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围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基于对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的观察

孙 璐

（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扬州 225000）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整套公共行动、公共资源提供和公共安排的制度化过程，社区治理既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 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社区治理路径创新不仅延展了基层治理主体的能力边界和服务手段，也为我们厘清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图景提供了解释逻辑，还为当下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至基层，各地社区治理实践创新探索不断，党建引领的统合逻辑、制度规范的秩序逻辑、技术赋能的效率逻辑不断叠加于社区治理空间。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战略要求则进一步催化了社区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协商共治、利益共享，治理主客体间凝聚共识、价值共创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性议题。 在实地观察中发现，“氛围”营造作为耦合情感、凝聚共识的有效方法常被社区工作者提及和运用，“氛围”一词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中也屡见不鲜,可见“氛围”正在被地方领导和基层干部视为一种治理技术并不同程度地运用于治理实践中。 那么在社区治理中，“氛围”治理为何出现？ “氛围”治理以何呈现？ “氛围”治理何以可能？

（二）文献回顾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活动中，人们经常视“氛围”为不言自明却很难清晰描述的概念，偏好用环境信号、环境刺激、感觉、气氛等概念来描述或置换。Lewin 最早提出“氛围”一词，认为个体对个人体验和社会环境中观察到的行为认知构成了氛围。［1］Kotler 从营销学的角度诠释“氛围”是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感官感知的、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2］随着市场组织的蓬勃发展， 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变量——“组织氛围”，得到学者们多角度的关注。［3］随着对组织氛围的关注逐渐扩大至学校、医院等不同场域， 研究者对氛围的界定更趋向整体性，Hoy Wayne K.等学者从教育学视阈指出，氛围是成员感知或体验到的对其心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对持久的环境特征［4］，且组织氛围的核心维度与影响力受到关注［5］。 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组织氛围研究的深入推进，发生了从“一般氛围”研究到对“特定氛围”聚焦的转向，对“氛围”的概念界定更丰富多元。

纵观“氛围”研究的历史，虽然在具体定义上学界存在一定分歧，但是个人认知法和分享感知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两种定义方法。 个人认知法将“氛围”定义为个体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诠释［5］，分享感知法则把“氛围”定义为对组织政策、惯例、程序的共同感知，侧重强调分享感知构成氛围的基础［6］，而Anderson 和West 则将以上两种方法相融合，认为“氛围”是个体与组织情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既包含个体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又涵括多个个体对周围事物共同感知的理解分享。［7］从功能学的角度来看，前者是建构，后者则是影响。

国内学者关于“氛围”的研究轨迹基本和国外研究一致［8］，多关注企业、学校、医院等组织氛围，而对社区生活世界等基层社会治理域的氛围研究较少。 事实上作为一个实践性概念，“氛围”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社区治理中是伴随着我国社区治理回归社区生活本质的价值转向的。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一直居于 “显性”位置，而社区作为“生活世界”所隐含的情感、关系、道德等价值意蕴却较少被提及。 党的十九大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注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全社会的焦点。 宏观政治的战略转向敦促社区治理价值重构， 如何在社区空间关注居民生活叙事，在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社区中赋予居民生活的信心、活力和能力，发掘民众的生活意义［9］，逐渐成为近年来社区治理的价值转向。 有学者开始聚焦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并对城市社区氛围进行探索，分析城市社区氛围的理论模型及其因素结构［10］，认为“氛围”作为社区现象，本质上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情感品质［11］，其物质性和空间性特征早已被杜夫海纳等人所证实［12］。 有学者开始将“氛围”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厘清“氛围”和“情感”的深度关联，论证“氛围治理”是情感建构、情感转译、情感扩散的连续过程，尝试揭开情感治理的新路径。［13］但截至目前，社区氛围治理并未成为一个显性的学术议题。 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本文认为社区“氛围治理”是在社区特定场域中以情感为基调，通过空间场景构建理解与认知，行动者被周围的其他人或事物所影响，也会相应地影响周围。 “氛围治理”可以概括为“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两个维度，“氛围建构”是以主体间的“情感” 培育为目标和内容， 着眼于主体关系建构；“氛围影响”是以“空间”为治理工具和手段，着眼于对积极主体关系的理解分享直至影响力渗透。

