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外守正创新 青年科技史再出发
——第十届青年科技史研讨会综述

向 明 陈梦玲

(1.江苏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镇江212003; 2.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20)

2023 年9 月23 日至24 日,第十届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江科大”)召开。 会议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江科大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90 余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开幕式由江科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波教授主持,江科大党委副书记汤建研究员致开幕辞。 汤建研究员向与会学者简要介绍了江科大的历史沿革、办学特色及科技史的学科建设情况,并对青年科技史学者的发展前景作出展望。 他表示,青年一代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广大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中需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前沿、把握时代脉搏。 希望青年科技史学者们能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厚培学术土壤、夯实信仰之基、深耕创新沃土,为激活传统科技文化生命力,为推动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科学技术史学科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内蒙古师范大学郭世荣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潜伟教授,分别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科学技术史学科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致辞。 郭世荣教授指出,“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的核心宗旨是宣传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提升广大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的学术热情,推动科技史界的学术传承。 当前,“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已成为国内科技史人才成长的重要平台,他期待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科技史的学习与研究,为科技史学科增添新活力;潜伟教授对本次会议的重要性作出肯定,同时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科技史学科的发展需要联系中国具体实际,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新的文化形态中”。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扬宗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钮卫星教授、西北大学唐泉教授分别代表各自学科点致辞,对青年学者与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寄予厚望。

本次会议是“后疫情时代”举办的首届青年科技史研讨会,距同系列的上一届会议已有8 年。 参会专家与青年学者高度重视本次线下研讨机会,针对投稿论文展开了广泛的沟通交流。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华优秀科技文化、比较中西科技文化、探索中华优秀科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型转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本次研讨会中,青年科技史学者们勇于担负文化使命,展现出高度的学术热情和专业水平。 通过深入的挖掘研究,青年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中华文明与科技发展的内在联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逻辑和理论支撑。

1 中华古代科技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探索

面对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会议中,青年学者们围绕“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从历史的深处寻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有力的历史论证与文化参照。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专题研讨中,基于传统天文历法的研究占据主要部分。 辛佳岱博士后研讨了中国古代历法步交会术中“交食亏复方位”算法的源流问题,对历法中该算法演变过程作出梳理。 通过结合天文软件模拟,辛佳岱指出曹魏《景初历》中最早引入“交食亏复方位”算法,但与实际天象不符,推测其在构造过程中采用一种粗糙的交食模型作图,从而导致对亏起方位的错误认识。 王振华硕士对希腊、印度、阿拉伯与中国四个古代文明基于“太阳近(远)地点进动”的认识与测量问题作出研究。 通过引入现代天文学做数据拟合,其认为不同文明在早期并未明确提到近(远)地点的概念,且并未发现进动问题的存在,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才逐渐认识到“进动现象”,并指出中国古代直到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后才认识到这一现象。 赵蕊硕士研究了宋末类书《事林广记》中的昼夜长短图,通过对比宋代及以前浑仪和清代简平仪的构造,推测昼夜长短图中的百位圆为地平环,十二条连线为日出入线,并指出《事林广记》中的昼夜时刻图影响了后世日用类书中相关体例的编纂。 吉毛卓玛博士聚焦于藏族浦尔派历算名著《白琉璃》,通过引入现代天文学理论与公式,系统考察了其中时轮历日躔表的内容、结构、精度与构造方法,并指出藏传时轮历与传统汉历类似,以夏至点为中心差的起算点,历表的计算都从这一点开始进行。 马伟华副教授以海外藏瞻礼单为中心,对明清时期中西历日的融合进行考察,其指出中西历日的融合始于明末,至康熙年间已完成定型。 明清天主教徒同时使用瞻礼单、农历等多种时间秩序,生活在中西历交错的时间之中。 杨伯顺博士对北宋崇宁时期的恒星观测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引入一批新的古代恒星数据,发现崇宁年间存在一次与皇佑时期规模相似的大型恒星观测活动,且观测精度优于后者,属于目前所知北宋恒星观测的最高水平。 杨伯顺博士进一步指出,崇宁时期数据的精进可能与当时所采用的“一度四分细化刻度”的仪器相关,该仪器可能为元祐浑仪。

除天文历法外,本专题还有部分较为新颖的研究,青年学者们引入了诸如“数理考古”“知识史”的新方法阐释各类问题。 吴晓婷硕士围绕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的时间信息,采用数理考古的研究方法,通过采集甲骨文及金文时间信息数据,对甲骨文“卜旬辞”数据进行了数学建模。 通过对比甲骨文与金文时间信息的分布规律,吴晓婷认为殷商甲骨文占卜时间信息干支均符合均匀分布,反映出殷商占卜日期选择的随机性。 贾越博士聚焦西汉未央宫的平面布局结构,采用数理考古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古报告采集未央宫的尺度数据,发现未央宫的设计蓝图蕴含了26 里× 28 里的矩形大地“四海模型”。 在重构未央宫设计蓝图的基础上,贾越进一步对史料中未央宫周长与实测结构不符的问题作出阐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刘洪君博士后从知识史的视角,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士人对本土传统与西方传入风知识的认知,对比了两者的异同,梳理了明清士人对风原理的讨论。 刘洪君指出,明清士人都是以传统典籍以及西学传入汲取旧知识,没有通过类似实验的新研究方法获取新知识的兴趣。

