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美德的育化: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价值向度

2023-03-14 23:49周亦斌张忺寒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德性

周亦斌,张忺寒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a.音乐舞蹈学院,b.党政办公室;湖南 长沙 410205)

音乐作为文明创新、文化创生的见证,从对大自然声响的模仿,到形成有规律的乐音组合,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音乐教育从最初的耳闻口传到多元跨域发展,始终浸润在各类育人实践探索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古希腊城邦时期,新兴有闲阶层意识到高尚的道德情操、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完美的德性灵魂,是通向至美至善的必由之路。因此,一种关乎城邦与公民恒久发展的理想教育雏形,在向往善美生活的激励下开始显现。音乐的育化与伦理功效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反复提及、讨论的主题,他从人性和正义的角度出发考察教育问题,强调音乐在构建理想城邦、规范政治生活、培育德性灵魂时的功能特性及价值归属,以追寻音乐教育的本真奥义,厘清音乐之于城邦生活的德性张力。

一、遵循古典逻辑:音乐本源的阐析

古希腊时期的“音乐”(mousikē)是一个多元概念,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具象理解。它的话语解释范式严格遵循着既有的古典逻辑,一方面在哲学阐释时关联神话意象与自然科学,普遍认为最初的音乐几乎涵盖所有的“美育”和“智育”,且与分别掌管音乐、历史、史诗、情诗、悲剧、喜剧、舞蹈、颂歌、天文的九位艺术女神有关;另一方面在育化实践中发掘和谐特性与疗愈功效,不仅将音乐基本理论、演奏技艺、诗歌阅读、祷文吟唱、修辞学等涵盖在内,也把对美好事物、知识的追求及疗愈心灵的活动纳入其中,亚里士多德亦在说明音乐性质时,将其称作某事物的知识。因而,古希腊人常利用音乐本质上的趋神性,将音乐与“真”“美”关联,使其“躯体”(指音乐本体)在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同时,维持着微妙的和谐,并以此为媒介,展开人神间的无界交流、诉说和取悦。“正如在一支合唱队中,当指挥示意开始时,整个男人的合唱队(有时也可以是女人的)便一齐高歌,有些音高,有些音低,由这些不同的音调混合成和谐悦耳的乐曲。统辖整个宇宙的神也是如此:音调由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合唱队指挥的神从高处发出。”[1]624

古希腊人对和谐秩序的不懈追求及对古典哲学的美学解构,同样在别的音乐阐释中得以窥见。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站在纯粹理性思辨的视角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音乐是其中一个由声音和节奏组成的系统,受数学规律的支配,是在整个有形和无形的创设中运作的“微观世界”[2]21。音乐和数密不可分,且数是开启、连接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钥匙,音乐和节奏既然按照数的规则排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必然显现着与宇宙相和的天地至理,“纯粹的数学家就像音乐家那般,是它那井然有序美丽世界的自由创造者”[3]52。亚里士多德认为,和声在本性上是由音调和与之相应的数构成,且一切音调在本性上都是数之本源的声响化。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在扬弃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接纳感性和变化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观点。在他看来,相互排斥和迥异的音调结合在一起才能造就最美的和谐。赫拉克里特不仅认识到事物对立统一的特性,而且认为斗争是事物生发的源力,只有差异化的音调才能在给人以冲击的同时,达到矛盾的和谐统一。这即类似弦乐器的调律,通过协调、组织琴弦音调,将不同音调的琴弦和谐地糅合在一起,产生所需要的曲式,从而表达出不一样的声音冲击和感情色彩[4]196。亚里士多德同样认可音乐和谐论,认为其实质即高音和低音的比率。可见,古希腊关于音乐本源的阐析是立足古典逻辑视域的合理推演,乃古代人生观、宇宙观演绎的必然结果。

二、构建理想政体:音乐教化的澄清

古希腊时期音乐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场合,尤其是其政治表达功能,被广大哲学家、政治家奉为构建城邦优良政体的特殊途径。它以形式、风格多样的方式承载着塑造政体、价值观和文化内涵的重任,对于培养公民对政体的认同感、责任感,推动城邦朝着理想方向发展至关重要。

