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逻辑

2023-04-18 04:10邹广文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现代文明现代性中华民族

邹广文 赵 月

迄今为止,人类演化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史。“文明”经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演进趋势和过程,其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两重维度上蕴含着丰富内涵和广泛外延,并在持续流转和延伸的自然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复杂的生成逻辑。中国作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后来者,始终面对着如何回答和处理好“古—今、中—西”关系这一文明难题。2023 年6 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新的文化使命”是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战略机遇期基础上所提出的重要论断,要求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作出回答。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认知其历史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文明性的基础上,以中华文明为本位、以“面向现代化”为重要指向、以人类文明为坐标融合而成的文明新形态,其中反映着强烈且鲜明的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民族到世界的时空逻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就在于“数千年日用而不觉”的民族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来予以具体展开: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于对自身文明的自觉认知;二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全球视野来看,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三是从民族到世界的人类视野来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传统—现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于自身文明的自觉认知

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视野来看,文化自觉首先强调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就是在准确把握中华文明这一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文明状态上的存续性的古老文明基础上,使之在和现代因素的结合中摆脱“木乃伊化”①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将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认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并始终处于发展的动态中,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含义。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和现代文明发展史,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一个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继承是克服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排斥的前提,创新则是使传统文明转换成现代文明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统不是向传统的简单回归或复旧,而是在自身历史传统基础上克服文化惰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不难发现,传统与现代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方位的基本规定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延续和空间延展中表现为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范畴,两者不是相互分裂的独立体系,既处于冲突和碰撞的矛盾过程中,又内在地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征途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展开在文化领域表现为一定时空内渐进发生的传导性变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积累中得以延伸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中具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穿透力。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性转化, 其现实可能性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历史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文明性。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脱胎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中,需要在中华文明整体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历史性

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体,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和保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化首先是一种历时性考察,即立足中华文明整体性的视角可知,传统文明孕育着现代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因而在现代文明中仍然能够窥见传统文明形态的某些特征,两者互融贯通赋予中华文明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意味着从传统文明中发展而来的客观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明社会脱胎于野蛮状态,文明和蒙昧固然对立,但文明社会本身是在野蛮、蒙昧中产生的文明因素基础上发展而来。美国人种学家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以采集天然物为主的“蒙昧时代”;能驯养、繁殖动物和种植植物的“野蛮时代”;能提供剩余生产物并积累财富的“文明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摩尔根所描绘的文明图景,并认为野蛮时代所出现的铁矿石、拼音文字等标志着人类对大自然所具有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本身作为一种文明因素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奠定基础。实际上,这里蕴含着唯物史观对“文明”概念解释方式的转变,即摆脱片面地批判野蛮时代的绝对性和局限性,使文明还原为辩证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意味着对传统文明的历史生成性和进步性重构。按照唯物史观,“文明”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本身内蕴着历史生成性和进步性,指向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一般来说,在历时性上同一类型文明的后一发展状态高于前一形态,总体上呈现进步的趋势,每一时代的文明状况建立在前一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2]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文明的解构,而是对传统文明的重构。这一观点不同于从先验人性出发,以某种永恒不变的标准衡量历史的西方文明论。

由此可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历史创造性是辩证统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界定文明形态及其演进层次的概念,是中华文明历史沉淀的时代产物、文明更新的标识和理论升华的结晶。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需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现代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进程上所生成的特征与属性。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化”,前者是在后者生成过程中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不是脱离“现代化”的纯粹观念。对两者的简单混淆容易导致现代性所追问的价值问题转变为现代化所达成的事实问题,从而在根本上难以把握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的延展和发展有其自身特征,现代性本身源于在一定现代社会生产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不断反思和超越的结果,因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发展的辩证法,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现在对“黑暗的中世纪”的超越使人能发现自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则解决了中世纪以来人对内在自我的发现问题,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人格独立、工具理性等价值上,但却未能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危机不断凸显,如地缘政治矛盾所挑起的战争、当代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等。面对这些危机人类能够不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特殊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现代性作为起源于西方的舶来品,其自身以理性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难以解释当代人类社会的需求和转型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现代性不能带来真正的人类文明,这一自觉认识促使中华民族推动实现现代性场域的转换。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现代性蕴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现代性不完全是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其中既有和西方国家共同遭遇的现代性困境,更有自身根深蒂固的前现代传统的特殊性问题;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特定历史境遇中,这种国情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表达更高的诉求,实现由简单吸收西方现代性到自觉发展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换。作为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所指向的不是物的现代化,而是人的现代化。所谓高于西方现代性的诉求,即从马克思唯物史观出发,立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历史机遇与历史责任。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铸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在尊重每一种文明的独特价值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民族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反映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演变而成的文明,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独有的内在特质。从最初按照血缘关系的氏族,到氏族之间联合为部落,最后发展为民族。民族的形成标志着一个文化体的成熟。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通过中华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并发展;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现代文明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和精神烙印,是中华民族得以依托的坚实根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绝不是自然演化的自然结果,而是以民族共同体实践为基础的多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换言之,不同民族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人文空间中进行历史实践活动,其所沉淀并传承的文化类型和精神特质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每个民族都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贯穿时代发展脉络的、为每一时代的人们所接受和使用的个性特征,包括语言、文字、符号等形式。而这些民族个性和特征使一个民族的文明浓缩地反映出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能够呈现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例如,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美国学者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不难发现,尽管民族性差异是各种文明形态差异的主要方面,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并不排斥不同民族的文明形态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性。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性本身并不能够彻底消弭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以及多样性,相反却会在某种程度上确证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各文明形态的民族性存在差异,但该差异并非优劣高下之分,民族文明具有不可比较性。