（三）案例选取

基于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居委会的主导地位，本文聚焦居委会这一主体，借助“结构—过程”分析范式，关注居委会在治理价值转向、压力增大、资源短缺的现实境遇下，如何展开氛围治理。 本文考察的江苏省扬州市两个社区，都实施了“居站一体”治理模式，即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行居委会主任兼任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双肩挑”模式。 H 社区是混杂了拆迁安置户的新建混合型社区，W 社区是老年群体居多的老小区，两个社区在成立时间、社区规模以及外部资源条件上虽有不同， 但都获得了“全国文明社区”等荣誉称号，治理绩效较好。 选取两个社区的原因在于：一是两个社区代表了目前城市中常见的两种社区类型，H 社区是随着城市边界扩容而产生的新建混合型社区，W 社区是城市中心区域日渐老旧的社区；二是多案例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单个案例具有的偶然性及证据力不足等问题。 笔者分别于2021 年8 月、2022 年7 月、2023 年4 月在两个社区进行集中参与式观察，并对关键人物进行了访谈收集和获取资料。 通过观察两个社区“氛围治理”的实际样态， 调研获得的一手资料在增加客观性的同时，也能更细致入微地描述社区“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的全貌。

二、社区氛围治理的背景与生成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图景展示了当代国家权力如何在社区层面介入、渗透、整合并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在国家的干预、形塑中渐次成长，社会主体的权利和自主性得以增长的过程。 透过社区空间，可以辨识国家和社会在城市微观组织单元内如何发展，以及怎样互动和交融渗透，并共同形塑生动而丰富的城市基层形态。 随着我国社区治理价值的转向，居民对社区空间的想象和诉求不断向生活经验、价值、情感、意义靠拢，社区空间看似琐碎、单调甚至平淡的生活氛围，却充满“经验的储备”和“现有的知识”，是一种“唯一的最重要的社会实在”， 可以唤醒治理主客体对自我价值和社区生活价值的感知，重塑社区主体的主体间性。

（一）内生资源稀薄激发氛围治理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城市社会被具有全能性和极强覆盖性的“单位制”所主导，社区一直处于“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的辅助位置，社区工作边缘化、松散化。20 世纪80 年代后，城市“单位制”逐步解体，社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凸显，但总体孱弱的社会力量难以弥补单位制解体留下的真空。 为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整合，社区组织承担了大量政府派发的任务， 社区空间、社区组织、社区事务不可避免地与行政相结合，社区处于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张力之间，成为事实上的行政末梢，行政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社区治理受行政力量主导， 治理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孱弱，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内生资源及社会资本稀薄，并未形成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声气相通的共同体。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城市社区空间“人”“事”交融，领域重叠，事项增多，居民个人利益和社区共同利益交织，社区治理主体既要管“物”、管“人”，也要管“事”，社区事务呈现混合性、综合性、模糊性态势。 围绕社区治理秩序供给，单纯的服务机制或自治机制对“人”“事”交融的社区空间已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同样，内生资源匮乏的社区主体仅凭一己之力也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复杂多样的需求，需要借助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等其他主体力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效。 而氛围治理正是通过较小的成本投入， 诉诸治理主客体的情感，营造影响力，吸纳整合治理主体资源，带动更多的服务对象参与和改变，获得较大的治理能效。 “社会生活的有序，来自于公共空间中适度的宽容理念和思维”［14］，正是通过积极的社区氛围营造，诸如，协商氛围、合作氛围、参与氛围等，涵化居民的公共理性、 公共德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其实质是通过体恤、共情社区主客体的情感和需求，“以宽容、妥协为基础，信任为纽带，合作为路径，才有可能在良序、理性的氛围中实现良政和善治”［15］，更好应对社区生活之复杂流变、社区事务之交叉综合。

