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流转、商业投机与产业型塑
——除虫菊在近代中国(1897—1937)

俞泽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210046)

除虫菊(Pyrethrum),同烟草、毒鱼藤并列为“二战”前最重要的植物性驱虫剂原料,最初栽培于奥匈帝国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19 世纪的博物浪潮中被发现具有驱虫功效①一般而言,除虫菊代指白花除虫菊(Pyrethrumcinerariifolium),为菊科(Compositae)匹菊属(Pyrethrum)下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匹菊属下有驱虫功效的植物包括两种,即白花除虫菊与红花除虫菊(Pyrethrum coccineum)。 白花种制成粉剂或乳油剂后可用于驱虫;红花种效力薄弱,多为观赏用。 参见石铸、傅国勋《中国植物志·第七十六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55—61 页。 1885 年前后,在福泽谕吉的引介下,和歌山县有田郡保田村的上山英一郎从海外取得除虫菊种,首开日本除虫菊种植风气[1]。 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年间,日本的主要除虫菊产地逐步由和歌山扩展到濑户内海沿岸以及北海道等地。 “一战”前后,因奥匈帝国陷入战火,日本抓住机会扩展国内除虫菊产量,并大力推进产业化进程,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除虫菊干花与加工品出口国②就出口量而言,1929 年,输出干花、驱虫菊粉、蚊虫香数量分别为832 万斤、99 万斤、126 万斤。 吴德铭《日本之除虫菊业及其国际贸易上之地位》,刊载于《国际贸易导报》1930 年第9 期,第2—3 页。。 1935 年,日本除虫菊干花收获量达十三万吨,占全世界产量的70%;1943 年,甚至有论者将除虫菊视为“大东亚的特殊资源”([2];[3],页1),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参与到相关的全球科学互动中去①大原农业研究所研究员山本亮对于除虫菊驱虫成分的研究就卓有成效。 1918 年,山本经实验获取了一种对蝇虫有毒的不饱和酯类,并对之进行皂化处理,取得一种酸类,为其后Staudinger 和Ruzicka 最终确认两种除虫菊酯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参见C.B.Gnadinger, Pyrethrum flowers.McGill lithograph Company, 1933, p21。。

除虫菊在东亚的流转并非止步于日本。 清末甲午到庚子年间,除虫菊知识经日本传入中国,随后被赋予诸多不同层面的意义;20 世纪20 年代,除虫菊籽种一度成为沪郊等地种植园主商业投机的工具;迟至国民政府时期,本土除虫菊栽培、加工产业链条才得以形成。 近年来,学界对东亚的除虫菊栽培与加工、贸易史开始投以关注[2,4,5];至于除虫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除沈宇斌、侯嘉星的在研课题外,学界尚无研究②Yubin Shen, Empire of Insect Flowers： Pyrethrum Cropscapes in East Asia, 1880s-1940s, 第五届东亚环境史协会双年会,成功大学,台南,2019 年10 月,会议论文。 这是他有关“药用植物与近代中国全球化”项目的组成部分,尚未发表,参见笔者与沈宇斌教授的私人电邮,通讯日期：2021 年10 月6 日。 侯嘉星《二十世纪除虫菊在中国的引进与利用》,“帝国知识与资源调查”工作坊,“中研院”近代史所、中兴大学,台北,2019 年9 月,会议论文。 这是他关于近代中国农业化学知识、化学药剂制作的课题一部分,尚未发表。 根据侯教授提供给笔者的摘要,此研究与本文在讨论对象上略有重合,但侯着重强调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产业推广,与本文系统性梳理战前除虫菊的知识流转、商业投机、产业型塑有所不同。 在问题意识上,侯从农业化学这一脉络切入,笔者则广泛搜罗“异质”史料,以期呈现新物种传入的多元面相,兼讨论知识与商业、政商间的复杂关系。 参见笔者与侯嘉星教授的私人电邮,通讯日期：2021 年12 月13 日。 沈老师对本文写作多有鼓励,侯老师慷慨提供大作摘要,此处谨致谢忱!。 本文力图再现除虫菊知识在清末民初流转的过程,考察北京政府时期除虫菊售种投机热的兴衰,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前本土相关产业的发展历程与样态,以期串联起除虫菊这一“物”的文化、社会与经济面向,并深化学界对外来植物本土化与产业化历史的认识。

1 清末民初除虫菊知识在中国的流转

作为一项近代害虫防治技术,除虫菊的栽培、加工在产业化之前更多的是以“新知”面貌出现。 19 世纪最后20 年间,除虫菊在日本经历了从引入到推广的历时性演变,反映在知识层面便是从“害虫防治新知”到“农家经营大利作物”的认识深化过程。 甲午后十余年,中国的除虫菊知识译介却呈现出较为混杂的态势：不同叙事脉络中的文本多在同一时期被译成中文,本土言说又因为作者身份各异,充斥着错误的认知与有意的“挪用”。中文语境下的除虫菊“知识仓库”,便在这些“复调”文本叙事下得以搭建起来。

