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2023-03-12 08:22李志丹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译员外交语言

李志丹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 河南·信阳 464000)

外交翻译①与官方层面的对外交往相伴而生,对维系国家间关系,推动人类文明互鉴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近邻众多且经历漫长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 先秦②时期,我国与不少国家/民族间已建立官方往来,以分封制为基础的“朝贡” 制度, 不同部族间语言差异带来的交流障碍,催生了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外交翻译的萌芽。 马祖毅、黎难秋、方文华、Rachel Lung(龙惠珠)、谢天振、何绍熊等学者编著的翻译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虽不同程度涉及先秦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发展史料,但着墨不多,尚未勾勒出明晰的外交翻译发展史研究框架。 将翻译史研究的现当代思考与先秦古籍中蕴藏的碎片化的外交翻译史料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梳理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的发展脉络,总结其主要特点,勾勒其研究重点,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宏观的外交翻译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许钧认为,翻译史主要研究过去和现在发生的种种翻译现象,重点包括翻译活动、翻译事件、翻译人物、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等[1]。 依据许钧对翻译史研究的解读和定位, 以及国内翻译史学术研究实际,中国外交翻译史研究应聚焦翻译史研究的中国国别史部分, 重点关注官方层面的外交翻译活动、外交翻译事件、外交译员发展、译员管理与服务、外交翻译流派、外交翻译文献等,旨在通过梳理外交翻译史相关的语料,点面结合,古今连通,再现外交翻译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完善系统性的外交翻译史研究框架。

一、我国有文献记载的外交翻译起源

学界对我国外交翻译起源的判断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模糊性推理。 大都依据《外臣部·朝贡》“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2]1-2的记载。 从表述上看,“于夷”“方夷”皆为域外民族,鉴于来夏的使者属不同语系,推断必有译员协助,方能顺利完成既定的外交使命。 依据古籍推断我国外交翻译起源,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语焉不详,也缺乏关键性史料的佐证。二是史料性论证。主要援引《外臣部·鞮译》中的记载:“周公居摄三年”(《外臣部·朝贡》记载为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2]2史料详细描述了“越裳国”借三名“象胥”(译员)的多重翻译进行外交活动的过程,也是学界认为我国有明确记载的译员参与官方对外交往活动始于周代的主要证据之一。

如果从周朝算起,我国有文献记载的官方外交翻译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 世纪。 不过,受先秦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质量不高,史料性记载不够丰富等因素的制约,本文针对这一时期外交翻译史发展的梳理并未涵盖上文提及的全部规定性主题,仅从外交翻译实践、译员群体、翻译管理和服务等方面展开,但基本能展现其发展脉络与主要特点。

二、先秦外交翻译实践的历史书写

(一)服务于中原政权的周边外交

先秦时期官方对外交往对象以周边部族和小国为主。 《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下文简称 《朝贡》,同类型文献省略方法同)曾载:“夏后(“后”与“君主”同义,“夏后”即夏王)即位七年,于夷来宾”[2]1-2,《竹书纪年》载“后芬(夏朝第八位帝王)即位,三年,九夷来御”[3]59,商朝“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2]1-2,《总序》载周朝“武王伐纣,羌夷会于牧野,肃慎来献”,《朝贡》载“周武王克商,西旅献獒”,“宣王时,追貌之国来献”,《盟誓》载春秋时“鲁隐公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供及戎盟唐”,《汉书》载(周宣王)“是时四夷宾服”等[4]1[5]3。 基于上述史料记载,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早在我国夏商时期,中原政权已与不少周边小国建立了官方往来,而彼此的语言沟通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种官方往来不可或缺的载体。

这一时期,对外交往活动聚焦周边,造就了先秦外交翻译的区域性特征,而这种区域化特征则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朝贡制度的助推。 不论是以四夷藩国称臣纳贡、中原朝廷册封赏赐为基础的松散性役属关系,还是始于周朝的带有浓厚的原始部落军事结盟色彩的畿服制度,以及周朝确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制度观念,周边是中原政权最容易辐射到的地方;二是地理环境所限。 处于奴隶制时期的先秦,交通与信息传递并不发达,加之思想狭隘,对更遥远的外部地理世界缺乏足够的认知,自然也没有十分强烈的“对外探险”意识。

虽然中原政权对外交往意愿日益迫切,藩属国遣使来朝活动也日益增多, 但碍于不同部族间的语言差异, 译员参与的语言转换必然是双方或多方有效沟通的重要桥梁。 据赞宁[6]52推断:《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 显然,应对部族数量之多,译员分工之明确,是这一时期外交翻译的主要特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少数部族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先秦时期, 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添设译员, 本身就是中原政权彰显国威,凸显不对等政治权力关系的重要一环。