（二）情感要素回归催生氛围治理

氛围治理诉诸人们的情感、心灵，通过情感转译、情感渗透形成良善环境继而潜移默化改变人的行为，也即，氛围治理能够起效在于情感要素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回归。 我国早期的社会治理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 过于聚焦效率、制度等理性视角，对传统要素尤其是情感的治理功能有所忽视。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关注到情感要素在社会治理视域的不可阙如，纷纷呼吁“心灵治理”“情感体制”之于公共目的达成、公共利益实现的重要性。［16］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的关键， 丰富的情感嵌入治理活动， 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题中之义，也有利于在理性的制度运行中带来人文关怀。

社区作为人们的生活共同体，不是单纯技术叠加的智慧空间，是贴近生活、情感的叙事空间，是在社区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区空间更关注居民个体需求和人际互动，充满了居民的生活叙事和情感流动，单一的制度治理或技术治理已无法满足社区空间内居民的多元化需求，社区秩序生产需寻求以群体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石，诉诸于人的共同精神和情感的治理范式，通过空间氛围建构和渗透，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理念和合作意识，凝聚社会资本、积累社会信任，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三）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强化氛围治理

居委会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既是国家在城市基层实施管理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居民各种权益的代言人，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社区秩序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 近年来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虽然不断增多， 但居委会因拥有在地性、存续时间长等优势， 故在居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更高。1992 年，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在研究社交网络竞争关系时提出结构洞理论［17］，将社会网络中没有直接连接或关系间断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的空隙称为“结构洞”，连接这些行动者的“第三方”就占据了结构洞位置，并在行动者之间搭建信息、资源传递的桥接。 在国家、社会、市场等多主体互动的社区场域，居委会因同时拥有“代表国家治理”与“为居民代言”的双重身份，发挥着上下交互、连通左右、双向传递的枢纽功能，处于社区社会网络的“结构洞”位置。 结构洞位置既赋予居委会在社区网络中的竞争优势，也使居委会需面对社区网络中与其联结的多个行动者的压力施予。

质言之， 居委会因结构洞位置所独有的政治嵌入性、 结构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进一步强化了氛围治理。 一是受到包括政治环境、政治体制在内的政治嵌入性的影响。 当下，国家顶层设计关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战略部署， 各级党政机关通过制度安排与人民群众建立人格化、 拟家化的情感互动示范等， 会影响社区治理走向， 合作治理、情感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 二是，结构嵌入性使居委会成为各利益主体间资源和信息流转的媒介， 基层政府通过居委会了解居民意愿和需求，居民则通过居委会上传诉求、探察政府态度和行为， 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则通过和居委会的联动共同完成公共服务供给。 结构洞位置决定了居委会要将国家层面的规范性与基层社会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在主流话语和居民喜好间做出回应和行为切换， 居委会只有充分营造对治理伙伴和居民的共情与尊重等氛围， 才能获得横向扁平的社会网络支持和根基夯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文化嵌入性在居委会历时性的社会网络互动中逐渐形成， 居委会因在地化办公，工作内容与居民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其行动选择和策略实施必然受到传统价值观、社会惯例等地方性知识的制约与影响。

三、氛围建构以何呈现？

如前文所述，氛围治理的维度之一是“氛围建构”，是以主体间的“情感”培育为目标和内容，着眼于主体关系的建构， 那么在H 和W 社区建构了怎样的主体关系，即“氛围建构”以何呈现？根据调研发现，居委会的氛围建构会根据互动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包括：居委会内部成员间的互动、 居委会和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互动、居委会和服务对象居民间的互动，不同的互动类型建构了治理主体间不同的情感氛围。

