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视域下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

王 伟,唐爱军

(1.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2.上海师范大学 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3.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和长远角度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明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提出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坚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去谋划发展。从生态文明历史来看,围绕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曾出现生态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之争[1]56。基于此,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社会公众对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的认识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应地,从科学传播视域出发探讨生态文明的生成逻辑和理论建构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里克·皮尔斯指出,科学传播的关键是向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传播有关科学哲学和科学伦理学知识[2]。本文以传播效果与传播主体的哲学反思为切入点,围绕科学与社会公众互动融合这一主线,通过对近代科学与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内在逻辑、发展路径和本质内涵进行关联性审视,并对近代科学在工业文明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进行真理性分析、合理性反思和正义性追问,提出科学传播视域下生态文明建构的根本理念、价值追求和社会目标,以期在观念和实践上实现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反思性均衡”[3]97。

一、“唯科学主义”信仰下生态文明发生的实践缘起和理论肇始

传统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论,主要体现在围绕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真理性追求而延伸出的方法和精神的思考。这种对确定性和真理性的追求,伴随着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的社会公众在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过程中显示出的重大作用和巨大价值,最终在社会公众层面形成了对科学的绝对信仰和科学万能的绝对理念,也就是“唯科学主义”信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科学价值的扩张性”[4]1。

(一)社会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绝对信任导致生态问题的凸显

知识就是力量。当科学知识与人类社会需要紧密结合的时候,近代科学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对自然的冥想转变为现实可以把握的力量,从少数精英贵族阶层的爱好转变为生产生活的普遍需要,科学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的一致认可和普遍信赖。

考察科学知识产生、发展和实践的传播过程发现,科学知识源于科学家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运用归纳逻辑、抽象推理、形而上学和数字验证等得来的“私人知识”;随后科学家将“私人知识”提交给科学家群体和社会公众加以“证实”或“证伪”,经权威性的科学共同体加以确认后公布于众,成为“社会公众知识”;最后“社会公众知识”被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而产生应有的价值和作用。从“私人知识”到“社会公众知识”,传播主体经历了从专业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工作者到社会公众的转换,传播范围经历了从精密可控的实验室到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转换,传播效果经历了从科学研究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反馈到科学与公众之间单向度接收的转换。在传播主体、范围和效果经历转换的过程中,传播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对科学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对称、传播范围差别导致的对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认识的不一致、传播效果确定性与自然和社会不确定性之间的不统一,决定了将单一受控环境下产生的具有客观性、标准性的科学知识推广到复杂的、多变的、开放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本身就暗含着一定的认知偏差与社会风险,进而为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的产生在理论上创造了可能性。

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的而非普遍性的[5]89。正是因公众将诞生于实验室微观环境和封闭状态下的“地方性知识”作为普遍性知识无差别地运用于改造自然与人类社会,进而产生了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事物,比如汽车、原子弹、农药、转基因食品等;伴随而来的就必然会引发自然界本身并不具有的危机或问题,诸如核危机、交通拥堵、农药滥用等。有学者指出,某种意义上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运用标准化的科学知识对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改造。因为在实验室微观世界的科学技术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人为地简化了,受到了控制,并被剥夺了某些自我调节能力和缓冲能力[6]11。可以说,正是社会公众对科学知识真理价值的无限信任,在知识运用的局限性和社会实践的无限性之间,在传播效果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逻辑之下,危害和后果被交给自然来处置,最终导致自然本身生态系统调节功能的延迟或失灵,生态问题在工业文明社会才愈加凸显。

(二)社会公众对科学方法的无限拓展推动“风险社会”的诞生

在科学知识巨大社会价值的牵引下,社会公众的关注重心从知识论本身延伸到方法论,将以数理逻辑与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方法逐渐从自然领域拓展到人类社会领域,形成科学方法万能的心理崇拜。在科学方法万能的精神指导下,社会公众将科学共同体运用理性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和静态化思维与实践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用来控制和改造具有开放的、具体的、个性的、动态的社会实践,而忽略科学方法研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假设,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最终走向对立和异化,将人类社会带入“风险社会”的际遇。

