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梦境叙事*

周 梧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文学写作的方式折射出作家观看世界的方式。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直言:“我所理解的写作是一种拉伸运动,它拉伸着我们的经验,超越它们,建立起一个更广阔的意识。”[1]B02她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被视为“波兰文坛的缩影”[2]28。不仅如此,她还推动了波兰文学的转向:“由关注波兰失去独立和本民族所受不公正待遇,转向将世界视作统一整体加以讲述”[3]128。关于托卡尔丘克讲述世界的新方法,除了被研究者反提及的“星群”和“温柔”之外,其梦境叙事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却是理解其文学创作当代性的关键。(1)已有研究从女性话语特质、旅行写作、碎片化和流动性叙述方式、日常生活书写等多个角度发掘了托卡尔丘克文学创作的当代性价值,参见:Urszula Paleczek.Olga Tokarczuk’s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Gendered Language in Feminist Translation [J].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 2010(1-2) :47-57.James Wood:. Flight, A Novel That Never Settles Down[J]. The New Yorker, 2018(10).Hanna Gosk. Narrating Everyday Life in Polish Prose of The Late Twentieth and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J].The Polish Review, 2007(1):101-114.刘剑梅.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J].小说评论,2018(6):64-74.赵祯. 空间叙事视角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解读[D],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黄炜星.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文体实验[J],当代外国文学,2020,41(3):139-145.刘宇欢.试析《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叙事策略[J],北方文学,2020(12):62-63.作为曾经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师,托卡尔丘克对现实的理解和书写深受分析心理学的影响,这些理解熔铸成独特的梦境叙事,创造了颇具当代性的梦幻时空体,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之中。

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房子”喻人的心灵空间,且以“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切换凸显梦境与现实的关系。恰如小说译者所注意到的,“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翁是梦”[4]5,以梦为主体的叙述方式影响着叙述者对经验的呈现,体现了托卡尔丘克的整体创作理念和写作风格。在这个“崭新广阔而又混乱的世界节奏之中”,在其“混乱交叉、不稳定性和流动性”[5]15中,梦体现着一个人对现实最真实的触感,因而也成为作家呈现内在经验的理想方式。由梦折射的现实是变形、夸大和他者性的,其中却包含着存在最本质的内核。托卡尔丘克拥有女性和心理学研究者特有的细腻敏感,荣格的馈赠无疑增强了这一特质。分析心理学的三个关键词“原型”(archetype)、“共时性”(Synchronicity)、“个体化”(individuation)这三个概念经由托卡尔丘克的诗意转化,构成《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写作的三条重要线索。

一、梦与原型

小说开篇便以“梦”起首,叙述有关梦的“观看之道”。在现代心理学中,梦是另类的“载道”方式,人们通过阅读梦境,窥伺真理和意义。梦打破日常视觉的局限,成为人的第三只眼,这只眼睛能够穿透物质世界表面的隔绝,看到万物的运动和关联:

我看到树木用强壮的腿脚插进了泥土里,宛如静止不动的独脚兽。我看到的这种精致状态是表面的。只要我愿意,我就能穿透表象。那时我就能看到树皮下面活动的水和树液的涓涓细流,它们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循环流动。[6]1

小说叙事者是一个热衷于集梦的作家。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梦,梦是“我”观察世界的窗口,对梦的编辑则是写作的开始。“我”从梦中重复的情节、画面中节略出主题,并以“夜里的梦来命名白天”,如此,“夜晚的房子”便也是“白天的房子”,“这些统计资料……就像神奇的胶黏剂,能把那些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联系起来。……找到某种不可预知的预感和精确的计算法的意义。”[6]24-25这一段关于梦的总结道出作者本人的叙事策略:“作家的思想在于合成,他们坚持收集所有碎屑信息,重新将其粘合成一个整体。”[5]23梦境叙事的目的不在于写梦,而在传达一种突破昼与夜、虚与实、梦与非梦、意识与无意识、我的梦与他人的梦之界限的经验表达方式。