(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文明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性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两者相互融合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追问的是“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基本同义,两者的意义几乎等同。第二种观点是“文明”包含在“文化”中,即文化的外延更加广泛。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进阶形式,即更高层次的文化发展阶段。第三种观点是“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属性不同,文明是物质文化,包括技术等物质因素,而文化则是精神文化,包括价值、道德、理想等因素。

笔者认为,“‘文明’表征的是文化的内在价值,确切地说是文化的正价值取向”,“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可以体现在‘文化求异、文明趋同’”[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存在天然耦合的关系,两者间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其统一性体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其差异性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民族文化为底色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其本质是“存异”,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趋向是“求同”,这一文明的背后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性表征,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两者间互融贯通。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均贫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天下”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中华传统文明中的“天人合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观点、中华传统文化中“文明以止”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适度”原则都存在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两者间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奠定基础,内在地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明纠结中,主动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选择社会主义文明道路。当时间轴拨转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即自“大分流”以来关键性的“重心转移”,中华民族通过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世界秩序的新文明类型,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摆脱现代性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狭隘眼界,寻找国与国之间深度连接的方式,从而展现出现代新文明类型的历史前景。

二、西方—东方: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史书写的空间转向

从西方到东方的全球视野来看,文化自觉要求用全球文明视野把握不同文明之间在源流意义上的辐射关系、在衍化进程中的借鉴转化关系,能够从全球文明史中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联,并在其中准确找到作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我定位和存在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二层含义。从全球史的视角看,文明大体上可以分为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东方文明和包括欧洲其他国家文明等在内的西方文明两大体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文明史中进行自我定位,明确其与其他文明的辐射关系,厘清其对其他文明的借鉴和转化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全球文明史的书写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即先发性地以西方社会进步的价值预设衡量非西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始终受文化帝国主义的裹挟,充斥并渗透着西方对东方的歪曲和文化偏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三个从属于”所言,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这种叙述方式将全球文明史书写成为一部西方文明谱系的演变史,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将现代化从西方范式中解放,推动着文明史书写出现一种“空间转向”,即从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角度使全球文明史的书写从“东方从属西方”到“东西方共写文明”的转变。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东方从属西方”的自觉矫正

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书写的世界史,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处于“被书写者”的地位,被称为西方世界边缘的“远东”。不难发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衍生而来,西方文明以普遍性为标志,而特殊性则成为非西方文明的标签。这一文明史书写方式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文明优越论观点。实际上,关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问题,中外哲人都提出过不少精辟的见解。李大钊先生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归结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5],并进一步推演出两者间十四个差别。梁漱溟先生则将西方化归结为“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6]。西方文明优越论者认为,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来看只有“主动”的西方文明具有进步性,历经野蛮到所谓真正的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主静”的东方文明在进入文明阶段后处于停滞僵化状态。因此,整个全球文明史书写成西方单一文明进步的历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从“中华文明停滞论”的文明盲视中走出来,是对崭新文明语境的自觉思考,同时意味着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自觉矫正。

第一,东西方文明并不是割裂的,两者共同源于人类文明。客观地说,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和东方文明的碰撞源于自身资本逻辑所触发的剥夺性和竞争性的本能。实际上,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差异本身正是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挥纠偏功能的前提,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独立于东方的西方,两者同属于全人类文明这一共同源头。

