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基于云龙“耳子歌”个案的思考

叶 莹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时，多次考察非遗项目、与传承人亲切交流，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云龙“耳子歌”与强化民族共同性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耳子歌”，留存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一种具有傩文化特征的传统舞蹈艺术，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①《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2014年11月11日，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92636.htm，2023年9月20日。“耳子歌”具有人物、对白、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表演程式，兼具“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舞蹈性”等特质，是驱邪逐疫、祈求生殖繁衍、表达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一种自娱自乐的具有古傩文化特性的民间艺术。“耳子歌”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傩仪之一，有着极深的民族文化底蕴，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舞蹈艺术的活化石”或被专家形容为“刚出土的民俗活化石”。

“耳子歌”原名叫“装饰红”（zuafsihup）。“耳子歌”是在白语音译和意译的基础上翻译过来的，“耳子”代表憨厚，其白语意为憨子，“歌”意为舞，“耳子歌”在白语中是憨包、哑巴、不太聪明的人打闹、跳跃的行为，意为“哑巴跳的舞蹈”。“耳子”打扮，全身用棕皮裹身，不露真面目；参加演出人员全部为男性，男扮女装；所用道具都是原始、古老的生产、生活用具。整个活动过程中有舞蹈表演、台词对白、白族山歌演唱等内容。“耳子歌”属于白族民间婚俗表演艺术，现如今它是白族婚礼中祈求吉庆、祥和，以伦理道德传承教育为主题的民俗活动。“耳子歌”目的在于借舞寓教于乐，祈祷人丁兴旺、五谷丰登，这种农耕文化展现了人类繁衍生息，体现了人之初的道理。

“耳子歌”仪式活动与该区域的民族发展历史及民族融合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均存在地方民族政权，大理国统一西南疆土后，吐蕃羌族部分南迁，后裔分支成傈僳族游牧，顺云岭而下，其中部分进云南。其中有一支涉足兰州界栖居马椒地。几年后进入师里（今检槽）落住，起初游居在师井、炼登、大工厂、文兴、清朗半山腰至山顶一带，以放牧狩猎为主，因交通不便，难与外界交往，发展缓慢。①检槽乡人民政府：《检槽乡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从民间传说到墓碑、祖先堂、家谱来看，检槽白族不是土著民族，多为元末明初之时随傅友德、蓝玉以及沐英征西入滇的军士及移民之后裔。下清朗杨成宝墓碑记载：“洪武前一甲子，成宝携杨、沈、董、尹、白五姓百余人丁，由内地游至清朗，见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认为日后必为发祥之地”而落籍居住。明朝洪武年间开发师井盐矿，朝廷在师井设盐课司。随着盐业的不断兴旺，内地移民大量涌入师里。由于移民长期与本地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演变成了后来的白族。检槽河谷先民多为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他们不仅带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屯田垦荒，促进地区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②检槽乡人民政府：《检槽乡志》，第4页。正由于明代汉族对西南地区的管辖，使得汉族文化在西南地区广泛传播，“耳子歌”中尤为突出道家的宗教文化思想即为实证。白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生活中的节庆、民俗活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当地彝族、傈僳族、白族和汉族均会白族话，仪式中的白族话歌词贴合地方生产生活，各族群众都能听懂、意会。表演展现了文化生活认同，是生活的产物。“耳子歌”的音乐由当地高山白族的音乐与汉族道家音乐相结合而成，歌曲、歌词风格简单轻快，颇具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旋律较为简单，易在当地传唱。在“耳子歌”表演中有白族话打诨的内容，展现了世俗性；有礼仪人伦教导，体现了儒家“礼”文化；有驱邪庇护仪式，祈求多子多福多健康。

文化活动彰显了民族共同性，“耳子歌”不单是白族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同时也在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共同性。关于民族共同性的定义，见于谷苞在新疆调研期间发表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他认为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③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1页。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彝族、傈僳族、汉族与云龙的主体民族白族和谐共荣，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耳子歌”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当下“耳子歌”的表演形式与内容，展现了“耳子歌”在传承过程中的包容性。“耳子歌”仪式中不同道具的使用，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耳子”腰间悬挂的猪尿脬象征男性生殖器官，代表白族祖先在原始社会中的自然崇拜、性启蒙以及对繁衍子嗣的渴望；系在“耳子”腰间的马铃、牛铃原本是居住在山区的高山白族、彝族、傈僳族在放牧时挂于牲畜身上的，在仪式中体现了人畜之间的和谐关系；耳子手持的舂棒、锄头、笊篱等都是最古老的生产工具，其出场顺序与道具的使用顺序是一致的，体现从播种、收割到打舂的生产过程，是山地文化的体现；女性角色身上的竹筐，强调当地人民对女性生育的辛苦付出的肯定。在“耳子歌”一次次的表演过程中，群众一次次看到、感受到其代表、传递的民族文化，在集体欢娱中进一步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强化民族共同性。