这是因为,当人类社会一旦作为科学方法的研究对象,社会公众所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就会被科学方法的理性因素所主导和控制。社会公众应按照依靠科学方法获得知识所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巨大的科学方法的“实验场”,从而进行一定的建构和重塑。工业文明时代普遍存在的流水线作业、计量化考核、统一化标准等就是科学方法运用的典型代表。在科学方法主导下,一切自然与社会赖以存在的整个物质性的生态空间和社会环境,都应该按科学知识所设想的“真”与“美”的价值标准来进行改造,用以检验方法和知识的真理性;随之,作为构成自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也要按照科学设想的价值追求进行相应的转变和改造。某种程度上,作为在自然中诞生的人,也需要这样的转变和改造。因为便利的交通、舒适的生活,乃至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追求都源于这种改造,这种对科学方法无限拓展的追求最终推进了工业文明社会“科学人”的形成与“科学世界”的建立。

在“科学人”与“科学世界”的思维模式主导下,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应按照“科学方法”所要求的来处理。但科学方法的真理性并不能逻辑地推导出通过方法获得的知识的真理性。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导致科学方法已不仅仅具有工具理性的属性,更是成为一种建构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价值理性的保证。这样,在科学方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作用下,被对象化的、工具化的、抽象化的“科学世界”与能动性的、开放的、具体的“自然世界”本身,便导致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和生活际遇的异化,并在科学实践中将社会公众带入了“风险社会”。事实上,在近代科学带来的“科学世界”形成之前,人类社会的风险和挑战大多由自然因素产生,诸如山洪暴发、雷电火灾、地震海啸等。但在工业文明的“科学世界”里,风险和挑战则主要由科学技术引起,诸如核战争、生态危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它们无不是科学实践的产物。约瑟夫·阿加西指出:“科学在带来最引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给我们人类生存带来了威胁。”[7]58

(三)社会公众对科学精神的理性至上信仰引发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

近代科学技术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不仅体现在推进人类实践发展的进程中,而且体现在推进人类理性意识觉醒的进程中,即科学精神的确立。从发现人的自我意识出发,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为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工业文明时期在“科学世界”诞生以前,精神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相对和谐稳定的状态;但近代科学的诞生,让人类发现自身理性价值的巨大力量。正是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指引下,社会公众开始以“科学世界”的建构者和主导者自居,一步步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科学精神推崇为科学理性至上。当科学理性至上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圭臬,一切“非科学世界”将会被“科学世界”所奴役或取代,最终引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精神领域的根本对立。

在科学理性至上法则之下,社会公众的能动性原则发挥为决定性原则,推动人类最终成为一切自然和社会的“最高立法者”。如同“上帝创造自然”的逻辑一样,当人类理性获得这种绝对性的主体地位后,也就高高地居于自然之上,获得了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的威权,迫使自然不得不沦为人类能动性、创造性活动的对象和陪衬。这样,作为一切社会存在的自然成为人类无情地剥夺和践踏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这种对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与人类科学理性至上精神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观念根本对立的精神诱因。

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便是人类理性精神至上的代表性产物。在机械论自然观之下,所有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都成为一种蕴含着数理逻辑的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人类要达到对自然状态的认识,进而实现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目标,只需用科学理性去不断获取和发现自然状态本身蕴含着的客观存在的真理,即自然规律。伴随着科学理性逐步走向理想化、绝对化和主观化,自然在人类面前完全呈现出数学化、机械化和客观化特征,这种对人的理性不断神化与对自然的无限征服,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社会实践中进入“科学世界与非科学世界”的分裂与对立状态。

二、科学传播多元参与主体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互动融合的理论探索

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决定了科学传播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伴随工业文明时期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的日益蔓延,科学融入社会引发的负面效果日益显现,促使科学传播多元参与主体对“唯科学主义”信仰进行真理性反思、客观性追问和正义性考察。后现代主义者催生的系统生态学观念、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出的后工业时期生态社会的建构设想、技术中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思考,促使西方工业社会发生转型,并开启新文明的努力[8]4,推进生态文明理论探索不断走向深入。

(一)后现代主义者对近代科学真理性和客观性的反思与解构

“唯科学主义”信仰体现的是传统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主张用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来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和真理性[9]134,认为科学知识作为人类智慧和理性的典范,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正义价值和“永真”的地位。

