“古朴典雅的建筑馥郁中世纪的气质”［2］22与“文化和气质”的感叹［2］182；将芝加哥大学校园称之为“建筑博物馆”，认为该校园的“一砖一瓦，构筑着这所大学的发展根基，一座座楼宇，诠释着这所大学的文化内涵；一群群建筑，证明着这所大学的历史文脉”［2］286-290；称赞密西根大学的“教学楼、教室、图书馆、博物馆、休息室、餐厅乃至整个校园，都充满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学校“随处可见摆放的艺术品，这种随意却有心的校园文化让学生饱受艺术的熏陶，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和艺术鉴赏力”［2］315-316。

邬老师还专门讲到清华大学的“闻听钟声”、北京大学的“燕园钟亭”、南开大学“勿忘国耻的鸣钟纪念” 和云南大学“为国勇毅的钟楼接晖”［2］192，特别是详细描述了厦大的钟和钟声，指出“它的动听在于凝结了人们对于大学何为的共同意象和期盼”，以及“在从容淡定和抱朴守拙中，引领厦大人自强自立，走向至善”［20］，强调“钟声是所有教育场所的文化标识，更是一所大学的一种精神坚守，亦是无字的教育语言”，悠扬的钟声唤醒了“南强学子求知的渴望，感染一代又一代厦大人对于母校的精神认同”。 他还专门说到自己首次听到厦大的钟声时，所感到的美妙动听和无法释怀，也提到校友返校时会深情地说起与厦大钟声有关的故事［2］185-194。 他认为，“倘若一所大学找不到令人津津乐道、富有远见卓识的故事，那么这所大学的发展一定不会太好。”［2］49而故事的背后体现的是一所大学的文化。 钟声和钟楼也是一些大学的文化和“标志性建筑”［2］189，例如他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听到的“钟声”［2］259；伯克利校园的地标性建筑萨瑟钟楼上整点时刻的“敲钟、奏乐”；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整点钟声及中午12 点的钟声与管风琴的“合奏”［2］288。

邬老师介绍了“哈佛的办学文化”，认为哈佛的“本科教育文化、通识教育文化、管理的服务文化、校长们的‘遗产’文化、社会各界的捐赠文化、教授的‘夫人文化’，构成了哈佛得以矗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巅的根基”［9］105，而这些文化所指向的是“学术共同体、师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一大的文化［2］254。 他还引用斯坦福校长乔丹的名言，“一座伟大的图书馆是建立一所伟大学府的必然要素”，并从体育、建筑、文化、图书馆、校色（金色和蓝色）等方面全方位地讨论了伯克利校园文化［2］259-260。

邬老师强调，即使在“原生态”的校园里，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的闪光之处”［2］322，也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做法，“有助于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看待国际高等教育”。 每所大学“既有与众不同的大学环境和大学建筑，也有独树一帜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21］。 他重点介绍了非洲大学“有温度的文化”和“仪式感与课间舞蹈”［2］345，还展现给我们一个“友善、干净、休闲、‘讲政治’的伊朗”，特别是该国2008 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38.86%［2］351，要高于我国当年的水平（23.30%）。 正如潘懋元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言，“‘好’是一个相对标准，不能把‘好’理解为精英，理解为顶尖，而应该是各有其好”［2］ii。

六、自信人

邬老师指出，“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学”，而定力源于自信，也能进一步增强自信。一所大学“既有选择，也有坚守，既要回应外部社会的需要，也要坚持自我理想的追求”［2］32， 特别需要定力和自信心。 哈佛的艾略特校长“强调理科知识为欧洲提供了动力引发热议”，他大力提倡“选修制”［2］244，在校内外遭到围攻，但坚持不为所动并获得成功。 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在上任伊始，“便为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教师和学生选拔标准，他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所可以和东部的哈佛和耶鲁媲美的大学’”，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美国式的现代化大学模式”［2］290-292。

同样，梅贻琦校长23 年“执掌两个清华大学”的坚守与自信，以及所留下的“精神和志业”“智慧和人格力量”［2］67，73；林文庆校长关于厦门大学“养成专门人才，使之与世界各国大学学生受同等之教育”的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和办学自信［2］79-80；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坚定的学科自信、“对探索高等教育规律”坚定的理论自信，以及“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世界”的坚定自信［2］125，130。

邬老师引用了他本人在非洲之行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那就是尼日利亚阿齐克韦大学阿汉勒库校长所言，“我们是穷国办大学，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我们的大学也是资源局限组织，但穷人家更要养出好孩子”［2］329，这就是办“好”大学的自信。 邬老师强调，“我们中国一定要坚定建立高等教育强国和冲击世界一流的信心”［2］35，中国的大学也要“有信心成为一流大学，也有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321。