（一）聚焦组织发展营造“家”的氛围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居委会进入了一个交织着行政、社会等多重压力的行动场域，而地方财政拨款捉襟见肘、人少事多、薪资报酬低等现实倒逼居委会需借助低成本的行动策略达成组织目标。 居委会成员普遍认为治理成效的取得离不开组织工作氛围， 他们把这种氛围表述为“像个大家庭”。 通过观察发现，这种强调相互体恤、彼此成全的“家庭式”氛围交织在居委会的任务分工、人际处理等多个方面。

工作多而杂，分工不分家才能运转起来（访谈记录HA01）（1）。 就像一个家庭分工好了才能忙而不乱（访谈记录WA01）。 居委会并非执行科层式的分工，而是以网格内事务完成为导向的包干制，遇到突发或重大任务则打破日常分工“全员参与式”协作生产。 社区女同志多，肯定要照顾孩子小的，大家相互体谅吧（访谈记录HA01）。各种表格、统计等技术性工作，年轻人就多承担一点，就像家里的技术活小辈更擅长 （访谈记录WA01）。 借集体合力化解工作压力，组织内部表现出较强的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特征，成员间相互帮衬，形成较密切的情感关联。 在一起处的是感情和信任，凝聚力也是一点点处出来的（访谈记录HA03）。 相互协作才能把一个家撑起来，居民来办事能感觉到你内部是团结和谐的（访谈记录WA02）。 居委会主任则发挥“领雁”作用，在组织人际网络中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主要靠主任协调、调动大家积极性（访谈记录WA03）。主任像个大家长想方设法把大家团在一起 （访谈记录HA02）。 居委会“当家人”在“正己”的基础上树立内在权威，将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尺度的儒家贤者型领导人格演绎得恰如其分。 凡事大家商量着办，前提是自己带头干，方方面面能“服”人（访谈记录HA01）。 大家信任，你就要把这个队伍带好（访谈记录WA01）。 居委会常通过一些人情化的仪式，如聚餐、发点补贴、为年轻人的发展“开道”等方式培养成员的集体认同、 创造和谐工作氛围。 有事多担待， 有困难多帮衬 （访谈记录HA01）。 居委会不仅注重成员间的协作互动，而且对组织成员予以全面关怀，大到职业发展小到生活琐事。 有些临时性、阶段性任务很辛苦，完成后大家聚个餐放松一下，发点小贴补（访谈记录HA04）。 小年轻没有机会接触上面的（街、区）领导，就要替他们多争取（访谈记录WA01）。 通过感应人心、给予人文关怀继而赢得人心，居委会营造出家庭式管理文化氛围。 而组织文化的涵育亦加深了成员的类聚和认同，减少了居委会内部管理的内耗，为社区氛围治理造势蓄力。

（二）把脉社区公共事务形成合作氛围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国家战略加快了社区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各种资源被吸纳至以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体的治理体系中。 在H 和W 社区均成立了由党支部、 居委会、物业企业、业主委员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等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委员会，除了通过联席议事会、轮值制等工作机制，调动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营造合作氛围，还需要主体间的体恤和共情，正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主体间性”注重多元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交流、平等相处［18］。 老小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居委会和物业一起想办法，挖掘空间增加车位，帮着做居民协调工作（访谈记录WB01）。驻点社工搞活动一开始不和我们商量，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吧，我们就主动去对接去协商（访谈记录HA02）。 “主体间性”尊重每一个交往主体的差异性，倡导通过理性的语言相互交流和理解。 “主体间性”使得个体或组织间的相互尊重和“共情”成为可能。

