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2023-04-18 04:10赵可金尹一凡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23年6期
关键词:国别区域研究

赵可金 尹一凡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区域国别学在近年来受到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培养国别区域人才的战略意义,加快培养中国的“区域国别通”和世界各国的“中国通”步伐,并不断夯实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础。毫无疑问,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涉及多学科联动的交叉学科领域,需要综合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均可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作出贡献。在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看来,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涵盖了四个维度:空间维度,包括地理、环境、领土、网络等按照地域和空间划分的维度;历史维度,即基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经验的维度;文化维度,包含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社会维度,包含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1]。王缉思教授的看法过于突出区域国别学的现象描述,更多反映了经世致用的实践逻辑,缺乏作为知识体系核心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

事实上,学科建设更多反映了人类知识构建的普遍逻辑,较少考虑具体的行业需求和专业特色。尤其是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需要在既有母学科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独有知识增长点,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构建起自成一体的知识基础,才能真正建立其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才能满足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因此,如何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加快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战略课题。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历程

从知识构建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都有了解他者和构建域外知识的需要。在中国,关于加强区域国别学学科化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对于方外世界的探索,比如二十四史中的四夷志、外国志等史料记载,以及游侠、高僧、商贾对海外经历的著述,然多为猎奇之作。直到近代以来面对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挑战,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开明人士,积极探索外部世界,主持编纂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述,开启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河。此后,大量赴海外留学生、外交官、学者、商人等陆续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在民国时期,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主要受到欧洲知识体系的影响,呈现很强的人文学科特征。尤其是随着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建立,关于域外知识建构的学科分散在文、理、法、工、农、医等各科之中,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多学科融合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化的最早努力主要得益于军事、外交和涉外事务等发展需要,在知识体系上更多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呈现更多的革命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服务外交、军事和对外交流的实践需要,中国陆续建立起了4 所外语类院校,包括1949 年成立的上海外国语学院,1951年开始组建、1958年正式更名的西安外国语学院,1952 年成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和1954 年改名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后来陆续建立了8所重要的外语类院校(包括升级为大学的北外、上外和西外),即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此外,还有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洛阳校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国际关系学院,隶属于外交部的外交学院,专门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北京语言大学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这些外语类院校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事翻译人才的主要基地,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主要停留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等人文学科领域,各类国际人才都或多或少与这些外语类院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为学科化努力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区域国别学真正确立相对独立的知识基础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学校正式设立区域国别学相关的专业,系统地组织国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规地培养专业人才。毛泽东在中央外事小组起草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此后,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分别组建国际政治系,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外国问题研究的机构,并根据院校特点进行了分工:中国人民大学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研究(建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北京大学主攻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研究(建立了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主攻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此外,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双重领导下,设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后来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建立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大国际研究所,包括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后改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美国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除此之外,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也陆续建立了国际问题研究的院系所,成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学校[2]。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这些新设立的机构与包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外语、外交、外贸类院校一起,共同作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平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并受到苏联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区域研究知识体系的影响,呈现更多的社会科学学科特征。从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世界政治研究要补课”,到1986年“软科学”受到空前的重视,到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一直到中共十八大以来教育部加强对区域国别学建设[3],标志着推动区域国别学向着科学化方面发展作出的巨大努力。自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加强补课”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曾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自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之后,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提出过建立“美国学”“日本学”“非洲学”等学科的主张,关于外国问题的研究不断得到加强。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首次提出软科学的概念,并认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邓小平同意“软科学”这样一个称谓,1986年7月,邓小平审阅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当即作了“很好,全文发表”的重要指示。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每天审批的文件很多,但批示“很好”的文件还不多见,批示“全文发表”、一字不改的文件更为罕见[5]。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等,都被纳入软科学的范畴,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表现为国际问题研究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加强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加强。2000 年,教育部拨款3400 万元用于支持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00 家重点研究基地,其中有9 家单位属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包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南开大学APEC 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以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对于这些重点建设的研究基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教社政[2001]23号)明确提出了基地应该充分发挥“思想库”“信息库”和“人才库”作用的建设要求。2003 年2 月,教育部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将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列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成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6]。200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中,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7]。教育部根据《意见》精神,启动“985工程”二期,依托各重点大学建设50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每个基地四年投入2000 万元,进一步为高校思想库的建设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此后,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启动“2011 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是国务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2011 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协同创新中心面向科学技术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面向行业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共性问题、面向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探索建立适用于不同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其中,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由南京大学牵头,在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的支持下,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成立,2012 年10 月正式揭牌,目标是打造综合研究南海问题的中心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治理等在中国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区域国别学的战略地位也日益凸显。2010 年,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提出《关于加强我国高校国际研究中心建设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国家教育部从2011 年起在全国高校建立了42 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力争将培育基地发展成能够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基地。截至2021 年6 月,在教育部推动下,逐步建立起444 个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心、备案中心,分布在180 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全国20 所高校建有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26 个,为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2 年4 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期间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动力。2022 年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强调为了适应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需要,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学科代码1407 ,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大大加快了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化的进程。