对除虫菊知识的本相言说多停留在其“卫生作物”的性质上。 1897 年,日本昆虫学家松村松年出版有《害虫驱除全书》,书中特辟一节(药剂的驱除法-浸汁剂-条十三)介绍除虫菊[6]。 该书先后产生了多个中文译本,上海《农学报》在原书出版后不久便着手翻译并分期连载,其中介绍除虫菊为“菊科植物也,有多效于驱除害虫……此驱虫剂自十九世纪以来,初为世所知……采其头状复花小片,阴干细粉者最有效……此细粉有一种奇异麻醉毒,而毫无及害于温血动物及植物,故世人大珍重之,实可谓第十九世纪一大发明也”[7]。《江西农报》也在1907 年编译连载了该书[8],不久又有胡朝阳纂译的单行本出版[9]。 上述译本多忠实于松村氏原文①松村氏原书错误在译本中也未得到修正,如P.Parthemium 应为P.Parthenium,Chrysamthemum 应为Chrysanthemum。 参见《驱除害虫全书》,第22 页b—23 页a。。 1900 年,罗振玉的《创设虫学研究所议》一文中同样提到“植除虫植物如除虫菊之类,以广利用”[10]。

民国初年,随着日本新式驱虫粉开始进入口岸城市,在商业报刊的有意塑造下,相关言说渐将重心转向“家庭卫生”。 时人采取“日常启蒙”的姿态,指导民众利用除虫菊粉与蚊香,以实现“科学的家庭生活”,或成为“理想女性”[11,12]。 上述文章多发表于都市大报的“常识”专栏中,可视作“卫生现代性”的微观投射。 正如学者已指出的那样,所谓“常识”与“须知”甚或理想的女性图景,更多的是知识人从各自“现代性想象”出发所力图建构的产物,却无涉实践[13]。

总体而言,由于除虫菊在农业上的功效并非不可替代、农家财力有限,故“害虫防治”脉络下的本相叙事并未引起太多反响。 更具影响力的,乃是“农家经营”与“国族主义”脉络的言说。

“农家经营”脉络中的相关文本大体涵括作物栽培方法与农家栽培收益两个层面。去情境化的技术介绍常见于译介文本[14],本土论说则多将栽培办法和介绍农家种植收益结合在一起。 如宗旨为“志在讲明生财好法,俾大众捞翻起个世界”的广州《农工商报》就曾数次介绍除虫菊知识。 1907 年的一则介绍报道中,除虫菊以“农业新法”面貌出现,文中除简要介绍杀虫功能外,着重指出：“考日本除虫菊……一亩之地,能一年而获利七八十元,未易得于别样耕种者也。”[15]次年,该报在启事中,同样强调栽培除虫菊“可以获大利”“近日种此菊者,获利极深”[16,17]。 民国初年,隶属于农商部的中央(北京)农事试验场对除虫菊做了相当多的推广工作,不仅编有教程,逢收获季节还预留种子向外分发[18];该部主办的《实业浅说》则与中农场互相配合介绍除虫菊知识[19]。 宣传农家栽培除虫菊的巨大收益,是这些推广与论说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本土论说在事实介绍层面却多有错误。 一方面,这是因为办报群体欠缺农学专门知识。 如《农工商报》主编江宝珩仅在日本略作游历,与中、日农界素无交集[20],该刊对除虫菊产地、不同品种效力强弱的认识,均与日本时论相区别②产地上,该刊认为除虫菊“原产于花旗国”;不同品种效力比较上,该刊认为“红花种比白花之力更优,收成更厚”。 参见参考文献[15]第11—12 页和参考文献[16]第42 页。。 另一方面,翻译过时文本也对相关错误产生影响。 1915 年,一篇译文中认为红、白二菊种功效优劣仍有待进一步检验[21],观点颇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日本农界对此早有定论,并已实现白花菊产业化。 事实上,此文翻译于日本小野寺行三在1898 年出版的作品[22]。 小野寺氏写作时,日本农界正处除虫菊初步推广阶段,农界人士虽已对白花菊的效力与经济价值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仍未完全明了红、白二菊的优劣,也就为主张研究红花种的论说留下了余地。

由此,本土“农家经营”脉络下的除虫菊言说较少关注栽培、加工、运销等技术问题,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了知识之外的社会层面。 这一面向在此后得到了进一步放大,相关论说中,除虫菊已不仅关乎害虫防治,更关乎农民生计与“以农立国”的根本。

