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及推进策略

马 龙，李轶伦，陈奕博

（1.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29）

一、引 言

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各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 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模式和步骤存在差异，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既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又关注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立足时代又引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迅速成为世界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词［1］21。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各国对中国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理解和接受情况，有利于从整体视角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文化资源，考察国际社会对其认知状况也是考察中国主张、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力，有助于我国探索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更优方案［2］。

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关键词，考察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理解，分析在全球社会与文化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这一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为下一步的国际传播提供指导。 通过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国家形象的塑造，提高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接受度，促进新时代中国形象与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和交流。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

世界各国普遍将“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 “现代化”一词的接受程度高、具有传播共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现构建了全球共通的意义空间，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议题，中国可以与世界各国交流治理经验，进行文明互鉴。 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时，各国从自身获益、与中国的合作方式及交往路径等角度出发，思考该理念对中国、对其本国以及对全球的影响，不同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从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对与中国合作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所追求的现代性的认识三个方面解读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念的认知状况。

（一）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1］17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奋斗浴火重生，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成效令世人瞩目，为稳定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所扎根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经验层面，国际社会可以普遍接受中国现代化的成绩，而问题在于其如何理解成绩背后的机制。

在新全球秩序下，对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发展模式的理解需要根据不同对象来加以区别分析。 姬德强认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更愿意将现代中国纳入其现代性框架，并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与矛盾经验中解读中国问题”［3］。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西方学者中引发广泛关注，Shambaug 在2014 年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局部性权力》中将蓬勃发展的中国定义为“局部性的权力”［4］，其在2020 年的新作《中国与世界》中则认为中国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5］。 Shambaug 对中国发展的有两层预设：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间恰逢英美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时期，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而通过拥抱西方资本主义，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在全球市场上举重若轻并有能力对既有秩序发起挑战。 其次是中国的发展存在内部结构性问题［6］。 例如，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聚焦中国资本能否通过数字化战略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数字经济能否帮助中国更好地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中国的数字经济中又蕴含了哪些结构性危机等诸多问题。

诚然，上述理解敏锐地指出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指导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然而，认为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必然会遭受西方一样的结构性危机，一方面是无法全面理解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背后的复杂历史与实践逻辑，正如史安斌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片面解读切断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积淀、群众路线的政治基础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文化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之间的承接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整合性国家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突破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解放性意义［7］。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多从单一现代性的角度认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广大非洲国家，将中国的成功视为自己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 非洲国家同样经历了外国殖民统治，这种共同的历史经历增强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并增强了借鉴中国发展模式的合理性。 在非洲大陆，中国发展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其传统合作伙伴——欧美各国的地位却逐年下降。 自非洲各国独立以来，前殖民列强向非洲推广的发展模式从未使非洲摆脱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8］。 非洲学者Ndubisi 则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加剧了非洲社会内部矛盾的恶化，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实现非洲社会的积极平稳过渡［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10］中国式现代化总结了社会性质、文化渊源和发展环境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探索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次生动体现。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其社会生产力水平、民族历史、文化习俗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差异，必然呈现出个性和多样性，这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广大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强势家长模式不同，中国的发展模式给予非洲各国根据自身状况进行选择的自由，并平等地相信各国有能力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作出合理的发展判断。 因此，许多非洲领导人希望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获得启发，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通过在非洲的实证调查，《全球中国的幽灵》提出：“在赞比亚，尽管中国并没有兴趣、意图和能力挑战或取代既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中国国有企业基于独特的资本积累逻辑、生产组织和管理理念，为当地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协商空间，从而为当地有效参与和另类选择提供了政治、政策和知识空间。 ”［11］

然而，在分析非西方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时不能忽视两个问题：一是在后殖民主义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很难跳脱西方现代性来理解中国现代化成绩背后的复杂历史和实践逻辑；二是不能忽略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明或文化层面上地域性知识隔离。