自城邦建立开始,教育即开始承担具有广博意义的政治功能,而音乐作为古希腊宗教、教育和公民仪式的必要环节,始终在城邦生活,政治活动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确定音乐的本质或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了解音乐的知识并不容易。”[5]306音乐本身从曲式与调性上不仅错综复杂,且当它被视为与人类及其生活相关时,复杂程度更甚。因此,古希腊人将音乐纳入教育是基于不同音乐对听众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这一前提,以培养服从、勇敢、自律、理智、聪慧、公正的品格,即身心的和谐发展。亚里士多德关于音乐教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学》一书,他指出音乐在施行美育教化的同时,还承担着智育的职能,且是公民德性教育实践和男孩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6]90。不论是为了娱乐、美德,抑或智力享受,“他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儿童天性能够产生美德。相反,美德是习得的习惯”[7]111。由此,亚里士多德聚焦于儿童(年轻人)的教育,以培养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公民。

(一)夯实德性根基的需要

城邦政体的良性构建不仅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更需要使他们学会正确地表达、传扬各种城邦政治生活的价值观与理念,如此才能在公民间形成一种普遍的共筑理想政体的价值归一,达到城邦建设的“德”之归位。其中,公民的自觉是基础,与之相适的强化“德性”自觉的音乐教育则是进一步夯实德性根基的关键角色。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的理想教育是一种自由、理性、完美和至善的教育。故施行音乐教育既是理智的享受,又是灵魂的净化,目的在于通过培育理性、习惯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使人变得善良。它从人最本原的部分开始,初始便触及灵魂,然后发展到理性的形成,继而弥补人与生俱来的缺陷,使人灵魂充盈,获得生命整全。亚里士多德以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描述了先贤们研究音乐的动机,他将人的活动分成工作、消遣、闲暇三大类。其中,闲暇既非完全与工作脱离的状态,也不是纯粹的娱乐活动,它是一种处于中间地带的能够使人内心充实、灵魂升华的活动。而音乐正是亚里士多德认可与闲暇类似的一种具有非凡价值的理性实践,这种“闲暇”对于追求卓越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德性行为。操持“闲暇”作为一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直接关涉美善幸福生活的获取,对政治美德和统治亦不可或缺。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使教育以这样一种方式接近——让他们为一生的反思或有思想的生活做好准备,而这种接近和准备应包含音乐教育[8]121。

城邦推行的奴隶制民主政体,要求公民具有强健的体魄和趋神般完美的心灵,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人生来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种特性”[9]277的观点不谋而合。亚里士多德批判地共享了柏拉图(Plato)关于音乐的部分观点,认为在儿童时期就应使身体和心灵的教育并行,用体育强健体魄,以音乐涤荡心灵。那些经过筛选的节奏、旋律,能够模仿和部分再现真实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激荡心神、引发共鸣,从而达到锤炼心志的目的。从功能上说,音乐虽少文字表达,也无图像显现,但其独特品性所铸就的陶冶情操、淬炼心智的育化实效不失为一种圣洁美好之物,教育者必须依据每个人各异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规划与制定教育目标,那些最好的东西在本源上都合乎自然。

亚里士多德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必须适应人自然发展的原则,即按照人的身体、情感、理性的顺序依次发展。最基础的阶段是身体训练,紧接着通过德育与美育的导向作用,将各种情感与欲望引入良好的运行轨道;最后是理性的培育,使灵魂中判断和理解的能力得到发展。他首次提出按年龄差异划分教育阶段的具体措施,儿童普遍年纪偏幼、心智尚浅,且对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怀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因此适时地将音乐天然属性上的快乐,融入7—14 岁这个儿童最想且最易接受的阶段,符合少年的天性,故对儿童实施包括音乐教育在内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至关重要。这种暗含既定模式的发展轨迹,实际上正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认可的培育理想城邦公民、合格政治生活参与者及优秀政体建设者的标准育化范式。

(二)施行道德教化的诉求

音乐在古希腊社会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影响人性格、情感、道德、行为的艺术语汇,有助于增强道德教化的伦理效果,提升公民品格中的道德规范。音乐在推动城邦生活朝向有序发展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它与教育结合,涵养公民秩序等构成优良城邦的美德基础,培育青年审美能力;它与宗教相契合,为公民找寻个体精神、灵魂归属,助力人神对话、表达虔敬;它与政治社会生活共进,营造良好道德氛围,引导公众传达政治意图。