“小汽车日”与其他章节的联系典型体现了这种跨界。小说共112节,“小汽车日”位于第7节。表面上,“小汽车日”与小说前后章节都没有关联,它短小而别致,似乎单独描述了一次旅行见闻。(2)短短一页篇幅之内,叙事者交代了关于小汽车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小汽车几乎与森林融为一体,车罩子上“积满针叶”,“在前边的座位上长了一棵小桦树”,“方向盘缠满了爬墙虎”,“车内皮革蒙面上长满了黄色的蘑菇”,“车轮的一半陷在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中”。第二,这是一辆战前德国造的“小奇迹车”。第三,“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项发现”。第四,傍晚,从森林的边境地带驶出另一辆挂着瑞士车牌的小汽车,它关闭引擎驶入谷地,“夜里紧张的边防军带着手电筒跟踪它的辙迹”。第五,“早上,网络中出现了关于小汽车的梦。”参见Olga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M]. trans. Antonis Lloyd-Jone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2:26.叙事者看似句句不离小汽车,但关于小汽车的每一条信息却都语焉不详。说得越多,留下的空白也越多,这就使“小汽车日”成为整部小说疑点最多的一节:森林中发现的第一辆小汽车背后有什么故事?另一辆小汽车又从哪来,往哪去?既然“我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项发现,网络上何以出现“关于小汽车的梦”?“我”没有交代小汽车之梦的作者和梦的内容,梦中的“小汽车”与“我们”白天在森林中看到的小汽车是不是同一辆,或者是那辆傍晚自森林里驶出的小汽车?“小汽车日”以网络上的梦与我们的白日见闻之巧合收尾,似乎关于小汽车再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有趣的是,小说经过了71节之后,在第79节“府邸”又出现了“小汽车”的踪迹:封戈埃特岑一家世世代代都在府邸里,过着乌托邦式的贵族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府邸的安逸,幸好战前邸中的一位贵族“预感”到灾变的发生,提前在巴伐利亚买了一处与府邸环境相似的庄园。逃亡前夕,这位贵族去城市买药,药店老板提出把自己的小汽车借给他,“那是一辆黑色轻巧的德国‘小奇迹’小汽车,流线型的车体闪闪发亮,方向盘使用次数不多,上面还保留着制造厂包装纸的痕迹”[6]200。

这辆穿越时空的小汽车不仅打破了梦与现实的隔阂,也沟通着波兰的历史与当下。历史上的波兰命途多舛,曾多次经历边界的重置,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规模人口迁徙,制度、语言的更替在文化记忆中沉淀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作为战胜国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复西部和北部故有的疆土,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它却以丧失东部领土为代价,致使波兰成为战胜国中唯一缩小了疆域的国家,这不能不说令人匪夷所思。领土的变化引起欧洲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从波兰西部遣返德国的德国人达二百二十万,有四百万波兰人迁居收复的失地,其中大部分是丧失的东部领土的居民。”[4]10针对这一历史现实,托卡尔丘克的梦境书写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和现实主义手法。阿涅扎卡等研究者指出:“她创造了异位时空之文学意象,这种意象受到侵蚀、瓦解和空间之死的影响。”正因如此,“变形(transformation),作为存在的必要形式,也成为整套社会角色与人际行为的主题”[7]177。叙述者并未言明封戈埃特岑贵族世家府邸的位置,德国制造的“小汽车”或许暗示府邸所在区域曾是战前德国人的聚集地,封戈埃特岑会不会就是曾经被遣返德国者的一员?叙事者没有交代封戈埃特岑家族离开后发生的事,却在之后的章节讲述了战后返乡的“德国人”和“彼得·迪泰尔”的故事,以及由东向西乔迁的波兰居民“他和她”的故事;时隔多年,叙事者“我”与家人亦是小说发生地“新鲁达”的迁居之客,森林中驶出的另一辆小汽车挂着瑞士车牌,大约也是某个正在逃亡或归家的外乡人——那网络上的“小汽车”之梦是否在诉说着类似的迁移故事?“夜里紧张的边防军”是白昼与黑夜边界的守护者,他们以“光”(手电筒)追寻着“小汽车”奔跑的意象,正如叙事者“我”在白日见闻和网络阅读之间寻找联系,也如作为读者的我们在整部小说中寻找“小汽车”的线索,更像从历史中走来的波兰居民、德国游客——一切正在变成本地人的外乡人和正要成为外乡人的本地人。

