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枝儿》评注特色与价值探究

刘晓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冯梦龙编辑的明代民歌集《挂枝儿》附有大量的评注,涉及小曲的来源、流变、主题、结构和语言等诸多方面。虽然是零星散落在各处的,却从整体上体现了冯梦龙对《挂枝儿》小曲文学价值的体认,在宏观上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冯梦龙开创性的民歌批评理论。

1 丰富驳杂的评注内容

1.1 标注小曲来源

“挂枝儿”是明末兴起于民间的时调小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断被修改加工,绝大多数作品没有具体作者,也很难追溯其来源。《挂枝儿》中可以确定出处的作品,或为歌妓所传,或为文人拟作,冯梦龙在评注中都作了说明。

由于科举考场不得志,冯梦龙青年时期生活放荡不羁,流连于烟花酒馆。所以,他收集整理的小曲中有许多来源于青楼,例如:《帐》的尾批说明小曲为琵琶妇阿圆提供。“闻余《广挂枝儿》刻,诣余请之,亦出此篇赠余,云传自娄江,其前尚有《诉落山坡羊》,词颇佳,因附记此……”[1]28在交代了主曲出处的同时,也说明了附曲《诉落山坡羊》的来源。还有《送别》(其四)为“名妓冯喜生所传也”[1]41,《船》(其二)的来源是“闻之旧院董四”[1]108等,无不说明小曲与青楼的渊源关系。

文人拟作的小曲,正文选录的如《喷嚏》,尾注说明了“此篇乃董遐周所作”[1]27,交代了小曲的作者并对其才情大加推崇。正文附录的文人拟作,像《送别》(其四)批注就附有小曲多篇:冯梦龙的一篇翻案佳作,丘田叔唱和冯梦龙之作,白石山主人翻案一篇,丘田叔自翻两篇。同时,还附有董遐周的点评:“愈转愈妙,乃知文人之心浚于不竭。”[1]42可见,当时文人深受小曲影响并积极参与创作,在提高小曲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小曲的繁荣发展。

1.2 说明小曲流变

冯梦龙在小曲后附录了大量与正文相异的歌词,这无疑为后代提供了这些小曲在社会上流传、演变的第一手资料。《感恩》尾注说明第二句为冯梦龙所改,通过比较指出原文“反觉少味”。《病》(其三)尾批说明末句为“南园变改”“颇雅,用之。”[1]32《泥人》评注说:“此赵承旨赠管夫人语。增添数字,便成绝调。”[1]18还有“未免有文人之气”“当是书生之技”之类的点评,足以说明这些作品是经文人润色之作,而文人的参与对市井小曲的繁衍流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些小曲的修改者身份不明,例如:《赠瓜子》尾注将修改前后的歌词对比,说明修改后的歌词“妙甚”;《交恶》(其二)的批注也说明了末两句有两种不同的版本。此外,从诸如“亦佳。然末句太露”[1]2“亦通,然少婉曲”[1]83等批注可以看出,这些附录的与正文相异的歌词,不仅说明小曲的流传演变情况,也体现了冯梦龙独特的文学观点。

1.3 引发曲意互映

《挂枝儿》批注里经常引用古人诗词与民间曲调来阐释曲意,使主题相互照应。《醉归》尾注附录一首唐诗,并说明“此曲意用古而语入于今,故自佳”[1]19,用唐人诗意强化曲中思妇的思念之情。《心变》评注引用鱼玄机的诗来突出小曲“心变”的主题,《蚊子》尾注引用冯梦龙的《咏蚊》诗,突出了蚊子的“利口招恨”。

批注也附录了一些民间曲调。《是非》(其五)尾批录有《侉调山坡羊》,《送别》(其四)附吴歌一首,《帐》后附琵琶妇阿圆所赠《诉落山坡羊》,《蚊子》后附《咏蚊·黄莺儿》一曲。这些附录的民间曲调,在曲意上与主曲互为呼应,在曲调上也丰富了民间曲调的种类,为小曲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宝贵资料。

