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现状及其展望

岳爱武 李 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他一再告诫全党：“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变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 年版，第213 页。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出发，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深刻理论阐述和具体战略部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为主题检索2012 年11 月至2023 年5 月的文献数据，共检索到期刊论文三百余篇。在此期间，以“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为主题或主要研究内容的学术著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辛鸣、唐爱军合著的《当代意识形态问题概论》、王华的《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马宝成、吕洪业等合著的《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张志丹的《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朱继东的《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等等。总体来看，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本文尝试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并进行简要评析，以期为后续深化研究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和文献借鉴。

一、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背景和意义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复杂转化、社会阶层多元分化等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加剧的严峻形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极端重要性，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背景探讨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世情、国情、党情、网情等角度，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背景进行了探讨，在充分肯定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不能忽视该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

1.防范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必要性。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偏狭认知，持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首先，西方国家往往借助国际话语权优势对我国进行舆论打压和抹黑。李宗建认为在世界格局大变动背景下“向世界说明中国”已成为突出难题。①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2 期。其次，西方敌对势力更多地通过文化、学术交流、网络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谢亚洪认为，当下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行径侧重于文化渗透、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控制等三个方面。②谢亚洪：《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红旗文稿》2013 年第20 期。再次，西方国家积极利用我国国内问题开展意识形态攻势。郑敬斌指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利益固化的藩篱更是成为了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温床。③郑敬斌、刘敏：《坚决打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攻坚战》，《红旗文稿》2019 年第10 期。

2.社会思想舆论冲突加剧的回应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向上向好，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严峻。首先，思想舆论冲突加剧。在新时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这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便是思想与舆论的混乱和冲突。庄严认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杂乱无章的新闻舆论场等问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形成极大的挑战。④庄严：《学习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承》2020 年第2 期。其次，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大了舆论冲突引导的难度。随着各类社交软件、平台的普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舆论制造者和传播者，各种思想观点的传播更加迅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也更为明显。王永贵指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面临阵地占领“不理想”的内生性问题，⑤王永贵、徐凯翔：《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特点及未来趋势》，《阅江学刊》2022 年第3 期。以网络自媒体为主的舆论引导工作任重而道远。

3.党内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形势的紧迫性。党作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领导力量，内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打铁必须自身硬，有效防范化解党内意识形态问题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将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运用于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侯惠勤指出，当前最大的意识形态风险来自于共产党内部的骄傲自满和自我腐败，防止思想腐败是今天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根本所在。⑥侯惠勤：《论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阅江学刊》2022 年第5 期。

4.意识形态建设新机遇和斗争新阵地并存的现实性。互联网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变量”，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类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二生存空间”，成为党在新时代凝聚共识的新空间、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许川川指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为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保证，是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实践需要。①许川川、孙洲：《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理论探讨》2022 年第3 期。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新问题新挑战。李宗建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巨大冲击，迫切需要自上而下的思想指引。②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2 期。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趋势给出了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引，深刻阐释了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意义。

1.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这有利于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韩昀、秦书生等学者认为，加强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有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③韩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理论学刊》2021 年第2 期。其次，这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认识。王梦岩指出，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④王梦岩:《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研究》，石家庄铁道大学2022 年硕士学位论文。

2.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现实价值。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是在“两个大局”的复杂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对这一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首先，这有利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王永贵认为，在新时代，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意识形态风险防控重要论述的认识，是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必然选择。⑤尤文梦、王永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意识形态治理的战略布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 年第6 期。其次，这可以有效防范化解因意识形态渗透而引发的各类风险。张鹏、唐教成认为，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进行研究有利于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助力经济行稳致远和社会大局稳定。⑥张鹏、唐教成：《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理论渊源、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人文杂志》2021 年第6 期。

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主要内容的阐释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不仅系统地指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哪些风险挑战，为什么要防范意识形态风险，也为在新时代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指明了方向。学界主要从内涵阐释、路径探索和主要特征等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内涵阐释

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内涵，学界主要从防范对象、目标任务、主要场域等方面进行了解读。