林间飞驰的小汽车是打开整部小说章节的一把钥匙。在文学传统中,“森林”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他界”(Other land),在心理学意义上,消弭界限、蕴含“转变”(transformation)生机的森林正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小汽车”在天空与大地的图案交织而成的伪装物之间隐藏起来,融化于森林的小汽车就像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梦的谷地幽微深邃,“陷在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中”的小汽车飞驰在众人的梦里。,对梦的编辑构成着《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语法,这种语法不仅体现于每个碎片化文本的选择,更体现于片段章节的关联之中。这种关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联系或因果规律,而是“从事件的微小粒子中推导整个星丛”的智慧。“在这些月份、年份、时代中,人们以相同的、始终如一的节奏做着相似的梦”[6]25,“小汽车日”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不是单纯日间的见闻,而是以梦命名的时间,作为“温柔的叙事者”对现实的重新整合。

梦的视角是托卡尔丘克所言“温柔的叙述者”的视角。它“形成一个立点”,提供可以“众揽万物”的视角,这种角度就是小说中所写之“纯粹的看”:“我看到谷地,谷地里有幢房子,就在谷地的正中央。但这既不是我的房子也不是我的谷地,因为二者中任何一件都不属于我,因为我也不属于我自己,甚至没有我这么个人。我看到环形的地平线,它从四面八方将谷地封闭了起来。我看到汹涌、浑浊的湍流,从山丘之间流过。”[6]1司空图论诗有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8]1在托卡尔丘克笔下,“象外”之于梦,就是抹除了“躯体”和“名字”的“纯粹视觉”,“环中”则对应于超越自我和时间的虚空化境,这是梦的世界,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世界:

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我梦见,我是纯粹的看,纯粹的视觉,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我高高固定在谷地上方,戳在某个不明确的点上,从那里我看到了一切或者几乎是一切。

我在做梦,我觉得时间走得没有尽头。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我也不期待任何新鲜事物,因为我既不能得到它,也不能失去它。夜永远不会结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甚至时间也不会改变我看到的东西。我看着,我既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也不会忘记我见到过的一切。[6]1-2

梦中的意象是产生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荣格派分析师艾丁格(Edward F. Edinger)指出:“人类心灵不只有自我,还有非个人的向度、历史向度,甚至是宇宙向度。”[9]28这一非个人的向度便是“集体无意识”,如荣格所言,集体无意识可被看作一个“集合人(collective human being),它包含着两性的特征,超越青年和老年,出生与死亡,并且具有一百或两百万年的人类经验。……无限多次地生活在个体、家庭、部落、国家的生命中”。“集体无意识不是一个人,而像是永不止息的河流或意象的海洋,在梦或心灵的反常状态下进入我们的意识中。”[10]453托卡尔丘克对梦的认识与荣格一脉相承,她认为,梦具有非个人的向度,它触及过去、当下和未来,又超越于时间,凝结为永恒性的原型意象,“梦境包含我们必须面对的过去几代人的共同经验”[1]B02,就此而言,“小汽车”正是由集体无意识中浮现的原型,这一原型跨越“网络上的梦”的每一个节点,如碎片聚集为星丛,使“我们的故事能够以无限的方式相互参照”[5]27。

二、梦与共时性

梦境最适于表达言不能及的事物,在“沉默”一节,叙事者说道:

我不认为我一生中说过什么真正重要的话。要说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总是缺乏词汇。(我做过一份我所缺乏的词汇清单。我最缺乏的是词意上可以放在“我预感到”和“我看到”之间的动词。)[6]259-260

“我预感到”意指主观心理的感知,并且这一感知有一个朝向未来的时间维度,“我看到”则指向客观发生的事件,在时间维度上侧重于当下。叙事者敏锐地发现,在主观觉知与客观事件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同样,当下和未来之间亦非泾渭分明。

分析心理学中的“共时性”概念恰好对应于“我预感到”和“我看到”的中间状态。荣格以“共时性”描述“两个或者多个事件有意义的巧合”[10]655,这些有意义的巧合同时涵盖主观事件和客观事件,梦境、幻觉、灵视中的图像源自超越于自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属于“预感”的范畴,日常行动、历史事件、天象变化属于“看到”的范畴,当“预感”的事件与“看到”的事件多次发生重合,便构成“共时性”所指代之“非因果性的联系原则”[10]541-545。依托于“共时性”概念所传达的经验感知方式,集体无意识为根基的“梦”便不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虚空幻想,作为“纯粹的看”的梦亦居于“预感”和“看到”之间,它的运行原则迥异于康德意义上的时空观和因果律,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历史和宇宙之间密不可言又难以否认的复杂关联。在梦中出现的诸多内容中,“死亡”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死亡既是具体的、现实的事件,亦是人之梦中所见、心下所感,它与时间一样久远,不断到来,一直在发生。