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首先进行反思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者,他们从科学方法入手,指出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知识本身可能蕴含着不确定性,进而使科学知识“永真”形象开始受到公众的质疑;随后,科学社会学者又将“非理性因素”引入知识范畴,导致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消解,将其权威形象拉下“真理”的神坛;随后,在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全面解构下,科学知识同宗教、文化等其他人类创造的知识一样,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在他们眼中,科学知识与人类其他领域的成就一样,不一定完全具有真理和客观的属性,其仅在某种程度上与客观世界相一致,但是否完全符合客观世界的“本原”却不得而知。科学知识可能仅适用于可观察到的某种现象,用于构建科学的理论模型也仅适合于描述现象。科学家只是“致力于研究自然世界和解决其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专家”[10]195而已,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科学家虽然可以对科学理论模型不断进行所谓的“证实”或“证伪”,但客观世界或者说客观实在似乎从未改变,或者说这种客观存在是否真实的存在,我们或许根本并不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不断完善或者修正科学理论以及模型,但不能确信这就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规律。为此,科学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只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是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相互协调的结果。伴随科学知识真理性和科学方法确定性的消解,科学最终与哲学、艺术一样,仅是一种“文化风格和谈话的声音”而已,只是与哲学、艺术不同的是,科学知识可能在实用性上显得更加可验证。

在批判理性主义者、科学社会学者、后现代主义者和社会建构论者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反思和解构下,科学知识、方法和理性精神在公众中曾享有的风光不再。当这种“另类”科学观念传播至社会公众,对科学发展的批判和质疑似乎就成为一种时髦的话题,进而促使社会公众对工业文明社会发展进行批判,并为生态中心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开启理论滥觞。但“另类”科学观念实质上是从科学文化论视角探讨科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9]139,他们注重的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瓦解,而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基于此,从科学传播视域出发建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或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科学”观念[11]36,进而超越传统科学观念传播形成的“唯科学主义”信仰,成为建构生态文明理论以解决生态危机的首要问题所在。

(二)生态中心主义者对工业文明中科学文化的批判和谴责

在“另类”科学观念的传播推动下,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确定性与进步性在社会公众的信任中出现动摇。社会公众观念上的混乱与科学实践过程中生态问题的凸显,导致生态中心主义者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近代科学本身,他们把交通拥堵、生态恶化、核危机等问题的根源归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应用,进而对科学技术及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悲观的论调。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一旦被科学发展所主宰,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甚至认为,只有全面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才能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进而在社会中引发一股“反科学主义”的思潮。

生态中心主义者在批判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同时,要求人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主张社会最好应该回归“道法自然”。他们提倡个人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返璞归真,认为科学给人类所提供的一切便利和成果,都是以满足人类当下自私自利的需求和牺牲人类社会未来的美好文明为代价的;特别是科学理性在推进认识自然去魅化的过程中,也带来公众生活的世俗化和现实化,从而导致人在自然面前的无所禁忌,在实践中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为主要目的,进而产生物欲横流、道德滑坡和享乐主义横行的社会状况。同“唯科学主义”信仰下的科学理性至上逻辑一样,生态中心主义者主张的社会发展至上,同样犯了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科学技术的价值,忽略了人类理性精神的存在,忽视了人类对社会实践的能动调节作用。他们只看到科学与社会结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忽略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正是促进人类社会自我提升和实现超越的根本路径。

由于理论的错误和认识的不正确,导致其无法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故他们对科学的社会性批判只能“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12]295。尽管他们有时也击中了“唯科学主义”的某些要害和现代社会的某些痼疾,但否定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也就否定了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否定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也就否定人类自身存在的基本价值。“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3]3,“不可逆转、不可抗拒”表明,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倡地让人类社会回归过去那种所谓简单、自然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主张,在思想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上却是不可能完成的。基于此,从科学传播视域出发建构超越生态中心主义者秉持的“社会至上”的价值追求,成为生态文明建构的基本内涵。

(三)技术中心主义者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捍卫与创新

在“另类”科学观念的指引下,生态中心主义者展开了对科学技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他们呼唤人的本性的“艺术性”回归,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共鸣。一大批伪科学主义者借机对科学进行所谓的批判和瓦解,甚至连一些宗教也开始声称其理论自身是一种科学,从而给社会公众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如何从科学传播视域出发重塑科学的权威和价值,强化社会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成为生态文明建构的根本目标。

