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地方馆藏资源运用研究
——以汕头为中心的考察

朱文燕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7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的学习，多次强调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完整提出“四史”。教育部办公厅2021年发布《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要求“高校要持续深化所有思政课必修课中‘四史’学习教育相关内容的有机融入”[2]。高职院校思政课具有全员覆盖的特性，因此能带动“四史”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全面落实。汕头的馆藏资源在保存整理和发掘利用方面有深厚的传统，又蕴含着丰富的“四史”教育价值，能使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以更直观和丰满的方式，体现高职院校的风格与特色。

一、汕头馆藏资源在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中的属性作用

馆藏资源是指在特定的物质空间中规模性地筛选、汇集与管理某些主题的实物或数字化的一切。在现实中的“馆藏”的空间主要体现为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陈列馆以及校史馆等场域。“资源”的内涵极其丰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在根据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不断变化发展。汕头馆藏资源是馆藏资源的区域体现。对于“四史”教育而言，汕头馆藏资源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地方性缩影。在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中，作为一种区域性馆藏资源其定位是能进入到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中，并直接成为“四史”教育内容或支持“四史”教育进行的资源。这种区域性馆藏资源与一般社会资源在发挥“四史”教育作用有显著区别，具体表现在馆藏资源的属性中。

（一）汕头馆藏资源的公众化使用权是发挥“四史”教育作用的前提条件

公众化使用权是所有馆藏资源的基本属性，无论这些馆藏资源的级别与地域。一旦这些资源不再对外开放，那么就只是私人收藏品，而不能称为馆藏资源。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对象是广大的高职学生，这决定了进入到课程的教育资源，必须是真实可信，且能使师生便捷取用。无论馆藏资源的所有权归属或变更，只要能面向公众开放，使用权是广大民众，就可使师生随时自主地接触到这些资源。这种资源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决定着人们的精神意识，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下提升“四史”教育的实效。马克思曾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这表明了环境存在对人，以及人对环境能动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一些错误的思潮千方百计进入我国，产生了消极的环境影响，对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四史”教育形成严峻挑战。选择馆藏资源进入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课程中，就是选择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因素为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服务，利用好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抵制消极因素的影响。公众化的馆藏资源是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外部积极因素，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开放、民主、互动的环境，师生在这环境中相互传递信息与融合情感，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到充分调动，教育的实效性得以增强。

（二）汕头馆藏资源的总量动态发展是发挥“四史”教育作用的基础保证

馆藏资源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选择与更新的，使其总量动态发展。与其他级别与地域的馆藏资源一样，汕头馆藏资源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导致馆藏资源的部分老化与呆滞。这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土化馆藏资源，有些观点已落后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些内容粗劣，甚至有的残损无法修复，这样的资源不仅挤占空间，失去育人价值，还降低馆藏资源的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多的资源不断地被发现与保护。比如根据2010年广东革命遗址普查报告，当时汕头市革命遗址数量为163个，这些遗址中尚未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0年广东革命遗址普查时，汕头“在革命遗址普查中已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址有211处”[5],已有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这表明这些客观的外在条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外在的变化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变化，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四史”教育也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因此与一般社会资源不同的是，馆藏资源在到达一定规模时，要接受经常的专业评价和筛选。既要不断补充新的馆藏资源，还要剔除一些与社会发展不符的资源，保持收进与剔除相适应，使馆藏资源在一定时间内处于一个稳定状态。