(二)外交翻译过程困难复杂

先秦时期的外交翻译, 语言转换次数之多,过程之复杂,史料多有记载。 无论是《尚书大传》载:“桀无道,囚汤,后释之,诸侯八译来朝者六国。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载:“汤有七名而九征。 放桀于南巢而还,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 ”《说苑·敬慎》载:“殷王武丁之时,……,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 ”还是《外臣部·鞮译》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 ”《汉书·贾谊列传》载:“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 累数译而不能相通”[7]115-117,“八译”“重译”“三象重译”“数译”等表述频繁出现。 不管史料对“译”的限定究竟是实指还是虚代,均反映了当时原语与目标语间的转换,需要借助第三种语言,甚至多语种间的转换才能实现的历史事实,外交翻译过程的繁琐性可见一斑。

这种复杂性既是当时外交翻译效率不高、沟通难度大的体现,也是多语种复合型翻译人才匮乏的生动写照。 而且原语特别是外交辞令经过多重转换,是否能忠实再现原意,是否会因译员无意或有意地不译、漏译、误译而引发外交冲突,恐怕要打上问号。

(三)以外交口译为主

《国语·周语》 曾记载:“夫戎、 狄, 冒没轻儳……,若禽兽焉。 ……,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8]65。 因传译“蛮夷”“反舌”(与正统汉语相反)之言,称译员为“舌人”。 《四库全书经部·钦定西域同文志》也曾解释:“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9]。 当时的“舌人”大体等同于如今的interpreter(口译员)。

当时外交翻译以口译为主,无外乎有四方面原因。 首先,作为文明程度高于周边部族和小国的先秦,况且以“简”(竹片)“牍”(木片)和“策”(用绳将“简”“牍”串成一卷)作为文字传递的载体,对于周边小国来说,文字载体自然弥足珍贵,加之文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缺乏同中原政权进行正常书面(文字)交流的条件,言语共同自然成为官方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 其次,相对于文字交流的诸多制约因素,言语交流更便捷,更利于提升效率,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外交口译的萌芽、 兴盛与发展。 第三,“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文化,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10]1。 也就是说,当时官方层面交流仅限“言语沟通”,也有中原政权凸显“上国”心态,彰显文化自信的政治考量。 最后,从社会学视角看,口译活动从诞生之时起就不仅仅发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 还发生在权势相距悬殊的部落、社群、国家和种族之间,口译员的在场使交际中的不平等关系得以凸显,他们自身也成为使权力关系得以维系、强化,或是改变的重要因素[11]。

三、先秦外交译员群体的历史书写

(一)称谓多样化

先秦时期,外交译员称谓多样化。 据《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12]。 先秦时期依据需要应对的不同方位/地区的语言,出现了“象(胥)”“寄”“狄鞮”“译”等针对译员的多样化称谓。 鉴于当时规模化、系统化的对外交往活动主要由官方主导,因此上述称谓主要指官方译员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应对南方语言的译员称为 “象”。 有学者考证称,周代时,中原与外族,尤其与南方外族的交往渐多。 “象”意为“相似、象似”,指中原话与南方话相像。 二是周朝中原无象,南方有象。 与南方商贸往来,周人看重象骨器物,需要借懂南方语言之人才才能沟通,故称译者为“象”,且有用“象”体型较大喻译员作用重要之意[13]。 “胥”指当时官府中地位不高的小吏,有“辅助”之意[14]。 很明显,“象胥”不仅指译员工作之重要,还印证了当时译员虽在朝为官但职位较低的问题。

应对东方语言的译员称为“寄”。 《周礼·义疏》记载的“云寄者,宾主不相解语,故寄中国於东夷,又寄东夷语於中国,使相领解”[15],道出了“寄”出现的时代背景,即中原和“东夷”语言不通,通过“寄”(语言转换), 方能实现相互了解。 《简明古汉语字典》对“寄”“托人递送或传达”[16]的解释,印证了上文对“寄”工作职责的判断。

应对西方语言的译员称为 “狄鞮”。 孔颖达疏曰:“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17]。 很明显,上文“鞮”乃“知晓,掌握”之意,结合先秦时期,中国对北方异族统称为“狄”来看,“狄鞮”乃知晓和传递北方语言的译员。

应对北方语言的译员称为“译”。 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疏曰:“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18]此处,“译”乃陈述叙说本土与外邦语言之意。 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19]赞宁[6]3的“译之言易也, 谓以所有易所无也”, 均将 “译”作“易”解,即变换之意,道出了翻译活动的手段与目的,增强了对翻译活动本质内涵的理解与阐释。

