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京郡”考论

徐 悦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京郡”作为地理名词，在六朝史书中仅曾出现1次。学者姚乐曾对“京郡”进行考证，并校勘了《宋书·王景文传》的一则讹误[1]，作者不乏精辟之见。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充分利用关键性的一条史料，因而关于京郡的含义、得名、重要特征等观点难以令人信服，笔者就此略陈管见。

1 京郡的含义

姚乐称“京郡主要指代南徐州无实土的侨郡”[1]，这个观点可能不妥。为了考证京郡的含义，我们需对仅有的有关京郡的一条史料予以全面考察。在太子左卫率薛安都和太子中庶子殷恒晋升官职问题上，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与吏部尚书蔡兴宗发生争执，《宋书》中的《蔡兴宗传》有如下记载：

由是大忤义恭及法兴等，出兴宗吴郡太守。固辞郡，执政愈怒，又转为新安王子鸾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义恭于是大怒，上表曰：“……侍中秘书监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养，圣旨矜体，特顺所陈，改授臣府元僚，兼带军郡。虽臣驽劣，府任非轻，准之前人，不为屈后。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抚军长史庄滞府累朝，每陈危苦，内职外守，称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于薄。前新除吴郡太守兴宗，前居选曹，多不平允，鸿渥含宥，恕其不闲，改任大都，宠均阿辅，仍苦请益州，雅违成命。伏寻扬州刺史子尚、吴兴太守休若，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御史中丞永，昔岁余愆，从恩今授，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后效未申，以何取进。司徒左长史孔觊，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回换之宜，不为乃少。窃外谈谓彧等咸为失分，又闻兴宗躬自怨怼，与尚书右僕射师伯疏，辞旨甚苦，臣虽不见，所闻不虚。……”[2]1718-1719

吏部尚书蔡兴宗得罪江夏王刘义恭，被赶出朝廷，他心怀怨恨，两次拒绝朝廷对他的任命。刘义恭上表弹劾他，并且对“外谈谓彧等咸为失分”进行辩驳。刘义恭为了自我辩护，在上表中列举了不少官员的官职迁转，作为弹劾蔡兴宗的证据，同时论证“京郡本以为禄”的观点，因而上引史料中所涉及的郡均为京郡。

侍中、秘书监王景文，“以父老自解，出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辅国将军、南平太守”[2]2391。姚乐称：“‘南平’应为‘南高平’或‘南平昌’的讹误。”此言甚是。在官班制中，秘书监为十一班、侍中为十二班，太宰长史没有录入，其班次大约与十班的司徒右长史类似。由此可见，从官阶而言，出身琅邪王氏的王景文属于“迁授失序”，刘义恭的辩驳有些强词夺理。但刘义恭为孝武帝的皇叔和顾命大臣，能够担任他的太宰长史，也是很荣耀的事。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冠军将军谢庄，“六年，又为吏部尚书，领国子博士。佐选公车令张奇免官，……时北中郎将新安王子鸾有盛宠，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鸾板庄为长史，府寻进号抚军，仍除长史、临淮太守，未拜，又除吴郡太守。庄多疾，不乐去京师，复除前职”[2]2389。此处的前职应指太宰长史，而不是吏部尚书。陈郡谢氏与琅邪王氏齐名，都是东晋南朝的高门。谢庄担任过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吏部尚书，之后被任命为新安王刘子鸾的抚军长史，兼任临淮太守、吴郡太守，这与蔡兴宗的履历类似，这佐证了王景文担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并没有受到亏待。谢庄因体弱多病，两次外任都未能实现，所以刘义恭说谢庄“称未堪依”，即谢庄的情况特殊，蔡兴宗不能与谢庄相比。

