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付秀莹《野望》的新时代乡土叙事景观

张继超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野望》是河北籍作家付秀莹在20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品一方面延续了2016年问世的《陌上》的创作特点,力图贴近农村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的思想意识,来述说“芳村”一年中的大事小情和“芳村”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更具时代精神的新质地、新内涵。与《陌上》集中表现乡村妇女的命运遭际和心理体验不同,《野望》的关注视野更为广阔。付秀莹不单纯是书写静止的乡村中的纷纭人事,还有意识地将一个个血肉丰盈的人物放置到“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细致刻画,人们的得失悲喜往往是农村社会历史性变动的结果。如将两部小说进行更深入的比较,不难发现,《陌上》主要着墨于呈现农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纠葛,并揭示这些情感层面、伦理层面的关系网络是如何桎梏乡村女性的生命可能的;而《野望》则注重探究人与时代的双向互动,描绘新时代农民生活状况和心灵结构的良性变化。即如王尧所说:“《野望》中不再单纯呈现出如《陌上》中关于四季轮回中的恒定式的精神原乡的想象,而是在二十四节气的时间变化中,对‘事件发展’进行了‘实践性’的推进。”[1]就此而言,《野望》实质上已不仅是原汁原味的“风俗画”,它还暗含着某种隐微的“史诗性”品质。小说对时代特征的体察和反映,呼应着主流话语的洪亮号召,使之成为了真正的“新时代乡土叙事”。所谓“新时代乡土叙事”,并非简单的基于时间标识或题材范畴的类型划分,而主要是指那些深刻把握新时代的整体风貌,精心熔铸新时代的昂扬精神的叙事作品。究其核心要义,应是“着眼于变化了的当下中国,也就是‘新乡土’的故事”[2]。新的时代赋予“乡土叙事”新的观察视域和表现内容,并对其叙事视点的设置、叙事时间的掌控、叙事空间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塑造、总体风格的营造等文本内部的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笔者看来,由于《野望》所体现出的文本内在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其价值也许要超过一般的“新时代乡土叙事”。一方面,《野望》集中呈现了新时代乡土叙事的多重困境和内在张力:乡村现状与文化传统的断裂,外部力量的变革可能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自足特质之间的扞格,“原生态”书写与“去污化”追求的矛盾等。而另一方面,小说经由深入开掘农民存在状况的内在本质和影响因素,采取间接性的叙述方式并注入大量抒情性因子,文本内部的诸多对立方面达到了互容共生的理想效果。可以说,《野望》是一部现实主义品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并有,典范性与新颖性兼具的新时代乡土小说,它在某些方面昭示出乡土文学发展的新进路和新可能。

一、新时代乡土叙事与文化传统

(一)乡村现状与文化传统的断裂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过历次革命和建设运动的洗礼,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中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因外力的猛烈冲击而逐渐走向解体,行之有效的全新的规范机制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农民思想中由朴素的生存欲求衍化而来的逐利倾向因之日益膨胀。这反映到具体生活中,就体现为农民对物质的耽溺和对传统的淡漠。贺雪峰称此种现象为“农民原子化”[3]。进入新时代,“农民原子化”依然是推进乡村发展必须正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样地,这也是“新时代乡土叙事”不得不去缝合、疗治的一道醒目的伤口。《野望》着力于凸显乡村现状与文化传统断裂的表象下潜在的血肉联系,在更高的维度上重新审视和把握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的本质特征,从而揭示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处十分稳固的积极面向。

表面上看,《野望》所展现的皆是乡村社会的价值失落和农民的物质狂热。如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基础不再是两情相悦,而主要系于双方物质条件的相互匹配。磊子和小少的婚事就是典型个案。即使女方口头上声明择偶的标准是“要正派人家,清白可靠,穷富倒在其次”[4]284,可一旦女方获悉男方的财力无法达到其预期时,男方就难免要遭到苛待——“人家横竖不说,生是闹。当场就给磊子下不来台”[4]284。夫妻之间关系和睦与否也和家庭收入的多寡直接相关,以大坡和爱梨这对年轻夫妻为例,当大坡不肯外出打工时,“爱梨嫌大坡挣不来钱,动不动就跟他闹”[4]198,当小家庭的“光景好了”,二人的关系也随之转变,“他们小两口,好得很,黏糊得不行”[4]372。当然,尽管上述两种“唯金钱论”的状况多少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训诫,但它们毕竟有其合理方面,稳定的物质基础一定是保障一个家庭得以构成、得以存续的前提条件。而《野望》中真正令人感到骇目惊心之处是农民盲目逐利所导致的伦理窳败和违法乱纪。比如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中国文化中赓续两千余年的“亲亲”原则和“孝道”观念似乎变得不值一提。金芳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不是出于自己的孝心,而是为了赚钱,她可以因此而定期从小姑子香罗那里领取“误工费”[4]337-338。更有甚者为了钱竟敢铤而走险,逾越法律的底线。游手好闲的有子怀着“赢了不就发了”的侥幸心理,“没钱也敢上赌桌”,结果一败涂地,吃尽苦头[4]221。显然,不论是组织赌博者,还是参与赌博者,他们的行为都已经违背了国家的相关法规,并与“勤劳”“踏实”等传统乡土伦理背道而驰了。质言之,《野望》以精细的工笔刻画出陷于物质泥淖不可自拔的乡村众生相,其不动声色的描写风格,仿佛是在冷冷感喟着当代农民生活的道德失序,以及悠久深厚的乡土文化的渐渐凋敝。然而,《野望》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对农村现状的详实记录,除此之外,付秀莹还敏锐地发现了农民的存在状态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结。

