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会馆职能的延续与变迁
——以芜湖徽州会馆为中心

吴 阳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综合科,江苏 常州 213000)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开启了激烈的近代化进程。各种传统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调适、变革。会馆诞生于明朝前期,是我国传统社会各类同乡组织的形式之一,在近代,亦经历了发展与变迁。芜湖自明清以来即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都会,是安徽省的贸易中心;凭借其自身优越的区位条件,一直到近代,依旧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商品转输中心。流动的商贸带来流动的商帮,会馆成为了他们在芜湖的共同精神家园。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会馆的研究成果颇多。窦季良在1943年发表的《同乡组织之研究》中,采用实地访问、查阅文献及查填表格等方法多方收集材料,以重庆地区的资料为主[1](P3),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同乡组织研究提供了功能主义视角。而后内地研究受到时代的影响,多倾向于将会馆置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框架下,对会馆的经济意义进行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涌现了一批以功能视角作为分析框架,把会馆看成一个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组织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有: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2]、王日根《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3]、谢俊美《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4]等文。

尽管对于会馆的研究相当丰富,但主要集中在对北京、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研究,或是将全国或某一个省作为讨论的对象,针对中小城市会馆的专门研究数量并不多。1882—189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统计显示,全国18个重要商业城市,由各省商帮按地域组成的会馆、公所在数量上以苏州和广州最多,次为芜湖、上海、沙市、汉口、福州[5](P662)。芜湖在近代会馆众多,商业繁茂可见一斑,而在芜湖诸多会馆中,又以徽州会馆最具有代表性,该会馆在民国《芜湖县志》中被列为会馆条目之首。鉴于此,以芜湖徽州会馆为论述中心,窥视近代会馆职能的延续与变迁及背后的发展逻辑,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 徽州会馆的性质及其传统职能

徽人在芜湖经商由来已久,据王廷元考证,明成化弘治年间,就有歙县人郑时贞与其弟“移商湖阴,资积累千”[6](P2)。至清代,徽商数量更是庞大,芜湖凭借与徽州山水相连的地理位置以及自身的区位优势,成为徽人经商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随着徽人在芜湖的数量越来越多,为联系乡谊,便利商业活动的开展,徽州会馆得以建成。芜湖徽州会馆始建于康熙年间,嘉庆年间扩建[7](P183),是芜湖规模最大的商业会馆,亦是徽人在芜湖的活动中心。

芜湖在开埠通商后,尽管整体的经济结构有较大的变化。但对于会馆而言,其以服务商业发展的功能整体上没有改变。驻芜会馆的传统职能如祭神和义举依旧不断延续,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悄然发生。

(一)祭神

会馆神灵是会馆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某些地方性会馆之间得以区分的重要精神符号。会馆的祭神职能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它往往与会馆相始终,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建于明末的山东会馆,初名护国庵,因崇拜唐护国公秦叔宝故名。福建会馆又称天后宫,其大厅即用来供奉妈祖神龛。始建于康熙十九年的徽州会馆原名新安文会馆,会馆内祭祀文昌、朱子及新安诸先贤,后主祭朱子神位[7](P81-82,84)。据后人回忆,徽州会馆祭祀朱子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战前,“每年到朱夫子诞辰时,都要进行严肃的祭祖活动”[8](P839)。

(二)维护商民利益

商业会馆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协调各方利益,为同乡群体提供一个商业交流的平台,并在商民利益受到侵害时伸出援手。1913年6月,有军队军糈官向徽商宋某勒索不成,私自将宋某逮捕并送往行政部门,对于此事件,旅芜同乡会登报谴责:“何以一解职之军官竟敢私自逮捕商民并送行政”,并召开紧急大会,“到者数百人,公议先行电闻,乞主持公道,以保障人权。”[9]会馆在1924年江浙战争时期,就浙江“盐斤加价,徽民担负过重”的情况,向时任浙江督军卢永祥发电呼吁,希望他能够“收回成命以顺舆情”[10]。