七、经营人

经营是管理学的常用词汇，但用在大学身上，可能还会有人感觉有些“掉价”和“不齿”，受到不少高校教师与管理者的强烈不满、严厉批评与坚决反对［22］。 大学确实不能照搬企业经营的做法，但大学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2］303，“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懂得经营的大学”［2］24，一定“要有市场化意识，要懂得经营，懂得以钱生钱”［2］33。

邬老师指出，“大学既是理想与精神的家园，也是物质与制度的实在”［2］36，“经费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是一流大学形成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一流大学是用钱‘堆’起来的。”［2］311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融资能力……或许是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2］316。 大学需要“专业化管理”，如“密西根大学在融资、科技成果转化、教师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高的专业化水准。”［2］319

近年来，不少国外“大学的融投资方式在变，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不断减少”，因此，大学不得不“通过社会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多种渠道为自己筹钱，有的还要到资本市场上去找钱”，使得大学“从为了学者‘闲逸的好奇’到为了社会的发展，从生活的准备到成为生活本身乃至于生存的手段”［2］39-40。 例如，密西根大学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建立公司，力图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为大学带来社会和经济效益”［2］309。同时，“懂得经营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育人的天职，更不是要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 实际上，“真正的大学，通常都是深谙经营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学”，要“在有限的条件下把大学的资源用到极致”［2］33。

八、精细人

邬老师指出，“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学。 精致是一所好大学的气质”，它体现了“大学对细节的关注与执着，意味着理解、沟通与包容”［2］33。 好大学需要有管理的精细化作支撑，要求“组织机构的完备、运作程序的严谨与公开”，以及“体系层级清楚”和“制度的公开透明”［2］308。

细节决定成败，“一所伟大的大学，每个角落都是伟大的”［2］263，特别是“必须关心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注重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过程的不断改进，关注每一门课程内容与结构的合理设置”，还要提供精细服务，使得“精致成为大学的优秀习惯”，并“将追求卓越的基因融入学校发展与学生成长之中”［2］33。 例如，“密西根大学的本科生图书馆和研究生图书馆24 小时开放”，其“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也是24 小时开放”［2］317。

好大学必须精打细算过日子。 密西根大学“在校长的带领下，有一支很强的筹资团队，在筹资过程、方法、策略、组织和实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专业化的筹资团队、科学的筹资方式、高效的筹资组织以及人性化的筹资方法”［2］312，319。 同时，通过“有效运作捐赠基金”“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严密的预算分配制度”以及“通过校级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刚性、强制乃至高压的手段推进跨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2］314-315，这都体现出该校的精细和有一批精细人。

九、实干人

邬老师指出，“一种新的大学理念的提出，必须有实践的载体。”同样，“一种新的大学理念的推进，也需要学校层面通过刚性的行政化手段推动。”［2］261他强调，“对追求一流大学的人来说”，“让理念转化为行动则更为重要”［2］27。 因此，“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把教育理念转为扎实行动的大学”，其校长也应成为“求真务实的实践者”［2］33，68。

邬老师的“芝加哥之旅”源于杜威，在这一章的开篇就详细介绍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影响［2］279-286，还专门介绍了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气象学、文学和数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芝加哥学派”。 他认为，“芝加哥学派自诞生之初就带有杜威实用主义的烙印”，其“学以致用的学术理念，推动了芝加哥大学各个学科的快速发展”［2］293。 邬老师质疑：“100 年前，杜威在中国经历了‘追星’般的待遇；70 年前，他饱尝了铺天盖地式的批判；40 年前，他走进了中国大学的教科书；今天，他又接受着‘隆重’的纪念。”他认为，这“说明我们需要杜威”，但也“说明我们不了解杜威”，无论是当年的批判者，还是当今的一些“神化”者，都缺乏对杜威研究的“系统积累”和“完整计划”，结果只能是“因将杜威教育思想偶像化，最终导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娱乐化”［2］279-286。邬老师主张要“重走杜威路”［2］296，这也是真正的“杜威再归来”之路；强调要实干，而不是“坐而论道”［2］8。

邬老师强调，“大学之伟大，就在于适应并服务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学之神圣，就在于深深地扎根自己的土地。”［2］322他认为，“我国现在的一流大学还没有为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做好充分准备”［2］254，分析了我国研究型大学与密西根大学的十大反差［2］314-318，特别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大学理念认知、投资体制、专业化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大学文化培育等方面”存在的差距［23］；归纳了我们“看得懂却做不到的剑桥之经”，列出了11 个“做不到”，并质疑“为什么这些没有学，是没看到还是根本学不来?”［2］221-237基于上述“反差”和“做不到”的思考，作者列举厦大与伯克利对标的详细结果，特别是书中内容比期刊文章［24］增加了图表和数据，更为翔实和充分，结论是两校之间差距明显，但在一些指标上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265，并再次强调“没有什么比将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更能提升本土大学的影响力和声望”［2］33。