作为古希腊哲学语汇中的一种朴素表达,音乐不仅是“听”的音乐,更是“思”的音乐,音乐中的和谐使人感受美好,进而提升道德中的理性成分,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美德(arete)精神,造就十全十美的人。古希腊人认为善良的人就是有德之人,而美德是正直、勇敢、虔诚和适可而止(即“中庸”)的综合表现,因而非常重视音乐的道德教化功用。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必须与治国方略并行,公民教育也必须包括有监督的音乐教育,如诵诗或奏乐都必须在有权威的长老监督之下进行,才能切实保障陶冶情操的效度,“任何人,不论性别、年龄或阶层,都不准免除这个教育,每个人都必须为改进国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尽责”[10]4。亚里士多德也通过模仿说解释了音乐的教化作用和对道德意志的影响。他认为,人们通过聆听蕴含某种情感的音乐会获得同样的感情,如果长期听诱发卑鄙情感的音乐,容易被塑造出卑鄙的性格,反之长期聆听和谐高尚的音乐,则有助于身心和谐健康地发展。通过一系列以体操和音乐为要素的公众教育,可以保障筋骨与心智的锻造同向同行,造就“正经”的人。这种公民切实需要且真正有用的科目即是好的教育[8]122。

亚里士多德认为,用音乐来行使教化职责,本身就是形成人性格的一种神秘力量,那么音乐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为了游戏、休憩还是美德?如果是美德的话,那么音乐是否和体操一样都影响性格呢?亚里士多德抛出了这样的疑问。他肯定了音乐对年轻人性格的塑造作用,即音乐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同时,试图证明这个假设的正确性:“我们大家一致同意,音乐,无论发于管弦或谐以歌喉,总是世间最大的怡悦。我们可引诗人缪色奥的诗为证:‘令人怡悦,莫如歌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对于社会交际以及闲居遣兴,世人往往以音乐取乐——音乐确能歆动人心,使之欢快。这里,我们可以把音乐的怡悦作用作为一个理由,从而主张儿童应该学习音乐这门功课了。”[11]425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认为音乐似乎具有了娱乐的力量,也能提高人的心智和性格。“娱乐是为了舒畅,而舒畅当然是甜美的,因为它是由于劳作而致的苦痛的一种解脱。”[12]568故提高心智应该包括那些高贵、令人愉悦的因素,恰好音乐皆具。正如古希腊神话中教士穆塞欧斯所感叹的那样,在凡间一切事情之中最甜美的便是愉悦的歌唱。

(三)通向和谐发展的必要

古希腊城邦中,音乐教化被当作规约行为准则、建立文化认同、塑造共同价值、统一道德标准的重要文化手段,对于推动公民、城邦走向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彰显神性的同时激发人类趋和与向善,以一种灵性的艺术表达,时刻提醒着人们努力达成“和谐”的共同理想,这从古希腊人将道德与心灵的教育摆在首位即可得见。

对和谐的追求和节奏的掌控,使音乐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吸引力,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思想中对音乐节奏、调式的论述不如柏拉图那般苛刻,甚至允许音乐用作娱乐和欣赏,但他认为所有为教育青年人使用的音乐必须合乎“法”(即适度与和谐),反对音乐教育过分职业化。如避免演奏吉特拉琴这类需要高超技巧且容易造成德性失调的乐器,应选择那些对学生理解音乐和学术有帮助,能促进他们心智发展的乐器。同时,不应过分鼓动儿童去操练音乐,而应学会鉴别和欣赏,且一旦培养了这种鉴赏力,如辨别高贵与狂热曲调的能力,那就意味着为政治美德奠定了基础。这时年轻人就可以停止接受音乐教育,因为扩大化的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危及一个人从事其他活动的能力。因此,“音乐课程的进度要遵守这样的规则:其一,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其二,更不要教学生尝试近世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这类表演竟被引入现行的教育课程,实属失当”[11]432。这里的“失当”,是指这种行为有损良好性格及道德灵魂的培养,比如为了投人所好,不惜做一些做作、夸张的动作,长此以往就会失去作为自由人的闲暇。此外,这一时期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歌颂的是知识及一切的美好事物,其中音乐学校是作为传播广义上的音乐教育而存在,不仅要拥有智慧与道德,且其根本宗旨是调节身、心、灵魂的和谐发展。

三、通达至美至善:音乐功能的导正

早期古希腊庆典中的主要节目不仅有赛马、竞走等体育展示,还包含合唱与音乐比赛等艺术活动,其中和声、旋律和节奏是评判音乐艺术作品优劣的重要元素。人们普遍认为,节奏可能在乐音之前就出现了,如劳动中不经意间的工具敲击,生活中器具的碰撞等。这种敲击和碰撞从无意识的接触到有规律的组织,便形成了最早的节奏。当时公众笃信这种旋律、节奏的组合与宇宙现象相关,像日月星辰、潮起潮落、兴亡往复、阴阳交替、转世再生等,它们存在相互观照的内在关联,且人类性情也与这些观照间存在着一种神秘联系[13]15。