（二）对“与中国合作”的认识

在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这一立场既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光明前景。 通过长期的合作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共存合作模式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并高度认可中国的合作原则。

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严海蓉和沙伯力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描摹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的行动主义者的形象［12］，并证明了在与他国合作中，中国所提出的发展方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最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方案则在尊重生产者自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上述观点在丹·席勒对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阐释［13］。 在数字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作为行动主义者的积极形象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中国在互联网建设中积极引入如微软、高通等大型外国科技公司，以协议控制、证券投资等多种方法准许外国资本获利，成为苹果等跨国公司最大海外市场，给予外资在中国互联网市场透明、充分的市场自主权和准入权；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国通过聚合互联网和国内市场，完善数据全流通体系，加强新型生态系统假设，形成全球经济新增长点。

在长期的合作实践中，众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式合作原则也高度认可。 以塞内加尔前总统Abdoulaye Wade 的观点为例，他明确指出欧洲的投资者和非政府机构在与非洲进行合作时，存在明显的殖民色彩，缺乏效率并带有恩惠主义的傲慢态度，而中国的合作模式更符合非洲国家的需求。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遵循市场规律，更旨在推动非洲经济的发展。 中非合作论坛（FOCAC）作为中国政府与非洲各国对话的有效平台，根据各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包括部分债务减免、增加对非洲援助、设立经济特区（ZES）、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等。 在FOCAC 的推动下，中非的多边合作有效推动了非洲社会的发展，也使中国成为非洲各国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非洲各国一直面临债务问题，不断上升的负债率使许多非洲国家陷入经济的恶性循环。为解决非洲债务问题，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例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PAS）和重债穷国债务减免倡议（IPPTE）。 然而，这些方案未能帮助非洲国家摆脱债务困境，反而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崩溃。 因此，非洲国家转向中国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增强，以巩固中非友谊为名，增加中国的利益”。正如学者Bénazéraf 所观察到的，西方国家在对非洲国家实施债务结构调整方案时并未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推动的自由改革，这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形成了鲜明对比［14］。 考虑到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现实需求，中国提供的债务方案更加务实，解决了非洲国家融资难的现实问题。 在非洲国家领导人眼中，与中国的合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且可以避免西方国家施加的各种附加条件和家长式、说教式的债务政策。

然而，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西方国家开始宣扬中国对非洲的“债务陷阱”，这掩饰了中国基于非洲实际情况和提升非洲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合作原则，也忽视了非洲国家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积极性。 当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层面，非洲国家普遍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言辞陷阱，它们认为中国所倡导的“平等互利、注重实效、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原则和不干涉合作政策更符合非洲国家的实际经济和社会状况。 它们积极运用债务谈判来争取更多的权益，将债务问题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筹码，这体现了非洲国家的主观能动性。

此外，国际社会充分观察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军事安全行动中也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特别关注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广泛参与维和行动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利时学者De Swielande 认为此项战略既有益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也具有极强的地缘战略性［15］。 法国学者Rouiai指出，中国作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出兵国，既展现了中国的外交实力，又转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塑造中国是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形象［16］。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与中国的合作也对地区和平与安全产生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一直饱受战乱之苦，和平问题一直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障碍。 非洲国家对中国不干涉非洲国家内部事务、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有着清晰的认识，并长期欢迎中国在冲突调解和建立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非洲很少将和平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常常采取教训或制裁的方式来推动和平与安全，而非洲国家认识到这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通过发展促进和平、通过和平保障发展的合作理念更加实际和高效。 非洲国家主张非洲问题由非洲人民通过非洲方式解决，这使得非洲人民看到了不同于前殖民国家长期干预政策的平等、公正和包容。中国于2022 年正式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是中国在安全领域发挥更重要作用的一次尝试，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 该倡议得到了地区国家的积极响应，不仅为非洲国家与世界大国开展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与合作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对“中国所追求的现代性”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1］22-23然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理解较为片面。 具体表现在过度关注经济领域，片面解读外交领域，在文明和生态角度的认知相对不足［17］。