1.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主要对象。从现有成果来看，学界将防范对象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郑敬斌、初春等学者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加剧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竞争力弱化风险⑦郑敬斌、初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3 期。，主要体现为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领域的渗透。二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王永贵认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领域面临的风险，具体表现在网络信息技术与西方的差距较大、网络的无中心性导致意识形态认同的消解以及网络领域建设工作的滞后等三个方面。⑧王永贵、徐凯翔：《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特点及未来趋势》，《阅江学刊》2022 年第3 期。三是社会思潮多样化的风险。郑敬斌、初春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喧嚣尘上，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严重冲击。①郑敬斌、初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防控机制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22 年第3 期。

2.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3 页。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目标任务。基于此，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两个巩固”目标任务进行了深入阐述。唐爱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目标任务可以分为根本任务和使命任务两个部分。其中，根本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概括的“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使命任务就是习近平同志在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版，第310 页。

3.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主要场域。在此方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从现有成果来看，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马宝成、马彦涛等人认为，习近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乡村、学校、新闻战线、理论界、社会公众人物等五个场域；二是唐爱军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主要包括理论、新闻舆论和出版、思想道德建设、文化文艺、互联网宣传和信息内容管理、对外宣传、基层宣传、意识形态管理等八个主要场域，此外还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宗教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三是屈重伟认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场域进一步拓宽，主要包括网络场域、高校场域和舆论场域。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具体路径探索

加强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学界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具体路径研究可分为加强党的领导论、坚守立场原则论、创新工作方法论和强化阵地建设论等四种。

1.加强党的领导论。坚持党的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抓在手里，是新时代赢得意识形态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等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对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张志丹指出，从领导阶级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④张志丹、张尹：《定位与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哲学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 年第1 期。

二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领导。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形式，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领导主要表现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三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主要表现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组织、领导群众，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肖唤元指出，随着《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的陆续出台，意识形态问责和监督体系逐渐形成，极大地推进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⑤肖唤元、郑晶晶：《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取向论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 年第1 期。

2.坚守立场原则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遵循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中所提到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具体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站稳意识形态根本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民立场，就必须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永贵指出，坚持人民立场才能更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立场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①吕峰、王永贵：《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多重维度》，《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4 期。

二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原则。以立为本，就是要不断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更具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破并举强调在“立”的同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坚决斗争。朱继东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强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加大对我国和平演变的力度。面对复杂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局面，要坚持并贯彻好“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重要原则。②朱继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的原则》，《前线》2020 年第9 期。

3.创新工作方法论。在意识形态具体工作中，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从整体性上看，可以将现有的观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做到守正，从而更好地引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守正”是根本，代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自觉做到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郭劲松认为，“守正”就是要守党管意识形态之正，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之正，守中华文化立场之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使命任务。③郭劲松：《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创立期的实践探索及其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2021 年第3 期。

二是要做到创新，从而更好地改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是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原理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唐爱军认为，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个创新”中，理念创新就是要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条件，树立新的舆论引导理念和阵地建设理念；手段创新就是要着眼于新的方式方法、技术工具、话语方式的灵活运用；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切实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④唐爱军：《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阐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2 年第4 期。

三是把握好“时度效”论，从而切实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的要求。对此，辛鸣、唐爱军等学者指出，要以时代背景为依托、以时代任务为根本指向、以抢占时间为第一抓手，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要正确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表现形式、作用方式的界限，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度”；要努力实现“两个巩固”、树牢“四个意识”、坚持“两个维护”，积极化解不同阶层群体在思想领域的矛盾，保证人民在思想方向上的一致性，实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效”。⑤辛鸣、唐爱军：《当代意识形态问题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1～252 页。

4.强化阵地建设论。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是新时代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所在。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筑牢意识形态阵地防线。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意识形态阵地管理不可懈怠，“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⑥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297 页。针对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建设问题，杨芷涵指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应当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加快构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⑦杨芷涵：《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路径探析》，《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 年第4 期。针对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建设问题，王永贵认为，扎实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应当增强对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高校教学中的引领水平，不断提高对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治理水平。⑧王永贵：《扎实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着力点》，《思想理论教育》2015 年第4 期。针对文艺工作阵地建设问题，田宇原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文化责任，更主动有为地做好文艺工作，更坚定地守好文艺阵地，在大是大非面前，当“战士”不当“绅士”。①田宇原：《如何守好文艺阵地》，《人民论坛》2016 年第4 期。针对社科理论阵地建设问题，王伟光指出，要强化政治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主导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强化使命意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强化创新意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推进话语体系建设。②王伟光：《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舆论阵地》，《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3 期。