吏部尚书蔡兴宗被任命为吴郡太守，刘义恭说他“改任大都，宠均阿辅”，“都”字很可能是“郡”字之讹，形近而误，“大郡”指吴郡，意为蔡兴宗担任吴郡太守，与吏部尚书势均力敌，并不是贬降。吏部尚书掌管用人大权，是炙手可热的权要职务，并且位居十四班，而吴郡太守为十三班[3]201，皇弟皇子府司马则为十班，无论从权势还是官阶上看，蔡兴宗的官职变动都属于贬降。另外，的确有一些官员在吏部尚书与吴郡、吴兴、丹阳等大郡太守之间迁转。例如，江夷“拜吏部尚书，为吴郡太守。……又以兄疾去官。复为丹阳尹，吏部尚书”[2]1664；王延之“复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出为后军将军、吴兴太守”[4]647；褚渊“为吏部尚书，……转侍中，寻迁散骑常侍、丹阳尹，出为吴兴太守，复为吏部尚书”[4]475-476。这说明吴郡等大郡太守的确与吏部尚书势均力敌。刘义恭所言并非狡辩。宜都王友王球“转谘议参军，以疾去职。元嘉四年，起为义兴太守”[2]1740。王球出任义兴太守不仅不是贬降，反而是优待，所以刘义恭称“赐以优养，恩慈之厚，不近于薄”。

“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东为扬州，命(西阳王刘)子尚都督扬州江州之鄱阳晋安建安三郡诸军事、扬州刺史，……五年，改封豫章王，户邑如先，领会稽太守。”[2]2258-2259新扬州包括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5个郡，治所在会稽郡的山阴县，刘子尚兼任会稽太守。刘子尚为孝武帝的次子，而吴兴太守、巴陵王刘休若为宋文帝的第十九子。刘义恭说二人“并国之茂戚，鲁、卫攸在，犹牧守东山”。孝武帝的次子刘子业担任扬州刺史兼会稽太守，皇叔刘休若担任吴兴太守，这的确可以佐证任命蔡兴宗为吴郡太守和孝武帝宠子刘子鸾的抚军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不能说是委屈了他。

“御史中丞永，昔岁余愆，从恩今授”，其详情是：大明七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东入，使永循行水路。是岁旱，途经不通，上大怒，免。时上宠子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割吴郡度属徐州。八年，起永为别驾从事史。其年，召为御史中丞。前废帝永光元年，出为吴兴太守”[2]1651。“司徒左长史孔觊，前除右卫，寻徙今职”，其具体仕历为“征为右卫将军，未拜，徙司徒左长史，……永光元年，迁侍中，未拜，复为江夏王义恭太宰长史，复出为寻阳王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2]2364。前文所说的今职即指最后一个官职寻阳王刘子房右军长史、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光禄勋臣淹，虽曰代臣，累经降黜”，指张淹担任“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东至数千拜。免官禁锢。起为光禄勋”[2]1520。张淹担任过前废帝刘子业的太子右卫率，刘子业登基后，他就成为前废帝的“代臣”，即旧僚属。他虽然是“代臣”，但因为有罪过而被免官；他得以复出而担任光禄勋，也是很大的优待了。

刘义恭上表弹劾蔡兴宗，不厌其烦列举了8位官员作为证据，这些官员与蔡兴宗有3个共同点：首先，除了两位亲王外，其他人都为名门望族；其次，“内职外守”，即由在朝官转为地方官；第三，这些官员先前都担任清显的官职吏部尚书、侍中、秘书监、御史中丞、司徒左长史、太子右卫率等。史料中涉及的郡，在数量上而言，扬州所占的郡远超南徐州。因此，所谓京郡是指隶属于扬州和南徐州的郡。在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设立南徐州时，南东海郡下属的“郯、利城并为实土”，郯县“分丹徒之岘西为境。……朐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为土。利城令，汉旧名。晋江左侨立。宋文帝世，与郡俱为实土”。丹徒和武进本来就是实土县[2]1131。也就是说，在孝武帝时南东海郡已成为实土郡。在上述8个郡中只有临淮和南高平(或南平昌)属于无实土的侨郡。因此，“京郡主要指代南徐州无实土的侨郡”的观点可能不妥，京郡是指扬州和南徐州下辖的郡，并不局限于侨郡。

