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的人类文明观

寇东亮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从人类文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来看，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来理解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规律，尤其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及其限度，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构想人类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形态，这是马克思人类文明观创新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深入研究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的人类文明观，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发展，对于探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学理支撑和理论支援意义。

一、唯物史观“社会关系”辩证法与马克思人类文明观的变革

近代西方思想家理解文明的主导原则是理性主义的，他们更多基于抽象的人性论假设和理性预设，侧重从人的自我意识、理念、精神、文化等角度理解文明的根据、本质、意义和动力，把文明的基础和本质或归于“道德自由的实现”（卢梭），或归于“人类精神的进步”（孔多塞），或归于“自由精神的生成”（黑格尔）。恩格斯批评道，在这种理性主义文明观中，“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1］。另外一些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思想家则试图从劳动、财富、政治、技术、种族、民族等要素理解文明，把文明的基础和本质或归于“民族风俗的改良”（伏尔泰），或归于“高雅公民生活的塑造”（弗格森），或归于“工商业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但这种经验主义文明观总体上遵循实体主义思维方式，没有正确区分和理解各种文明要素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等属性之间的本质关系，最终无法找到理解文明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实践与社会素质的统一中理解文明。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实践”与“社会”都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与人的存在本质内在契合的诸“关系”集合。一方面，“实践”作为物质活动，表征的是一种人与世界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一种总体性的“关系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的关系，可谓“关系间性”[3］。另一方面，“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作为“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5］。马克思强调，社会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与社会是一体共生的，作为“关系的总和”的社会有机体，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6］。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关系”逻辑可以说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逻辑的历史辩证法[7］。在唯物史观“社会关系”辩证法中，文明是一个关系范畴，文明在其现实性和本质性上表现为人类“关系”的不断演进、提升和优化。

列宁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及其“自然历史过程”思想的建构方法概括为“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两个划分”即把一切社会关系划分为思想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的社会关系，再从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两个归结”即“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列宁认为通过“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马克思“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8］。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是本体论意义的革命。这一革命性变革的理论逻辑进程在于，从“社会存在”到“社会关系”再到“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是唯物史观的内核[9］。唯物史观“社会关系”辩证法，是马克思理解文明及其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明的核心呈现于社会关系，文明的基础和本质首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进步。恩格斯把人类文明进程概括为实现“两次提升”，即“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和“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10］。“物种方面”的提升，凸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社会方面”的提升，凸显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人类文明的演进来说，“物种方面”的提升是前提和基础，人类通过一般物质生产劳动已摆脱物种意义的动物状态，使自己成为万物之灵。人类在“社会方面”的提升是关键和根本，它构成文明的深层本质和根本标志。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从全面性和总体性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勾画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一般历史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文明、“物的依赖关系”文明、“自由个性”文明。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根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揭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自由平等的五种不同文明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社会关系”辩证法，揭示包括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在内的所谓“文明时代”的本质及其限度。恩格斯批评道，奴隶制、农奴制、近代雇佣劳动制，是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的“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11］。在这些所谓“文明时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对立的和对抗的，表现出更多的“动物性”。马克思称“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12］，封建制度是“动物王国”，它把“人类分成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13］。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没有实现其自我标榜的“理性自由平等”王国，相反，其通过资本对劳动的全面统治和剥削，使人类历史更深度地陷入“动物时期”。但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驳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动物界“生存斗争”法则说成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性论据”的论调[14］，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5］。青年恩格斯在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预见道，“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16］。三十多年后的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自信满满地描绘了共产主义文明的总体图景：“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7］

二、“市民社会”劳动原理与作为“轴心”的“劳动—资本”关系

文明概念的问世是与近代商业、新型城市、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的崛起同步的。“文明一词首先指的是一种过程，即个人、国家和所有人类走向教化（civilized）的过程，然后它也指代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18］。文明在原初意义上指称社交、礼貌、文雅、教养、行为得体等“市民社会”特性。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西方历史概括为“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的历史[19］。洛克最先从理论上阐发了“人的发现与自然的发现”的劳动原则，经古典经济学到德国古典哲学，劳动日益成为市民社会的建构性要素，劳动的创世意义不断得以确证。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价值”的实体，是“教养”的本源。劳动、财富、资本、价值、教养等，成为近代思想家理解市民社会及其“文明”本质的基本范式。

亚当·斯密承接洛克“劳动—财产权”学说，提出“劳动—财富”原则，认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从而奠定了一般劳动价值论。但斯密又强调，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资本家或其先辈通过自己劳动和节约而获得的财富，因而财富是劳动与资本共同创造的。斯密强调资本的增加是由于节俭。在如此理解的劳动（包括作为积累的劳动的资本）价值论意义上，斯密必然把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归于工人的懒惰、纵欲、浪费等道德因素，把贫富差距问题视为一个是否拥有资本和拥有多少资本的问题。按照这一逻辑，工人的普遍贫困是不值得同情的。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交换公平论、自由权利论等，无视和遮蔽了“劳动—资本”关系中的支配、统治和剥削的本质，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客观上走向对资本主义永恒合理性的理论辩护。