“耳子歌”不是一成不变的表演，一方面保留着旧时的礼仪文化，同时在表演的内容上加入新的元素，表演形式结合人们的生产生活进行更新创作，更加贴合实际，能够引起共鸣。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如今仪式中新娘着西式白色婚纱，新郎着一身黑色西服，其余角色则保留一定原始形态。“耳子”，穿戴一身由棕榈树皮制成的衣服，包括面部也被包裹严实。表演中无台词，只能发出“呃”“嗯”“哼”的声音，手上拿着工具，像是锄头、连枷、杵等，通过大而夸张的肢体动作塑造出一个憨憨傻傻却又十分老实，笨拙却又踏实肯干的形象，是一种朴素的农民形象，也是民众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盼。“耳子歌”告诫人们即使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向好，但是农民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只要踏实肯干，生活就能蒸蒸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确立起来并不断巩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在保有和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民族的共同性也在逐步增强。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步入新时代，各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强，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云南现象”，云龙县检槽乡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彰显出民族的共同性，通过“耳子歌”在文化的欢娱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共同性。

二、云龙“耳子歌”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人类历史的文明与辉煌，塑造着人们共同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云龙“耳子歌”自1992年向外推介后，引起国内民俗、文学艺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舞蹈的“活化石”。1996年，“耳子歌”被大理州白族学者谢道辛撰写介绍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艺能部长星野弘先生一行于1999年4月到云龙县进行田野调查。2002年，“耳子歌”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星野弘先生于2002年向我国提出邀请“耳子歌”到日本参加“国际民俗艺术节”即“日中交流民俗芸能祭”，进行民族文化交流。2009年10月，“耳子歌”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耳子歌”早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多个国家的民俗专家曾多次到云龙县做田野调查。2016年，云龙县挂牌成立三个保护传承基地，“耳子歌”的核心传播地检槽乡兴建了“耳子歌”主题文化广场。通过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耳子歌”不断为人们所认知，诺邓、关坪等地的表演活动也逐步得到恢复； “耳子歌”又重新回到了民间，活态传承，健康发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云龙县文化馆获得“耳子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耳子歌”的保护传承工作有序进行，这一“具有原始文化形态和深厚历史意蕴的遗产”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耳子歌”能够发展、存续至今，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并且能够成为该民族的文化标识，都是来源于民族环境的滋养。历史上有许多的文化学者认为，某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形成人们的衣着、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起着重要作用。①杨瑞华：《白族绕三灵起源考》，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检槽乡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位于县城北部，距县城30公里，地处云岭山脉南端，滇西纵谷区，北缘山麓，民族居住分布为立体型，高山为彝族，半山腰为傈僳族，河谷为白族和汉族。在四个民族中，傈僳族是本地的土著民族，白族人口居多，为当地主体民族。各民族间“打老友”②即结交朋友。多为山地民族（彝族、傈僳族等）同坝区民族（白族、汉族）等自愿建立的类似亲属的特殊亲密关系。，促进民族间生活的交流。文化展现生活，文化亦进一步影响生活，通过生活中的交流交往进而增进文化认同。

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增多，民族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各民族间通婚现象亦日益增多。“耳子歌”将民俗文化的交融与民族之间的通婚联系在一起，强化了云龙县检槽乡与周边甚至更远地区之间的家庭关系、姻亲关系。在当地，逢喜事必会在家中开一场“耳子歌”狂欢，借此驱邪纳福，成为各族群众乐于接受的有效载体，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耳子歌”作为一种婚俗仪式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在逐步现代化的婚礼中依旧保留着跳菜、春官审案、起五方等以娱神为主要目的的仪式过程。在表演开始之前，群众会就“耳子歌”的背景、形式、文化内涵、宗教信仰进行沟通交流，这为活动中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耳子歌”是白族的传统文化，但在当地不止白族观看“耳子歌”，不论是何种民族，只要在村内办喜事的家庭，有条件的都会请“耳子”前往家中造乐一场。“耳子歌”中有12个角色：跳菜人员1个、“耳子”3个、“耳子”媳妇3个、老妈1个、老倌1个、主人1个、判官1个、郎中1个，仪式中模糊了不同社会角色的边界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出现“官民同乐”“人神共乐”“众人同乐”的现象。互动关系体现了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关系，通过仪式表演将脑海中的理想社会转化为舞台上短暂的现实，为人们建构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关系，在其中体现出文化认同层面下的“礼乐”思想与人文情怀。