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和两极分化的现代化。 国际社会感叹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并高度关注优质高效和公平分配这一中国式发展优势。 国外学界长期以来对“共同富裕”这一主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研究成果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为“共同富裕”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比利时智库Bruegel 关注“为什么在当下再次提及共同富裕”“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为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将采取哪些政策”等问题［18］。 这些问题概括了当前国际学者关注的共同富裕的主要问题，他们既认识到共同富裕理念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对中国为实现共同富裕将采取哪些具体政策措施表示关切。 然而，受制于政治立场和政策倾向，西方学者对其本国持有的现代化理念尚未进行深入反思［19］。 对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引起共鸣的理念，它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和推广的现代化建设目标。

其次，在外交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超越对外扩张和掠夺的现代化。 然而，国际社会未充分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道路下的现代化，各国对中国外交理念的解读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 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中美战略博弈、俄乌战争等事件的冲击，全球格局日益复杂。 中国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角色备受各国关注。 在美国日益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欧洲学者特别关注到上合组织和亚投行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法国学者Rouiai在其对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中指出，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远超其经济和政治意义，既增强了中国对出口对象国的影响力，又让世界多边主义更强大［16］。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呈现出共识和分歧交织的复杂态势。例如，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非洲主流媒体对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贡献表示认可，并赞赏中非合作抗疫的举措。 马达加斯加《新闻报》以“赫拉克勒斯的英雄行动”来描述中国在10 天内完成两所大型医院的建设［20］。 阿尔及利亚《曙光报》发文表明在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时，正是因为看到中国上下齐心抗击疫情的决心、信心以及成效，阿尔及利亚才坚定地选择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21］。 卢旺达《今日基加利》赞扬中国在抗击疫情中“毫不含糊地承担起了国际责任”［22］。然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2020 年，捷克帕拉茨基大学进行了一项有关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调查研究，结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看法变差了”。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在分析法国的相关数据后发现，法国社会更关注中国的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认为新冠疫情、人权问题和科技发展是导致法国人对中国形象负面认知的主要因素［23］。 西方的负面言论也会影响与之合作密切的非洲国家，例如“中国病毒论”在非洲国家的认知扩散。此外，部分西方国家忽视中国多次坚定地表达坚持和平的理念和决心，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进行片面解读。 例如，德国之声在介绍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时，意图渲染、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了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和文明冲突隔阂的现代化。 周亭等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肯定了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忽视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思维惯性，导致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分离开来的认知现状［17］。 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中，重视经济而轻视文化的局限性尤为明显。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与非洲国家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然而，中非之间文化交流仍存在较大差距。 当谈及与中国的科技文化交流时，非洲学者更加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喀麦隆议会大厦、喀麦隆国家体育馆、刚果国家广播中心、非盟会议中心和非洲疾控中心总部等标志性文化建筑的建设。 这些建筑物代表着非洲人民的骄傲，但也反映出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理解不足。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连接与互动并未有效建立起来。南非学者谭哲理曾指出，如果只关注贸易、工业化和人力资源开发，那么这些硬实力构成的一切将被削弱，无法建立可行和可持续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以提高中非合作的持续发展能力。在中非合作中，仅依托孔子学院作为一种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平台其作用有限。 中国文化是中国在中非合作中依赖政府框架做法的深层原因［24］。

最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强调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49-50在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明确提出了生态保护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和实现途径，还将生态良好作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同时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绿色发展理念顺应当今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环境问题的时代潮流，成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并与中国合作发展的重要方面。 然而，目前在主流国家媒体的报道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理念却呈现出空白状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面对的时代机遇

在国际传播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宣传和推广，需要探究如何有效地传达其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并结合具体的战略方法，灵活应对各种国际环境和情境。 这样的认识和行动有助于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认可和理解，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同时，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深入了解和应对国际传播中的机遇和挑战，能够更好地把握自身的发展方向，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 因此，加强对国际传播中时代机遇的认知和战略规划，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和国际传播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历史使命