（三）汕头馆藏资源的线索随时可检是发挥“四史”教育作用的关键环节

无论这些馆藏资源的级别与地域，馆藏资源都要具有充分查找线索揭示的属性。一旦馆藏资源处于凌乱状态，就无法保证在公众需要时及时供给，那就只能称为馆藏杂物。因此，能发挥“四史”教育作用的馆藏资源，要按照其内容或外部特征为标志，分门别类在特定的物质空间内组织成序，使开展“四史”教育的师生能检索到这些课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7]要善于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开展思政课。汕头馆藏资源是序化可检的社会资源，不仅可为“四史”教育课程提供一线的社会实践场所，还可将其蕴含的生动历史资源引入“四史”教育的课堂。对于学生而言，馆藏实物资源的真实性与稀缺性，能营造出情感共鸣，使学生在亲身感受与直观体验中感知现实与历史间的多维信息；馆藏数字资源的立体化与交互性,使学生体验到更为便捷与丰富的表现手段。对于教师而言,馆藏中的历史资源，不是课程中的历史段子，而是一种历史事实，教师要在馆藏资源的表象部分基础上，对馆藏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归纳，并进行逻辑分析与经验总结，使馆藏资源展示出的历史事实既传递知识又突出思想价值引导的效果。学生能通过教师的讲述来增强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的自觉性，形成凝聚接续奋斗的共识。

二、汕头馆藏资源所蕴含思政课“四史”教育内容的问题挑战

汕头这座城市有着丰富的反映“四史”的重要遗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汕头作为百年商埠，是“苏维埃的血脉”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革命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汕头作为经济特区，是党进行建设的重要窗口城市之一。这些时期形成的具有教育纪念意义及史料价值的遗存,都是构成汕头馆藏资源的空间基础。这些遗存承载着红色基因，既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英勇斗争，又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干事创业的革命岁月与改革进取的不懈努力，成为汕头馆藏资源中“四史”要素的源头活水。这些资源不会自动成为思政课“四史”教育资源，在教育转化上仍面临极大的挑战。

（一）汕头馆藏资源的年代感观与学生成长境遇的疏离

汕头馆藏资源的场馆载体类型多元又分布广泛。根据汕头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汕头拥有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8座，档案馆8座，公共图书馆8个，博物馆15座”[8]。这些场馆中体现的“四史”主题并非独立割裂的，而是交融在各个场馆的各项资源中，在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中都交织着党史。同时，全市有147处革命遗址入选省革命遗址数据库，其中在保护级别上，国家级文保单位有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旧址和中央红色交通线汕头交通站两处，而县级以上文保单位有37个；利用级别上，县级以上有31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革命遗址是以党史为重点，主要印证着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先辈的奋斗历程。“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9]当前高职院校的生源复杂，除了以高中生和部分初中生为主的常规生外，还有以社会人员为主的高职扩招生。这些常规生都属于00后学生，过半学生是在农村地区成长，他们既是与小康社会共同成长的一代，又是伴随新媒体成长的一代。他们的物质生活充裕，入学基础薄弱，不易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也缺乏学习主动性与自律性。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与学校环境相对封闭独立，即使不关注校园以外的资源也不影响其生活与学习的开展。这种境遇导致其接触事物有限，并阻碍了他们对广阔世界的好奇，使得他们对历史资源的意向兴趣很难超越家庭与学习的有关事物。

（二）汕头馆藏资源的隐性价值与教师文化自觉的游离

汕头馆藏资源的“四史”资源是党领导各条战线百年奋斗历史的一个透视窗口，蕴藏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思政课教师在运用此类资源时需要对此进行解读。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10]这表明革命遗址类的“书”镌刻着红色基因，在深层次中通过复制和遗传作用对党的历史发挥着内在引领性。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认识这种世代相传稳定性，既需要解读“遗传信息”，又要结合时代化的教育机制，才能产生常读常新的效应。汕头馆藏资源中革命遗址的数量与种类很丰富，根据《广东省革命遗址保护条例》第三条对革命遗址的分类，汕头市147处入省库革命遗址都涵盖了这六类（详见表1），其中最多的是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共计72个。革命旧址之所以是最多的，是因其一直以来保存相对完好，而革命遗址、遗迹是已损毁或不存在，后人以原址为基础进行空间重组。革命遗址承载着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与改革创新的峥嵘历史，是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四史”教育的重要场所。现实中，高职院校教师来自五湖四海，思政课教师的学科背景也不限于历史类专业，并不一定能认识了解单位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不足将使教师无法自觉把本土馆藏资源与教学相融合。有的教师虽然意识到这些资源的重要价值，但是自身的现代阐释能力不足，很难找到两者的有效结合点。