(三)实施义举

大多数驻芜会馆都在施善与教化上尽力而为,集中体现在兴办学校与修建慈善设施两个方面。晚清至民国期间,省内城市的会馆几乎都开设有学校:徽州会馆开办了徽州公学;庐和会馆开办庐和公立小学;泾县会馆开办泾县公学;太平会馆开办仙沅小学;旌德会馆开办英华小学;合肥会馆开办“肥乡小学”;桐城会馆开办“桐城小学”[11](P71)。省外会馆中,办学校的会馆也不在少数:山东会馆在民国初年办国民小学一所,“以培青年”;湖北会馆在光绪末年开办公立两等小学校,供“侨遇芜湖的湖北官商各界”的“后起子弟”使用[7](P82)。江苏会馆在馆内开办“东吴江苏小学”[11](P21);宁波会馆在开办“宁波小学”;等等。各个会馆还在修建慈善设施方面多有表现,善堂、育婴馆、义冢等设施的建立,不仅为旅芜同乡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服务,也有利于增加地缘联系,提升旅芜团体的凝聚力。

在这其中,徽州会馆因时间久远,徽人在芜湖数量较大,所以在义举的践行上较其他更为突出。会馆虽在咸同时期毁于战火,辛亥革命后,由在芜徽人重新集资修建,并在遗址上建立徽州旅芜公学和新安同善堂。旅芜公学早期对象是在芜徽人子弟,后来也开始招收非徽州子弟。徽州会馆还在今芜湖市体育场北建有义房,免费安放同乡的灵柩[12](P76-77)。除此以外,那些先行富裕起来的徽人也会对经商后进者或失败者提供基本的帮助。这既是徽人乡土情结的体现,亦是该群体依靠族党亲朋关系得以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在芜湖作为徽商群体重要的聚集地,自然也存在救助同乡的慈善机构。通过对一份在芜徽商“同善堂规则章程”[13]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会馆此类义举的特点。

……暂议规则章程,公同斟酌:

一议乐输厘头随人情愿,毋庸勉强。

一议收取厘头钱文,六邑之人,约分各行业肆,公议或十位、或八位……。

一议来往同乡之中好善乐施,与夫寄居芜邑欲种福田,不便零星厘头,另设捐簿,或银或钱,以一两至百两,俱可入局登名……。

一议堂内公举一实持重之人看管,并带下役一人,以便行使。

一议往来同乡亲友入寓住宿,必须局内之人保举,方准入寓住宿,自带行李,自备伙食,议留三个月为度,不得多住,候堂内充实,再为增益。

一议置造房屋,只要平平……。

一议有等游手好闲、来历不正之人,即局内保举者,亦不准留住,如违,管寓之人,即行辞出。

一议寓内住宿之人,无论冬夏,定以二更为度……。

一议寓内住宿之人,各宜谨慎安分,倘有酗酒斗欧[殴]以及嬉戏嫖赌等事,即交保举者领出无辞。

一议寓内住宿之人,设立行簿,或立粉牌,以便登名,并住何邑何乡,保送何人,记定日期进出。

一议同乡之人有身体不快者,进入寓内养静,自备饭食调理,不拘月日,倘有风烛不常,听在寓内装收,以作家庙办事。……。

一议堂内预备各样棺柩,照立号,倘有要用,原价取用,免得临时吃亏。候建造工竣,稍有余资,再议给送,以助贫家不足之便。

一议孝子贤孙,诚心带柩归乡,实有力不足者,堂内酌议贴补资费。

一议建造长楹屋宇,以便暂寄棺柩,以三年为度,如过期不带者,堂内即行编号,代葬义地。

一议堂内置买义地数处,以便埋葬,便于稽查,不致错误……。

一议经手董事者,工竣后,每月以朔望二日入寓查察银钱帐目等事……。

该章程开列了16条规章条款,具体来看,这些规章条款共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募款。前三议,主要关于募款的注意事项。