(二)文化传统的再发现与价值重估

人头脑中的、生活中的全部内容都需要建基于传统之上,故而不可能彻底与其所从属的文化脉络相隔绝。正如黑格尔的观点:“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5]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说,‘过去’乃是规定着现在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东西……过去的传统把前代的创获传给我们,每一世代的文化成就都是人类精神对全部以往遗产的接受和转化,因此传统是每一时代精神活动的前提。”[6]因之,尽管当代农民的思想意识和处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旧有的伦理规范,但其生命存在和认知观念在本质上、在根底处仍然受到传统的浸染,甚至有时会与之保持同构。《野望》中最明显地体现出传统文化得以赓续的地方是农民对节令习俗的继承。确如一些信奉“文化进化理论”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民俗是不甘消逝的活化石”[7]。民俗一方面铭刻着旧时的文化形态、伦理秩序、价值信仰的遗痕,负载着关于先民和历史的深厚记忆;另一方面也顽强地介入当下人们的生活,且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心灵结构。小说对“寒衣节”的展示即为一例——“芳村这地方,农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天冷了,家家户户要给故去的亲人送寒衣”[4]349。虽然寒衣往往已不再是农村妇女们亲手裁就,而是从集市上买来的,但其中所包孕的脉脉温情却与往日无异,一样蕴含着人们对逝者的不舍和慰藉,“是惦念,也是牵挂。是叮咛,也是问候”[4]349。除却传递朴素而真挚的思念之情,“送寒衣”还是中国农民独特的生死观的曲折表达。对于他们来说,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彻底完结,反而更像是责任交接的客观契机。至此他们一生的劬劳告一段落,其生命价值则需要在子孙的追怀与哀忱中得到确认和彰显。所以,活着的人给亡故之人(主要是祖先)送去寒衣,是对后者存在意义的肯定,也是对自我生命理想的塑形。此外,“寒衣节”还是芳村人感知时间的重要标识,它标志着冬季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将尽:

大街上,产业大道上,田间小道上,地头上,到处能看见送寒衣的妇女们。远远的,人们彼此打着招呼。

冷了呀?

是呀,冷啦。

又一年!

可不是,又一年![4]356

在这里,寒衣节一类的节令俨然成为了农民们调整生活节奏的依据,“送完寒衣,人们好像才放下心来,预备过冬了”[4]358。而作为每章的题目串连全书的二十四节气更是农民规划农业生产的基本参照,世世代代的农民即使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人生境遇,可他们总要按照节气的指示来耕耘、种植、收获、贮藏,他们的生命体验在这一层面形成一种深沉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根源于农民的存在方式在本质上与自然的密切关联——不论时代如何更迭,世事如何变迁,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总是无法脱离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只有遵循稳定的自然规律才能获得理想的产出,其相应的认知和感受也因之具有了某种同一性。《野望》虽然几乎不涉及对劳动场面的直接描写,却有意突出了节气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得以窥见农民的存在本质和生命体验中那些恒常不变的因素。并且,也正是因为农民普遍有着上述这种独特的生死观和生命存在的相通性,所以其心灵中容易生发出一种可贵的坚韧与达观,以容受人生中一切不期而至的苦难,他们相信“一家一家的,都这样……一辈儿一辈儿的,都是这么行着的”[4]211。应当说,付秀莹对农民生活里的传统因素和积极面向的发现与展示,为农民庸常的现实存在状况赋予了庄严厚重、昂扬向上的深刻内涵,规避了“乡土叙事”易流于愤激或消沉的窠臼,昭示出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光明前景。此外,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结构全书的写法还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整体上趋于平缓。赵毅衡通过分析恰特曼总结的“底本与述本时间长度变化的五种基本形式”(即延长、停顿、省略、缩写、场景),指出“现代小说省略越来越多,构成‘跳’‘快’‘慢’三种节奏交替的格局”[8]。然而在《野望》中,尽管各章的篇幅不尽相等,但按照节气来顺序安排叙事时间,意味着一年中的各个阶段都会得到较为充分的观照和表现,且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大致上保持同步,遂形成一种不疾不徐、稳步推进的叙事节奏。这样的叙事节奏实则暗中呼应农民生活的坚韧与安然。如此,农村社会中的“大事”和“小情”就被妥帖地并置起来,个中包孕的传统遗存与时代新变也获致通向和谐的丰富可能。