与生态中心主义者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技术中心主义者,他们指出,那些所谓由近代科学引发的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只有继续采用科学发展的方法才能加以解决。社会公众应该做的不是否定科学发展本身,而是要认清科学技术的变化,正视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挑战,运用发展的眼光,创立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科学发展逻辑。在他们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第N次工业革命,正在推进工业文明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在后工业文明时代,科学与社会很难分割,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存在完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统治力量,在推进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和建构着社会本身,并在某种程度上驾驭着人本身。人类社会的未来必定是科技进步的未来,同时也必定是美好的未来。人类必须清醒地认清这个最大的现实,任何忽略或者漠视这个现实的思想和理论,都必将陷入“空想主义”的泥潭。他们坚信唯有科学才能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一切生态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认为“太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在地球上无法解决的难题。甚至,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14]5。技术中心主义者从科学自身出发解决科学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仍然没有脱离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碎片化、部分化、片面化的认识,没有认识到科学发展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性,没有认识到变革“唯科学主义”信仰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彻底性,导致其对生态中心主义者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

与技术中心者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反对将生态危机归咎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他们看来,当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力量融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其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转化为社会科学的范畴;相应的,技术中心主义者秉持的“科学主义”信仰也就被“人文主义”观念所取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自身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在资本无序扩张以及利润最大化追求下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必然后果。为此,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着眼于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的变革,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15]129。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家安德烈·高兹指出,要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的矛盾,必须进行生态重建,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15]13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挖掘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分析了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他们将克服生态危机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其批判性的理论视角和建设性的理论方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于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三、科学传播视域下生态文明建构的理念转向、价值追求与社会目标

科学技术在发挥社会功能的过程中,蕴含着变革社会秩序与维持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科学传播正是调和这种张力的必备要素。科学传播视域下“唯科学主义”信仰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内在逻辑表明,当秉持传统科学观念推进科学传播的时候,在社会公众中会形成“唯科学主义”信仰,进而将人类文明发展带入危险境地;反之,任由“另类”科学观念泛滥,则会消解科学的求“真”价值和社会地位,形成“反科学主义”或“伪科学主义”的反智文化,从而使人类文明陷入停滞或者衰退状态。因此,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正视和回应科学传播带来的困境,探索有利于科学与社会互动融合的传播理念、价值追求和社会实践。

(一)理念转向:推进科学观念由单向因果思维向系统生态思维的认识论转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观必须与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相适应,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必然带来自然观念变革,同时也会引起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在工业文明时代,面对一个机械的、数字化的和可控制的自然,单向因果决定论思维产生了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观念。正是在对“唯科学主义”信仰进行真理性审视和正义性反思中,系统生态思维观念指导下的一个复杂、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微观自然整体呈现在公众面前,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要求奠定坚实的自然观念基础。

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观念以牛顿物理学为根本指导,决定论和还原论构成工业文明发展的思想支柱[11]36。其科学思想的基本预设就是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普遍存在着严格的单向因果决定论,人类要做的就是运用科学方法,从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去“还原”自然的基本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解释或者改造整个自然界。换句话说,自然本身遵循着有序的单项因果律,而这些因果律又是确定的、不变的、可控制和可预测的。在这种单向因果决定论思维之下形成的近代科学,其自然观念本质上是片面的、绝对的和静止的,进而形成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理念,导致人与自然的割裂和斗争。因为这是在人与自然根本对立的二元思维下形成的。20世纪以来,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等“新科学”知识的兴起,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的自然现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重新对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然观念进行审视和思考,并逐渐形成了对自然整体的系统生态思维。在系统生态思维下,人与自然在实践中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构成一个发展的、循环的、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而人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决定了人在整体的、复杂的、运动的自然面前,需要在观念上对自然保持“尊重”,在实践中做到“顺应”,在结果上注重“保护”。这种在系统生态思维观念之下形成的“新科学”知识,才可以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为人与自然在观念和实践上是相互生成的。

