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之后

文｜方圆记者 黄莎

他们虽然因为入过狱被打上了“特殊”标签，面临着共同的困难，但他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每个人书写人生画卷的笔触都是不同的，而我作为记者，应当先剔除刻板的原有印象

2022 年采访写作的选题，有不少是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了案件当事人，他们中有的刚出狱，年纪还小面临求学求职的难题，有的多次入狱终于决定洗心革面，却发现人生已经走到后半程，留给他的选择空间已经不多了。

还没和他们接触时，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愿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回忆过往，愿不愿意提起那些不太光彩的事情。真正坐下来、聊起来才发现，隔阂是一定会有的，但也能慢慢消解，信任感是在善意而有耐心的对话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采访前，我对他们出狱后的生活有过很多设想，或许是重回家庭，或许是众叛亲离，或许是自怨自艾，或许是在懊悔中努力寻求新的可能。尽管脑海里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但对每个人的采访，我都没有列出太过详尽的采访提纲，因为，我不想提前把采访圈定在设想出来的框架里，我更想静静聆听他们的声音。

在我看来，他们虽然因为入过狱被打上了相似的“特殊”标签，面临着共同的困难，但他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每个人书写人生画卷的笔触都是不同的，而我作为记者，应当先剔除刻板的原有印象。不同于其他采访，我希望那些采访是对话，是聊天，推动对话进行下去的，是我对“出狱之后”的探索和思考。

出狱后的现实困境

在对选题做前期了解时，我看到很多关于“出狱”的讨论是由家属提出的，例如“接服刑人员出狱，家属要准备什么？”“接出狱的人有什么讲究？”等等。

但当我要采访张志勇时，这些讨论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他在第4 次出狱时，成了没有住所、没有收入、没有亲人接纳的事实上的“三无”人员。

张志勇因贩卖毒品3 次入狱，2018 年因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第4 次入狱，最后一次出狱时，他已经把毒给戒了。从监狱出来的他，两手空空，没有行李，甚至连一套把囚服替换下来的衣服都没有。他的“出狱之后”第一问，就是要先解决温饱。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其实也很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家里人不愿再来接他出狱。亲情虽然是天然的，但这个世界上哪有无限量、没有穷尽的事物呢，任谁被一个频繁入狱出狱“瘾君子”折磨、拖累多年，也都可能不愿意再给此人经济和情感的支持，或者给不出了。但张志勇不理解，他觉得自己年轻赚钱的时候，给了家里的哥哥姐姐很多钱，现在他老了，没地方住也没钱，而他们却都不帮助他。张志勇也想自己赚点钱，但身体状况不佳，想投资也没有本钱，最后还是靠社会低保维持生计。采访中，我能感受到张志勇的后悔和无奈，他对毒品的一时“好奇”毁了自己一世，但人生只有一次，他没办法重来，只能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努力寻找“还可以走的路”。

2022 年5 月25 日，《方圆》记者黄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携手落实‘两法’ 共护祖国未来”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摄影：《方圆》记者 张哲）

而那些比张志勇更年轻的出狱者，他们拥有的选择可能要比张志勇稍微多些，他们的“出狱之后”更多的是，要想想未来长远的发展。

例如，20 岁出头的凌鹏，目前他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但在就业市场上他仍然是弱势。凌鹏未成年时因为盗窃进了看守所，经考察被不起诉后，又因为和未满14 岁的女朋友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而入狱。在考察期内，他在父亲朋友开的拉面店里上班，出狱后，再次回到店里工作，对他而言，拉面店的工作不复杂，甚至很单一，能养活自己但也没有多少富裕。

因为涉案，凌鹏想继续学业也比较困难，拿着初中文凭，他也很难找到新工作。他身边有相似经历的朋友境况和他也差不多——多多少少进过几次看守所，逃学、打架、惹是生非，从“当初的不想上学”到“现在的不能上学”。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没多少文化，也没有一技之长，若还留了案底，找工作就更难了，最后很容易成为无所事事的“混子”。好在目前，凌鹏和他的兄弟们还年轻，还算有个奔头，他们相互鼓励，想各自努力攒攒钱，一起创业。

在采访另外一起校园霸凌案时，我了解了案中多名未成年人的故事。大部分孩子的家庭教育都有缺失，法治意识很薄弱，学校也管不住他们。这些孩子进行校园霸凌时，有人组局，有人旁观，也有人起哄拍照拍视频。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么好事，但并不清楚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某案中，被判刑且刑期最长的主要被告人高倩倩曾经也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她从受害者向施害者的转变过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听了她的故事，其实也不太意外，但依然感到惋惜也很遗憾。在她遇到困难时，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向谁求助，也没人在旁边帮助她，哪怕是指点她一下，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自己选择了一个自助方式：找社会上的“混混”，学习成为“社会人”，再去欺负弱小者。

凌鹏接受《方圆》记者采访那天，说晚上要见好哥们儿，特意弄了发型。（来源：资料图片）

《方 圆》2022 年10 月上刊推出的封面深度报道《犯罪记录封存》，讲述了曾经犯错甚至入狱的少年，如何在检察官的帮助下“封存”过去、重新开始的故事。

高倩倩出狱时还没成年，面临着上学还是就业的抉择。一开始，她很想继续中考，找个学校继续读书，妈妈也支持，还对她说，坚持考完一科就给她100 元作为奖励。

检察官也帮着她物色学校，希望接下来她能安安稳稳地上学，对学校能形成归属感，为了让她坚持到底，还对她说“得考虑清楚了哈，别因为管得严而浪费学费逃课”。高倩倩也答应了，可惜的是，她的学业荒废了太久，最终成绩不是很理想，她因此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眼见着上学无望，她也开始找工作，但因为没满18 岁，又无一技之长，没有什么用人单位愿意用她。