2020 年后，为了进一步提升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效，扬州市政府加大向专业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 社会组织和居委会因在服务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居委会更注重地方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运用，缺少专业社工的服务方法，致使合作伊始龃龉不断。 但居委会基于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慢慢接纳、主动共情、支持社工组织。 社工也是本着服务居民的宗旨嘛， 总之对社区发展有利， 我们动员积极分子带头参加他们的活动，大家努力把事干成干好（访谈记录HA02）。 从观望试探到配合默契，居委会主动有效的沟通平衡了不同主体间的价值偏好与利益分歧。 现在有问题大家都提前沟通，很多活动联合起来搞，资源共享，经济又高效（访谈记录WB02）。公共服务供给不是基于占有、征服、改造的姿态，而是倡导开放民主，以共享、互惠、成长作为目标，建立平等协商的对话平台，继而共同建立和完善公共生活的制度与规则。［19］社区氛围好了，我们很多工作做起来也轻松了不少（访谈记录WA01）。 多元主体在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以及精准满足居民需求的过程中不断磨合并建立信任，在“互信”基础上强化“互嵌”关系强度，创设“互赖”伙伴氛围，形成共融共生的“互构性演化”，推动公共权力结构向合作型关系转变。

（三）根植居民需求构建参与氛围

社区本质上是一个扁平化、拒斥科层制和等级制的治理场域，社区治理对情感导向、公共价值的依赖，直接导致了它的温暖面向。［20］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社区治理的关键目标便是将“人民至上”的理念化为实践操作，如，充分尊重居民的话语表达权与利益诉求，在协商与对话中回应居民的切实需求［21］，而这些都离不开居民的参与。H社区作为混合型社区，居民异质性强、群体间认同不强， 社区公共利益难以聚合；W 社区老年人口多，普适化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社区深度老龄化的个性需求。 基于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质效低、居民间黏性不足等社情分析，居委会从加大制度供给着手，搭建和完善居民的表达平台与参与渠道，营造居民参与的空间氛围。 平台搭建、制度完善为推进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了可能性，如何将制度氛围转化为参与行动，培养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感， 还需要关键居民带动、关键事件触发。

1.关键居民带动。 一是借助党员力量优化社区积极分子支持网络。 居民之所以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离不开邻里间的动员。 H 社区推行“党支部+党员中心户+党员+群众”的模式，发挥党员中心户的纽带作用，定期联系居民议社情、督居务。W 社区则通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公共参与空间， 依托社区老年微项目吸纳居民参与和监督。二是抓住关键社群，找准和居民的链接。相较科层制场域，生活世界是女性和儿童参与的重要场域。 女性具备的耐心、细心、热心等柔性因素，能有效助力社区治理中最需要的共情、 信任、尊重等关系氛围的建构。 而在家庭的情理逻辑中，“种族绵延” 的力量是一种核心的内在动力［22］，即，子孙辈的成长与发展是家庭工作生活的最大动力，儿童参与能快速带动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参与，更有助于社区参与氛围的建构。 H 社区利用市妇联在社区设立的“妇女微家”，一方面开设技能培训课程，提升失地妇女的就业能力，拓宽其就业渠道；另一方面利用女性力量打造社区文化品牌， 用柔性气质弥补邻里间缺失的情感连缀，重塑生活世界的情怀和温度。 H 社区还通过培育社区“小小议事员”提升儿童参与意识与能力，打造儿童友好型社区。 社区成立了童言同议会，随后家长们就自发组成了护苗队，为孩子们提供支援（访谈记录HA02）。

2.关键事件触发。社区作为一个复合共同体，不仅有经济与政治秩序， 更有生活与情感秩序。社区的关键事件大多是居民的急难愁盼，处理关键事件的态度、效率、效果等，都会影响社区氛围构建，而这些很大程度取决于居委会能否以情介入，共情居民的困难；能否高效便捷地及时反馈处理过程和结果。 对居民诉求及时回应，即使不能立刻解决问题，也要第一时间让居民感受到我们“在场”（访谈记录WA01）。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征询居民意见，再和多个部门协商议事，把一条臭水沟改造成了社区纳凉广场，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居民参与的多元化和即时化 （访谈记录HA01）。 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既要强化保护公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诉求，也要突破冰冷的科技网格平台，在信息传递中凸显情感要素，将下达和告知性信息向服务和征询型转变，增强社区治理的“人情味”。 要投入“情感”，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访谈记录WA03）。臭水沟改造后，明显感觉居民态度不一样了，大事小事参与的人多起来了（访谈记录HA01）。 居委会正是通过积极回应居民诉求取得居民信任，借助积极分子所构建的支持网络进一步扩展信任，构建赋权于民的话语氛围，并通过认同建构和利益传送，诱发社区其他居民的参与行为，最终完成邻里动员的成功实践。［23］