在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历史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西方国家垄断现代化阐释权的背景下，更多采用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范式进行探索。 这种盲目模仿西方模式的做法往往导致与其本土环境的不适应，使这些地区和国家陷入长期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 此外，西方国家忽视各国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行将自身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给他国，试图进行“民主改造”和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结果导致地区动荡、冲突和人道灾难。 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的保护和调适意识日益增强，不断深入思考自身的发展模式，并开始从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协调大国关系、开展国际合作。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命题，也是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过程和阶段。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共同经历了殖民统治，这加强了它们与中国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也增加了它们学习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意愿。 这些国家渴望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并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启示，这反映了它们对于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渴望。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关注和学习，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发展模式，有助于它们更好地应对自身的发展挑战，实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

（二）发展中国家对破解发展难题的渴望

从历史的长期视角来看，西方国家率先展开现代化进程，由现代化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升掩盖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存在的潜在问题和隐患［2］。 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和错觉，也使得其现代化话语体系趋向封闭和排他。 此外，被西方国家垄断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建立了一套维护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 这导致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时，如果遵循西方现代化模式，最终只能陷入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无法真正迈入现代化，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试错实验的牺牲品。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发展现状。 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和能力根据自身国情自主探索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只有立足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化的发展规律。 如果盲目移植他国的现代化理论，往往会偏离现代化的初衷，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正是那些广泛模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状。长期以来，这些国家一直陷于发展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中。 而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拓展和创新证明了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可行性，也为广大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生动样本。

（三）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年轻人口规模和平台媒体的迅猛发展

当前，数字传播技术和平台经济模式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新媒体传播形式的迅猛发展。 原本作为基层的草根受众——在传统的单向传播制度下被动接受信息的群体，如今成为资讯和舆论生产与传播的重要主体［25］。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庞大的年轻人群体扮演着新闻舆论传播的关键角色。此外，原本处于全球新闻舆论场边缘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机构也崭露头角，成为全球传播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等媒体机构在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兴力量，它们推动了不同地区和文化群体内部权力的重新组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新时代传播的背景。

（四）从精英群体到民众层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集体反思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始对西方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反思，这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碰撞和摩擦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地区，西非近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法国作为该地区的前殖民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将该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 然而，近十年来，当地反对法国势力的呼声日益高涨。 2023 年3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非洲期间与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这更加凸显了西非国家的“反法”情绪不断增强。 在历史层面，法国长期以来奉行“例外主义”，在文明等级观念的包装下，拒绝承认西非文明的价值。 在政治经济结构层面，法国在后殖民时期对西非国家进行了军事干预，导致该地区不稳定，并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下推行了货币金融体系和贸易政策。 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促进西非国家的自主发展，反而使它们陷入了经济困境。 英法等国一直试图摆脱非洲殖民者的形象，但它们傲慢的态度和带有殖民时代印记的对非政策遭到非洲国家人民的诟病。 这引发了从精英群体到民众层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集体反思，这些非洲国家迫切需要在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想象中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形态。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面临的多重任务与挑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它前所未有地面临着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测的风险、艰难险阻甚至重大挑战。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和外部风险挑战的不断出现，中国国家形象变得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和立体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状况也呈现出共识与分歧交织的复杂局面。 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变得尤为重要。