至于“译”为何能传承下来,大体有两方面原因:先秦时期,政权中心大都处于北方,以首都为中心的地域语言圈很容易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语言系统,相对于其他表述,以“译”为代表的翻译活动或译员身份更具保留和传播的主客观条件。 其次,从“今四方之官,唯译官显著者何也? 疑汉以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6]3,“今通西言,而云‘译’者,盖汉世多事北方”[20]305推断,“译”得以传承,可能与北方多战事,“译”字高频率使用有关,这也较为符合语言文字传承的基本规律。

先秦时期,不管称谓如何,译员“堂传达异国来使之语言”[4]2,即外交译员需通晓、转换异族言语,以达到相互理解的目标,与当今的译员在工作内容与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 同时,这一时期译员称谓多样化及明确的分工,也为这一群体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展现“一专多能”的职业特点

按照《周礼》对“象胥”“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21]的分析,以及《周礼·秋官·象胥》对“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亲和之。 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 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22]的描述,当时的“象胥”不仅执掌“传宾主之语”[20]305,还协助宾客之礼,招待各藩国来周的使臣,处理迎来送往等外交礼节性事务,系周王朝对外交往中不可或缺的联络者和“礼官”,具有典型的“一专多能”的特征。 至于外交译员如此多的技能是先天习得还是后天根据工作需要而进行的岗位培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三)社会地位普遍不高

春秋时期,借“象寄之才”周游列国的孔子对翻译/译员也颇有微词, 认为君王不必躬亲翻译 “小道”,如若有外交事务,“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2]4-5。《国语·周语》则记载,“夫戎、狄,冒没轻儳……,若禽兽焉。 ……,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8]65。 “舌人”只能身处庙堂之外,传译如“禽兽”般的“蛮夷”之言。 译官虽有编制,但品秩普遍不高,大都位于大夫(古代官阶名称,一般指从五品官员)与士(诸侯家臣)之下。

学界普遍认为, 封建时期译员的尴尬处境,与自古以来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的技术性工作和语言工具论不无关系[23]。从工作性质上看,封建社会流行一种普遍共识,即译员本来就是与小国、蛮夷打交道,实在没有值得尊敬的理由[24]。 另外,统治者对译员利用+怀疑的双重心理, 以及由此催生的针对语言技能出众的译员的防范与打压,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译员管理服务的书写

(一)外交管理制度化

先秦时期的外交管理大体分为三级制:君王和卿(级别和地位高的大臣)负责外交政策决策谋划,大夫(主管官员或专职人员)负责具体外交政策执行,“行人”掌接待宾客,有“大行人”和“小行人”之分。 《周礼》记载:“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25]890,893,由此可知,当时已有职业外交官的建制[26]。 又《秋官司寇第五·叙官》记载,掌接待四方宾客以及与诸侯和蛮夷交往的官员,共九职,担负语言转换的“象胥”也位列其中,只是级别和地位并不算高。

(二)译员管理层级化

《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叙官》曾记载:“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25]869,清晰描述了周朝外交译官的人员配置情况。 具体来说,外交译员分四个层级,共31 人,“士”大体等同于当时卿大夫的家臣,而“士”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下士”之下还有级别更低的“徒”。 层级化管理有助于各类人员各司其职,有利于人员的日常管理。 即使用现代眼光来看,也比较符合科学化的人员设置与管理。 只是,众多译员是否由“上士”统领,不同级别的译员如何分工,晋升通道是否顺畅等问题还有待考证。

(三)翻译培训常态化

《周礼·秋官·大行人》曾记载,“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 ”[27]每七年要把诸侯国的“象胥”聚集起来进行雅言培训,传授官方外交辞令,开启了译员集中业务学习的先河。 除培训间隔过长外,培训方式究竟是系统学习还是短暂充电, 是宏观政策校准还是微观知识充实,是专门的学校(机构)培训还是松散的讲习研讨仍待考证。 另外,身居庙堂的外交译员如何选拔,选拔标准如何,是否有定期的思想政治与业务能力培训还需进一步挖掘。

结 语

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文明时代的先秦时期, 分封制的确立以及强烈的对外交往意愿,为外交翻译的起始、探索与发展提供了契机。 总体来看,先秦在外交翻译实践、外交译员群体发展、译员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展现出的鲜明特征,以及作出的实践探索对后世外交翻译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不过,受可获取史料限制,本文仅仅提纲挈领地梳理先秦外交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部分翻译史研究的规定性主体尚未涉及,部分悬而未决的学术争论还需要深入挖掘,这也为后续学界的先秦翻译史书写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多的期待。

注释:

①作为专业术语,“外事”“外交”在基本含义、行使权利主体、性质、代表的利益、地位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鉴于本文主要探讨中央官方层面对外交往活动的翻译行为和实践,因此选择“外交翻译”这一术语。

②“先秦”,顾名思义,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所有历史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本文取其狭义,特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几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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