“耳子歌”通过“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将多民族聚合起来，通过文化展演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前文说到，“耳子歌”仪式既包含汉族文化，亦含有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以白族文化为主。“耳子歌”是在中华文化“大传统”流动与传播的背景下，与地方性的“小传统”文化互动交融后，逐渐地方化而形成的具有区域与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耳子歌”仪式的开场借鉴了彝族跳菜文化，跳菜在彝族、白族婚俗仪式中的共性体现在其不仅可以克服饮食、舞蹈和音乐三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状态，还可以艺术性地、有机地将音乐、舞蹈、饮食融为一体，塑造广泛的地区认同、群众认同、文化认同。通过跳菜，人们把饮食从厨房到餐桌的过程夸张化、仪式化、戏剧化，这一环节有着鲜明的审美价值、自娱价值、文化价值。跳菜环节展示主人家做的传统八大碗——红肉酥、肉豆腐、彩蒸、花生等佳肴，这些菜在生产中象征着吉祥如意，借用白族话的谐音意指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需求问题，既是当地特色美食又有象征性意义，代表了当地饮食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传统菜肴已经被替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在“耳子歌”仪式中，表演者的服饰有的时候仍然使用彝族跳菜服饰，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白族与彝族在相互尊重的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在相互交流中既保持本文化的特性也兼容其他文化。彝族跳菜出现在白族的“耳子歌”中，是当地白族在婚俗中的族群认同及与周边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表现。彝族与白族多有通婚现象，跳菜这种被认同的共通表演形式，成为族群内部成员、亲属关系联通的媒介。他们在观赏跳菜时亦在交流各自属地文化事项，在文化交流和对比中明确民族的特殊性与共同性，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发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耳子歌”既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也是民族文化，是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资源。“耳子歌”以白族文化为主，蕴含着生活在当地的汉族、彝族、傈僳族的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系。“耳子歌”中蕴藏着当地的多民族文化基因、意识形态、心理结构、情感认知等要素的遗产财富，展现了当地的文化历史，体现各族群众的精神追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在“耳子歌”文化中不仅展现的是白族文化，更是当地群众的共同文化认知，各族群众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通过不断地交往交流活动，在生活生产中慢慢呈现出异源同质的发展趋向，当地各族群众之间始终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与艺术共享，是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承载着民族记忆的“耳子歌”，是当地民众通过民族传承而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在历史发展演进中，通过同当地民众的交往交流，在个性中寻找文化共性，不断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在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中“耳子歌”得以保持原生性和完整性。

三、云龙“耳子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通

把握好民族文化关系，正确理解非遗保护传承应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通关系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新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①闵言平：《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2020年第7期，第11—12页。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民族文化，也蕴藏着解答民族现实问题的考证线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决策性部署，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理论的民族性凝聚，更是非遗保护传承应用的历史性支撑。

“耳子歌”凸显中华民族凝聚力，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共同性，通过仪式化的叙事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耳子歌”有完整的叙事结构，如仪式中的“跳菜”“耳子抢红肉”“耳子闹婚”“点菜名”“春官审案”“起五方土”就有着十分严谨的叙事性，通过贴合实际的叙事给观看者传授人伦礼仪知识，通过诙谐有趣的对话和夸张的表演形式将平时难以启齿的话在公众中展演，民众在集体的欢娱中习得人伦道德、礼仪规范，也在集体的欢娱中加强交流，增进情感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各民族人民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通过不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耳子歌”在传承发展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体现了民族共同性，通过集体记忆将民族联系在一起，通过一段段仪式化的叙事将当地民众的情感凝聚在一起，通过同喜同乐增进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进而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通过云龙县有关部门的合力打造和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耳子歌”经历了从民族传统节目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公共节目的发展转型，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文化节目。“耳子歌”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当地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持续深入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耳子歌”在当代的发展中基于“共同体意识”发挥教化功能，推动当地民族融合发展，走向“共识共荣”。“耳子歌”不单单是一种艺术活动，其还运用于当地群众生活之中，具有教育教化、情感表达、仪式延续、强化沟通、文化认同等功能。从宏观来看，“耳子歌”最初是为了教化人们繁衍后代，继而与我国的婚俗结合。人们通过“耳子歌”仪式来加强双方的互动与了解，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繁衍生息知识。从微观层面来看，“耳子歌”仪式的表演结构展现出其多层面多角度的教化功能，包括但不仅限于繁衍生息。从仪式信仰来看其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敬畏自然、传递性教育、维护村落秩序；从仪式表演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驱邪除疫、增强族群认同、娱神到娱人的转变。从“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在社群中共享的文化符号能够唤醒社群成员的个体情感，进而产生身份、情感或文化认同。①金姚、林发钦：《粤剧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第2—3页。“耳子歌”不单是娱乐性的活动，还在群体性的表演中发挥着增进共识的凝聚作用，在互动中发挥着传递优秀文化和规范言行的教化功能。“耳子歌”不单是白族的传统活动，它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受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自身建构中又吸收了彝族、傈僳族、汉族的信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信仰文化，凝聚着当地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表演中体现出包容性、环境适应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反作用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使得各民族在保持个体的同时又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丰富自身文化内涵。“耳子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肯定其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其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场域，积极发挥其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凝聚功能，让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出巨大的功能和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文化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且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是实现文化交融的必要前提，更是体现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工作，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有利于提高全民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