（一）传播力度不均衡，传播重点内容供给不足

在传播渠道方面，中国通过显著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基本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国际传播格局。 中央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非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存在传播力度不均衡的现象。 在一些发达地区，中国的声音相对较强大，而在一些落后地区，如中非和西非地区，传播力量相对较弱。 举例来说，尼日利亚作为西非最大的国家，目前很难听到中国的声音。 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中国的主流媒体，如新华社，在非洲的影响力虽然较大，但仍受到一定限制。 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民间互动渠道，加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因素，在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等的舆论中对中国的负面言论往往被放大，导致当地民众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形象存在误解［26］。 从传播角度来看，实施精准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目标。 例如，非洲大陆拥有50 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色，因此国际传播应该精准划分不同类型的国家，并对每个国家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此外，在传播内容的构建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目前，经济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而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和平发展、绿色生态和文化文明等方面的内容尚未得到充分表达。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已经超越了仅限于武术、孔子学院等渠道的范畴。 通过电视剧译制、图书翻译等方式积极推广中国文化应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 中国电视剧被译为多种外语已经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 然而，在国际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中，中国式现代化所涉及的文化内容仍处于边缘位置，这表明中外文化交流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在非洲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年轻人最应该学习的国际语言是哪一门”的问题，71%的受访者认为是英语，只有2%认为是中文［27］。 这表明中文在非洲的传播空间并不大，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过于强调经济而忽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此外，中非民众对对方文化认知有限，国际传播中民心相通理念在中非关系中的应用潜力未被激发。 因此，如何系统地向世界传播并解读中国文化及其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各国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中国形象进行的主动建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我们需关注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如何发挥影响力，如何在各国社会文化的动态空间中扩展和黏合，从而在新的环境中生成新的“文化杂糅”或“第三文化”。 此外，传统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理论常将主导性文化领域视为边缘，并进行再认知和再分析，这种取向关注的是主导文化主体最关心的问题，而无法看到非主导文化领域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和文化权力性质问题，从而误判了“他者”的状况。 史安斌强调在国际传播中需特别防止这一错误倾向，应遵循去本质主义思路，将现代化作为普遍议题，并充分考虑传播对象国的主体能动性，分析其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如何对中国形象进行主动建构［28］。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民族国家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但在西方现代政治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是存在局限的。 姬德强认为：首先，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殖民主义遗产会从内部解构其独立与主权，并使其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一体化挑战了作为治理主体的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地位；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合法性也遭受来自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诸多挑战［4］。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理解他国对中国形象的认识需要考虑多方因素：既要考虑到其作为民族国家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考虑到其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既要考虑到作为核心文化主体的民族特性，也要考虑到主体民族与领土疆域内外的族群群体关系。 例如，受到文化差异和殖民历史的影响，非洲各国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和适应意识。 在近百年的独立发展历程中，非洲不断思考自身发展模式，在当下国际合作的大变局中，非洲最主要诉求是维护自身利益。 根据李洪峰的观点，出于国家利益和非洲整体利益的考量，非洲国家不断围绕自身需求构建中国形象。 新冠疫情期间非洲底层民众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引发了对病毒源头的争论，导致“中国病毒论”在非洲蔓延。 这背后既有西方国家的大肆煽动，也表明了非洲民众对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担忧。 非洲晴雨表在2019 年至2020 年的调查结论指出，非洲人乐于看到与其自身紧迫需求相契合的外国参与，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中国。 尽管非洲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在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新全球背景下，大部分非洲媒体处于客观描述而不站队的状态。 非洲外交的务实性、非洲自身的主动性和自发性，以及其暂时无法超越西方来理解中国的现实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

（三）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防备和遏制心理愈发强烈

在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国对涉华议题的关注程度和对中国的态度存在刻板印象和认知差异。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未消退，逆全球化思潮逐渐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缺乏动力，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世界局势错综复杂。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并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阶段，需要应对更为严峻和复杂的风险挑战和矛盾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其所臆想的“中国威胁论”的旗帜，在政治上全方位对我国实施围追堵截，在经济上滥用制裁手段，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在国际传播层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进行污名化，其对华话语中的不信任和不友好态度尤为突出。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上，我们必须冷静观察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充分意识到西方话语和行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仍然可观这一事实。 我们需要主动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挑战，冷静而有效地应对，有步骤地摆脱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模式和形象建构的限制。