表1 汕头市147个入省库革命遗址所在各区的类型分布概况 单位：个

（三）汕头馆藏资源的呈现分散与教育转化实践的偏狭

汕头馆藏资源的场所形态多元，但分布并不均衡。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档案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均在各区中心地带，而“四史”资源较为集中的147处入选省库革命遗址，主要集中在金平区和澄海区，两区约占六区一县革命遗址总量的54%，两个国家级文保单位也在金平区。而另一中心城区龙湖区的革命遗址资源只占5%，其他的革命遗址资源相对分散在外围区县。总的来看，革命遗址整体分散在非城市建设区，少数片区集中分布部分革命旧址、重要人物故居、旧居等遗址，这对高职院校开展革命遗址的整体利用带来了较大难度。因此，在选择地方馆藏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时，考虑安全、费用、时间等组织问题，一般更倾向于级别高与市域层面的馆藏资源，导致引入课堂的馆藏资源单一，大部分的馆藏资源尚未被学生知晓。同时，地方馆藏资源的教育转化主要依托的是课程和教材，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思政课中加强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通知》指出有条件的高校要开设“四史”类思政课选修课，这表明以党史教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在学生的学业结构中是“公共课”或“选修课”，所占总学业学时并不长，故使得馆藏资源的转化只能展现给部分学生。当前虽暂未有“四史”课程的统编教材，但有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四史”大学生读本和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四史”简史，这两本书基于其普及性都是宏大叙事脉络，突出关键结点历史事件,不涉及地方性的人物与事件。这对于史学基础薄弱的大多数高职学生而言，学习“四史”缺少一个可内化感知的真实情境，进行主观与客观双向转化。

三、汕头馆藏资源在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中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材给出的是教学的基本结论和简要论述，要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爱听爱学、听懂学会，需要做很多创造性工作。”[11]11这是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应然要求，为其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指明方向。在发挥思政小课堂育人主渠道的同时，还要通过借助新媒体、善用地方史实、整合多元力量等方式深耕汕头馆藏资源大课堂的开发与利用，不断为高职院校思政课“四史”教育的改革创新添砖加瓦。

（一）借助新媒体延伸教学空间拉近学生与汕头馆藏资源的距离

网络化教学具有传播迅速、资源能共享、呈现方式多元等优势，十分契合高职院校00后学生的成长经历与发展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传播变革超越了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媒体，形成了新形态的信息传播路径，即新媒体。从设备终端形态看，新媒体主要呈现为电脑媒体、手机媒体和智能电视媒体三大类型。媒体形态会随着时代不断深化发展，无论个人意愿与否，无论身处校内还是校外，都会受到新媒体的影响。一方面，新媒体的海量性与融合性能把汕头馆藏资源由实体延展到虚拟空间。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新兴信息技术的出现与运用，使得万物皆可互联化，通过技术将实体以及内容和传播渠道的融合，赋予汕头馆藏资源的时代感。“四史”教育不仅要继续利用如虚拟现实技术的前沿数字技术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再现汕头馆藏资源中的具体历史场景，还要围绕汕头馆藏资源积极创作内容生动与导向正确的网络文化产品，并推动其不断融入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等具有社交或娱乐功能的网络载体，甚至是网络直播平台，使得学生在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双向叠加中都能感触到这类资源。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即时性与交互性能调动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11]1200后大学生是与网络媒体共生的一代，他们在平视世界的同时也拥有更多参照系来看问题，因此支撑新媒体的数字化和虚拟化技术能为学生提供多类型、体系化且差异化的资源，从而极大激发其传承红色基因的热情。在网络技术的创新驱动下，通过教学项目任务式布置引导学生们关注了解汕头馆藏资源，并在宿舍、班级、社团、系部等的群体管理上，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学生们对汕头馆藏资源的思维特征及行为变化，并根据学生们的不同需求及时精准推送相关资源，以及及时梳理和集中解答他们的困惑与难点问题，让学生及时感知历史的温度与理论的深度，实现育人价值的精准输出。

