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文到人文
——浅析黄河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塑造

王 凯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黄河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为它除了在物质层面为中华文明的繁衍发展提供宝贵的资源（水、土、养分、动能、渔业、交通运输等），还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品格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中华文明从“水文”到“人文”的文化养成路径中。

师法自然、以天为则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中华文化认为“自然”是大道的根源，是宇宙规律的总汇，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存在“天人合一”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双重结构。人在物质层面依赖自然的同时，通过发扬高度理性，借由从天文到人文的“规律——价值”生成路径实现人文化成，获得精神层面的智慧启迪。《易经·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中华哲学的缘起——中华文化的起点是立足于人的需要而对“刚柔交错”之“天文”的系统性观察、领悟、总结和效法。

“天”并非简单意义的“天空”，而是泛指自然。《周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万物是天道的化生，也是天道的载体。“道是统名，理是细目”（《朱子语类·卷六》）。“理一分殊”如月映万川使天理善存于万物之理中。因此，人可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来获得天道的智慧指引。楼宇烈总结道：“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1]在中华文明肇始阶段，以伏羲氏为代表的人文始祖对司空见惯的自然规律进行高度理性的凝练，提出一系列指导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规范，走出了一条“从天文到人文”的文化生成路径。中国学者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取象思维”，与西方的逻辑推理不同，是“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2]，“象既有形象性，又有哲理性，这种以‘取象’为主的思维方法，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而成的特殊思维方式”[3]。中国人熟悉的“天行健”“地势坤”“君子比德于玉”“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精神观念都是这一文化路径的成果。这种思维体现了中华文化经世致用的特征，正如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4]

水作为生命之源，是“近取诸身”的重要文化资源。水与人的关系构成“与地之宜”的重要内涵。古人在与水的互动中，同样以人文主义为基点，充分发挥理性去观察水、分析水，开发了一条从水文到人文的“规律——价值”生成路径。“文”本义为纹理、纹路。“水文”即水的纹理、性质、规律。人文即人的文化。如《管子》认为：“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中。”（《管子·水地》）“水文”演变为“人文”之后，水崇拜或水德观念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起源看，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古代文化遗存遍及全流域。伏羲、女娲等人文始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从发展看，黄河文明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诞生了《诗经》《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中华哲学经典著作，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水德的内容。

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黄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探讨黄河对中华民族集体价值观念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塑造作用，离不开对“水文——人文”这条文化生成路径及其主要内容的分析。

一、“上善若水”与中华文明之和平性

在中华文化灿若繁星的经典中，基于“水文——人文”路径对“水”最经典的论述，非《道德经》莫属，尤其是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首先，水具有“善利万物”的功德。一切生命的孕育都离不开水。《河图》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象征天之德，德生于道，“天一生水”蕴含着水为万物本原的“道体”之意。《管子·水地》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古希腊最早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认为“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而后又复归于水”[5]。据说泰勒斯曾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他把这一现象与神造宇宙之说结合起来，就得出万物由水生成的结论。泰勒斯还有一句与“上善若水”语义相近的名言——“水是最好的”[6]。

二是水有“处下不争”的品德。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五行之体，水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处众之后，而常德众之先。”他认为，五行之中水德居首，因为水功德最著但最为谦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清净自然，处下自流，所展现的恰恰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道”的品性，因此水“几于道”。

三是水有“处众人之所恶”的“难得”。水常被人们用来洗涤污秽之物。它牺牲自己的纯净，换来他人（物）的洁净。《道德经》用“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归纳了“道”向矛盾对立面运行的法则，水则用“处众人之所恶”诠释了中华文化“利他”的价值主张所蕴含的强大理性与“自反”精神。圣人借水教人，反对贪得无厌的欲望，提倡“为人所不为，能人所不能”的水的精神，就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上善若水”的价值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奉行“善利万物” “天下大同”的原则，将群己合一、共生并进作为发展目标，坚持义利相兼、亲诚惠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主张；中华民族提倡“不争”，奉行和平、和睦、和谐的文明相处之道，反对国强必霸和恃强凌弱；中华文明有富于精神性的勇气和担当，注重以德服人而非以势压人，坚持实事求是、自信自立的发展道路，不盲从，不迎合，不信邪，不怕压，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但也不畏强敌、不惧风险。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源自中华民族追求“上善若水”的哲学品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二、“为百谷王”与中华文明之包容性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古人观察，黄河长江为什么能够将无数山谷中的小溪、泉流汇集到一起，形成奔腾之势？大海为什么能吸引黄河长江向其奔赴而来，成就其辽阔无涯？因为“善下”之性，即处于地势最低之处。所以圣人治国应以德为先、以民为本，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第七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时刻谦卑谨慎、虚怀若谷。

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以自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借大海与高山的无私无欲之性勉励自己要克己奉公。“海纳百川”最早出自晋代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形器不存，方寸海纳。”李周翰注：“方寸之心，如海之纳百川也，其言包含广也。”“有容，德乃大”出自《尚书·君陈》，是周成王在周公去世之后，对周公的次子、伯禽之弟姬陈如何治国理政的一段谆谆教诲，指出教化民众要有容忍的耐心，有容就有德。后来明代兵部尚书袁可立于河南睢州“弗过堂”自勉联上写道：“受益惟谦，有容乃大。”