2 京郡的得名原因

姚乐称：“王彧身在建康，则京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长官可以居京领职。”[1]他列举了刘宋时期“在京人员担任郡守”的59人。显然，他认为“京郡”得名就来自于“居京领职”。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如其所言：“通常情况下，上述诸郡长官都是出京赴职的。”这就自我否定了“居京领职”的观点。实际上，上文所述的9位官员中，居京领职的只有王景文1人，其余8位官员都不兼任中央官，因而都不可能“居京领职”。谢庄“不乐去京师”，说明他去地方赴任；南东海太守蔡兴宗“行南徐州事”，右军长史孔觊“行会稽郡事”，两人都是在地方任职；扬州刺史兼会稽太守刘子尚和吴兴太守、巴陵王刘休若“牧守东山”，说明他们在会稽和吴兴履职。由此可知，京郡之得名并非源于“居京领职”。

众所周知，西汉的都城长安在西，东汉的都城洛阳在东，所以长安和洛阳分别被称作西京和东京，西京和东京又可作为西汉和东汉的代称。东晋中领军庾亮在上表中曰：“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5]1916太师“汉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复置太师官，而孔光居焉。汉东京又废”；大将军“汉西京以大司马冠之。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2]1321-1324。此处的“西京”和“东京”分别指西汉和东汉。以此类推，州的治所也可以用来指代整个州。“东昏侯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道过荆州，密敕颖胄袭雍州。……阐文曰：‘萧雍州蓄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必不可制，……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6]211“萧雍州”指雍州刺史萧衍。江陵和襄阳分别是荆州和雍州的治所。联系前后文可知，此处的“江陵”和“襄阳”分别代指荆州和雍州。

扬州和南徐州下辖的郡之所以被称为京郡，源于这两个州的治所建康和京口在刘宋时期的别称。刘宋的都城建康被称作“京师”“京邑”“京都”“京畿”“京辇”，京口被称作“京城”“北京”，简称“京”[7]396-397。建康作为刘宋时期的都城，被称为京师、京邑、京都理所当然。京口被称为京城、北京，有以下4个原因：其一，京口最初名为京城。“后汉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都建业，以此为京口镇。”[8]589其二，京口简称“京”。“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县亦寄治于京。”[2]1038此处的“京”即前文“京口”的简称。“桓玄从兄修以抚军镇丹徒。……十二月，桓玄篡帝位，……桓修入朝，高祖从至京邑。……至是修还京”[2]4-5。王鸣盛说：“还京，《南史》则作‘还京口’，《南史》即采《宋书》，乃今《宋书》于此则直云‘还京’，无‘口’字，此乃抄胥脱落，诚不足辨。”[7]396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因为“还京”后并未脱落“口”字，丹徒县的治所在京口，“京”是“京口”的简称，在《宋书》中多有记载。始兴王刘濬担任南徐兖二州刺史，“出镇京口，……时濬入朝，遣还京，为行留处分。至京数日而巫蛊事发。……濬还京，本暂去，上怒，不听归”[2]2675。此处的3个“京”字都指前文的“京口”。其三，刘裕原来是“彭城县绥舆里人”，其曾祖父刘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2]1，京口作为刘宋皇室的桑梓故里，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宋文帝在诏书中曾言：京口“义兼于桑梓，情加于过沛”“皇基旧乡，地兼蕃重”[2]103-104。其四，刘裕在京口成功起兵，推翻桓玄政权，进而创建刘宋政权。宋文帝在诏书中说：“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途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土风纯壹，苞总形胜，实为名都。故能光宅灵心，克昌帝业。”[2]103京口不仅是拱卫京师建康的军事重镇，还是刘宋的“皇基旧乡”，其重要性非同寻常。因为京口被称作京城，简称京，所以刘宋皇室在京口的祖坟称为“京陵”。元嘉四年(427年)“二月乙卯，车驾幸丹徒，谒京陵”，二十六年“二月己亥，车驾陆路幸丹徒，谒京陵”[2]82-103。因为扬州的治所建康和南徐州的治所京口都被称作“京”，所以这两个州下辖的郡被称为京郡。