二、新时代乡土叙事与日常生活

(一)乡村社会的封闭与日常生活的自足

长期以来,“封闭性”构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根本特征。政治性的力量一直未能切实沉落至农村,农村始终缺少由外及内的促使其发生裂变的动力机制。费孝通指出:“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中央所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9]乡村的封闭性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自足性相适应,既是后者派生的必然结果,也为其得以维系提供了保障。广大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马克思描述的法国农民相似,“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10]。这种状况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才得到根本扭转。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逻辑,农民被塑造为新的历史主体,从而建立起与新政权的紧密关联。因此,在当时的“乡土叙事”中,农民往往被塑造为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有能力、有机会广泛且充分地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关于“日常生活”的描写注定只能作为陪衬出现,其功能总是止于证明叙事的真实性或增强故事的趣味性,而无以成为文本表现的重点。可随着国家的发展趋于稳定,原先激进的革命性要求逐渐弱化,持续发动农民介入政治的行动失去了充足的客观条件,尤其是新世纪初期的农业税改革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对政府的感知度[11],政治因素之于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似大不如前。相应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某种被压抑的“景观”,也获得了“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并逐渐在“乡土叙事”中占据了近乎核心的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家长里短的日常琐屑诚然构成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对“日常生活”之不加粉饰的展示,以及对其隐含的审美性的开掘,本身即意味着对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的拒斥与拆解,书写“日常生活”俨然成为了文学转向“个体”和“民间”的话语策略。因之,“乡土叙事”中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因素常常难以兼容、相互隔膜,前者所固有的自足性与后者所内蕴的变革潜力更是处于彼此扞格的张力关系之中。如在《野望》的前半部分,高亢、庄重的政治话语似乎仅存在于“大喇叭”里或宣传画上,与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二者泾渭分明、各行其是。“立春”一章中有这样的场景:

村里大喇叭上正在广播新闻早班车: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雾气很大,把清晨的村庄轻轻笼罩着。邻近村子里也在播放新闻: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喇叭的声音嗡嗡着震动着大地,带着远远的共鸣和回声,此起彼伏。不知谁家的鸡忽然鸣叫起来,只一声,又沉默了。老远见小闺摇摇摆摆从过道里出来,问他们去哪呀这是?翠台说,去他奶奶那院里——今儿个根芬他们回来。小闺说,那是要待客呀。根来说,她算啥客呀。头里先走了,留下翠台跟小闺说话儿。[4]116

并且,由于乡村的封闭性和农民生活的自足性亘古亘今,导致农民蔽于一己之私和短期利益,而无法从长远着眼来评估现实境遇、指画发展路径,他们也就很难理解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积极影响。例如,即使芳村的皮革厂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当地人的身体健康,可政府主导的相关整顿工作仍受到一些农民的埋怨:“抓环保抓环保,抓得人们没活干了。”[4]277可见,一旦外来的某些因素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发生矛盾,那么它恐怕难以成为推动乡村变革、重塑农民思想的力量,甚至有时反而会沦为被解构之物:

临街人家的院墙上写着,整村推进展新貌,带动农户奔小康。深蓝色大字,衬托着刷得雪白的底子,十分气派庄严。这标语旁边,却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西河流小废物家卖猪饲料,电话:183xxxx7882。电话旁边,不知道谁家孩子淘气,画了一只小猪,圆滚滚的,尖嘴尖耳,却戴了一副眼镜。[4]277

(二)“日常生活”的危机与新生

“日常生活”以其自足性不断抵制、消解外部的变革性力量的渗入,因而农村如欲摆脱既有的发展桎梏,农民如欲改善目前的生存状态,则非打破这种自足性不可。在“秋分”一章中,主人公翠台家养的猪因遭猪瘟全死了,她一家人遂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家庭走向了崩溃的边缘。此次猪瘟的影响范围及于全国,许多家庭都面临着与翠台家相似的艰难处境,“说是非洲猪瘟,一种传染病,邪乎得不行,全国死了大几十万,快一百万头”[4]298。显然,如此规模的灾难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民自身的应对能力,农民只能依靠来自国家的救济和帮助。在此,“日常生活”的自足性出现了危机,曾经遭到农民漠视甚或拒斥的外部力量获得了落地的可能:

中树他们走家串户的,到养猪户家里去,问东问西,了解情况。说上头有文件,新政策就要下来了。有人问这么大糟蹋,国家给补助不给?中树说,中央里有文件,等着吧,上头都惊动了,咱安心等着。这么大个国家哩。中树说你急啥,又不是你一家?传达还得一级一级哩。人们说,急是不急,就是闲得人心慌。看看国家怎么说吧。[4]298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政府即出台了相应的措施,有效解决了养猪户的现实困难:

根来说,上头说了,鼓励人们发展新模式,新养殖模式……公司加农户,简单说,就是大公司提供猪崽、药品、饲料、场地,职业培训啥的,咱农户就管养猪……这样的好处是,咱不承担风险,风险有大公司担着,心里踏实多了。[4]301

这种急农民之所急的政策迅速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和响应,其对政府的态度也由冷淡疏离变为热烈拥护,他们意识到“如今赶上好时代,咱要把国家的政策用足,不用白不用,谁用谁沾光”[4]302。农民不再把“大喇叭”里持续播送的政治话语当作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尽量去理解其意义,“那小郝主任正在广播……翠台一面扫院子,一面张起耳朵仔细听”[4]383。至此,“大喇叭”才真正能够“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和未来方向输入进来,同乡村内部的一些变量因素相互激发,形成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动能”[12]。国家政策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同时,它还有力地引导了农民思想意识的更新,比如原先懒惰散漫的大坡在“新养殖模式”实施后,“也忙养猪场的事儿,知道过日子了”[4]346。应该说,通过展现骤然降临的灾难对农民家庭的毁灭性打击,付秀莹揭示了封闭的、孤立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固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尤其在新时代中,农民已不可能再延续小农式的自给自足、不问世事的状态。他们只有更主动、更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融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只有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中来,才会探索出一条通往富足、和谐的康庄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讲,《野望》具有着鲜明、深刻的警示,乃至是“启蒙”的思想价值。需要注意的是,《野望》对“日常生活”的书写既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所谓“农村题材小说”,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的所谓“乡土叙事”。小说在还原“日常生活”之琐碎、卑俗的同时,也试图从普遍联系的社会结构中来对其加以把握,以揭示它在走出自足的樊篱后,可能获致的新面向和新进路。就此观之,《野望》中表现的“日常生活”实质上是将上述两种叙事模式进行综合的结果,它兼顾“个体”与“国族”,勾连“民间”与“庙堂”,以期达致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合题”境界。那么,如果把《野望》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细致考察,其所显现的阶段性的标识意义的确值得深长思之。

三、新时代乡土叙事与原生态书写

(一)原生态书写的限度

作为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内在品格和艺术底色的小说,《野望》对农村当下状况的反映十分全面、真实。作品对农民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文化习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原生态的生动书写,“真正回归了乡村世界和乡村人物本身”[13]。可乡村毕竟不是某些传统文人理想中的诗意田园,其中实际上充斥着纷繁的腌臜人事。之于那些立志要如实表现农村现状的作家而言,他们不得不去触及乡村社会中的阴暗一面。在《野望》中,“芳村的儿女们”显然并不单纯是淳朴、温良的一群,通奸、贪腐、暴力、烂赌等丑恶现象也在此滋生。如村干部中树和早已为人妻母的小鸾有着不可告人的暧昧关系,作为回报,中树便帮助小鸾的丈夫占良承包了村中饭馆的买卖。这不仅显示出乡村里个人生活作风的严重失范,更涉及权色交易、权力滥用等基层腐败问题。再比如,瓶子媳妇与瓶子的姐夫私通,被瓶子察觉后,即遭到酷烈的毒打。甚至更严重的暴力行为也时有发生,“青草镇那个大老黑,是个狠角色。有一回为了追赌债,把城北一个人的手给剁了……苌家庄那个拐子,就是他们给弄的,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实在没钱,打折了一条腿,算是抵了债。”[4]205

如若对上述种种负面现象秉笔直书,即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14],固然能够更直观、更有力地展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面貌,却与乡村振兴战略所体现出的伟大精神相违背,因而无以激发人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热忱。甚至还可能使读者对新时代乡村实况产生误解,从而在某些方面遮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所以,付秀莹在坚持贴近乡村、还原现实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表现内容进行“去污化”的处理。大体上说,《野望》的“去污化”手段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二)“去污化”效果的生成