显然,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既有学科的前期努力。长期以来,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了各种专门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世界历史、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一直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世界历史等学科框架内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表现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二级学科,以及世界历史下面的区域史和国别史研究等。同时,在社会科学院系统也设立了众多专门从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高校也建立起了众多区域国别研究的基地和中心,它们承担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国情研究和政策研究任务。随着交叉学科门类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如何整合各方面资源,从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构成

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最大的特征是跨国家、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知识集合体。与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学科强调专业化不同,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特点是综合性、复合型和跨专业性,重视知识体系的整体性而非专业方向的明确性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特征。因此,与基础学科具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和专业方向不同的是,区域国别学学科边界不明晰,专业方向也不确定,有着很大的灵活性。确定什么样的专业方向,既取决于作为学科安身立命基础的理论与方法,也取决于作为学科发展动力的实践和问题。结合理论方法和实践问题两个因素,区域国别学可以设立三个专业方向。

(一)理论与方法研究

理论和方法研究是区域国别学安身立命之本。从知识构成的角度来讲,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基于共同视角和标准对某一国别和地区开展研究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活动的总和,涵盖了语言研究、地方化的深度领域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以及多学科的跨界研究等。区域国别学是以研究一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知识的学科,在国别区域研究过程中,人们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国别区域现象的解释路径、理论主张和思维方法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要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既有理论与方法丛林中进行融合提炼,形成普遍接受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范式、学术路径和方法论体系,这是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也是区域国别学在众多基础学科中安身立命的生命力所在。

人文学科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丰厚土壤。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包括“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和艺术。广义的“人文学科”还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乃至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为人文地理学所主导,一切国别和地区现象被纳入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形成了区域国别学的文明主义范式。从早期的李特尔、拉采尔开始,人文地理学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带有比较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后来,以赫特纳和哈特向的区域学派和以施吕特尔为创始人的景观学派为代表,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景观,关注一些主要文化现象,包括语言、宗教、不同的经济和政府结构、艺术、音乐等,这些文化现象解释了人们如何和为什么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发挥作用。总体来看,以人文地理学为统摄的世界历史、区域史国别史、外国语言文学、哲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的早期特征。

社会科学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强大支撑。社会科学诞生于18 世纪,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军事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在理论方法上大同小异,区别仅在于侧重点不同,而无本质差异。其中,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程度最深,理论和方法的贡献最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学成为美国、苏联、欧洲等各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最大动力,推动形成了比较政治学、世界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海外社会学、海外人类学等新兴学科,构成了区域国别学的国家主义范式。尤其是美国的区域研究和苏联/俄罗斯的区域学引领了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十分强调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的经世致用的发展特色,打破了早期以人文地理学为基础的人文学科研究格局。