姚乐称：“京郡应不包含丹阳。”这可能不妥。据上文所述，京郡是指扬州和南徐州下辖的郡，其中包括南徐州的首郡，即治所所在地的南东海郡，因而也应包括扬州治所所在的首郡丹阳郡；丹阳尹被时人称为京尹，更是丹阳郡可以称为京郡的有力佐证。中书令、前将军、散骑常侍、丹阳尹、临川嗣王刘义庆，“在京尹九年”[2]1608-1609。颜师伯“迁尚书仆射，领丹阳尹。废帝欲亲政事，发诏转师伯为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以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夺其京尹，又分台任，师伯始惧”[2]2185。

3 京郡体现的行政制度之变化

京郡指代扬州和南徐州管辖的郡，两个州下辖的郡为什么会有专门的称呼呢？揣摩江夏王刘义恭的上表可知，京郡的地位优于其他郡，一般情况下担任京郡官职属于优待，这在职官制度上的确可以找到有关证据。

秦灭六国后设置郡守，汉中元二年(前148年)，汉景帝将郡守更名为太守。汉代官秩京兆尹和郡太守均为两千石，魏晋宋郡国太守、相、内史的官品都为五品，州领兵刺史为四品，州单车刺史为五品[9]985-1007；州“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太守二千石”[2]1363-1364。也就是说，从两汉以来各郡太守和诸州刺史地位基本相当。但自东晋以后，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地位逐渐拉开差距。“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两汉以来诸郡察举孝廉都是每年一人，“晋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2]1363-1364。扬州由于是京师所在地，并且人口众多，在察举秀才时享有特权，每年举两个人，其他州则为每年一人，小州三年才一人。丹阳等4个郡由于人口众多，在察举孝廉时享受优待，每年举两个人，其他郡则每年一人。也就是说，在察举秀才和孝廉时，扬州和丹阳等大郡与其他郡拉开了距离。

在官班制中，州刺史和郡太守的分化更为显著。州刺史“分为六个班次”，“扬州、南徐州刺史分别和尚书令、尚书仆射同班，分别为十六班、十五班”，“荆江雍郢南兖五州可能为十四班，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可能为十三班，北徐北兖梁交南梁可能为十一”，“越桂宁霍四州刺史在九班”[3]200-201；郡太守分为十个班次，“丹阳尹最高，与太子詹事班次相同、为十四班，吴郡、吴兴、会稽的太守与列曹尚书班次相同、为十三班，最低的高凉、晋康等小郡为三班，其余郡守则分布在十二班至四班之间的其中七个班次上”[3]200-201。

在陈朝的官品制中，刺史分为3个等级，扬州、南徐州、东扬州刺史为三品，荆、江、雍、南兖、湘、雍等州刺史为四品，豫、益、广、衡、青州(领冀州)、北兖、北徐、梁州(领南秦州)、司、南梁、交、越、桂、霍、宁等十五州刺史，为五品。郡太守分为3个等级，丹阳尹为中二千石，会稽太守、吴郡太守、吴兴太守均为二千石，都是第五品，万户以上郡太守为第六品，不满万户太守为第七品[10]823-826。在梁陈官班制和官品制中，扬州和南徐州的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正因为扬州和南徐州的地位优于其他州，因此扬州和南徐州管辖的郡，其地位也优于其他郡，其中丹阳尹和吴郡、吴兴、会稽太守的地位更是显著高于其他郡太守。

