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行淳备:东汉南阳邓禹家族家风

2023-04-16 01:52
关键词:百姓家风家族

郑 卓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0 引言

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族在世代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家族成员共同遵守并传承的价值准则。“家风是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凝练表达”[1],是支撑家族延续的精神力量。南阳邓禹家族兴盛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与“笃行淳备”的家风密不可分。

邓氏奠基人邓禹字仲华,出身南阳新野望族,是东汉的股肱之臣。他年少时就立下宏愿“垂功名于竹帛”[2],在长安游学时拜名师习《诗》,功成名就后选择退隐专心“以文德教化子孙”[2],在邓禹的悉心教导下,十三子能“各守一艺”。“笃行淳备”的家风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家族成员君子品格,提高了家族声望,使邓氏成为“累世宠贵”。

1 邓禹家族家风内涵

1.1 忠孝观念

忠孝观念是统治者选贤举能的重要标准,更是君子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邓禹深受儒学影响“事母至孝”,邓禹之孙邓骘、邓绥等人深受影响,时刻将孝铭记于心,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也不忘用心侍奉双亲。永初四年,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病重,邓骘兄弟向皇帝上书请求辞官归家侍奉母亲,已经贵为皇太后的邓绥更是亲自贴身照顾母亲。十月,新野君去世,邓骘兄弟四人一同上书辞官,为母守孝。邓鸿之子邓甫德,继承了邓氏孝顺父母的优秀家风,曾因母亲去世而辞官为母守孝。邓氏子孙在儒学的熏陶和邓禹高尚品格的影响下,时刻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尽心侍奉父母,形成了孝敬双亲的良好风气。邓禹助刘秀定河东、平赤眉,为东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邓训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为边地各族百姓安居乐业作出重要贡献;邓骘、邓绥兄妹在权力交替之际力挽狂澜,稳定局势。邓氏一族对东汉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卓著。

1.2 崇尚节俭

东汉豪族生活奢侈无度,攀比之风大肆盛行。而连年天灾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二者的明显差距导致社会矛盾重重。古人将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君不德’的遣告,其目的是要‘人君觉悟其行’”[3],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邓太后执政时期,颁布了一系列诏令提倡勤俭。邓太后听闻粮食歉收导致百姓食不果腹甚至易子而食,遂下令减少宫中开支,特许年老多病失去劳动能力的宫人可以出宫养老与家人团聚。“邓太后注重及时督促官吏上报灾情,并要求官吏做到体恤百姓,不得隐瞒不报”[4],对受灾地区及时拨款,确保百姓能维持正常生活。为帮助百姓早日恢复生产,朝廷下令为土地无法继续耕种的难民重新划归耕地。按照惯例,岁末皇帝要犒赏群臣酒食,举行驱除疫鬼的大傩仪式。邓太后担心百姓负担过重,便诏令飨宴不要设戏作乐,举行大傩逐疫时,一律不得使用象、骆驼等珍贵物种。永初七年,邓太后以“非其时不食”为由下诏“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用者,皆须时乃上”[2],因此节约了二十多种食物。

邓骘兄弟几人也同样尚俭戒奢。和帝、殇帝接连驾崩导致百姓的劳役负担加重,邓骘为此上书请求减轻劳役。汉代人十分崇信鬼神,认为人死后会到另一个世界,而随葬品越奢侈,数量越多,人死后越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因而盛行厚葬。豪族借丧葬之事相互攀比,大肆挥霍,导致百姓争相模仿,不堪重负,巨大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邓弘等人极力反对这种无端消耗财力导致攀比的陋习。邓弘在大病之初就告诫家人,他死后下葬“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2]。元初五年,邓悝和邓阊相继去世,皆留下遗言要求薄葬。邓弘等人不盲目从众,不攀比,敢于打破固有观念,难能可贵,他们的表率作用十分有效。

1.3 遵法守礼,治家严谨

邓氏的良好家风还表现为治家严谨,要求族人亲眷谨言慎行。自邓禹开始就训诫约束子孙后辈要严格遵守法规,邓训更是严格奉行这一准则。邓训为人宽厚温和,十分重视家人的规矩礼仪,“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2],因此他的兄弟子侄们既敬重他又非常畏惧他。邓太后执政后,明确要求诸邓不可借外戚之名随意破坏法令,不得包庇犯罪之人。邓氏族人受到有力的约束。邓氏的姻亲和门生故吏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邓太后的严格约束下并没有过分行为。严谨的治家理念和严格的要求对邓氏家族成员的性格产生了明显影响。邓绥侍奉阴皇后时兢兢业业,邓骘辅政后更加小心谨慎。和帝驾崩之后,为了便于处理政务,邓骘兄弟常常留在宫中。邓骘认为长期在宫内不符合规矩,遂向太后进言坚决请求回到自己的宅院。邓氏一族门风清正与家学底蕴深厚密不可分。

2 邓氏家学促进“笃行淳备”家风形成

统治者明确了经学的正统地位,将通明经术列为入仕的重要条件,使之成为士阶层继续与国家权力保持联系的桥梁。随着两汉社会的急速变化与发展,豪族阶层的崛起与迅速壮大打破了“学不外传、家族垄断”的学术壁垒,为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私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学与各类技艺的发展,使豪族的家学内容日益丰富。