（二）善用地方史实推动理论阐释与汕头馆藏资源情景化的融合

“四史”中的各个部分历史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由贯穿其中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围绕在中国共产党身边的一个个具体人物，以及众多或惊心动魄或坚韧平凡的鲜活事件前后相接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思政课教师要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物料，系统性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故事，把历史巧妙地引入现实。”[12]“四史”教育的课程不是一种平面的史实过程传输，而是从历史真实中得出结论，并引导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考此类历史现象背后的价值立场。学生对历史节点的关键性人物与事件从小耳熟能详，但因学制、课时、专业等因素，对地方性的影响微小事件与人物并未熟知。因此思政课教师要自觉融入“四史”教育教学意识，拓展“四史”的理论和知识，从汕头馆藏资源处着手挖掘历史真实的史料，从中弄清有关的历史事实，避免用结论拼接历史或任意裁剪的错误倾向。一方面,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呈现汕头地方实践成就；另一方面，立足汕头地区的小人物小物证小事件折射大道理。在汕头馆藏资源中找寻地方实践成就的相关亲历者、见证人、实物资源、知识性资源等，并在“四史”教育的课程中教育引导学生去主动认知。这种地方性立体的史实叙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阐释的结合，不仅要从小角度直奔主题，还要契合学生成长经历与需求，如用00后大学生热衷的“网络体”先引起其认同，或者使其置身汕头馆藏资源中的一处事件发生地、人物故居、主题展览馆等具有氛围感的场域，通过可感可触的情景吸引他们的关注，带动他们的感性认知。随后在情景感受和阐释理论的深度结合中，再帮助学生总结升华不同历史阶段资源背后的历史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以及这些资源的后续发展影响，展现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学生意识到这些资源只是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更加深刻感受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凝聚的伟大力量， 实现感性认知向理性认知的转化。

（三）整合多元力量推动实践形态与汕头馆藏资源生活化的结合

“四史”教育的实践形态要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融入学生的生活世界，在学生的课堂、课余、生活等各种环节中呈现出来，实现“四史”教育的形式由课堂型向生活世界转移。在课堂上以教师为主导，支持教师“走出去”，带相应的馆藏资源入课堂，首先帮助学生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依托思政课的“四史”教育中能否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关键在教师；能否善用汕头馆藏资源的丰富宝藏，讲清党的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核心也在教师。汕头馆藏资源作为教育要素，除了将其数据、影像与图片等做出案例，还可以亲自录制讲解视频，邀请历史见证人、各类模范、专家干部等先进人物常态化参与教学，甚至与馆员组成双师团队，使馆藏资源与学科内容有机结合。在课余中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走出去”，进馆藏之地感触，学生之间结伴以参观各类场馆、进行实践调研、拍摄短视频以及参与志愿服务等多元形式，带着问题或任务接触馆藏资源，有效地将“四史”教育突破学校场域拓展至社会。学校层面要整合内部育人主体力量，职能部门与教学单位协同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对外学校要开辟与“四史”教育对接的汕头各馆实践教学基地；对内要细化调课、用车、活动经费等保障制度，提升学生们参与基地研学活动、地方馆藏主题活动等社会实践的效率。在生活中以亲友为中心，鼓励学生带领亲友“走进来”，入馆藏之地重温。汕头馆藏资源不单是只会出现在“四史”教育中的教学场域和教育要素，更重要的是将会伴随学生的生活发展，即使在学生课余及毕业之后，这些区域性馆藏资源还将通过学生传递给其亲友，在今后还将以生活化、碎片化的方式持续滋养引导学生，成为他们成长发展的密切相关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持续参与汕头馆藏各类实践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四史”教育传承的价值观念，并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激励着他们自觉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