以“巧合”述“必死性”,最为典型的当属关于“彗星”的描述。小说第33节以“彗星”为题,而彗星的影响却遍布所有章节,碎片化的叙述碎片式地折射着这一天体具有死亡意味的象征。“傍晚R进了城,而我去了玛尔塔那里。山隘上方悬着一颗彗星——停息在降落的过程中,一动不动,在空中放射出这个世界陌生的凝固了的光。”“城里的人都站在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彗星”[10]102;弗兰茨·弗罗斯特“从广播中听过到,某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新出现的天体与人们生活的变化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彗星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弗罗斯特“感到有些事不那么正常”[6]123-124,人们的面孔变得模糊,纺织物摸起来也不一样,菜肴的味道也起了变化;R在一场车祸中伤了鼻子,痊愈之后,“总感到有一股奇怪的气味”,“既不令人喜欢,也不使人讨厌,有一点发甜,又有一点酸涩”,“这种气味不是物的固有特性”,“它存在于所有别的气味之中”,“这是死亡的气味,是他的小汽车撞伤基尔牌载重汽车的那个瞬间感觉到的死亡的气味”[6]133-134。这颗新发现的行星会发送可怕的噩梦,弗罗斯特梦见妻子用红色的毒蝇菌毒死了儿子,后来,战争爆发,弗罗斯特应征入伍,他的儿子真的死于妻子误采的毒蝇菌。出征前,弗罗斯特还梦见更为辽阔的末日之景:

谷地是另一种样子,显得更加昏暗,谷地里的树木变得更大,但是树木之间没有房屋,只有齐腰的青草。小溪干涸了,群山削掉了自己的尖峰,变得矮而敦实,仿佛是老得秃了顶。没有路,也没有人。[6]125

死亡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神话,相似的末日之景亦在小镇其他人的经历中浮现。玛尔塔“曾见到谷地,谷地上方悬着低矮的橘红色的天空。这个世界所有的线条都不清晰,连阴影也是模糊的,投射在这一切上面的是某种陌生的异化的光”[6]210。追寻梦中情人未果的克雷霞找人算命,占卜师闭目凝神,他的眼球忽左忽右地转动,仿佛看到事物内在的发展前景:

占卜家看到了浅灰色的谷地,而在谷地里看到了残留的城市和村庄。画面是静止的,没有生命的,化成灰烬了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褪色,变得苍白。谷地里的天空是橙黄色的,低矮而轻灵,犹如帐篷顶。没有一样东西在动,没有一丝风,没有一丁点生命。树木使人想起石柱,仿佛盯住过罗得之妻的目光也同样盯住过它们。他似乎觉得听见了树木在怎样轻微地爆裂。那里既没有克雷霞,也没有他自己,也没有别的任何人。[6]41-42

每个人的未来都与共同的、总体的未来融为一体。Hanna Gosk指出:“不确定的、隐藏事物的不可表达性、非同质化的日常生活恰好构成《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中心。”[11]110而死亡则是隐现于日常生活中的永恒主题。死亡不是结局,而是生命内在发展的一个部分。它隐藏于日常生活的瞬间之中,也是在永恒之中不断被重复的事件。作者借圣女库梅尔尼斯之口言时间的最后时刻:“是时间阻碍光亮照到我们。时间将我们与上帝分开,只要我们在时间里,我们就受到禁锢,让黑暗随意摆布。直到死亡将我们从时间的镣铐里解脱出来。”[6]136如此,人生一世,不过暗夜一梦,“我们的最后审判将是惊醒,因为我们只是梦见了我们整个的生活,设想我们是活着的”[6]137。