可以说,基于系统生态思维的认识论为建构生态文明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为解决当代复杂性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实践的哲学基础。从系统生态思维观念出发,单向因果思维下形成的科学知识在融入社会之后,由于自身生态系统加入了人这个最大的“自变量”,最终导致了其确定性和真理性的消失,从而引发在传统科学观与“另类”科学观两个层面上捍卫科学的价值和权威。在系统生态思维观念下的“新科学”实践中,人类遵循科学发展与社会互动统一的逻辑,从而消除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异化,实现对单向因果思维下人与自然矛盾对立观念的超越。

(二)价值追求:推进科学文化由单向“求真”维度向多元的“真善美”维度转变

近代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9]139。工业文明中单向度的、直线型的科学实践,只注重发挥科学“真”的社会价值,强调科学对社会发展的物质实践功能和对人的精神解放的力量,忽略人类社会与科学发展之间的相互生成,形成“唯科学主义”的价值追求。系统生态思维指导下的文明范式,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论基础,决定了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不是相互对立关系,而是通过科学实践可以相互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即“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从而将社会发展“善”的价值与人类自身“美”的境界注入科学发展的逻辑之中。“人与自然相互生成”指导下的科学文化,遵循整体的、双向的、循环的实践路径,强调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目标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真的追求,实现社会发展的善的价值,达到人类自身美的境界,从而将“真善美”三维价值纳入生态文明理论之中。

实质上,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决定科学是按照人类自身的价值信念和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进行的有意识反映。人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人,决定了人类创造和使用科学改造自然的目的是造福自己而不是毁灭自己,人类是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这个过程本身蕴含着一种“真善美”的价值特征。但如何完整地发挥科学技术本身孕育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使人类自觉地、理性地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规律,就需要推进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完全实现。但科学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互动生成,不仅取决于科学发展本身,而且取决于科学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正如伯特兰·罗素曾指出的那样:“科学文明若要成为一种好的文明,在知识增加的同时,还应伴随着智慧的增加。只要人们明智地利用科学,在创造美好世界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几乎是没有止境的”[16]61。这为从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制度建构角度出发构建新的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向。

可见,变革工业文明时代“唯科学主义”只重“求真”的科学文化,建构一个包含“真善美”价值的科学文化应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蕴含着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要求。但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生活富裕”与社会“生态良好”的整体价值追求,就需要从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进行探索和努力。这就需要变革旧的科学文化得以生存的思想意识和制度土壤,建构适应生态文明的“新科学”文化,发挥科学在人与自然相互生成中的关键性作用,推进生态文明中科学技术“真善美”价值属性的整体实现。

(三)社会目标:推进科学发展与生态正义相结合的文明“范式”转变

马克思指出:“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7]128-129。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科学技术作为理性世界中的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的根本性活动,决定了只有推进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才是消除生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根本途径。在科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实现变革之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变革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系统生态思维下形成的“新科学”知识、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决定了科学实践下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科学实践本身就是消除科学带来的各种生态问题并实现内在超越的有效手段,是消除人和社会异化的有效途径。因此,只有大力发挥科学技术在推进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才能为生态文明社会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提出:“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18]389。

但传统工业文明中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决定了科学技术并非遵循和谐统一的实践路径,其被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的发展逻辑之中,最终体现为资本的意志和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逐利的工具和手段。这样的社会追求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发展面临全面危机。习近平指出:“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群一样生活,人类文明就要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19]118这正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以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逻辑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推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科学传播视域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应是在系统生态思维认识论指引下,发挥科学技术“真善美”整体价值,推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有机融合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将生态正义原则纳入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整体逻辑之内,将系统生态思维下的“新科学”观念、“真善美”整体价值、科学发展与生态正义相结合的科学实践,注入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实现对传统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20],为人类社会开创一种文明新“范式”。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1]62。通过对工业文明时代一系列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的逻辑分析表明,生态文明并非对传统的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22]34,而是对近代科学的方法、态度和关系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内在地包含着对工业文明中形成的“唯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伪科学主义”等的反思和重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应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之间关系的多维属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唯科学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23]11,建构起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科学观念、价值文化和社会目标,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四、结语

从科学传播视域出发探究发现,生态文明理论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对近代科学观念、价值追求和社会实践的全面超越,建构路径是推进传统科学观和“另类”科学观平等、多元地促进知识增长,推进科学“求真”价值向“真善美”多维价值提升,推进科学发展与生态正义相融合的进程。对科学传播视域下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互动融合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科学内涵,有助于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征程中,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保持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