在上述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中,青年学者们广泛挖掘新史料、积极引入新方法,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丰富内涵。 这些研究不仅为古代科技史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历史的逻辑与文化的支撑。

2 西方科学演进历程:全球视野下的启示与借鉴

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征程中,对外部文明的学习与汲取显得尤为重要。西方科学史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的视野。 对其深入研究,既是对中华文明“秉持开放包容”的体现,也是为了更好地结合中西文明的智慧,服务于当下,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在西方科学史的专题研讨中,多数学者采用了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西方科学史中的部分议题,从细节出发对西方科学文明作出深入发掘与阐释。 蒋澈博士重新审视了科学革命研究中的“赫森-格罗斯曼论题”,认为弗罗伊登塔尔等人所称的“赫森-格罗斯曼论题”应当被区分为“格罗斯曼论题”和“赫森论题”,其中“格罗斯曼论题”和柯瓦雷的思想史工作的相通之处应当得到注意。 此外,蒋澈还指出,格罗斯曼的思路可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编史学的谱系提供新的立足点。 佟艺辰博士后以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为主要史料,探讨了该时期法国一般知识界与化学界对元素论和原子论相关词汇的态度和理解。 研究表明,在18 世纪的法国,元素论的基础物质观逐步扎根于化学实践之中,得到当时化学家的青睐;原子论则被视作一种形而上学的古代学说,未能占据化学思想的主流。黄宗贝博士以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为研究对象,以其编著的《词源》与《论事物的本性》中有关天文学和宇宙论的部分为核心文本,重点考察了伊西多尔在其百科全书中论述天文学的范围界定、研究对象、展开方式及其心目中的宇宙论图景。 黄宗贝指出,伊西多尔在其著作的编撰时并非随意堆砌与缺乏条理地汇编,而是采用基督教化的意义解释和宇宙论图景取代具体的几何模型与数学计算。 鲍傅臻博士围绕“本体论”的概念,考察了十九世纪电磁学的“超距作用论与场论”之争。 其指出,二者在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深层的分歧,且正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经典电磁学综合引入了超距作用论的概念,克服了麦克斯韦主义场论的困难,最终取得了更强的说明力。 叶资奕博士梳理了19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进程,重点关注了威廉·格罗夫在皇家学会改革中起到的作用。 叶资奕认为,皇家学会在19 世纪的这场改革既不是纯粹的政变,其目的也不是职业化,而是通过政治手段提高学会科学性的一场变革。 宋雨轩硕士聚焦于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与海洋鱼类生物学研究,探讨了亚氏基于海洋鱼类活动衍生的气象学相关思想,并指出该思想蕴含系统理念,体现了亚氏对鱼类活动规律的深入认知,反映了生物学是其系统思想理念的重要科学基础。

上述研究充分展现了西方科学史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启示,为我们理解中西科技文明的交融与互补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理论支撑。

3 近现代的科技交汇:中华文明的转型与创新

近现代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塑造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次会议中,青年学者们深入探讨了近现代科技史中的重大事件、技术创新与其对社会文明的深远影响,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深度的文化洞察。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专题研讨中,青年学者们多聚焦于人物、群体与事件,从跨学科的多样视角中阐释相关问题。 北京大学的刘兆阳博士从科技政策与科技人才史的视角,探讨了1952 至1981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实施的“技术干部归队”政策,梳理了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制定与推行的情况、实施的不同形式、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等。山西大学的范丽媛博士以近代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华期间推动的野生动物保护运动进行考察,重点探究了苏柯仁的野生动物保护思想及其促进中国政府颁布《狩猎法》的突出贡献。 浙江工业大学的陈婷讲师研究了晚清时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著的“新教通书”,探讨了其中近代天文知识在华的传播及影响。 陈婷指出,新教通书刊载的天文知识在“西学东渐”中起到了科学传播中继与启蒙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间接提升了其后西学在华传播扩散的影响力。 西藏民族大学的王倩倩硕士以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为切入点,从传播史的视角探讨了民国初年西藏无线电报通讯事业的发展脉络,并对藏文电报码的编订及西藏无线电报发展的意义作出分析。

上述研讨深入挖掘了近现代科技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揭示了科技进步推动中华文明自我更新与转型的历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文化启示。

本次研讨会得到各参会单位与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历时2 天圆满成功、胜利闭幕。在闭幕式上,罗兴波秘书长对参与筹备本次会议的老师、同学表示感谢。 他表示：“青年学者是科技史学科的新生力量,是未来科技史学科和专业建设的主力军。 广大科技史青年应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深耕学术、用心钻研,繁荣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动中国科技史研究对高、精、深追求目标的实现。 同时,也希望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能够接续开展,不断提升青年学者的科研能力。”本次研讨会不仅为青年科技史学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舞台,更是他们在积极响应时代呼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理论与实践贡献的见证。 期待未来,青年科技史学者在研究上能够持续深化,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持续进步带来更稳固的学术基石和历史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