正因为生者不可能真正叙述死亡的经历,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对死亡的描写则无疑源自“看到”与“预感”之间的存在,这也使得具有“共时性”特征的梦境叙事成为思考死亡的绝佳方式。如托卡尔丘克所言,井井有条、现实主义的方式不足以完整地表达世界,“梦是对原始思维方式的锻炼”,通过叙写梦,人们得以触及那些“模棱两可、怪诞的、完全是语言之外的东西”[1]B02。这也正是神话的作用,神话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将主体与客体、当下与未来关联在一起:“中世纪,内在意义‘举目即是’,你抬头遥望夜空,整个苍穹、所有星辰都充满了活生生的故事和情感。但自伽利略以降,所有东西都逐渐内缩到自我当中,原来活在天空的事物,如今只能活在我们心中”[9]41。关于彗星的传说、见证、感知和猜测构成新鲁达小世界中难以抹去的神话,在这刚刚被发现、其本质尚未被人所知的天体之名下,人类的日常知觉、历史事件和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所酝酿的变化都进入神秘而错综的联系之中。

三、梦与个体化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相当的篇幅都与“爱”的主题相关,其中,“阿摩斯”和“他和她”的故事尤具有代表性。第8节“阿摩斯”讲述女高管克雷霞寻找梦中理想恋人的故事;101、103、104节讲述一对原本相爱的夫妇“他和她”在遭遇婚姻危机后与幻想中的恋人相爱的故事。这是两个不甚明亮亦不甚明了的故事,主人公以梦境和幻想中的恋人为追求对象,他们的爱情皆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要从梦幻入手书写爱情?如果梦幻只是虚妄,何以人们总是以“梦中情人”召唤伴侣?如果梦幻不止虚妄,它们又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价值?

以心理分析学视角观之,爱情不是与整个心灵发展过程相伴生的象征性事件,这一过程被荣格称作“个体化”。“个体化”与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我”息息相关。荣格认为,人的一生是不断由“自我”(ego)向“自性”(self)靠拢的过程。“自我”是意识的中心,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工作、义务、习俗建制不断巩固一个与外部世界秩序同构的“自我”,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在“自我”走向稳固的同时,集体无意识中亦酝酿着成长的另一条线索,那些不被外部世界秩序认可的价值、在自我建立过程中被遗漏的意义则以梦幻、意象、游戏与神话的形式与人们相遇[12]139。正如小说题目“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所喻,精神的发展要不断经历介于黑与白、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对极互动。所谓“自性”,指的是意识和无意识的整体,象征着整合对极于一的理想状态。在此过程中,主体不断进行着向内与向外的往返跑,以梦境喻指现实,又以神话书写“自性”。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个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重要原型,阿尼玛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形象,阿尼姆斯是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形象[13]16-17。二者与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无关,而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是在“夜晚的房子”中隐而不现,却时时牵动和影响着“自我”的精神存在。其作用是补偿主体自我意识到的属性,恰如伍尔夫所言“一切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以心理学的语言述之,便是主体通过个体化,能够在精神中整合对立的人格属性,最终超越性别政治,成为独一无二的“我”(Self)。以“个体化”概念观之,爱情故事便不仅是“我”与“你”的关系,也是“我”与集体无意识内在世界中原型的关系,是“自我”(ego)与“自性”(Self)的关系,主体的寻爱之旅亦成为个体化过程的象征。

在“阿摩斯”一节中,情人“阿摩斯”并非现实中的人,而是女主人公克雷霞个体化过程中所遭遇的“阿尼姆斯”原型的象征。现实中的克雷霞是新鲁达合作银行信贷部总管,也是家庭生活的顶梁柱。她中年、独身,养家糊口的责任与社区财产的管理职责使她发展出“掌控者”的人格面具(3)人格面具是人们与外界世界往来所形成的原型,由社会习俗规范构成。为了形成人格面具,主体往往压抑精神中的其他人格元素,导致人格不平衡发展。。然而,“掌控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梦境,夜晚,一位名叫阿·摩斯的男子忽然而至,他“知道有关她的一切”,并且对她说:“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我爱上了你。我爱你”[6]27-28。这一出人意料的表白令克雷霞“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被人专断地、不由分说地、无条件地爱着的滋味”[6]28,“思绪是多么杂乱无章……世界又是在怎样游移和失去具体的可知性!”[6]30荣格认为,当自我意识中某些人格要素过于强大,无意识就会出现以矫正“自我”的偏执。梦中男子是克雷霞的阿尼姆斯,他以强硬的态度出现,迫使克雷霞在爱情中习得“失控”的智慧。因此,尽管痛苦不安,克雷霞还是踏上寻爱之旅。可是,当克雷霞追随梦的线索找到现实中的“阿摩斯”时,才发现他与梦中的男子不仅名字不一样,性情亦不相同,就连梦中的爱情圣地“马里安德”在现实中也变成下三烂聚集的酒馆。经过短暂的浪漫之后,克雷霞告别“阿摩斯”,回到自己的城市。