第二类:设施。第四、六、十四、十五议,关于善堂的管理人员设置和硬件设施的修建。要求善堂在人员设置和建筑规制方面尽可能简约,同时义房与义地。

第三类:施善对象。第五、七议。包括对投宿者在身份和道德上的要求,并规定时限。按照熟人社会的传统,要有局内(即善堂内)人的保举才可入住。同时,对游手好闲、来历不正之人全数排斥。也就是说在进入善堂得到救助之前要经过三重考察,分别是籍贯、保举和德行,三者缺一不可。籍贯观念在清代较为兴盛[14](P11,13),对于籍贯和善堂内保举人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善堂具有地缘上的局限性。地缘切割的特点并不是落后的表现,从逻辑上来看,它是徽人强烈的乡土意识在施善时的表达,不能将其理解为某种公益组织的社会性职能。尽管中国人的乡土关系界限范围时大时小,与行政区划的层次相对应[1](P8),但仍有边界意识。“边界”带来善堂与国家开办的公共设施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一个是对“私”,一个是对“公”。而要求有人保举的做法往往和保护人或中间人的概念互相联系。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中,保护人与中间人是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15](P148)。其具有促使契约有效的职能。这一概念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于善堂这一慈善组织之中。受助人与善堂签订契约:善堂提供给受助人基本的服务,受助人履行善堂的规则。保举人出自善堂内部,既和善堂有关系,也与受助人有关联。这样就增加了受助人违约的心理负担,减轻了善堂的管理压力。同时,保举人的设置再次使地缘关系得以确定,确保不会有外人或生人进入善堂。

对于受助人的德行要求,体现了自明末以来慈善组织以“行善”为重点,即以施善人意愿为主,受助人意愿为次。受助人的德行资质是需要进一步审查的,善堂有选择受助人的权力。在德行上有缺失的人不在救助范围,尽管他确实需要得到救助。这一规定体现了施善人的意愿。由于大多数徽人从事商业,对于德行十分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受助人的筛选上,对于生意上伙计的选择也能体现这一点。按照来源来看,伙计分为两类:第一类“或族党或亲朋”,另一类“外地短雇人手”。但不论哪一类,招募的要求都及其严格。“或择于族党,或选于亲朋,必须察其工夫,考其经纶,果不下于者,便可托之。若身体有恙,性气偏小,衰老懒惰之人,不可聘用。而赌博贪花、嗜酒闯祸者,虽有十分手段,而终不可用也。但于外地短雇人手,必须稽其来历,根脚明白,方可收用。其辛俸论功升赏,斟酌给付,毋使人吃亏,毋恣意勒加,各安其分,以待后明。”[16]

第四类:开展的善行与监管。第八到十三议。第十六议。这其中第八到十议都是对“寓内住宿之人”的规定。包括每日最晚进出时间为二更,如二更不归者,寓内不准开门纳入。如果受助人有酗酒斗殴以及嬉戏嫖赌等行为也被禁止。同时,第十议是对第五议的要求具体化,对每一个受助者要“设立行簿,或立粉牌,以便登名,并住何邑何乡,保送何人,记定日期进出”。 第十一到十三条是对已经日气息奄奄的同乡提供的关怀,如常备棺材以防急用,为没有经济实力的孝子贤孙“带柩归乡”提供经济支持。除此之外,最后一议还强调了对于善堂定期监管,确保不会滋生腐败。

三、民国时期会馆职能的延续与新发展

芜湖徽州会馆主要是指驻芜徽州同乡会的活动场所以及同乡会本身。这里需要对“徽州会馆”和“同乡会”作简单的概念辨析。总体来看,两者可以等价。检索《申报》相关内容,发现“徽州会馆”一般作为“同乡会”开会地点,亦为“同乡会”代称。在1929年4月22日《新闻报》公电中,新闻标题为“徽州会馆紧急启示”,落款为“芜湖徽州会馆暨徽州六县旅芜同乡会”[17],可见“徽州会馆”能够代表“同乡会”。但落款中用“暨”字连接二者,亦可管窥二者间的差别。不过,据徽商后裔胡恩森回忆,徽州会馆就是徽州同乡会[8](P839)。二者应当是可以互指的。“徽州会馆”可以作为会议活动场所使用,本身即为一个在芜徽人的公共议事地。故下文关于“徽州会馆”的职能既指“同乡会”发挥的职能,亦指“徽州会馆”作为活动场所所发挥的功能。