“国族主义”言说脉络无疑更侧重意义的阐发,这也是受日语文本影响所致。 1902年,《农学报》刊登了一篇名为《除虫菊栽培制造法》的文章,并提及原作者名为“牧野万之照”[23]。 实际上,这篇文章出自日本劝农家牧野万之助于1896 年出版的小册子《除虫菊栽培全书》,基本是该书的节译本。 牧野万之助原书序言一路追溯至嘉永年间的黑船来航,介绍了除虫菊随之传入的历程,提及国内需求激增与本国供应难以自给以致仰仗外国输入的现状,并号召有志人士共同种植除虫菊[24]。 表述中显见作者将除虫菊与国族话语相勾连的意图。

在清末各界愈发重视“强国保种”的氛围下,这样的叙述逻辑不久便见于本土的除虫菊言说中。 1904—1905 年间,《新小说》杂志连载了一幕传奇剧本《警黄钟传奇》,除虫菊在其中出现：

东国遨游,野菊除虫一例收。 此菊是东瀛传来,可以辟虫。 蜂蝶误采,即至毒闷。末将用此花研粉,洒在菜花之上,那胡封国兵士,收采作密为粮,是以个个如虎投陷阱、人醉屠苏、鱼上金钩,望风罗拜把戈投。[25]

文后同时注解道：“东洋有除虫菊,蜂蝶不敢犯,此实有是物,非妄言也。”本剧采取寓言手法,描写黄封(蜂)国采取智谋抵御胡封(蜂)国侵略的故事[26]。 此处黄蜂与胡蜂分别喻指黄种人与白种人,除虫菊,则成为黄种得以自立的重要武器。

随后,“国族主义”脉络下相关言说逐渐形成定式,也即通过种植除虫菊来“塞漏卮”“捍国权”。 这一点往往又和“农家经营”论说相缠结,种植除虫菊成为“一本万利”且深具经济民族主义意味的“伟大事业”。

民国初年,除虫菊知识开始进入辞典与教科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书写模式的中西融汇以及知识类目的再生产。

第一,本土植物学辞典中开始出现对除虫菊的介绍,并涉及中西植物论说传统的融汇。 在1918 年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中,除虫菊已列名其中[27]。 该词条下,除虫菊的拉丁名(Chrysanthemumcinerariifolium.Bocc.)完全依现代分类学构名法,日文假名(シロ（Ⅲ）ナノxviシヨケ（Ⅱ）ク)则由颜色加外来语属名加科名构成,同样可见植物分类学的痕迹。中文名“除虫菊”则直接由日文汉名译来,完全以实践中的功效命名,与书中拉丁、日语正式名称均难完全对应。 名称以外,词条正文同样体现出混杂性。 文中虽包括植物学中的标准形态、据实描述的附图,但也夹杂着对日常用法的介绍,甚还出现诸如“煎汁”的用法,体现出传统本草志写法的影子。 除虫菊这一完全自外传入的新物种,在嵌入到中西交融、专业与日常书写并存的辞典谱系过程中,逐渐体现出在地化的色彩。

第二,除虫菊开始进入本土的教科书中,并在其中实现了知识类目的再生产。 民初的新国语教材已出现将除虫菊作为材料的课文[28];商务印书馆还编出一本单独的《除虫菊》教材,列于“活页本小学新教材”系列中。 在宣传中,这套书适应了当前的“大势所趋”,精选世界上“新发生之学理事实”,以“增进学生之新智识”,其内容包括“欧洲大战”“欧洲新局势”“国际同盟”“国耻纪念”“国音”“劳工神圣”“飞行机”“改良棉种”“疏浚运河”“镭”等[29]。 将除虫菊知识与此类政治时势或经济社会的重要议题相并列,既反映了编者对此植物的重视,同时也是将除虫菊知识从农学脉络中抽离出来,进行知识类目再生产的尝试。

经历上述流转,中文语境下的除虫菊知识群大体被构建起来,大体包含着“害虫防治”“农家经营”“国族主义”等多个面向。 这些意义或来自对日本经验的译介,或产生于知识“情境化”与再生产过程中,并随即成为下一阶段商业投机者与产业从事者大力运用的话语资源。

2 民初除虫菊种苗销售中的商业投机风潮

依报刊记载,近代中国最早的除虫菊栽培,大致在1909 年[30]。 但农事试验场外,社会各界开始栽培除虫菊的时间,已是“一战”前后。 此时期,江浙等地商业种植园开始注意到这一“大利”作物,进行试种并出售种苗。 这些商业种植园的除虫菊实践并非全然落在物质层面,还多利用各式日用读本进行商业宣传,将自身形塑为新事业的开创者与权威,打造出售种的消费文化,从而促成了除虫菊知识在华的进一步流转与“物质化”。 浙江定海仙乐种植园(以下简称“仙乐园”)及其主事者朱启绥,就是这一商业投机风潮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