第二,东方文明不应作为从属的“他者”而被虚无化。马克思曾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为全球贡献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范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用低廉的商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中,迫使一切民族接受资产阶级的文明。现代社会的存在性质也由此带有西方式的基本规定。随着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面临着主客对立下的文明困局,部分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东方文明尤其是追求和合精神的中华传统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再仅作为一种可参照的“他者”进入西方文明研究的视野。

第三,承认不同文化的价值是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向。多样性是文明自身的基本性质,不同的文明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而导致东西方文明存在冲突的根源不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和孤芳自赏,这种单一文明从西方到东方的全球性扩张,挤压和侵占着其他国家的文明生存空间。应该要认识的是,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人类文明重心会随着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转移,尊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有助于弥合东西方文明断裂的鸿沟。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助推全球文明史空间转向的动力源泉

现代化是一项普遍的全球性课题,人类文明史的基本格局规定着每一个民族总体的历史趋势,即任何国家想要进入现代文明就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文明范式。这一文明史叙事方式并非凭空产生,其在本质上所反映的是西方现代化社会发展现实的意识形态。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巨大的财富,资产阶级统治地位上升,西方文明的叙事方式随着资产阶级统治斗争史的历程而确立起来。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将符合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事实上,东西方两大文明各有特点,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西方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问题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东方文明也从自己的角度为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作出新探索。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奠基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版图和世界历史格局,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已经结束”[8]。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悖论”的自觉纠偏。文明与道路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相伴而生。现代化伴随现代文明而发展,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而现代文明又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产物,由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成就是在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从而使人类基本摆脱物资匮乏的生存困境,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西方学者大卫·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 个矛盾》一书中指出“普遍的异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都处于一种普遍的异化状态之中”[9]。毋庸讳言,由于现代化在中国的后起性质,导致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多种文化元素并存的非典型性的现代性处境。现代化在中国呈现从“外发—自发—自觉”的演变逻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中自觉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贫富分化的现代化以及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老路,洞悉现代文明的存在性质和历史性意义,进而彰显破解现代文明困局的可能性方向。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明复兴。每个文明自身的独特性和可能性决定着所谓现代文明依然包含着很多可能性,对中华文明而言尤其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之外寻找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自觉承载着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和使命。这一“文明”不仅指向中华文明的复兴,更重要的是东方文明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为文明复兴提供强有力支撑和坚实基础的同时,构成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复兴的根本标志。毋庸置疑,文明是否得以复兴的关键在于这一文明能否适应人类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有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坚守整体协调的价值原则,追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整体提升,逐渐成为矫正当前由于西方文明所造成的现代社会偏差的主要力量。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东方文明从屈从到共写的转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其本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话语建构”,体现着中国乃至东方在文明问题上从“话语依赖”到“话语自主”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把握,不应简单地从文明博弈的角度理解为对西方话语的对抗和否定,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充分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从而推动全球文明史的叙事由东方文明“失语”“缺位”的屈从状态转变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平等互鉴对话的共写状态。

第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东方文明自卑情结的摆脱,改变了东方文明长期“失语”的屈从状态。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核心都是价值观的问题,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中国之所以能够拥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主要原因是民族内部对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强烈追求,始终塑造着民族性格并形成坚定的文化信仰与民族精神。这一文明自从产生以后,逐渐在东亚地区缔造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对整个东方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包括冯友兰、马丁·雅克等人认为,中华文明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起到的作用是奠基性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10]。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封建社会解体,在民族存亡危机面前出现对文化价值观的怀疑与危机。当一个民族所秉承的价值观被颠覆,文化自卑心理随之产生,其症结在于对自我文化的迷失和不自信。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本质上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对文化自卑情结的摆脱首先体现在敢于以理论创新构建兼具文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进而改变整个东方文明长期屈从于西方文明的“失语”状态。

第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意味着主动书写全球文明史的话语原创,推动形成东西方文明平等互鉴的共写状态。近代以来,文化话语权的丧失是东方文明处于“被书写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话语权成为中国发展的短板和掣肘,使东方文明陷入邓小平所讲的“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面对当代世界文化全球化、多元化的现实挑战,如何能够在文化多样化与文化全球化中守卫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文化基因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在差异、共融的发展环境中确立文化身份的问题,即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话语权的问题。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和文化话语权的把握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如何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助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如何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提升东方文明的话语权。需要注意的是,提升东方文明在全球文明史书写中的话语权并非极端的所谓“东方主义”的复兴,而是以对话、交流、互鉴的方式共写全球文明。