（三）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探究

准确把握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结合学界的研究，可将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在“8·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坚持讲政治，把握正确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 页。党性和人民性密不可分，坚持党性就是要坚持并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胡凯指出，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体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应当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融入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中。④胡凯、杨竞雄：《习近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想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年第6 期。

2.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155 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有助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田心铭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中的一个重要关系就是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的统一。⑥田心铭：《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学习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 年第11 期。另一方面，坚持正面宣传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这是由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形势所决定的，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危存亡，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责任使命所系。王海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既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面效应；同时，也要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⑦王海霞：《习近平意识形态教育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9 年博士学位论文。

3.坚持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定下来，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主导地位；多样并存相协调则意味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徐国民指出，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要求在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中，不断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因为指导思想的一元性是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但如果缺少了多样文化的参与，整个社会就会缺少活力和竞争力。⑧徐国民、缪英：《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 年第13 期。

4.坚持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相贯通。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正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使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更加贴合时代和实践发展需要。张志丹指出，在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中，整体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坚持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⑨张志丹：《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21 期。

三、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的评析及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相关论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为该主题领域探讨的不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评析

1.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取得的成果。其一，从研究框架来看，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的框架逐渐形成。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再上升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已形成初步的框架，其逻辑线索可以归纳为形成背景-主要场域-原则方法-防范路径-重大意义，这为后续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二，从研究层次来看，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的理论层次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已逐渐从浅层次的政策性解读向深层次的理论性阐释转变，不再只局限于对相关论述进行分析，而是逐渐侧重对其理论来源进行挖掘，对其鲜明特征做出总结。

其三，从研究范围来看，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当前，相关研究已不局限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安全，而是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基础上不断对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新兴热点问题及时跟进，全面分析意识形态在这些问题领域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讨的范围日益扩大。

2.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研究的不足。其一，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比如，在对“网络”这一当前最为热门的意识形态主阵地的研究中，现有的成果多偏重于网络领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而缺少有关如何利用网络来维护和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探索。同时，对算法、智能技术等新出现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对象的研究也较少。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方面，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被动防御，而缺少对掌握国际舆论主动权的探讨。

其二，从研究视角来看，当前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某一方面的阐释，且更偏重于思想文化领域，忽视了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结合。同时，对价值目标、内在机理、时代特征、实践路径等方面的研究也缺乏整体性。

其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相关研究的创新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当前，对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大多是对相关讲话、指示、批示等进行的文本解读，在理论阐释、内容分析、路径总结等方面都还固守之前的架构，偏向于从学理上进行阐述，在方法论的总结方面较为薄弱，缺乏创新性和现实性。

（二）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展望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今后，有关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应当不断创新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理论深度、实践维度、范围广度等三个方面继续深化。

首先，要创新研究视角，纵向强化理论深度。第一，当前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理论来源的梳理相对较少，且大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中探寻其理论源头，忽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发展实际以及党的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等方面所具有的影响。第二，相关研究不仅应聚焦具体领域，还应该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探讨。同时，还要具有国际视野，积极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对两大意识形态间矛盾冲突的影响及其世界意义。

其次，要创新研究方法，积极深化实践维度。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应当创新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实证性和可执行性。第一，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单纯的理论探讨，缺少对意识形态具体问题的调研，缺乏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工作的深层次把握，以致研究成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后续研究应当高度重视实际调查的重要性，切实把握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第二，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的措施内容方面，当前的研究成果存在趋同倾向，缺乏创新性和可执行性。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针对不同领域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提出更可行的新措施。

最后，要创新研究内容，持续拓展范围广度。第一，要紧扣时间节点，深刻领悟建党百年历史经验与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逻辑关系。第二，要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所提到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研究。要根据新形势，不断对互联网领域的算法和网络技术、社会舆论领域的新媒体、对外话语权建设领域的主动设置议题等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积极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第三，要将对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重要论述的研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结合”等热点课题有效结合起来，努力创新和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