十、理性人

“好大学”与生俱来的气象在于“看得远和立得稳”，一所“好大学”的背后，一定有一批有远见的办学者，这样的办学者也一定是理性的人，有了他们“深谋远虑的大智慧”以及他们对于大学理念、逻辑和规律的准确把握，就能够“在相同的时空背景下”，作出“在未来若干年后体现其英明之处的决策”，拥有“能够体现远见的大学建筑、大师、专业和学科”，并奠定了“‘好大学’的坚实根基”［2］47-48。

大学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经典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永恒的，也是变革的。 一方面，大学的永恒“造就了大学理想和理念的永恒”，而大学理想与理念反映了大学“本质属性的基本特征”，它不仅“不会丧失”，还会“始终支撑着大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大学要求在变，大学也在变，“或者说大学不得不变”［2］36-39。 邬老师强调，“对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既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坚守者，也需要大学理想和理念的创新者”，要求“高等教育推动新的、激烈的变革”［2］41。 变革的领跑者就是好大学，“作为一个国家或世界的一流大学，如果不能引导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就很难成为一流大学”［2］59。

邬老师既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教育学家，又是亲自操刀从事大学管理的实践者，但也因此会时常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落差’”，经常会有“被打脸”的感觉［2］25。 他指出，“大学经过了近千年的演变，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需求释放了大学的工具价值，放大了大学的功用空间”，但“伴之而来则是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茫然”［2］40。 为此，“我们可以寻求一种与西方大学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必须清楚一流大学的使命到底是什么，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2］318

另外，邬老师具有清醒的底线意识、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他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大学理想与理念的危机”。 因此，“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危机意识的大学”，要不断“反思和预警”［1］181。 他在介绍国外“好大学”的同时，总是会与国内大学作比较，寻找差距和努力的方向，并警示大家，“当下我国的大学如果再不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再不反思历史上留下的教训，就难以从已经发生深刻改变的世界中发现新的机遇， 赢得主动权。”［2］34

十一、后记

潘懋元先生为本书作序，称赞“题目选得很好”，从多个视角呈现出作者关于“什么是好大学”的思考，其“思考来源于实践”，也是“多年所行所思、所见所闻的记录，是用他自己的脚丈量出来的感悟”［2］i。 邬老师自己在书中也介绍，他在“11 年间访问了40 多个国家的近170 所大学”，对于“世界高等教育的‘谱系’有了全景的了解”。一方面，“随着走访的大学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大学恣意生长，百花齐放，各有意蕴”；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个体眼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好大学都有当时、当地不同的内涵与最好的答案。”［2］25-29因此，“在旅行中体验，在体验中反思，在反思中顿悟，在顿悟中走向觉醒”［8］105，是一种好的治学方法。

“以‘好’来形容大学，是自己对大学最直观的感受、最朴实的向往”，也是“情感深处对一件事物最高的礼赞”，蕴含着“所有的憧憬、想象和美好”［2］1。 “好大学的特征远不止上述十项”，大学的理想“永远在路上”［2］34。 他本人在四个十年间对于“好大学”的认识转变，从“能上大学就是‘好’”，到对于校园、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和学风教风的比较，再到对办学经费和发展历史的感受，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和完善，最后升华到“好大学要有文化底蕴”，并将“心目中的好大学”归纳为十个特征［1］179-181，这个过程实际上也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探索发展和理论认识的演变。 关于这十个特征，我们的大学有的可能已经具备，有的已经接近，也有的还须下大气力才能实现。

我国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催生了各界对于建设“好”大学的强烈愿望，大学自身也蕴藏着成为“好”大学的冲动［2］46。 但究竟何为“好大学”，如何才能建成“好大学”，看法还不尽相同，学生、教师、管理者、学者和社会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加之“‘好大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不同的时代也常有不同的标准”［2］354，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近期，邬老师又提出，高等教育需要四个重新认识，即：重新认识高等教育活动、规律、发展模式和本质职能［25］。

尽管本书的书名中没有使用“大学理念”，但邬老师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大学理念的书”。 这是一位大学人“多年来关于大学的体验与感悟”的“有感而发”，是一位有心人“看到什么就随时记了下来”［2］1的优秀成果和现场调研的长期积累，是一位学者“在旅行和生活中对于‘好大学’的感知感想”实录，字里行间跳跃着历史的珍贵记忆和个人的深厚感情及真知灼见，读起来令人心动和感动，会深深地被他“对于大学的感受与憧憬”所感染，被其“文字真挚、热烈，思考随性、发散”所触动［2］353，受到他“用真挚、真诚、真切的文字留下关于‘好大学’的心灵叩问与思想启迪”［2］12，读起来引人入胜，使人入迷、入情、入思而身在其中、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