(一)锻造灵魂

古希腊时期的音乐被认为可以用来疗愈身体、心灵和灵魂,音乐的节奏和曲调真切地反映了人类性格,愤怒、温和、放浪、节制,这些情感都能在音乐中如实地体现。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灵魂说,肯定感性的地位和作用,且确信人的最高本质即每个人灵魂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那部分——理智。因此,他把“人的灵魂区分为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三个部分”[14]21。

音乐对人的鼓舞作用,是育化时锻造灵魂的重要切入点。亚里士多德指出,通过影响性格或灵魂,音乐具有影响判断的力量,节奏和曲调能唤起情绪或心境,如愤怒、平静、勇气和节制。这些心境或许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妨碍我们对可敬人物和高尚行为的认知,但这种认同感的获取实际上会使我们变得可敬和高贵[8]124。因而,有智慧的灵魂是一个人幸福的源泉,这即需要我们不仅要对善良和美好有所甄别,更要对自身行为是否合乎德行形成理智判断,对于这些问题若能作出正确决断,则会进一步夯实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可以模仿人类的七情六欲,其“陶冶理论”便是希望教育通过音乐这种媒介适当地保护儿童,在抵御邪恶、消除负面情绪的影响的同时,强化灵魂中的美德要素,逐步适应善的要求。因此,当人们模仿音乐中的形象进行演唱或演奏时,不仅是外在地欣赏、感受艺术形象的情感,同时也在对其中的感性体验进行二次加工和创作,本质上即一次自我完善、主动向善的体悟。

(二)磨砺情感

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不只是灵魂的运动,更是有灵魂的人的运动。音乐对人情绪的模仿作用,使其成为锤炼情感的最佳手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音乐的情感力量是一种迹象,表明我们可以在旋律中找到性格的模仿和相似性,对一段音乐的不同情感反应是其和声或节奏性质不同而牵引出的结果[15]413。因此,他在探讨音乐教育过程中提出了长笛为什么会让人产生快乐和悲伤两种相悖的情绪,为什么将朗诵穿插进歌唱中会带有悲剧色彩等有意义的问题。

音乐的本体运动非常接近人的情感运动。音乐乐调色彩缤纷、音色迥异的天生属性,正如人的性格一般,这也就解答了不同的人聆听不同乐调时产生不同情感体验的原因。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音乐与听者间建立起了一条通道,使声音和听者的灵魂间产生了和谐。因而接受过这类正确音乐教育的人几乎能够复制大部分情绪,使它可以被听众感觉和识别,它既能使人温柔融化,也能使人怒火中烧,即使是最铁石心肠的人,只要拨动正确的琴弦,也会产生共鸣[16]268。音乐在情感上触动我们,使我们了解和习惯真正的愉悦,这也就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乐调对性格、情感影响的分析。

正如混合利底亚调更适合表达压抑、沉郁的情感,而多利亚调所特有的厚重感往往使人心舒意缓,中正平和。至于催发人心、激荡心神则非活泼的弗里吉亚调莫属,其律调极高,律格威武雄壮,有利于鼓舞精神和激发强烈的爱国情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称赞弗里吉亚这一调式,主要是因为由此谱写的出征音乐、祭神音乐等,可以激发人们非凡的战斗热情和虔敬的宗教情感,满足精神需要[17]179。希腊人为了达到艺术教育的目的,希冀诗文、歌曲、绘画甚至雕塑,都能起到情感熏陶的作用,现今雅典古城遗址仍可清晰地感受到造型艺术上所蕴含的浓重多利亚和爱奥尼亚风格的结合,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上的意象似乎也在彰显着某种教化意蕴。从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音乐教育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以一种有序或无序的方式打动我们。通过音乐在不同类型的情感运动中给听者带来愉悦,能够使人享受有序或无序的情感。如果通过音乐教育能使听者熟悉或习惯平衡这一类情感运动,就能最终达到培养美德的目的。