朱启绥,原名朱福昌,沪上实业界头面人物朱葆三之侄孙。 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并不多见,但在近代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上海游记中,他曾以纨绔子弟的面目出现①根据村松的记载,朱启绥中学毕业后前往日本大阪生活数年,回国后虽在定海经营农业园,但平时生活在上海。 1925 年底,朱生意失败,后遁入释教为僧。 见徐静波《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78—81 页。。 朱的纨绔性格,在仙乐园发展历程中多有相应体现,商业上即表征为投机钻营。 所谓“投机”,既指仙乐园在其主营业务——向外出售种苗中所选择的多是除虫菊、“黄金树”等热门的“大利”农林作物种苗;也指在商业宣传中善于利用各类日用文本及广告中的种种夸大言词。

据朱启绥自述,仙乐园创立于1911 年,初创时仅三十余亩地,“所栽多属花卉,除虫菊亦其一也。 余创斯园,志在提倡园艺,对于除虫菊,初未加以何等注意”,但创办前三年“劳心劳力,而取偿甚微”,终决定改变方针,从除虫菊入手,从事特用植物的栽培。 从1915 年春至1917 年秋,仙乐园先后栽培除虫菊面积便已达一千四百亩之数[31]。 但这一数字仅见朱本人的宣传,无其他印证,与仙乐园规模也不相符,几可断言为朱的夸张言词。

试验栽培除虫菊成功后,仙乐园虽少量研磨干花,制成驱虫粉出售[32],但仍以售菊种为主营业务,自1918 年起便时常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贩售[33]。 仙乐园的广告中,除虫菊俨然是暴利作物,以下为一例典型的文本：

劝种除虫菊:每亩岁利八十三元,荒山旷野皆可种植除虫菊。 每亩能产花一百零五斤,每斤最低价九角,除地租、人工外至少可获纯利八十三元,茎叶尚不在内。 上海各药房每年需用百万斤以上,美国商行更有大批购运于海外者,向皆采自日本,销路之大殊出意表,吾人能及早仿种,厚利可操左券。[34]

该广告中除虫菊亩产与获利之数均不可信。 1920 年代前期,关于实际亩产数量的记载并不多见,仅胶澳农事实验场在报告中提及试植有除虫菊1 亩4 分7 厘,收获22 斤,亩产仅15 斤,与仙乐园的宣传对比,反差可谓巨大[35]。 就获利数字而言,朱述称83 元乃由经营十亩地总收入998.2 元(干花收入945 元、叶茎收入53.2 元)减去支出168 元(地租30 元、肥料50 元、长短工78 元、农具消耗10 元)再平均到每亩地上所得到[36]。 除亩产数不确之外,这一估算还忽视了农作物本身的年际收成差异、多年生植物历年收益-投入比并不一致、农家缺乏技术与运销能力等问题。 在其他广告中,这一获利数字更为夸大,甚至超过百元[37],上述均证明仙乐园的投机宣传色彩。

除虚报自身种植规模、夸大农家种植收益外,仙乐园还将除虫菊与一种“黄金树”苗搭配销售。 在宣传中,有十亩荒地之小农户,合并种植除虫菊与“黄金树”的年均收益即可达到1530 元[38],可谓荒诞。 但如此将“黄金树”与除虫菊搭配的一系列宣传却收获了相当反响,各地农林园圃纷纷将除虫菊与“黄金树”种苗搭配出售[39,40];沪上还有人仿造仙乐园“黄金树”搭配除虫菊的售种模式新创种植场,甚至所起名称“隐乐园”都与仙乐园极为相似[41,42]。

如此种植“黄金树”与除虫菊等“大利作物”的社会投机风尚一经形成后,农界人士不得不出面提醒,甚至发函请地方当局多加注意：“沪杭一带时有售卖树种之奇异广告,专利用社会急功好奇之心理,以达其诈欺取财之目的,巧立种种名目、虚构种种方法,如‘黄金万利’‘致富快捷方式’‘包能发财’之类,藉报纸鼓吹,以售其诈术。 近更花样翻新,有‘万利木’‘避虫花’等名目发现,窃以‘万利木’即‘黄金树’之变名,‘避虫花’即以除虫菊之假冒。 我全国热心实业诸君子,慎勿冒然投资,致贻后悔。”[43]该文所指尚且为借“避虫花”等名目假冒除虫菊的骗局,但从中可见除虫菊与“黄金树”这两种作物,在社会舆论场中,已经与“致富捷径”的形象划上了等号。