克雷霞的爱情故事道出爱情中的心理关系。一段爱情由主体向外投射内心的阿尼姆斯(或阿尼玛)原型而生,所谓“梦中情人”的心理学内涵正在于此。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当“我”能意识到我在对方身上投射的精神要素和对方的他者性时,稳固的爱情才得以建立。爱情关系是个体化旅程的必经之路,克雷霞以梦为伴,踏上旅程,虽然未能寻得梦中佳偶,但这次经历使她意识到内心的阿尼姆斯,并由此向更为深刻和本质的“自性”更进一步,这是她收获爱情的重要前提。“梦总是有意义的,从来不会错,是现实世界没有成长到梦的正常状态。”[6]36读懂了梦的内涵,也就读懂了现实。

与“阿摩斯”类似,小镇上“他和她”的故事也通过爱情危机道出个体化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爱情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事件,“他和她”跟随战后由东部西迁的人们来到新的聚居地开始新生活,爱情也在日新月异的垦殖中滋长,认识不到两个月,他们就结为夫妻。可以说,他们的爱情与新垦地秩序的建立形成同构的关系。荣格指出,个体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应于人的前半生,人的“自我”不断向外部世界伸展,寻求与社会秩序的同一,组建家庭、工作、交际都被纳入这一秩序中。但人的一生如日行天际,不可能永远上升和扩张;到了后半生,集体无意识中与前半生所建构人格相对的因素开始苏醒,生命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情愿与否,整合内在对立因素都是后半生的任务:“个体化的实际过程——自我与自性达成协议——通常以人格受到伤害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作为开端”[12]145。这一由外向内的转折往往带来爱情危机,他和她的故事正是如此。曾经,他们的爱情是同一的和谐之乐,但是有一天,这种和谐萎缩成沉滞和庸常,“就在某天早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变得与现实不一样,变得暗淡了”[6]254,心理现实的变化使日常现实变了滋味。与之相应的是,她的卵巢出了问题,她一次次去医院,寻找“内里”的问题。此处,托卡尔丘克做了一个有趣的设置,她让“他和她”同时产生婚外恋情,但这恋情不同寻常,他们的情人有着共同的名字:“阿格尼”,他们被阿格尼们吸引的原因也类似——阿格尼代表着与之过去的生活、伴侣甚至自我完全相异的存在:对他而言,“她完全是个外人,仿佛她是用另一种泥土捏出来的,可正是这种新异的陌生性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发狂。……他对她比任何人都更乐于讲述有关自己的事,从那些叙述中他也逐渐发现了自己”[6]255-256。而对她而言,“她的丈夫就像是她自己,在相互触摸中不会撞击出火花”,“阿格尼关注的只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他就是最真实的了”,“稳定可靠而又坚实”[6]265-266。

托卡尔丘克刻意虚化“阿格尼”的存在,“他”和“她”不知道“阿格尼”从何而来,他们忽然出现,陪伴他们,不作任何承诺,又忽然消失,一去不返,空余“他”和“她”绝望神伤。然而,阿格尼越是虚化,便越发真实,他/她仿佛从时间的深处走来,是个体化难以逃脱的宿命:“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认识他多年,自孩提时代,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在出生之前便已认识他了。”[6]258“他觉得她那对纯净、充满活力的眼睛似乎变得有些凶残贪婪起来。他似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眼神。”[6]270在阿格尼身上,飘着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魅影。在荣格看来,这一对原型意象是宿命性的,主体在个体化的第二阶段被内在的对立因素所纠缠,正如一脚踏入爱情的泥潭。托卡尔丘克则借“她”之口表达类似的观点:“时间流逝并且会改变一切。有大战争和小战争。那些大战争会改变世界,而那些小战争会改变人。”[6]263个体化是一场持续的战役,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在原型的启示下活出内在的另一个自己。“他”和“她”未能看到婚姻危机背后所示之人格转化的契机,而是在危机中沉沦,退缩到无意识内心的幻想世界。他们或依附于循环往复的日常琐事,空洞地活着:“让我们再一起坚持”[6]276,或将自己和对方变成坟墓,希冀在死亡中获得解脱:“他觉得他再也挺不住了,他会从内里死亡,他的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妻子——这个忧伤的、会动的物体都会死去,甚至时间也会死亡”[6]272。借助个体化概念,我们看到,“阿格尼”正如“阿摩斯”,对主体而言,他们是理想的恋人,亦是诱惑和幻觉,关键在于主体如何处理自我与阿尼玛/阿尼姆斯原型意象的关系。荣格认为,人们应当充分吸收原型所携带的信息,整合对立的精神要素,进而努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一潜在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白天的房子里上演的戏剧正是夜晚戏剧的延伸。而另一方面,夜晚的记忆亦不可取代白日的作为,恰如爱情,个体化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端看“自我”与“自性”的博弈与共振。