(三)导正德性

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和无穷的变化,宜在教育中使用。遵循恰当理性的原则是判断某一行为道德价值最根本的标准,只有适度才能培育德性[18]296。关于适度的讨论体现在他“把旋律区别为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热忱的三种基本音节”[11]436。他认为,当人们在演绎、欣赏一首具有高尚情操的乐曲时,音乐作用于人的潜在素质教育功能便悄然发生,美妙的音乐润物无声,在不知无觉中品格就获得了锤炼,需要说明的是在特定环境中所允许的音乐愉悦的类型是由是否追求更高的境界,即美德来衡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快乐最终朝向美德。那么,是否所有的声音、曲调都适合用作德性的育化?由于在声音中不仅有高音和低音,还有强音、涩音等,如果人们对感觉对象的情感太过强烈,则会破坏感觉器官;而一旦刺激太强,那么协调的比例(这种比例就是感觉)也会被破坏。极端的感官刺激不仅会破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感知能力,甚至对灵魂的生长都会产生影响,更别说对德性的导正,“强烈撞击听觉器官的声音是刺耳的;因此,令人尤为痛苦”[19]29。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选择乐调时最好是以培养品德为主,保证音乐教育符合中庸、可能和适度三项标准。我们应该选取中庸,既不过度,也非不及。而德性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同时“德性和善是一切事物的尺度”[20]224,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拉图达成共识,皆强调理性的节制,在面对音乐的感官刺激时,应讲究节制且理性的享受,因为质朴的音乐文艺教育才能净化心灵、塑造优良城邦公民。他在考察音乐本体特质时发现,低音天性中的高贵品格,常孕育着美好的事物,但太过高亢或过于低沉的曲调会打破美好的界限,故不适合教育之用。高亢嘹亮的曲调短时间内激励人心的作用非常显著,但长期的持续会让人处于一种紧张焦灼甚至焦虑狂躁的状态,不利于身心涤荡和德性情感的引导,反之亦然。例如笛这种声音高亢且在吹奏时可能会让人身体不协调的乐器,虽然它对人心有鼓动、激励效果,但在表现道德品质方面稍欠,可选择更为缓和的里拉琴。从曲调调式特征来看,不同年龄段的人适合采用不同曲调进行德性培育,老年人气势衰微,最好只唱一些低吟浅唱的曲调;年轻人情感活跃,更适合高低相和、百转千回的利底亚调;而多利亚调基本遵循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天人合一,对于最大化发挥音乐的德性效力颇有助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正确且恰当的音乐教育至少能对德性的导正做出积极贡献。

此外,亚里士多德强调在用音乐对儿童进行德性培养时,务必谨慎对待且遵循音乐的最佳原则。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环节,都必须正视音乐在儿童德性生成过程中的强大塑造力和影响力,防止德性导正过程中因监管不力而导致的“序”的混乱、“和”的失衡。因而,用于教育的优美旋律最好有序且保持在一个单一和弦或单一模式的音程范围内,不至于产生过于强烈的刺激。亚里士多德他不否定其他曲调带来的影响,但建议我们遵循那些对音乐教育素有研究的人的先进意见[21]264。

四、结语

古希腊作为西方教育思想的策源地,塑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原始形态,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育化美德的论述亦产生于这一思想活跃、各家争鸣的时期,它既不是对一种共同信仰不假思索的接受,也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情感传递的结果,而是对教育问题的清醒认识,是全方位和谐发展教育理念的关键环节。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事物存在着普遍联系,音乐则能通过描述这种普遍联系而再现真实,让人在受到感染和陶冶后,获得享受,进而提升道德水平和灵魂境界。

从亚里士多德对旋律和节奏的关注开始,其音乐教育理论便拥有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他认为音乐教育并不依赖于情感的盲目传递,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感性训练,旨在突显音乐的育化力量。因而,这些关于音乐教育的言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个人审美的兴趣所在,更是当时关乎古希腊社会存亡的重大问题。不仅因为音乐的特质,而且还有它们作为维护城邦统治的伦理、道德、教化功用[22]10。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现实的享乐,无疑让音乐的神性、人性、德性和谐地统一起来,影响了整个古希腊教育。但古希腊的政治、道德危机使得教育中原本被遮蔽的矛盾凸显,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衰落期,音乐和绘画不再被看作是教育的必要部分。亚里士多德所阐释的保守教育措施,其用意更多的是想通过音乐的育化力量重寻荷马时代那般质朴的美德,从而阻止古希腊传统价值观的凋零。

新时期的教育发展亦不再局限于知识技能的简单传授,而是应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艺观,从古典传统中为当下音乐艺术美育发展找寻参照对象、汲取养分,观照教育德性,更多地转向如何提升教育品格、关注个体成长和促成身心圆融,最终通达个体生命的完整性发展。

猜你喜欢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德性
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德性与实践智慧
柳亚子书法
从德性内在到审慎行动:一种立法者的方法论
璀璨的古希腊艺术
第五回 热爱“实用而宏大”的古希腊人
亚里士多德的发现
亚里士多德的发现
古希腊人眼中的世界
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论
关于导演古希腊戏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