在凌鹏、高倩倩身上，我感受到了罪错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困难。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走上正轨，而是经过之前的挫折，他们很难走上正轨。他们身边有太多诱惑，可能是朋友的一句话，或是看到财物的一个念头，又或是上网时刷到的一些来钱快的“职业”。与重回歧途很容易相对比的是走上正途的困难，没有学校的帮助，家庭又往往给不了多少支持，司法保护也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辈子。今后怎么走，往什么方向走，最终还得靠他们自己。

不同个体的精神“出狱”

除了现实中存在的困难，我觉得更难解决的是出狱后要努力实现的精神“出狱”。

像“四进宫”的张志勇，出狱后的前4 个月几乎零社交。他接触的就是包子铺、饺子馆的老板，是社区医院给他开治失眠药物的医生，是帮他解决低保办理和公租房申请的工作人员，没有亲人和朋友，他从高墙里出来，又仿佛在新的住处给自己重建了围墙。

张志勇强迫自己要去交流，去见老朋友，但真正见到老朋友时又觉得彼此有差距了。他之前的朋友，有的事业腾飞赚了大钱，有的家庭美满儿孙绕膝，无论是聊经济情况、时代发展、事业开拓，还是聊家里儿子、孙辈的就业教育，他都已经不太插得上嘴了。

采访时，他还给我讲了很久之前发生的一个关于名牌车标的故事。那时候他约了朋友见面，快到约定的见面时间时，朋友给他发了个在车上的短视频，意思是正开车赶过去呢，就快到了。但张志勇敏感地捕捉到，视频中露出方向盘上车标的几秒镜头，觉得朋友是不是在显摆什么。稍微冷静后，他又觉得有些懊悔，不应该这么揣测老朋友，也有些为自己感到难过，怎么看一下朋友随手拍的小视频，就会想这么多。

这个故事给我触动很大，他们明明是几十年的好友，但张志勇多次入狱“失联”后，两人关系自然淡了很多，虽然打小就熟悉的朋友之间可能不会有什么芥蒂，但张志勇害怕朋友“有”，怎么淡化自己的这种“害怕”，这是张志勇接下来要应对的“出狱之后”。

而凌鹏不同于张志勇，他不太有社交方面的问题，刚出狱就和好几拨朋友聚餐，朋友大多是同龄人。然而，狱中的生活还是给凌鹏留下了烙印，他总觉得自己犯过法、犯过事，自己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遇到事情了，也不敢去派出所求助，他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再和警察打交道。

但情况也不总是那么悲观，他们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凌鹏知道不能打架了，他会经常劝自己的兄弟，一定严守法律，凡事理性谨慎对待，而高倩倩甚至还能给检察官提供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线索。

高倩倩在找工作的时候，在一个招聘平台上看到有一家KTV 在招聘，聊天后觉得有蹊跷，便机敏地套话，把对方的情况给套了出来，原来这家KTV 是打着招服务员的幌子在招女性去卖淫。高倩倩把情况对检察官说了后，检察官也很欣慰，对《方圆》记者说：“这孩子本质不坏。”

“本质不坏”这句话，我非常熟悉，很多未检检察官以及司法社工都和我说过类似的话，而且常常伴随着惋惜的语气。他们工作中碰到过很多孩子，作为“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知道自己只能短时间内陪伴这些孩子，但也尽己所能去帮助这些迷路的孩子尽快找到人生的新方向。有时，他们也会说，希望未来在工作中不要再看见他们熟悉的名字了，而我也希望如果还有下一次采访，再见他们时，我能听到崭新的生活、崭新的理想和规划，听到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犯罪记录封存，重新给一个机会

在采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选题时，我接触到了3 个案件的当事人，他们未成年时期的涉案记录应封存但未封，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成年后的生活，有的求职被拒，有的因为开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而没办法升职。

其中，一个当事人在采访中，向我描绘了自己的情况，“只要提到这一块，我基本上都是哑口无言的，一句话都说不了。自己曾经犯过错误，心里面始终有一种隔阂。去派出所的时候，都感觉到自己会脸红”。他非常诚恳地跟我说了很多次感谢，感谢我们能关注到这件事，“我希望这个制度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能真真切切地落实下去，给我们这样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劝人迷途知返、重新开始，我想这便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意义所在。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涉案，我不会接触采访到像张志勇、凌鹏这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是令人感到疏远的。

我问过自己，我的采访、报道，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他们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我无能为力；他们内心对自己的“看不起”“排斥”“羞愧”，我也只能尽力理解、帮助。记者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旁观和倾听，但当采访成稿时，我希望他们的身份标签里，不仅仅剩下“某某案件的被告人”，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做过错事，但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正途。他们的故事，不一定有很多人感兴趣，但通过他们，我们能知道违法犯罪之后，生活会以怎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如果有一些在法律边缘游走的人，偶然看到了他们的故事，静静地思考一个自己“出狱之后”的问题，停下了越界的脚步，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