其一,小说通过广泛运用内聚焦型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达到了一种间接性叙述的效果,从而弱化了作品中那些丑恶现象可能给读者造成的震撼和冲击。《野望》以翠台的活动为线索来结构全文,翠台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构成了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是十分典型的内聚焦型第三人称叙事文本。相应地,它也具备此种叙事文本共有的基本特征:“由于视野的限制,它难以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难以把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因而在有些情况下它不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15]也就是说,因为受到其所选择的叙事视角的先在性制约,《野望》无法全方位地、巨细靡遗地深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和每个农民的思想深处,而只能经由让女主人公翠台不断串门子、拉家常、听故事来实现对芳村之众生相的概览。所以,除了翠台亲身经历的事情外,小说中叙述的其他事件都只能以间接性的方式浮现出来。不论是中树的以权谋私,还是瓶子对其妻子的折辱殴打,抑或者大老黑的暴虐残忍,都不是翠台所亲见,而只是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如此,这些事件真实与否本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何况作为人们闲极无聊时的谈资,它们只是小说中旁逸斜出的枝叶,无份参与故事主线的推进和发展。因而,叙述者对它们的描述往往从简,有时甚至干脆将之压缩为一个单句。尽管读者或许会因此得到“解放”,获取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填补文本空白的机会,但更有可能的是,文本中一笔带过的地方也恰恰是读者容易忽略的地方。最起码,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那些一言以蔽之的“故事中的故事”,很难像精心镂刻的核心情节一样引起关注、触发情感。由此,《野望》即巧妙地实现了“去污化”的效果。

其二,大量穿插的风景描写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冲淡了作品因书写乡村的阴暗面而难免包孕的批判意味和消极倾向。一直以来,通过细致入微地描绘自然景物以营造浓郁的抒情况味,是付秀莹乡土题材小说的显著特征。程光炜在分析《陌上》时就曾指出:“她极为精彩的风景描写,保障了她抒情风格的尽情发挥。”[16]这样的写法延续到了《野望》中。在娓娓诉说乡村人事的间歇处,总是充盈着作者对于田园风物的精致摹写。而“风景”的意义并不止于抒发创作者的个人情绪,“风景本身是一个物质的、多种感受的媒介(土地、石头、植被、水、天空、声音和寂静,光明与黑暗等),在其中文化意义和价值被编码”[17]。付秀莹寄寓于风景中的情感结构即常常至为博大深沉,既与扎根土地的生命体验相融通,又与时代的蓬勃发展相关联,从而达到了一种“历史性抒情”的境界。如小说结尾处的一段文字:

晌午的阳光金箔一般,薄薄铺了满院子……院墙底下的砖缝里,有一丛野蒿子,早已经枯败了,经了秋冬的风雪,变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颜色分不清你我。翠台伸出脚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种子却纷纷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腊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4]386

此处,“野蒿子”象征着广大的中国农民。不论曾经有多少天灾人祸猝然来袭,他们始终和这方土地相依为命,藉由土地的庇护和供养,他们安身立命、繁衍子息。农民既有的坚韧的生命力和强旺的进取心,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得到更充分的张扬、更合理的利用。光明的未来在召唤新时代的农民。显然,这样的认知和表达并不来自作为“人物—聚焦者”的普通乡村女性翠台,而是来自“隐含作者”。“隐含作者”以其理性、深邃的主体意识强势介入叙事,用符合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思维规定了文本的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从而锻造出交织着时代精神和生命情怀的抒情话语。这种抒情话语至为浑厚洪亮,相形之下,那些零星发生的负面事件只是微不足道的窸窣杂音而已。总之,付秀莹既描述了乡村生活的阴暗一面,保证了小说忠实反映现实的品质,又尽量压缩其篇幅、淡化其色泽、降低其锐度,以浪漫化、理想化的笔调,扩大文本的情感容量,强化文本的抒情质地,着重突出新时代乡土叙事所应有的积极倾向和乐观精神。

综上所述,《野望》较为成功地化解了“新时代乡土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在切实记录农村社会的大事小情、深刻反映农民的思想得失的同时,小说也敏锐地把握了农民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潜在联结,揭示了外部力量推进农村发展、改造农民意识的巨大作用,并以间接性的叙述方式及与主流意识形态同调的抒情话语,消弭了乡村内部的腌臜人事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实现了文本内在的和谐统一,彰显出一种显豁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倾向。简言之,《野望》所显示的极具涵盖力和兼容性的新颖特质与完满品格,或许会使之成为“新时代乡土叙事”的重要范本和“破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