三、民族—世界: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全球化时代民族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民族越发展到关键的时期,其文明的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即在自觉定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自觉打破思想框架的束缚,清晰认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为世界文明发展的可能性贡献,同时避免过度强调民族本身的优势而孤立于其他民族,陷入唯我独尊的孤芳自赏中,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三层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明形态走向世界都必须通过文化话语权的建构。而只有在自觉认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文化话语权才得以建构,进而从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明发展为“世界意义”的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也就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能够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定力,即在自身文明的定位、文明价值的坚守和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上的坚定性。保持文明的定力,需要以对文化责任的担当意识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主体精神、以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宽广的历史视野、以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阔的世界意识。

(一)以对文化责任的担当意识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鲜明的主体精神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提出的核心概念,而对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则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鲜明的主体精神意味着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和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自觉。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过分重视开放性而忽视主体性是没有主动性的,只有将主体性和开放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在走向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保护文明底色。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是坚守文化主体性的现代产物,内蕴着主体性诉求。同时,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文明经由“两个结合”逐步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得以巩固。

第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主体精神体现在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恪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之中。恪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首要原则,是指认同并守护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根脉”。在多元文化价值碰撞的背景下,失去文化主体性意味着盲目跟从其他文化、成为其他文化的附庸。换言之,只有恪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才具有跟其他文化对话的资格,掌握文化发展和交流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说,能否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是衡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是“破”除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

第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主体精神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武装起来的政党,在中华文化面临危机时主动承担振兴文化的责任,在文化发展出现困境时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转型时期以“第二个结合”推进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可以说,在文化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前,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高度文化自觉适应文化发展,为文明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鲜明的主体精神体现在中国人作为文化主体自觉承担起自身的文化使命。中华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境界,强调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可以说,人是文化的主体,没有人的文化是文化的“空场”。因此,人的文化自觉是人得以解放和发展的前提,同时是中华文明得以繁荣和昌盛的主体性条件。

(二)以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宽广的历史视野

一定的文明观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观,对文明发展规律的理解和把握首先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化解全球治理难题的迫切需要,坚守和阐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辩证分析文明发展规律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必然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文明的省思表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1]。实际上,唯物史观所关注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有其内在的价值指向,即以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涵盖并超越了地域性、民族性。因此,在民族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唯物史观认为民族性和世界性彼此相互统一,民族性并不排斥世界性,主张各民族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两者间存在具体利益的差别,但并非根本利益的对立。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内在地体现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马克思所创建的唯物史观为研究文明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其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涵盖着文明发展规律,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基本规定。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自在的民族性实体,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先进成果。全球化作为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使经济层面民族国家的边界模糊,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界限的消失,急于取消民族国家的界限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实际上,马克思关于民族和世界的观点并非一般的批判,而是批判虚假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民族性”不同于将民族需求极端化、狭隘化,以牺牲其他民族的进步权利为代价的民族主义观点,更不意味着把自身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其他文明的权益之上。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张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觉地把自身的发展融入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整体之中,始终做到世界文明和民族文明的统筹协调。

(三)以对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开阔的世界意识

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战略的制定。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增强文化发展的战略自觉,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战略部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文化发展的战略自觉,即从“战略”这一整体性和前瞻性层面把握文化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换言之,能否制定并合理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决定着文化发展前景,对这一问题的把握直接关系文化话语权的建构,深刻影响着从民族文明能否走向世界文明的进程。

其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向和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质上是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文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文明,不仅能够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建设高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始终将“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使命。这一精神文明成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世界人民所享有,进而为文明的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

其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和目标。价值观是文明的核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文明支撑,又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世界意义。其世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共同目标,能够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文明交往的价值规范,能够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秩序;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多样文明交往秩序的理念共识,能够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原则和方式。世界变局意味着人类文明正发生历史性巨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各种文化形态既交流互鉴又角逐竞争,构成一幅合作与博弈并存、借鉴与较量同在的文化激荡图景,处于世界变局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大历史、大视野的维度调整文化发展战略,坚持以真实平等基础上文明融通性的原则和方式把握、应对和引领这一变局。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总之,文化自觉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觉悟,其本质是一种文明认同。而文明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客观反映,是文明发展的根本保证,以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自觉树立文明自信,即某一国家、民族、政党和人民对自身正在创造的文明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明历史和现实的依归和推崇,对自身文明未来和前景的信念和信心,是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保持文明自信,是自觉维护中华文明价值、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道自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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