1.4 借以抒发感慨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及审美风尚也发生了改变,所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相高”[2]。小曲《子弟》描绘了纨绔子弟的追逐时髦与游手好闲,冯梦龙在批注中感慨“好一幅行乐图”,并附录流传坊间的《十无赖》语,既是对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的嘲讽,也是对当时奢靡社会风气的感慨。《嗔妓》批注对当时吴地崇拜艺妓之风表示了极大鄙视与不满,不仅为《嗔妓》作了注脚,同时,也为“赞他做甚的”作了解释:“诚得一有喉咙者,何妨爱杀。妒妇之口,吾未敢信。”[1]67

除了对社会风气的感慨,冯梦龙也常常有感于小曲的主题。《扯汗巾》(其二)评注叙述了他对少时狭游生活的感慨:“余少时从狎游,得所转赠诗帨甚多。夫赠诗以帨,本冀留诸箧中,永以为好也。而岂意其旋作长条赠人乎?然则汗巾套子耳,虽扯破可矣。”[1]62冯梦龙年轻时曾混迹青楼,与很多风尘女子相好,侯慧卿最为其钟爱,但侯慧卿却见异思迁,最终嫁给了一个商人。他清醒地认识到“谩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比着商人终是赊”[3]96,最终和青楼决裂。批注说:“甚则人已去而物存,犹恋恋似有余香者,真可笑已。”[1]62真可谓冯梦龙青楼梦醒的深刻反省。又如《送别》(其四)尾注对名妓冯喜生从良的感叹:“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1]41

2 独树一帜的评注特色

2.1 灵活自如的评点方式

《挂枝儿》批注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式,采用了灵活自由的笔记体形式。其特点是随笔漫录,内容广泛,形式活泼,长短自如。这种评点方式与历代诗话词话的评点一脉相承,并兼有理论性和资料性特点。冯梦龙评论的文字言简义丰,往往包含较深邃的思想内涵与独到的文学见解。例如:《调情》(其一)批语先指出“色胆大如天”本质上是“情胆大如天”,强调“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1]5,并以“杨香孱女拒虎”与“刖跪贱臣击马”作为例证,结合现实说明那些遇事推托的平庸之人,不是因为缺少胆量,而是由于缺乏真情。短短的100多字,要言不烦,有理有据,阐述了冯梦龙的情教理论,颇有说服力。

冯梦龙的笔记体评点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开拓创新。传统的笔记体批点方式不注重结构体系,容易造成观点缺乏系统性。因为作者每次评点都只能针对作品从具体角度展开微观论述,这就决定了《挂枝儿》的评点是片断式的、随文散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冯梦龙对《挂枝儿》从全书的宏观角度上缺少系统性的认识。据笔者统计,《挂枝儿》中至少有近50条批语明确谈到了小曲的文学特质,涉及到小曲的情感内容、语言风格、篇章结构、表现技巧、腔调特点等多个方面,这足以说明冯梦龙已比较清晰地把握到了《挂枝儿》小曲的文学特征,在辑录成集时已经对它们有了完整的体认。虽然这仅是一种初步的民歌批评尝试,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代民歌批评的缺陷,同时,对明代小曲社会价值的揭示和文学地位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2 诙谐幽默的评点语言

《挂枝儿》用俚俗幽默的语言反映明末社会现实,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带有鲜明的市井色彩。冯梦龙的批语一如小曲的生动文笔,即使是说理也能力避枯燥无味的说教,往往以活泼调侃之笔进行谐谑嘲讽、补充深化,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化风格。

冯梦龙风趣幽默的评语增添了小曲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开篇《私窥》描写相爱男女“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批语“好看真好看”显得极为活泼有趣。《咳嗽》中主人公为了避人耳目,“咳嗽一声”答应对方,批语风趣地说:“咳嗽不已,便成痨怯矣。”[1]2《鸡》(其一)表现了市井女子的泼辣性格:“催得个天明,鸡,天明我就杀了你。”[1]81冯梦龙诙谐地调侃:“杀鸡正好请俏冤家。但恐来朝失晓,反惹是非耳。”[1]81