黄河能“为百谷王”的“善下”品格孕育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主张和而不同，从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从百家争鸣到佛教东传，从伊儒会通到三教合一，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文明像江河大海一样不断吸收各种文化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仅避免了走向封闭与僵化，而且以“有容乃大”的文化感召力超越不同地域、不同血缘、不同宗教，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因包容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思维，提倡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对人类进步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兼收并蓄，如黄河般“纳百川而成其浩瀚”。

三、“以柔克刚”与中华文明之创新性

《道德经》第七十八章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所展现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之性，使得水无定性,随物赋形，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具有无穷的变化性。河上公为《道德经》作注时这样描写水：“圆中则圆，方中则方，壅之则止，决之则行。水能怀山裹陵，磨铁消铜，莫能胜水而成功也。水能灭火，阴能消阳。舌柔齿刚，齿先舌亡。”这既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生智慧。水之柔，意味着其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和弯曲度，能够趋下而动，平而后止，清浊自处，看似平静，实际在积蓄势能，厚积而薄发。水可因天时地势的变化而变化，时而春雨绵绵，时而暴雨倾注，或涓涓细流，或飞瀑怒潮，或“云腾致雨”，或“露结为霜”。随温度之变，水能够在固态、液态和气态之间灵活切换，保持着对于时间、空间、温度等环境因素高度的适应性。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世间最柔软的东西，比如水、气体、情感，可以进入最坚硬的东西，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妙处。文学家们最喜描写水以柔克刚之性，李白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思索，杜甫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体悟，王维则看到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风景。在高精尖工业领域，有一种切割设备叫“水刀”，是利用高压水射流的原理对包括高密度钢材在内的任何材料进行切割的技术。相比于传统切割和激光切割，水刀切割不仅可实现任意曲线的切割加工，而且切割产生的热量会立即被高速流动的水射流带走，效率高、精度好，不产生有害物质。这是对“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生动诠释。

黄河九曲十八弯，一路上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有时波涛汹涌、飞瀑如雷、声震千里、浑黄如龙，令人心悸，有时却闲庭信步、波光粼粼、烟波浩渺、清澈见底，使人爱怜。这样一种刚柔并济之美启发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新精神和“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变通趋时智慧，确保中华文明不断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如黄河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四、“川流不息”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统一性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命脉，是塑造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关键。《中庸》讲：“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间无数个体衍散的小德，如千万条溪流汇入黄河一般，并入中华文明雄浑敦厚的大德，“故大德必得其寿”（《中庸》）。一源分散万支、万支总汇一源的特点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万世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川与源的关系涉及到宋明理学家“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张载认为，“太虚”是宇宙的本体，“太虚即气”，宇宙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气”，气的聚散带来万物的生成和消灭。因此，宇宙万物皆是一体，所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他在《西铭》中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试图打通人类个体之“小我”与天地宇宙之“大我”之间的阻塞，将“气”作为联结一切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将“理”作为人与宇宙联系的基础，指出所有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均是“我”的同类，以此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构建了明晰的逻辑理路，形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图景。程颢受张载启发，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感悟到人能视自己与万物为一体正是仁的体现，提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其中浸透的“天下归仁”“天下归心”“民胞物与”的主张是塑造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价值基础。

关于“川流不息”，还有一个典故。传说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闻听吕梁洪乃四险之最，带弟子数人前去观洪。师徒众人看到山下奔流的黄河，有感而发。这就是《论语·子罕》记载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在《四书章句》中点评道：“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他还引用程颐的话：“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最后朱熹总结：“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7]朱熹从“川流不息”中体悟出的是“道体本然”与“天运不已”的形上哲学，因此主张个体建立止于至善、持之以恒的修身观，自强之心如川流不息。

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水代表智慧之德，是智者所爱。在《说苑·杂言》中，西汉刘向记载了孔子对水德的思考。子贡问孔子：“君子为什么遇见大河一定要观察？”孔子答道：“水遍布天下，给予万物，并无偏私，如君子的道德；所到之处，万物生长，如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如君子的高义；浅处流动不息，深处渊然不测，如君子的智慧；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如君子的勇毅；渗入曲细，无微不达，如君子的明察秋毫；蒙受恶名，默不申辩，如君子的豁达；泥沙俱下，最后仍然是一泓清水，如君子的善化；装入量器，一定保持水平，有如君子的正直；遇满则止，并不贪多务得，有如君子的有度；无论怎样的百折千回，一定要东流入海，如君子的信念。所以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仔细观察。”孔子借大河的特点系统梳理了君子的十一种德性，对“知者乐水”作了很好的补充。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也作过归纳：“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而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董仲舒比德于水，提出君子应具备的九种品性，即力量、公平、洞察、智慧、知命、善化、勇敢、克难、奉献。

“川流不息”所蕴含的君子之道与修身立德观念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的内在基因。厚重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德性观念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使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不断赓续文脉，保持着强大的文明生命力。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自夏至清，政治实体衔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有赖于礼乐道德观念建构的强大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持久的内聚力。中华文明形成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进程，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相互嵌入的居住格局，使彼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构成兼容并蓄的文化养成路径，铸就了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共有道德观念，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基础，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同时，中华民族历代知识分子对文字、史学、艺术的主动延承、对历朝政治教训的不断总结、“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认知和对家风家教的高度重视都不断加强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内在力量。

黄河作为构建“水人——人文”文化生成路径的重要机体，通过流域性影响对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塑造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观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潜藏于黄河文明中的水崇拜或水德观念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而且维护着“大一统”的价值共识，更是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薪火相传。如2019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的：“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