四、结语

梦是精神的镜像,因而释梦者为我们提供的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诠释之道。作为精神现实的呈现,梦的语言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象征的、隐晦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直接的,真理式的。这悖论的二者何以同时并存?根据荣格对“象征”的定义,象征的语言借助神话、民间传说和宗教意象等元素,表达未知、神秘且不能领悟的事实[14]360,它是梦与集体无意识的语言,亦是文学所青睐的语言,言世间常理未现之联系,明精神变化之实质与根本。梦的语言避免了理性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压抑和言不由衷。在梦中,灵魂直接开口说话,如果一个人理解梦的重要性,便能拥有对于人类精神最为独特的直观。梦勾连起生活的昼与夜,意识与无意识,同时还桥接个体心灵与集体记忆。人类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决定着个体命运的走向。经由这些联系,“我”的故事便同时是“我们”和“他们”的故事,梦境叙事也成为托卡尔丘克为当今世界提供的讲述故事的“新方法”。

关于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者身份和梦的诠释所揭示的意义,托卡尔丘克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在题为《温柔的讲述者》的演讲中直言“故事”对于“世界”的意义:“当故事发生了改变,这个世界也随之改变,就此意义而言,世界是由言语组成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不仅不会讲述未来,甚至不会讲述当今世界飞速变化中的每一个‘现在’”[4]11。托卡尔丘克强调第一人称叙事在人类叙事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用第一人称写作故事似乎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发现之一”[4]12,由此,自我的发现、讲述“我”的故事对于把握世界便具有独特的意义。自笛卡尔以“我思”标出人类的存在之后,人的主体性便成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必要视角。托卡尔丘克则说:“甚至于,如果我说‘我不存在’,这句话里的第一个词也是‘我在’——这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奇怪的词语。”[4]11现代心理学对无意识的发现扩充了人们对“我”的理解,身为曾经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师,托卡尔丘克对“我”的理解远超启蒙语境,“我”不再是自我意识、理性、秩序所规范的狭窄领域,而指向分析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性”(Self),即包含了自我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整体[10]203。其中,“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经验的基质,也就是一切故事的开端,荣格以此概念强调人类经验之互通,作为集体无意识之呈现的梦境,其所指既是“我”,亦是“非我”。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铺陈梦境,翻转意象,书写神话,与其说小说以“梦”为主人公,不如说叙述者是一个拥有梦之视觉、触觉和语言的人,小说的叙述方式和意义呈现也由此受到影响。

梦境叙事不仅仅是以梦为描写对象的写作,它吸收分析心理学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在组织、表达和诠释经验方面已经构成一种崭新的文体。集体无意识是荣格释梦的核心,在此概念的统筹下,“原型”带我们穿越碎片化的经验,抵达一个故事之间可以相互参照的文本时空;“共时性”强调心与物的共振,当下与未来、个体与宇宙在梦的“预言”和“见证”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体化”则打破“我”与“非我”的界限,在“自我”向“自性”靠拢的过程中,人们得以不断扩展意识的外延,成就更为本质化的、内在的“我”。

梦是自然,是现实,是摹仿的对象,梦之“原型”“共时性”和“个体化”亦成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不可或缺的一维。从阅读连缀于网络上的碎片化的梦、描述主人公“我”的奇异梦境,到通过梦境勾连古今时空、窥伺末日启示,再到将梦转变为现实,在日常男女的身上读解灵魂之奥秘,托卡尔丘克通过女性集梦人的梦境叙事成为她所主张的“温柔的叙事者”,她以对现实背景中每一种模棱两可、朦胧不清的可能性之惊人的洞察力,构建起深合当代经验感知模式的梦幻时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