冯梦龙用诙谐幽默的笔调突破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蕴涵着晚明进步的文学思想,体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思潮。《调情》(其四)中正在调情的主人公被人撞见,“险些露出马脚”,结句“骂一声煞风景的冤家也,你来做什么子”,批注说:“该骂该骂,就打也不差,杀也不差。”[1]6幽默中包含了对男女真情的同情与认可。《愁孕》反映了传统文学作品中罕见的未婚先孕题材,冯梦龙不但没有板起面孔严加训斥,反而打趣地说:“肚子不凑趣,可恨。”[1]12用诙谐的语气表达了对人欲与真情的大胆肯定,更是对禁锢人性的纲常名教的绝妙讽刺。

2.3 大胆创新的民歌批评理论

明代文人对时调小曲的研究不乏精彩之论,李开先的《市井艳词序》强调了“真诗只在民间”[4],袁宏道在《小修诗序》中谈论民歌:“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5]明人卓珂月甚至把民歌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6]虽然文人们对民歌的高度评价更新了崇雅鄙俗的传统意识,但这些观点基本都散布在他们的诗文戏曲集中,并没有单独对这些歌谣小曲进行评价,所以,也没有真正发掘出民歌独特的艺术价值。“只有把民歌作为独立的评判对象,以艺术的眼光去捕捉民歌的审美特征,这样的民歌批评才真正开始走向成熟。”[7]冯梦龙作为开拓者,从独立的视角对整部民歌集进行了多维立体的艺术评注,他对《挂枝儿》和《山歌》所作的评注就是其民歌批评的突出成果。

冯梦龙为另一部民歌集《山歌》所作的“叙”集中体现了他的民歌批评理论。“书契以来,代有歌谣”[8]序言,说明了民间歌谣的悠久口传历史;因其“情真而不可废”被孔子录入“国风”,确立了民歌的文学地位;并指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强调了民歌“存真”的重要价值;最后突破了儒家诗教传统,“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8]序言,直接把《挂枝儿》等民歌视为反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武器,揭示了明代民歌特殊的社会功能。

3 多元立体的评注价值

3.1 思想价值

3.1.1 崇情抑理的情教思想

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明代社会笼罩于纲常名教之中。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使人自身的正常欲望、情感被横加禁锢与戕害,“天理”成了强加于人的精神桎梏。明朝中叶,由王阳明“心学”派生出的个性解放思潮打破了僵化的礼教规范,以李贽为代表人物的王学左派以“心学”为武器,向旧理学展开了猛烈抨击。汤显祖、冯梦龙等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人欲的文学家们,沿着心学开拓的反传统轨道,一举开创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的全新境界。冯梦龙以包括《挂枝儿》在内的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实践了其独特的情教思想与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冯梦龙的“情教”之说出自《情史类略》序一之《情偈》:“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3]33冯梦龙有感于“情”之无时无处不在,有情无情相去甚远,于是,他创立情教,教诲众生,以期“盗贼不作,奸宄不起”[3]33,从乡国天下、遗风浇俗的角度强调了“情教”的重要功能。

《挂枝儿》中绝大部分作品反映的是突破礼教的男女“私情”,所以,透过冯梦龙对男女私情的肯定可窥其“情教”思想之一斑。冯梦龙不仅大量收录了以描写男女私情为内容的民歌,而且在评注中也为表现男女真情者大唱赞歌。他独辟蹊径地推论出一切“胆大如天”皆为“情极”之故,“杨香孱女而拒虎,情极于伤亲也;刖跪贱臣而击马,情极于匡君也”[1]5,都可归结为“情胆大如天”,表明了其对真情的推崇。这个论断的价值还在于把追求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认为“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祥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3]34,将“男女之情”确立为“经”之始,不仅为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歌唱市井男女私情的时调小曲与唐诗宋词元曲比肩而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3.1.2 充分肯定女性价值

随着晚明新人文思潮的兴起,进步思想家、启蒙者开始关注女性问题,他们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主、寡妇再嫁。正是在严行两性隔离,提倡贞节烈女的理学最为严酷的明代社会,民歌一脉却以市井小曲的形式唱响了晚明人文思潮的美妙和声。