东晋南朝时丹阳尹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并且丹阳“境壤兼跨，广袤周轮，几将千里”[4]772。羊玄保“入为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丹阳尹，会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他“廉素寡欲”，颇得宋文帝喜爱，为其“频授名郡”[2]1676。会稽、丹阳、吴郡等被称为“名郡”，说明其地位之优越。丹阳、会稽、吴郡、吴兴四郡不仅都属于京郡，而且在京郡中地位较高。故东晋时名门望族“多为吴郡、吴兴、会稽”；刘宋时“名郡大州，不外吴郡、吴兴、会稽。……近畿名郡，亦贵胄所专哉”[11]42-46。刘义恭所谓“京郡本以为禄，不计户之少多，遇缺便用，无关高下”，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一方面京郡优于其他郡，担任京郡太守属于优待；另一方面京郡内部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丹阳地位最高，会稽、吴郡、吴兴三郡次之，其他京郡又次之。

由于扬州和南徐州地位优越，所以刘宋时期被授予扬州刺史和南徐州刺史职位者，基本为宗室亲王。担任扬州刺史的主要有：徐羡之、王弘、彭城王刘义康、庐陵王刘义真、殷景仁、始兴王刘濬、庐陵王刘绍、南谯王刘义宣、竟陵王刘诞、义阳王刘昶、江夏王刘义恭、西阳王刘子尚、建安王刘休仁、桂阳王刘休范、王景文、晋熙王刘燮。担任南徐州刺史的主要有：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衡阳王刘义季、南谯王刘义宣、广陵王刘诞、始兴王刘濬、刘延孙、新安王刘子鸾、王玄谟、永嘉王刘子仁、桂阳王刘休范、晋平王刘休祐、巴陵王刘休若、宋武帝中弟长沙王刘道怜之孙刘秉、建平王刘景素、武陵王刘赞。这多为亲王，其次是名门望族，可见扬州和南徐州地位之高。

上述南朝职官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变化，是东晋以来逐渐形成的。丹阳有41 010户，237 341人；会稽有52 228户，348 014人；吴郡有50 488户，424 812人；吴兴有49 609户，316 173人，这4个郡的人口数量不仅在扬州位居前茅，在全国也是如此。正因为丹阳、吴兴、会稽、吴郡4个郡膏壤沃野、经济富庶、人口众多，这4个郡太守的地位高于其他郡。东晋时期秩中二千石的有：丹阳尹薛兼，会稽内史王舒、诸葛恢，吴兴太守虞潭、孔严、车胤、袁湛，吴郡太守江灌、吴国内史袁湛，晋陵太守王智，豫章太守刘劭、王欣之，桂阳太守虞胤。晋元帝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时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5]2042王导次子“王恬服阙，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与欲庾冰言之。冰闻之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5]2002。由此可知，会稽、吴郡、吴兴三郡地位之优越不仅因为人口众多、经济富庶，还因为距离京师较近，而丹阳则是京畿所在地，所以地位最高。

东晋以来扬州作为京畿地区，荆州作为军事重镇，地位重要。“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州”；此二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2]1903。“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2]1609。扬州是京师所在地，所以东晋以来通常由宰相兼任扬州刺史[2]63，其地位最高。就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荆州的战略地位仅次于扬州。京口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而且距离京师建康陆路只有200里，如果南徐州发动兵变，就属于祸生肘腋，会对京师构成巨大威胁。南徐州作为刘宋的桑梓故里、龙兴之地，并且密迩京畿，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其政治和战略地位在刘宋时逐渐超过荆州，即“皇基旧乡，地兼蕃重”。丹阳尹为十四班，会稽、吴郡和吴兴为十三班，这种政治格局大致在东晋确定，而扬州和南徐州分别为十六班、十五班，这种格局应该在刘宋时期形成。

综上所述，扬州和南徐州管辖的郡之所以有专门的称呼“京郡”，主要是这两个州的地位在刘宋时优于其他州，其下属的郡优于其他的郡；丹阳、会稽、吴郡、吴兴由于地广人众、经济富庶，其地位尤其优越，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职官制度和行政制度的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