1920 年代前期,朱启绥与定海仙乐园俨然以除虫菊栽培的开风气先者与知识权威身份自居。 一方面,朱引用日本报道,介绍在日本倡种除虫菊的上山英一郎及其创办的大日本除虫菊粉株式会社事迹,并谈及他曾亲往拜访上山氏进行交流,以此来抬高自身地位[44]。 另一方面,通过在《申报》“常识”专栏中发表各类指导性文章,朱更直接地打造自身知识权威形象。 他以如下口吻总结国内除虫菊事业：“吾国此项事业,正在萌芽时代,而一般劣商,巳设计作伪,将杂物混入菊粉中出售,期可多得代价。 其妨害于推销前途,恰与棉花搀水相似。”他之所以有资格作指导,则是因为“鄙人从事斯业八年,于兹……略有心得”[45]。

同时,仙乐园还在广告话术中勾连起除虫菊与公共利益乃至国家权益的关系,宣扬种植除虫菊可堵塞“漏卮”、捍卫国权,甚或占领市场前景达千万斤的南洋市场,从而参与跨国商业竞争。 进而,仙乐园便为有志从事如此“伟业”者提供了悉心周到的服务,园中不仅出售籽种与蚊香、输出技师,还提供土壤勘察服务,可谓至细[46]。

仙乐园的一系列宣传成效显著,《申报》多次在“本埠新闻”栏目中报道该园真假难辨的“南洋事业”①相关报道中提到仙乐园蚊香运销南洋三百余万盒,但考诸《南洋商报》等报纸,并无仙乐园旗下“鹰”牌的痕迹,应为虚假宣传。 见《灭蚊盘香销行中外》,刊载于《申报》1923 年5 月18 日第17 版。。 另外,一般社会人士也对仙乐园有所耳闻,如一位沪上都市青年应修人,在创办“新青种植团”以准备“练习劳动,涵养性灵”后,除购阅实业刊物,首先便想到去仙乐园与南京兴农公司“讨章程”并“问疑”,二者均属大力宣传除虫菊的商业种植园[47]。

从“一战”爆发后不久到1924 年为止,仙乐园提供的服务逐步从除虫菊种苗销售扩展到蚊香制作、技师训育、农场规划。 在此过程中,通过舆论宣传,朱启绥也型塑起自身在除虫菊种植方面“知识权威”的形象。 然而,1925 年以后,仙乐园刊登的广告数量大幅减少甚至一度消失,且与此前围绕除虫菊的销售策略大不相同。

如此突兀的策略转折,最直接原因是朱启绥的个人命运浮沉。 如村松梢风记载,朱并不专心于种植园经营,而是常居上海,流连于风月场所,“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工作,每天就是坐着汽车到处玩玩……是一个典型的浪荡公子”[48]。 1924 年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次年更是经商失败,负债累累。 此后的仙乐园不再与他相关,带有朱浓厚个人色彩的除虫菊种植与售种业务也逐渐为园方所弃。

但是,若仙乐园的除虫菊事业真如同广告宣传中那般成功,园方或不致放弃相关业务。 仙乐园诸多宣传目的在于售种,但当各方人士购籽实验栽培纷纷失败,或赚取利润并不如宣传时,该园的售种事业便难以为继了。 针对民国初年的除虫菊栽培投机风潮,有人慨叹道：“近今栽培除虫菊者,皆谓有极大利益存焉,故趋之若鹜,及至实地栽培,未有不应之而费工耗材,徒呼负负者。”[49]植物学家胡先骕更是直斥仙乐园为“骗人种子公司”[50]。 由此,朱启绥与仙乐园掀起的除虫菊投机热,虽能造成风潮,却难以长久维系风气。

此外,除虫菊种植风潮的兴起与衰落,还与沪上整体商业氛围相关。 北京政府时代,当局经济治理能力低弱,上海市场多次爆发投机风潮,有时论认为：“今日思想最足为中国实业之障碍者,莫过投机心。”[51]农业领域,如养蜂业同样经历过以出售蜂种为主的投机经营阶段[52]。 除虫菊作为引进的新兴作物,在此氛围下自然成为炒作对象。 自1924 年底江浙战争爆发后,五卅、北伐等事件接踵而来,沪上市面日渐紧张,投机风气也稍有转变,除虫菊投机热的兴起与褪去,恰与这一大环境变动紧密相连。