(一)保障徽州本土权益

徽州会馆最重要的职能在于和徽州六邑保持联系,为徽州本土遭遇的种种混乱提供外部支持。

1922年8月,有小股粤军侵入徽州,并在徽州本土与他部发生争端,严重影响徽州地区正常的商贸发展:“屯溪市面冷落已极,绸缎布业概将存货退回苏杭等处,以便作抵欠款。富绅巨贾业已迁移一空,轿资每里已涨至一元有奇”。消息抵芜后,徽州会馆在次日召开了六邑全体大会,“以便推举代表回徽,商办善后。”[18]“公推徐声圃、汪麟阁二人回徽,列席六邑公团联合会。公同讨论,以期消弭战端。”[19]为降低徽州本土因战乱受到的破坏,在芜徽商集合在徽州会馆中为乡擘画并非个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常态。在民国时期,徽州地区因处于皖浙赣交界地带,是各军事力量控制的边缘交叉区域,军事冲突不鲜。1923年8月,驻芜徽商听闻时任安徽督军马联甲将重兵入徽之传言,旅芜徽州同乡会会长徐馨圃、吴兴周“特召集同乡在徽州会馆开紧急会议。佥谓徽州地处偏僻,民俗厚朴,当然无驻扎重兵之必要。公决除电马力阻外。并电请各埠同乡一致严拒。”[20]

1926年,为解除徽属驻扎大军之苦况,旅芜徽人在徽州会馆开会,“推吴兴周、朱晋侯等为代表,晋谒军务帮办王普”,并“拟电孙传芳呼吁,又因粮食缺乏,邻邑太平、泾县又复禁运。另电各长官转令该两县弛禁供给,以维民命。”[21]除了拟电呼吁外,会馆方面亦有其他实际举措。先是“组织黟县旅芜兵差协济会,并推汪省轩、胡良存为赴宁沪代表。舒子拔为赴省代表。向各同乡呼吁,一致请愿,撤退大军”,同时“提存款三千余元为办兵差之用”[22];随后在“徽州会馆开会讨论在芜办米接济方法”[23]。由此可见,芜湖徽州会馆是徽州本土对外联络,争取资源的重要窗口,尤其在徽州本土发生无法简单克服的困难时,这一特点更加明显。有时,徽州本土会同时向安庆(时为安徽省省会)徽州会馆与芜湖徽州会馆求助[24]。这一特点与芜湖自明代开始徽商大量聚集并形成一定势力[6](P36)有直接的关联,且近代亦有不少徽商在省内具有相当的地位(如吴兴周)。同时,晚清时的徽宁池太广道、民国时辖皖南地区23县的皖南道,驻地均在芜湖,且徽州本土均在管理范围之内。而芜湖与当时民国政府首都南京距离很近,其地缘政治优势不言而喻。

除为徽州本土提供外部支持,争取上峰及社会各界关注外,徽州会馆还积极参与到徽州本地的安全建设中。面对北伐战争带给徽州本土的混乱局面,徽州会馆“开会讨论徽属各县联防办法。除拟定联防大纲呈请省政府核示外,并决议将原有警备队、民团、自卫团,加以团结。再招集本籍居民充任团员,以增势力。”[25]1929年,朱富润“滋扰”徽州地方,时任徽州祁门县长詹纯熙防御不利,给徽州本土造成损失极大,故徽州会馆“即电安徽省政府,请求迅派大兵。往徽镇摄,以免地方再受糜烂。并请速任新县长,驰往维持秩序,以图补救。原任之祁县长事前弃职潜逃,请予缉拿严惩。”[26]可见,芜湖徽州会馆对于徽州本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参与到徽州本土的重大决策当中来,比如制定联防大纲、充实自卫团、呼吁严惩地方官员。除此之外,在徽州本土的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徽州会馆也提供一定的支持。1925年杭州到昌化的公路修成之后,屯徽地区商人拟打通徽州本土的交通闭塞局面,修筑徽州到杭州的公路。于是,旅沪、旅杭徽商发起筹建昌汽车路公司[8](P449)。1926年,该公司在芜湖设置筹备分事务所,由“徽州会馆会长邀集各徽籍侨商,并各业业董会,同开一大会。选举一部份总理一员,付与一部份完全代表职权。”[27]芜湖分事务所与上海、徽州、安庆、苏州、南京、北京、汉口并列,亦可见近代芜湖是仍然徽州本土与外部世界沟通较为重要的几个窗口之一。

(二)作为公共活动空间

会馆不仅是一个组织机构,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活动场所。芜湖徽州会馆在近代,不仅由同乡会使用,甚至直接作为芜湖市甚至安徽省地方军事、经济的办公场所。