四、氛围影响何以实现？

“氛围治理”的另一个维度是“氛围影响”，关注的是社区氛围构建后的影响力渗透问题，着眼于对积极主体关系的共同感知、理解分享直至影响力渗透。 无论是居委会内部的家庭氛围、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氛围还是居民参与氛围，氛围建构后未必能在社区空间立现其影响力，社区氛围辐射效应的产生还需借助社区治理主体的空间实践和强化空间的表征等来实现。

（一）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提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元空间分析框架。 物质空间是自然环境，即几何空间；精神空间是人们想象的空间，包括意识形态、思维等；社会空间受社会关系支持，并和社会关系相互生产。［24］社区的物质空间是“硬性空间”，包括公共建筑及社区景观等基础设施；精神空间是“软性空间”，包括社区价值观念及制度规范等规范公约；社会空间则可理解为包括人际关系及人际信任等权利结构的“韧性空间”。［25］城市社区不只是物质空间，更凸显着人本化与社会性，内嵌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脉络。 作为政府与民众互动的公共治理单元，社区空间既是居民聚合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这些外在的、物质性的、可感知的物理环境，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邻里互动场域，使居民间的联系突破了松散和陌生的原始状态，而且为服务供给者提供了彼此互动、与居民互动的场景，助推了社区公共参与。 居委会内部的“家”氛围营造、社区治理伙伴间的合作氛围激发、居民社区参与的氛围建构都是在社区 “硬性空间”“软性空间”“韧性空间”里展开各类日常生活的实践。 社区场域中越来越多的空间被建构生产出来，既有满足居民多元需求的公共建筑和社区景观，如H 社区由臭水沟改造而成的社区纳凉广场；也有自上而下构建的空间——即空间的表征， 如红色党群空间、H 社区的“妇女微家”等公共服务空间；还有自下而上构建的空间——即表征的空间，如W 社区的老年驿站、周末会客厅等邻里活动空间等。

空间的表征是主导性力量对空间进行方向指引的过程，通过制度规划、文化符号和治理理念等实现其构想。 自上而下构建的公共空间以党建引领为前提，部分职能部门通过挂牌和设立墙上标语等形式进行表征。 自从打造了这些社区空间，我们就有阵地了，老百姓来这里就能感受到好的政策和服务（访谈记录HA02）。空间标语、展览、布局和服务中所呈现的内容，无不对“执政为民”“人民至上”等理念展开生动叙事，多部门多条线的服务供给在公共空间变得可视化，空间因此凸显各类资源汇集的合作治理氛围。 与由国家创造的公共空间不同， 自下而上的空间是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等主体基于自身能力和资源禀赋对公共空间进行自下而上的合作生产，通过自造、他造、互造等多元组合方式，形成社区沉浸式、开放式的场景，完成在地行动者对空间氛围的再建构。 这类表征的空间强调多元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下再造空间生产秩序，强调“市民在城市空间的生活、行动与政治参与”［26］，公众在其中构建空间想象并开展社会交往。 小区改造时保留了社区的文脉象征物——“竹”（W 社区名称里蕴含 “竹” 字）。 现在社区空间打造都紧扣“竹”字做文章（访谈记录WB01）。 把历史文脉融入社区空间，这对于塑造社区共生氛围、激发社区活力大有裨益（访谈记录WC01）。 “竹”意象是W 社区空间的表达载体，居民与社区空间深刻的情感联系赋予了其特定的文化意涵。 综上，正是通过空间规划、管理、参与，居民嵌入到形式多样的社会性现实生活空间，而进入空间的“在场感”“氛围感”能激发居民的参与互动，在空间互动中传达社区的隐性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生产出丰富的情感联结、情感体验和情感气氛，社区运转的内生动力也因此勃发。