从“一战”期间到1925 年前后,仙乐园等商业种苗公司利用报刊“软”“硬”广告与各式日用读本,以投机式鼓吹的办法,在社会上掀起实验利用除虫菊的热潮。 这一过程虽然包括了种苗的销售与试种等“物”的流通,但实际成效极为有限,正如当时日本外交官所言：“所有地区都不种植除虫菊花”([53],页87)。 因此在这一商业过程中,更多的是知识层面的流转,而非物品的流通。 仙乐园等商业种苗公司的贡献,在于加速了除虫菊知识在华流转的第二阶段：从少数农界或留日人士,到中等水平的都市人以及部分乡村富户。经此投机式鼓吹,除虫菊已与“大利植物”划上等号,这成为1930 年代乡村得以推广种植的重要前提。

3 20 世纪30 年代的本土除虫菊产业型塑

中国本土的除虫菊加工商,大体在“一战”前后出现,包括中国化学工业社、家庭工业社等企业。 由于国内驱虫粉、农用药剂市场狭小,这些日用化工企业最重要的加工方向在于蚊烟香制作。 因对原料需求较少,厂家多自日本进口干花或菊粉,也正因如此,蚊香进口虽有所下降,除虫菊进口却逐年增加([53],页95)。 从1926 年到1930 年,日本分别向中国输出干花17000 斤、9600 斤、1000 斤、9600 斤、21600 斤;输出菊粉199100 斤、272700 斤、405700 斤、331900 斤、437600 斤[54]。

到1930 年代初,蚊香加工业界对除虫菊花朵需求日增;各界人士也看到除虫菊种植在救济乡村、发展本国实业方面的巨大潜力,上书请求政府出面推广除虫菊栽培[55]。

1932 年夏,浙江瑞安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下令种植除虫菊,该案经浙江省执委会转呈国民党中常会,后交由实业部讨论[56]。 当年7 月16 日,实业部下达训令,要求各省实业、建设厅推广种植除虫菊：“查除虫菊一物为最佳之杀虫剂,吾国各地农民近年虽亦渐知种植,而风气未开,栽培不广,去实际需要尚远。 为力谋自给以除害虫起见,实有积极提倡栽培之必要。 应由该厅斟酌地方需要情形,一面转饬各县政府劝导农民种植,一面转饬各农事试验场就近提倡指导。”[57]

实业部训令颁发后,各地行政当局积极响应[58,59]。 此外,民营日用化工企业也利用当局的扶持,积极推广除虫菊种植,以拓宽原料供应。 由此,涉及工、农两端的本土除虫菊产业,大体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成型。

中国化学工业社(以下简称“中化社”),由浙江镇海人方液仙创办于清末,最初仅为亭子间里实验“捣鼓”性质的小作坊,后在家族资本的支持下发展壮大[60]。 早在1915 年,方液仙就创有除虫菊制“三星立毙臭虫粉”[61];1917 年,中化社在沪西虞姬墩试种除虫菊,但产量微末;1931 年又设立除虫菊试验场于北新泾,仍不敷蚊香制造所需[62,63]。 实业部政令下发后,中化社积极利用社会瞩目的有利条件,打造除虫菊种植与推广事业,以维系供应链的稳定。

一方面,中化社大力运用宣传手段推广除虫菊种植,包括举办公开展览、修订并发行《除虫菊栽培法》小册子。 1933 年与1935 年夏,中化社先后举办了两次除虫菊试验场参观活动[64,65],吸引数百人前来,“群屐联翩,一时称盛,因之除虫菊之印象愈深入群众心理”([66],页2)。 1935 年的除虫菊“撷花式”还邀请到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出席,吴发表致辞并当场题字：“‘三星菊’为三星蚊香之原料。”[65]吴氏参观菊田后不到一月,上海市农会呈请实业部,要求奖励中化社的“国产除虫三星菊,以示提倡而挽漏卮”[67]。 函请各方人士参观菊园,不仅利于除虫菊推广,提升了“三星”蚊香的品牌影响力,并进一步将公司的宣传话术融入到宏大叙事中去。 此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化社先后发行了五版《除虫菊栽培法》([66],版权页),其中第三至五版均出版于实业部训令下达后的1933 年至1935 年间,多有内容的校对、增订与改写,第四版“内容益见充实,篇幅增至三倍,完全以该社种植经验编次”[68]。 据中化社自称,到1934 年,前四版《栽培法》销行量达十一万册[62]。 由上也可见,知识的生产与包装,仍然是除虫菊产业推广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中化社通过订定“合作种植特约农场”的形式更直接地保障原料供应。1934 年起,中化社开始大规模订约,到1936 年特约农场总面积已达3700 余亩,分布在江浙各县,成为该公司原料供应的重要来源[69]。 一般而言,特约农场需签订《种植合作特约》与《承种志愿书》,其中规定公司售与种子并酌情提供担保贷款和技术指导,场方负担一切种植成本。 收获后,场方须悉数装运干花至上海售与中化社,不得他售,也不得自留种子或自分根株,公司则按照市价收买合格干花[70,71]。 这样的合作模式显然利于中化社转移生产风险;对承种户而言,得利之处在于预期中稳定的销路以及巨大利润,但相关契据中工、农双方地位的失衡也为后续冲突埋下了伏笔。