透过《挂枝儿》的批注不难发现,冯梦龙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同情女性这样的表面,他的笔触已经深入到了启蒙女性、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的内核。例如:《心变》(两首)表达的是追求男女平等、渴望女子独立的思想,第二首尾注引用女冠诗人鱼玄机的诗作,本身就是对女性才华的肯定。《书声》除行批“奇绝”外,尾批也毫不掩饰对女性艺术才能的欣赏与赞叹:“好个聪明妇人!强似老学究讲学十倍。”[1]84即使是对歌妓,冯梦龙同样不乏溢美之词,像夸赞琵琶妇“能为新声,兼善清讴”,用“更奇”评价歌妓的《踏莎行》等。《挂枝儿》评注中对女性的由衷赞美,无不反映了晚明进步知识分子对女性价值的认同与肯定。

3.2 文学价值

3.2.1 提倡情真自然的文学思想

明中叶以后,文学批评所标举的是反传统的“真”的观念,就是要求文学要冲破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樊篱去表达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真情。从李贽的“童心说”、三袁的“性灵说”到汤显祖的“唯情论”、冯梦龙的“情教说”,一以贯之,都主张文学作品要表现“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冯梦龙在《叙山歌》中用“情真”对民歌俗曲的特征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8]序言“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8]序言。冯梦龙“从民歌的‘情真’特点出发,着眼于民歌俗曲与封建道学的对立性,明确地提出要以具有‘情真’特点的民歌俗曲为武器来反对封建道学”[9]。

冯梦龙在《送别》(其五)评注中发表了对“情真”的见解:“赶脚者衣食于驴”[1]43“故爱驴最真”[1]42。而今之情人,“务为爱征以博人欢,强为爱貌以避人议,而真情什无二三矣。名曰相爱,犹未若赶脚者之于驴也。”[1]43可见,冯梦龙的“情真”是指人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是不加雕饰的“性情之响”。再如“却是天地间自然之文,何必胭脂涂牡丹也”[1]6“最浅最俚,亦最真”[1]40“描写无聊极思,亦奇亦真”[1]36,这些批语充分强调了“真”的重要性。围绕“情真”这一核心,冯梦龙还强调“自然、贴切”,反对因袭摹仿与过度雕饰,对一些小曲的“文人之气”“书生之技”“套话”等进行了批评。

3.2.2 宏观系统的艺术点评

首先,揭示“挂枝儿”小曲写法之独特。冯梦龙在《情淡》尾批指出“《打枣竿》精神多在结句”[1]56,这说明“挂枝儿”小曲多在结句点明主题,指出了小曲写法上的突出特点。《喷嚏》结句“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泥人》结句“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都是点睛之笔。冯梦龙对小曲转折之法也加以肯定。例如:《倦绣》行批标明有两处转折,尾批又指出:“此篇与《喷嚏》篇转折可味,熟玩得作文之法。”[1]28又如:《花开》(其二)中女子与情人约定在花开时分相会,盼得花儿开了却不见情哥来,于是,她猜测:“一般样的春光也,难道他那里的花开偏迟得紧。”[1]5行批“此转尤奇”,指出结句转折之妙。

其次,赞赏小曲构思之巧妙。冯梦龙虽力主“自然”,厌恶“雕琢”与“文人气”,但并不排斥构思的奇妙,“奇”“奇绝”“巧思”之类的批语不胜枚举。《喷嚏》的批语用了三个“奇”:眉批为“题亦奇”,指小曲以日常小事来歌咏爱情,题目平中见奇;行批为“奇”“更奇”,说明女主人公从自己“忽然间打个喷嚏”猜测情哥“他思量我刚刚一次”,又从自己“日日泪珠垂”推测情哥的“喷嚏儿常似雨”,全篇构思新奇巧妙,不落俗套。其他如《骂杜康》《书声》等篇的构思之奇妙,冯梦龙也十分赞赏。

再次,推崇小曲语言之通俗幽默。大量运用市井俚俗口语是《挂枝儿》深受市民喜爱的因素之一,冯梦龙崇尚口语化的批注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毫无奇思,然宛如口语”“宛如对语”等,都体现了冯梦龙对语言口语化的推崇。同时,他对小曲中使用衬字增强语言的口语化与生动性给予了肯定,如:对答体小曲《陪笑》的批注“衬入‘莫说打’‘莫说骂’,更觉生姿”[1]22。冯梦龙对小曲诙谐幽默的语言特点也十分欣赏,《送别》(其五)尾批指出“‘赶脚的也来哭’,语诙而意讽”,并用“送情人诸篇,此为第一”[1]43的评语对该曲语言上的特点予以很高评价。