在军事方面,设置皖南“剿匪”指挥部于徽州会馆内。芜湖自古以来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对建都南京的政权而言更是如此。民国政府“以芜湖为长江要隘,地方治安极关重要。特调首都卫戍司令部吕学书团来芜接防。该团准今晚(1930年4月12日)乘江大轮来芜,团部设徽州会馆。”[28]而后,国民政府制定所谓的“皖省剿匪”计划,将皖南——包括芜湖、宣城、南陵、当涂、繁昌、太平、广德、郎溪、泾县、旌德等11县——编为“第六剿匪区”,为协助吕学书“剿匪”工作的开展,派“新编补充营杨震亚部,及迫击炮、机关枪各一连,乘大和海轮到芜。团部仍设徽州会馆内。”[29]

在经济方面,徽州会馆开设邮政局、现代银行,为全省农业经济研究会提供会址。“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奏定,于通商口岸试办邮政局,由总税务司责成各新关税务司兼办,芜湖亦于是年设立。”[7](P222)而后在芜湖海关附近设置总局,在长街徽州会馆和青山街等地设立分局[30](P7),芜湖邮政局作为安徽省第一家邮政局正式成立。1935年当局又在芜湖徽州会馆设立安徽地方银行筹备处,经过两个月的准备,银行于1936年1月16日正式成立[31]。地方银行成立后,为进一步促进安徽省农业经济的发展,于1月30日和31日,省政府在徽州会馆“邀请国内农业专家及银行界领袖、在芜举行农村经济讨论会、以决定投资救济及生产改良等方案。”[32]

以上是芜湖徽州会馆在民国时期的具体职能,包括与徽州本土保持联系紧密,在危急时刻为徽州奔走呼号;直接参与徽州本土的地方事务;维护在芜或他地徽商的利益;为地方军事、经济事务提供活动场所。除此之外,会馆依然发挥施善职能,并为旅芜同乡会提供议事场所。

四、芜湖徽州会馆职能变迁与延续的背景与原因

(一)延续之因:传统文化与社会需求

祭神与义举得以长存,取决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社会需求的稳定。徽州人通过祭神与开展义举,不断强化徽人的地缘意识和团结程度。这对于旅芜徽人的发展和权益的保护是有益的。与此同时,自明末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由私人团体主办。中国的慈善观念与西方福利国家的观念截然不同,政府缺乏执行社会救济功能的专门机构,社会对于救助和管理的需求是稳定的。会馆恰如其分地承担了这一职能,维护在芜和他地徽人的利益。

(二)变迁之势:战争年代与集权涣散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政局动荡。各种军阀轮番登场,社会发展深受其害。徽州位于安徽、江西、浙江的交界地带,处于吴佩孚、孙传芳、卢永祥等军阀势力的统治临界区。且徽州多山,对外交通多有不便,成为了地方土匪、帮派的集合地。与此同时,中央集权涣散,徽州的地方政府疲软,社会动荡不安。遇到无法由本区域力量平定的事件时,徽州本土则向外界求援,芜湖徽州会馆积极介入本土问题,多方筹措以纾难的原因正在于此。徽州本土缺失的政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由徽州会馆承担,这在乡土意识强烈的徽州人看来也是应有之义。徽州会馆在近代时期职能内容发生变化亦是大时代变迁下的产物。

五、结语:在地化及其启示

与旧有的会馆职能相比,民国时期的芜湖徽州会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旧有的会馆虽然位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坐落于繁华之间,但其区隔的功能大于融合的效用。徽州会馆提供的服务(如善堂、小学、场所提供)基本局限于在芜徽人群体之间,其职能并不能划归为城市的公共职能,至多是城市公共职能的某种补充。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同乡会依托会馆而成立。会馆施善的对象,议事场所的使用方,在范围上都有所扩大,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开始逐渐承担城市的公共职能。总体上看,虽然徽州会馆步入近代,其在职能上仍有旧时的痕迹,但不同的时代赋予其职能的不同表现形式。与此同时,芜湖徽州会馆开始向在芜徽商一样融入芜湖本土,参与芜湖市的政治经济发展。它不仅是徽人的组织,也渐渐成为城市的部分。尽管会馆等组织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地缘性特征被渐渐淡化。但是背后反映出的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乡土情结,以籍贯为身份特质之一的传统性格始终未变。随着时代发展,城市组织功能的完善与细化,会逐渐消解以各个地域为单位的“团块组织”,将城市公共职能剥离出地域性的团体。被剥离的团体,依旧会在新的时期扮演更加专一、更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角色,这也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