五、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策略建议

在通过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和构建进程，深入探究中国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后，本研究旨在提出下一步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工作的策略建议。 如何构建自主叙事体系，有步骤地、系统地向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发展之路，构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中国式现代化形象，这是我们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

（一）加强构建和传播自主叙事体系

在国际传播中，欧美国家拥有渠道垄断资源，并具备话语权和定义权的先发优势。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需要加强构建自主叙事体系。 在叙事体系的构建中，应实现叙事内容的多层次化和叙事对象的明晰化。 面对西方叙事框架试图建构的“刻板印象”，中国的自主叙事创新需要引入“再框架化”的思维［28］。 具体而言就是，可以从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价值和议题入手，例如关于对富裕生活和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我们可以在叙事供给端重点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脱贫攻坚的故事，讲述绿色生态发展的故事，讲述普通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故事。 这将有效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层次，增强与传播对象国家的文化互通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提供全新现代化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根本属性。 此外，在国际传播中应具备鲜明的受众意识，以精准传播的理念，运用传播对象国家受众可以理解和愿意接受的叙事逻辑来讲述中国故事。 这样可以减少在叙事过程中的文化隔阂，最大程度地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共情效应［29］。

在国际传播的渠道方面，需要自主构建叙事平台。 在欧美声量较大的媒体平台上，中国的声音往往难以被广泛传播。 因此，建设更加透明、公开、公正的传播渠道对于提升中国的叙事效果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更多地利用现有的社交平台，采用更生动的镜头语言和现场感来讲述多样化的内容，还需要努力打造“能够讲述出来、能够被听到、能够传播开来”的数字平台［28］。

（二）重视传播对象国在中国式现代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需要特别重视对传播对象国家的文化、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的了解。例如，在面向非洲的传播中，为了掌握话语体系的构建，需深入了解非洲文化的共性和特性。在中非文化交流中，运用一定跨文化交际技巧，提升对方的接受效果［30］。Hanauer 等指出，中非关系需要注重民众层面的互信和互动［31］。 因此，应开辟更多中非民间对话渠道，讲述中非友谊故事，加强中非文化互通的宣传，建立多层次的中非共同话语网络。

此外，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长期以来集中在主流媒体报道中。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基层草根民众成为资讯和舆论生产与传播的积极主体，而青年群体在民间话语中具有关键作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需注重利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探索国际传播新路径。 例如，《人民中国》用五年时间，以一篇报道为基础，扩展出名为《血与心》的中篇漫画，在中日两国上线后吸引了上千万粉丝的“追番”。

（三）立足各国对现代化的共同追求，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我们应该立足于各国对现代化的共同追求，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这需要我们通过文明互鉴来打破西方文明的话语垄断，并找到自身文化与目标国家文化的共同点。 在文化传播中，我们需要走进传播对象国的文化语境，了解其历史、文化和哲学，以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32］。

此外，我们需要培养一支具备良好语言文字功底、文案策划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思想深度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以提升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还需要树立共建共享的现代化价值观，并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其自身实际的创新发展道路。 以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验为例，可以通过具体事例讲述当地经济产业升级和企业投资的故事，向世界阐释中国为缩小收入差距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要注意加强涉华舆情跟踪，促进中外媒体交流，提高外国媒体对中国话语的引用率。

此外，我们还应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加强对发展生态文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阐释。 生态文明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国际传播中应该充分表达其意义和实践。 同样，文化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文化发展的阐释和宣传。

总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需要我们充分利用文明互鉴，培养复合型人才，建立共建共享的现代化价值观，传播具体经验和故事，加强国际交流，同时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别是生态文明和文化发展方面。 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

六、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它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有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传播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传播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传播力度不足、传播对象国对中国形象的片面建构、西方国家的防备和遏制等。 这些困难和挑战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样、开放包容的策略，以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本文从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面对的时代机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面对的多重任务与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策略建议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