（二）通过仪式展演强化氛围影响力

现代性背景下，主体利益的多元化成为城市社区空间的显著特征， 致使空间的表征多元化。城市居民基于日常生活的参差多元而形成对空间的不同理解和定义，即表征的空间多元化。 以上变化导致空间在生产过程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整体空间被不断分割为细琐甚至孤立的单元空间，这不利于空间整体氛围的营造和影响力渗透。 可见氛围不仅能够营造，而且可以有浓度变化，城市社区正面临社区空间碎片化带来的空间氛围整体性重塑、价值期待由“薄氛围”转向“浓氛围”的挑战。

H 和W 社区通过仪式展演对社区氛围所嵌入的特定治理价值与积极的主体间关系进行宣传引导和效果强化， 社区经常性地展演两种仪式：一是对国家叙事的仪式展演，二是先进典型表彰仪式展演。 上面要求的各类“规定动作”，会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 （访谈记录HA01）。 社区文体志愿组织每年会围绕主题编排节目， 给居民展示也出去交流汇演 （访谈记录WA01）。 作为文化的外显形式，仪式展演可以唤醒人群的集体认同，形塑价值并传承认知；作为一种动员模式，典型表彰仪式在各个组织都广泛流行，该模式所生出的成果具体可感，具有较强的可学习性和可模仿性。 社区典型发现及锤炼的过程，正是借助组织表彰等仪式展演来提升氛围浓度的空间符号生产过程。 每年都评 “社区好人”，搞表彰仪式，请媒体和居民来围观（访谈记录HA04）。 居民不仅参与了空间创造和活化，还能感受精神洗礼（访谈记录WA02）。 仪式展演的目的是生产符号——符合治理主体价值预设的符号，居委会将社区公共广场等“硬性空间”开辟为仪式表演空间，在普通居民的身份中加入“楷模”“先进”等戏剧性元素，颁奖方的正式说辞、被授予者的庄重举止和社区生活一贯的随意性、平民化构成对照，“陌生的庄严表演”与“熟悉的社区空间”之间的对照，生产出一种正式隆重的景观。 居民在仪式展演中濡染空间情绪，这种情绪使每个在场者进入情境氛围，并在无意识中习得和浸染社群文化、仪式规则等，从而实现了仪式实践的记忆。

仪式展演增强了“社区氛围”的浓度，提高了居民的关注度和追随度，引导居民加入治理者预设的氛围，推动居民从旁观者向参与主体的“质变”，最终达到社会动员之目的。 可见强化氛围影响是一个合作生产的过程，居委会通过“表征空间”奠定合作、参与等氛围基调，社区各类组织和居民通过参加或围观仪式展演烘托并强化氛围。空间多元行动者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和自下而上的能动性相互交织渗透，最终完成空间氛围的“可达”与“落地”。

五、结 语

社区内生资源稀薄、情感要素回归社区治理以及居委会的“结构洞”位置，催生社区氛围治理。 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是氛围治理的重要维度，居委会根据不同治理主体和居民需求建构差异化的氛围，以达成信任、合作和参与的社区治理关系。 居委会通过空间生产渗透氛围、通过仪式展演提纯氛围浓度，在此意义上，氛围建构和氛围影响是相互型塑的。 氛围治理并不排斥刚性治理，相反，社区治理中刚柔并济才能再造基层良性秩序的生产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文观察到的案例充分证实了氛围治理在基层秩序生产能力上的内在优势， 是降低国家基层治理成本、实现基层持续有效治理的典型样本。 同时，氛围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无论是对治理主体还是治理对象都是一场治理理念的变革，其社会效果也不一定立竿见影，其影响力发挥是日积月累的涵化过程。 本文只是对社区场域中氛围治理“何以发生”、氛围建构“以何呈现”、氛围影响“何以实现”等议题作概要式探析，希望未来的研究中能对社区氛围治理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我国社区治理的本土话语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