3.3 史料价值

3.3.1 保存通俗文学资料

《挂枝儿》批语保存了大量的通俗文学资料,包括故事、谜语、笑话和歇后语等,是研究晚明社会思潮与民间俗文化的珍贵文献。《负心》以《挂枝儿》中最长的评注(共805个字)讲述了歌妓张三与贾人程某的生而死、死而复生的故事,冯梦龙对张三没有从一而终耿耿于怀,感慨世上有不少“痴心汉子负心女”。此外,《负心》批注还附录了另一个“负心女”的故事,《花开》批注讲述了丞相何文缜与侍女蕙柔的恋爱故事。这些故事不但使主曲在内容上变得更加立体丰满,也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准确地理解小曲的主题。

《挂枝儿》中共引有谜语近20则之多。《墨斗》篇冯梦龙附录了秦少游与苏东坡兄妹分别制作墨斗谜语并互射的故事,与小曲互为补充,十分有趣。另外,《磨子》尾注附录了形形色色、妙趣横生的十多种谜语,涉及日常用具、文字、植物和文具等。《挂枝儿》也嵌入了一些笑话,《灯笼》批注附录“篾片”的笑话讽刺帮闲文人,《山人》附录了一则笑话刻画山人的丑陋嘴脸。另外,冯梦龙在《药名》尾批列举了23个酒令(相当于今天的歇后语)。

3.3.2 记录历史典故与传说

冯梦龙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评注中还化用了许多历史典故与传说,客观上也是对文献资料的记录与保存。《调情》批注引用了“杨香打虎”的故事,该故事传自晋代,至宋朝时少女杨香打虎救父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有北宋遗址发掘出土的砖雕故事为证。可是,元代的《二十四孝》却将主人公性别改成了男性,这样的改编貌似为了增加“打虎救父”孝行的可信度,但在深层次上却体现了作者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因此,冯梦龙批注中“杨香孱女而拒虎”的叙述是忠于故事原型的,为后人保留了故事的原始面貌。其他还有《耐心》评注化用了“织锦回文诗”“尾生抱柱”的典故,《是非》(其五)附录的《侉调山坡羊》引用了“曾参杀人”“颜回窃饭”的故事等。

3.3.3 揭示明末社会现象

《挂枝儿》批注在揭示了明末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同时,也为民俗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明代娼妓业盛行,妓女从良也是当时社会颇为普遍的现象。《挂枝儿》涉及从良的小曲为数不少,《从良》(六首)每首都以“铁心肠一径自从良了去”开头,表达对从良女子的担心与不舍,体现了非常复杂的感情。冯梦龙在《送别》批注中记述了名妓冯喜生从良前与他话别的情景:“喜美容止,善谐谑,与余称好友。将适人之前一夕,招余话别。”[1]40冯梦龙年轻时在秦楼楚馆中遭遇过重大情感挫折,之后“遂绝青楼之好”[3]96,他这段情感经历也恰好可以作为当时妓女从良之风的注脚。小曲《愿嫁》批注描述了妓女从良一事的变化多端,《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也借虔婆刘四妈之口解释过八种不同的从良,可以与之互为印证。[10]

“市井皆山人”是明末社会的又一普遍现象。由于受到儒道文化的浸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从唐朝开始,“山人”成了从士人中游离出来的特殊社会阶层。明朝万历年间,“山人”不居山中而在闹市,他们携诗文四处游走,或奔走于将门相府,或依附于达官显贵。他们披着“山人”的外衣,却干着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勾当。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山人”伪道学的丑态:“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11]《挂枝儿》借小曲《山人》及评注对明末社会的这种山人现象进行了形象描绘,对“山人”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予以辛辣嘲讽:“描尽山人伎俩,堪与张伯起先生《山人歌》并传。……余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1]114

冯梦龙从宏观视角对《挂枝儿》小曲进行了多维度评价,比较系统地挖掘了时调小曲的文学特质,特别突出了民歌的“情教”作用,从反抗封建礼教的高度赋予民歌以全新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推动了明代民歌批评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