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试图通过“劳动—教养”原理，解析和解决市民社会及其矛盾。黑格尔有意把德国文化的“教养”因素注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概念，把劳动和教养勾连起来，赋予劳动概念一种人类精神的自我塑造和自我解放的意义。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角度把劳动规定为相对于自然的“否定性行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劳动是人对自然的一种加工和塑造，是一种“理性活动”。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基于“需要体系—劳动分工”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世界，更是一个基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的人伦世界。由此，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20］、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一个积极的、必然的中介环节。黑格尔通过“劳动—教养”的精神哲学逻辑，试图化解和遮蔽市民社会中贫富差距、贱民等深层问题。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市民社会，而劳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范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都没有完整把握劳动、资本等概念所具有的历史规定和社会形式，而是把劳动、工资、资本、利润等更多作为生产要素意义的“实体”来理解。马克思则揭示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关系”本质：“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21］马克思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2］。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定范畴的不是劳动，而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社会结构，或者换句话说，是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中的相互关系”[23］。通过对市民社会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的现实考察，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财富”和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劳动—教养”等学说的批判中，马克思深刻认识到，劳动、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及其本质，是由它们在市民社会中的客观关系决定的。由于市民社会中资本和劳动日益分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根本上是对抗性的，资本日益成为支配、统治和剥削劳动的社会权力。因此，近代市民社会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24］。

列宁认为，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问世前可谓是一种科学“假设”，在《资本论》问世以后才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5］。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作为唯物史观内核的生产关系具体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强调“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26］。恩格斯后来概括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而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在《资本论》中“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27］。马克思“劳动—资本”辩证法突破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力图通过“劳动—财产权”“劳动—财富”“劳动—教养”诸理论框架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解析为法权意义或道德意义的自由平等关系的意识形态局限性，从物质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角度，揭示了“劳动—资本”关系在特定社会历史形式中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为理解现代文明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

三、“资本雇佣劳动”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文明批判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断言：“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8］。马克思把这种文明称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29］。这种“劳动奴役制”在历史上先后以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等不同形式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是“劳动奴役制”的现代形式，也是“劳动奴役制”的极端表现形式。

历史地看，相对于奴隶劳动、徭役劳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把人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宗教的人神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的劳动成为财富、价值甚至创世的根本动力。“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30］。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31］。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目的对工人来说是工资，对资本家来说是资本增殖。在这种劳动中，“自由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法权意义的自由。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是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和劳动力的自由买卖为前提和基础的。为此，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必然要赋予劳动者以法权意义的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意义的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强大动力。在自由竞争中，商品生产者之间会形成普遍的社会联系和交往、多方面的需要、社会性的能力素质等。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2］。

从一般历史演进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总体上表现为“物的依赖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通过商品、货币、资本等相互的利益冲突和竞争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33］。但是，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4］，是资本主义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无偿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现代剥削制度。“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35］。工人是劳动力的人格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资本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活劳动能力的关系”[36］。劳动力即劳动能力的耗费，亦即活劳动，被资本所支配和统治。“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7］。资本积累必然产生贫富“两极分化”。“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38］。所以，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39］。资本主义“劳动—资本”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在谈论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所谓自由时，必须追问：“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40］

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否认资本主义文明的阶级对抗性质和阶级统治本质。这一点集中表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在这种“三位一体”公式中，劳动和资本似乎是必要的，都被视为社会财富生产的承担者。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便成为一种自然的、和谐的和永恒的经济形式。在这里，既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也不存在资本增殖（即利润）对价值规律的背离；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竞争中形成各自的自然价格如地租、利息、工资等。马克思批判道，关于劳动与资本的阶级统治和剥削关系，政治经济学家“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41］。这样一来，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压迫、奴役、剥削等，就被一种基于独立的商品占有者之间平等和自由的买卖关系所遮蔽，“劳动—资本”的对抗性所导致的贫富问题，被归结为道德问题，即懒惰与勤奋抑或奢侈与节俭。马克思深刻揭示道，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目的。“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42］。“资本”通过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确立自己的统治和支配地位。“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43］。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本”关系表现为一种极端对抗和高度剥削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必然进一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演变为一种所谓“征服—教化”的殖民主义侵略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概念的建构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同步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把文明的本质归结为某种特定文明要素本身的自我推演、自我发展和自我扩张，由此滋生“文明—野蛮”“自我—他者”“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模式的普遍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明观。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声称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普遍主义的文明标准和尺度，他们把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一种高级的、普遍的和普世的文明形态，把其他文明视为低级的、落后的和应被消灭的文明。于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概念中，“征服和教化成为一对同义词”[44］。马克思在批评英国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统治时讽刺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45］

四、“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文明构想

1875年，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一语双关地指出：“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46］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不同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自觉、自主的自由劳动；这里所说的“均衡”，是指在消除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和优化状态，即“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7］。只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人类社会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均衡”。“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的“均衡”，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的一个总体性的科学认知和价值判断。共产主义文明就是“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的文明，这种文明包含特定的主体立场、本质规定、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

就文明的主体立场而言，共产主义文明是超越阶级对立的“虚假的文明”而走向阶级消失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48］。这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主体性目的方面表现为，通过工人的解放实现普遍的人类的解放。“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49］。这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在主体性活动方面表现为，它要求人人都必须劳动，“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50］。

就文明的本质规定而言，共产主义文明是以自由劳动为本体的人类社会关系全面自由平等的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1］。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们将结合成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恩格斯把共产主义文明的上述本质概括为，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3］。

就文明的价值取向而言，共产主义文明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文明。人“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54］，劳动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劳动的真正目的，在于创造真正的财富。所谓真正的财富，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55］，等等。

就文明的实践路径而言，共产主义文明就是“劳动的解放”的文明。所谓劳动的解放，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56］，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平等利用生产资料，进行自主的、联合的、社会的劳动。共产主义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将是一个持久的实践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57］。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必须消解资本的阶级性质，使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58］，使其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59］。同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要用“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60］，建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为共产主义文明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当代实践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看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出现一些冲突和矛盾，一方面，资本存在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被资本无限驾驭和遮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等现象。因此，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有效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尤其是，“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61］。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辩证法的文明观，是我们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研究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