与中化社等企业从保障供应链的角度出发“以工带农”不同,各地社会群体推广除虫菊的动机在于发展农家副业,以增加农户收入。 全面抗战爆发前,曾报道种有或准备推广栽培除虫菊的地区包括冀、鲁、江、浙、赣等数省区,多由各地乡村建设群体主导[72]。 据英帝国研究院的报告,中国本土除虫菊大规模生产始于1932 年。 到1936 年,全国种植除虫菊面积折合市亩约6525 亩,其中浙江3035 亩,上海地区607 亩,南京地区455 亩,江苏其他地区1517 亩,青岛910 亩。 就产量而言,折合每亩平均地产14.9 斤到44.8 斤,1936 年每亩地平均收获30.6 斤[73]。

从1932 年到1935 年秋,除虫菊种植逐渐成为“最近二三年来农业界比航空奖券更有把握的‘发财之路’”[74],但此新兴产业也面临着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中农工关系的不平衡以及本土除虫菊产销易受国际花价变动影响。 1936 年,风波首先因中化社与承种户签订的《合作种植特约》《承种志愿书》而起。

1935 年秋,中化社在浙江临平放种时遭遇纠纷,绕开司法途径,以经理李祖范的名义具呈国民党中执会民众训练部,要求对公司的除虫菊合作种植事务予以保护[69]。 民训部将该案转交至实业部,讵料实业部参事厅反应激烈,除强调民间纠纷应在地方申诉处理外,更斥责中化社的《合作种植特约》冒用合作社名义,却行“资本家垄断故技”,因此要求“令其依法更改名称外,似应加以取缔,以免农民受资本家压迫”[75]。 然而合作、农业二司商议后,复函态度较为和缓,除要求更改契据名称,仅饬令删去“不许承种户留种”的相关条款[76],并未对公司本身进行措置。

1936 年3 月,中化社再次提交呈文,详细解释了公司方理由。 其一,契据名称中“合作”二字仅为文法修辞的用处,因此无需更改;其二,限制承种户留种是为保护种子质量,并避免国内生产过剩[77]。 实业部参事厅本就不满于前述意见未被采纳,因此对中化社的种种说辞一一驳难,并认为“以如此不平等之契约,印成之后,利用乡愚无知,强其承受。一俟订完,即为该社之农奴,莫由自拔,而独美其名曰合作,美其名为提倡除虫菊之种植”,要求“地方之官厅局严行取缔,以儆刁狡而安良懦”[78]。 4 月27 日,实业部发布训令,要求上海市社会局与浙江、江苏两省建设厅对中化社的此种合作特约农场“严加取缔”[79]。 但在强硬的态度背后,实业部并未明确指出“取缔”的含义所指,为事件留下了转圜余地。

当年夏收季,中化社浙江订约菊田干花十万斤因禁令无法收买,呈文省建设厅,强调农户可能面临的损失,后在实业部允许下顺利收花[80]。 随后,中化社将两份契据中的“合作”一律改为“特约”,并修订具体条文,该案至此告一段落[81,82]。

本案焦点在于中化社的两份契据,实业部的核心关切则是新兴产业中农工关系的平衡。 但一方面,当中化社在收花季节“挟农自重”时,政府缺乏因应手段;另一方面,两份契据固然对种植户相当苛责,却也强调中化社有收买订约农场干花的义务,这主要是出于扶持本土承种户的考量。 但1936 年前后,日本花价大降,此种“特约”模式因收花时需骤支大量现钱,反倒成为公司负担。 由此,实业部的政令以及两份契据的修订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除虫菊产业中农工失衡态势。

1936 年,全球除虫菊干花市场还面临着生产过剩的倾向。 主产地日本的栽培面积从1933 年的16151 町扩大到1936 年的29196 町,但干花总收获价额却从7809068 日圆降低到5710149 日圆,可见单位面积价格下降之剧烈[83,84]。 这一趋势很快传导至中国市场,当年,国内除虫菊干花一般收购价从约合每斤0.66 元降至0.31 元[74]。

中化社等厂家不仅降价收花,还限制收花范围与品质。 最初,公司承诺包收“合作种植户”的收获干花;但当1936 年原料供应充足且实业部要求修改契据后,中化社转而将收花范围限定在1934 年秋播或次年春播的承种户间[85]。 因除虫菊是可多次收花的宿根多年生植物,这一规定实际上将大批承种户排除出了收买范围。 此外,厂家还以未干透为由折价收花[86]。 对此,论者讥讽道：“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缺乏原料时是十二分热烈的爱国者;他们肯自己‘牺牲’,‘提倡副业救济农村’。 但在原料充足,‘友邦’又可给予‘经济提携’时,是绝不会有失国际‘礼貌’的。”[74]