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风的影响,邓氏家学在传承经术的基础上又有技艺加成,邓禹习《诗》、其子邓鸿善兵法、邓禹之孙邓弘钻研《欧阳尚书》、邓绥精通《论语》,家族内部形成了孝亲、好学的良好氛围,为“笃行淳备”家风形成奠定了基础。

3 家风对邓禹家族的深远影响

3.1 家风影响个人品格

在邓氏家族孝顺父母、戒奢尚俭等优良家风与严谨治家理念的影响下,邓氏家族成员养成了高尚的品格。邓氏一族在经学教导和家风影响下,形成了心怀天下、谦逊有礼的君子品格。

邓禹多年征战,斩敌无数,却“未尝妄杀一人”[2]。邓训心怀天下,为边地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发展鞠躬尽瘁,为促进当地各族百姓的和谐共处作出重要贡献。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无故杀害烧当羌人迷吾等人引起羌人各部的愤怒,羌人谋划着报仇。朝廷很担心这件事影响当地的安定,任命邓训替代张纡为护羌校尉解决此次矛盾。迷吾之子迷唐不敢直接带兵攻打邓训,就先胁迫月氏胡人做先锋。谋士们都认为羌人、胡人互相攻击对汉朝有利,不应该阻止他们交战。邓训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恢复各族百姓的信任,如果此时能给予胡人帮助一定令他们心悦诚服。于是邓训下令打开城门,让所有胡人的妻儿进来并派重兵守卫加以保护。羌人无奈退兵离去,当地的胡人真心归附。羌、胡各族一直以病死为耻,病重就会选择自杀,结束生命。邓训听闻,就立即派医生用药医治病重的人,治愈者都十分感激他的真心爱护。邓训在当地推广先进的生产方式,传播了优秀的汉文化,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深得百姓爱戴。邓骘、邓绥兄妹几人厉行节俭,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极大地扭转了尚奢的社会风气,减轻了百姓的生活负担,维护了东汉政权的稳定,对东汉中期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3.2 家风对邓氏家族发展的影响

(1)心怀天下,体恤百姓

邓太后执政后,以邓骘为首的邓氏外戚权倾朝野,不同于以往的外戚集团,邓氏外戚言行有度,遵守礼法,这与邓氏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联系。邓骘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人谦逊有礼,学识渊博。官拜大将军后,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与以窦宪为首的窦氏外戚形成鲜明对比。窦氏外戚骄奢跋扈,横行乡里,百姓怨声载道。窦宪为人性情暴躁,跋扈善妒,睚眦必报。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经审理他父亲窦勋的案件,于是窦宪便派遣刺客杀了韩纡的儿子。窦宪更是依仗权势,强行低价夺取了沁水公主的田庄,惹得章帝大怒。章帝驾崩,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来京吊唁。刘畅为人宽和有礼,深得窦太后喜爱,窦宪害怕刘畅分走手中的权势,于是派刺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2]。窦宪之弟窦景“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窦氏一族门风有缺导致家族成员缺乏内在约束,行为嚣张,无视法规,种种恶行最终引来毁家灭族之祸。邓氏外戚深受儒家仁政观念以及优良家风影响,一直心怀天下,体恤百姓,厉行节俭,深得民心。

(2)提升家族声望,助力家族长远发展

邓氏家族成员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君子品格为人称道。邓氏由此名声显赫,成为世家典范。“外戚借帝胄声威对士人的吸引力对东汉的职官人事任用产生巨大影响”[5],不少儒生竞相成为邓氏门生,邓氏实力大增。“笃行淳备”的家风与内容丰富的家学是“门第、文化的主要表征”[6],是家族传承的内在动力。在家风与家学的深刻影响下,邓氏“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东京莫与为比”[2],可谓“累世宠贵”。随着邓氏家族声望的提高,选择与邓氏联姻的豪族越来越多。东汉时期的豪族在选择联姻对象时,更加注重对方的身份地位、社会声望和德行操守,而且“东汉豪族婚姻的地域性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7],因而邓氏与阴、寇等望族结为姻亲后,家族的社会影响力随之不断扩大。

3.3 邓氏家风的局限性

邓禹家族崛起于两汉社会变革之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未因新兴社会阶层的迅速壮大而得到缓解。统治者不得不借助明经入仕的方式巩固新生政权,安抚新兴阶层。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邓氏家风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邓氏家风体现的是特殊阶层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具有普适性。

4 结语

邓禹家族自东汉建国起至家族衰落的一百五十年间,对东汉政局产生重要影响。邓氏依靠家学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转变,实现了家族从军功阶层向士族的质的变化。“笃行淳备”的家风对邓氏积累家族声望、延续家族兴盛具有深远影响。家风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研究东汉邓禹家族家风有助于探究东汉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

猜你喜欢
百姓家风家族
不让百姓撇嘴骂
百姓记着你
勤劳节俭传家风
HK家族崛起
《小偷家族》
家风伴我成长
百姓看家“风”
家族中的十大至尊宝
别样家风,别样精彩——教你轻轻松松写“家风”
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