但中化社等加工商也面临着资金流转问题。 作为季节性销售商品,蚊香制造厂家在上年年底便需雇工、采买,至中秋以后方能收回货款。 在此期间干花夏收,厂家还得另支现银收购干花原料,而所收干花已错过当年制香季,需置于堆栈数月。 在日本,由于产业链的完善,远期交易和展期付款方式盛行;而“我国农场出品,莫不急急乎求变现钱”。 资本有限的厂家既然可以在仅缴少量保证金的基础下提前从日本订定来年干花原料,“安得舍彼就此,另向银钱业借入现款,以购明年之备货”[87]?

因此,1936 年风波的爆发,究其根本是产业发展的不成熟。 在日本,得益于广阔的国际市场、除虫菊种植中的同业组合,各级农会话语权较大,农工关系协调发展([3],页66)。 但中国的除虫菊干花品质较差,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农家经济水平低下等原因又导致驱虫制剂市场狭窄,仅有的加工方向在于蚊香制作。 在市场自发演进态势下,中化社等下游加工企业多实行纵向联合,使生产端与加工端相匹配。 这一模式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使企业在相对狭小的细分市场中发展获利,同时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 与此同时,下游加工商虽然话语权畸重,但受“企业边界”所限,又难以完全控制原料生产以实现供需平衡,这极易导致企业因应市场风波时牺牲农户利益的结果。

1936 年风波虽未从根本上崩解除虫菊农工产业链,但次年全面抗战即爆发,本土除虫菊种植面积骤减,此后最多时不过千余亩[88]。 从事业前景上来看,由于日化企业多位处上海租界“孤岛”,同大后方交通不畅,除虫菊作为蚊香原料的“大利作物”色彩也逐渐减弱,在战时情境下回归到卫生作物的脉络中。 战后,全球主要除虫菊产地由日本转移到东非,加以D.D.T 等新式杀虫剂与拟除虫菊酯制品的兴起,除虫菊种植渐与“塞漏卮”“挽国权”等意义相剥离,这一事业虽有所发展,但不再复战前不同背景人士共同提倡的盛况。

4 结语

全面抗战爆发前,除虫菊在中国大体经历了知识流转、商业投机、产业型塑三个阶段。总体而言,三个阶段的种植面积呈递增态势,反映出新兴原料作物逐渐本土化并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全过程。 知识流转阶段,除虫菊被赋予诸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对其定位逐渐从驱除害虫的清洁卫生作物转变为用于蚊香加工的“大利”原料作物。 商业投机阶段,种植园主们将“知识”与“物质”结合,宣传除虫菊种植为一本万利的事业,此过程实际成效不著,但使得除虫菊知识逐渐“通俗化、物质化和日常生活化”[89],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产业化阶段,日用化工企业、乡建群体、行政当局共同促成了除虫菊栽培与加工的规模化运转,但此新兴事业仍然处于相当脆弱的境地,农工关系失衡,并在1936 年风波中遭受冲击。

除虫菊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揭示出知识与商业以及政商之间的纠葛。 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已开始注意到本土工业化进程中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这对于民族日化企业发展尤为关键[90]。 近代中国除虫菊从特用卫生植物到农家经济作物的转换,同样表明知识与商业间的纠葛。 除虫菊在“农家经营”与“国族主义”等层面的意义,不仅是种苗贩售风潮与农工产业链得以兴起的前提,也在风潮与产业化进程中得到投机业者、加工商的大力言说乃至进一步阐发。 进而言之,附着于“物”的科技知识在地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过程,“中间人”的商业行为对于知识再生产以及“物质化”的作用,同样值得重视。

就商业与政治而言,国民政府实业部农字第一七六二号训令,成为除虫菊产业化加速推进的关键契机;吴铁城等国府要员为中化社除虫菊事业的“背书”、实业部与中化社围绕两份“合作种植”契据展开的博弈,体现出政商之间的合作包藏冲突的复杂关系。 国民政府对中化社有限度的监管,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行政当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所扮演的“有心无力的助推者”角色。

随着环境史与科技史的勃兴,害虫防治、农药化学等主题渐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91]。在此叙事脉络下,作为植物性驱虫剂原料,除虫菊自有探讨的价值,但显明的问题关怀背后却是更多易被忽视的“芜杂”言说。 本文则从行动者自身的视角出发,勾勒了更加多元的面向,从而描摹出科技知识与承载之“物”的社会历史。 循此路径,近代中国的除虫菊流转尚有其他面向,值得进一步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