冷战结束以来,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成为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学科知识体系的整合,实现区域国别学的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由之路。1999 年,在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自主下,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成立了空间综合社会科学中心(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在美国地理信息科学之父迈克尔·古德柴尔德(Michael Goodchild)带领下,该中心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分析社会现象,关注地理信息科学对空间的研究,促进跨学科协作网络,整合既有知识以发现新知识[8]。古德柴尔德在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上开拓了空间社会科学的新领域,就是从空间角度看世界,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改造,加入空间要素和发展新的理论与方法。总体来看,空间社会科学反映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其基本范式是以人文地理学知识为基础,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加入空间要素,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和方法,依赖大数据、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方法,进行各种描述性、探索性和解释性研究,进而丰富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空间社会科学需要跨学科合作,是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繁荣之基。区域国别学是聚焦某一国家和地区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致力于培养“国别通”和“地区通”。只要明确了某一特定的国别和地区,就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切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进行综合研究。尽管在不同大学和不同系所机构之间存在差异,但从某一国家域外知识建构的视角出发,可以将整个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国别和区域板块。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战略视角不同,区域国别学的分类也就不同。事实上,国家是相对比较明确的,但如何把一组国家作为一个地区,需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和战略意义等多种因素,没有十全十美的分类方法,而且不同的国家由于观察视角不同、战略需要各异,会存在着差异较大的区域国别分类体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中国外交部设定的区域国别司局建制来看,主要包括亚洲地区、欧亚地区、西亚非洲地区、非洲地区、欧洲地区、北美洲与大洋洲地区以及拉美地区等,几十年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制度建制的知识体系基础基本上还是“三个世界”思想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这一区域国别框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已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括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尤其是在对外工作领域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区域国别战略框架上逐步确立了大国及其周边地区、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等三大板块,并随着议题显著度不同而有所调整。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进,中亚地区被单独作为中国周边的一个地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大洋洲地区开始被纳入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东南亚战略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东欧地区被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提出来,推动建立了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整个非洲大陆也被作为一个地区来看待,推动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所有这些变化,都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国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综合研究的重要板块。大国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战略力量,在中国对外关系全局中举足轻重。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就是因为大国不仅自身实力强大,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与大国打交道,不仅意味着在双边维度相互往来,更意味着在地区维度和国际维度频繁接触,既在联合国、G20、IMF、世界银行、WTO、WHO 等普遍性国际合作框架内开展合作,也依托APEC、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合作框架开展合作。因此,大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其战略重要性划分,中国的大国及其周边地区,主要包括俄罗斯及其影响下的欧亚地区、美国及其影响下的北美地区、欧洲各大国及其欧洲地区三部分。

周边地区研究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优先方向。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周边地区长期被纳入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等华夷外交框架之中,呈现为一种“超自然的物理—天理系统”[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确立起了国际统一战线视角下的革命外交框架,将周边地区放在国际统一战线的革命外交框架之中,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真正确立起周边外交的概念,严格地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在学界亦有“小周边”和“大周边”的框架,前者主要是指与中国领土和领海直接相邻的东亚、南亚、中亚和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后者则除了“小周边”所覆盖的邻国之外,还涵盖欧亚地区、中东地区、南太平洋地区等28 个国家[10]。这些地区之所以被纳入周边地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与中国有着地缘政治经济的毗邻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吹草动均可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即时性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理念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工作,对于推进新时代的周边外交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大多分布在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这些国家大多地处南方,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有着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在经济、贸易、军事和政治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同时,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是发达国家竞相争夺的殖民地和附庸国,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独立后仍然面临着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欧美发达国家创制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围地带”或“边缘地区”,长期受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在国际事务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巩固和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将自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因此,加强非洲地区、中东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增长点。

(三)专门研究

专门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的竞争实力之源。区域国别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基于学术问题,还是基于实践问题,区域国别学总是发端于一种对某一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某一议题的好奇心,是锁定特定经济议题、政治议题、社会议题、文化议题以及生态文明议题进行的跨国别地区比较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本国类似议题的研究,被纳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然而,当源自本国议题的学科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知识在解释其他国家同类问题时出现了解释力失灵现象,区域国别学的学术使命就立刻凸显出来,它通过聚焦这一议题领域的解释力失灵现象,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的专门研究,延伸、发展甚至挑战了既有的学科知识,拓展了区域国别学的知识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国别学从一开始就内在地具有本国学科知识与他国地区知识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和综合这两类知识是区域国别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区域国别学相较于其他基础学科的竞争实力之源。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教育部区域国别学基地培育计划推动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各界都开始重视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有了很大的提升。无论就队伍规模来讲,还是从人才培养项目和科研成果来说,中国在区域国别学上已经迅速缩小同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大国的差距,日益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第二强国。尤其是跨学科区域研究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特征,面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出的紧迫要求,中国学界、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形成加强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共识,这一共识必将为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动力。

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集成

人类共享一个地球,只有一个家园,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区分是相对的,所有基于国家的知识、基于地区的知识和基于全球的知识,都是人类知识宝库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对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立场和知识构成进行系统检索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初见轮廓。对一个特定国家来说,其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涵盖了国别学、地区学和全球学三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的区域国别学最大的一个缺陷是未能将国别学(International Studies)、地区学(Regional Studies)和全球学(Global Studies)统合为一个整体,而是呈现为碎片化的三个不同研究社群。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将国别学、地区学和全球学在一个交叉一级学科的框架内,形成一个统一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之基:国学与国别学

在一国的域外知识体系中,国学处于基础地位,只有明确了国学,才能找到国别研究的方向。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作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国者,本国者也;学者,学术者也;国学即为本国学术之义。国学,顾名思义,为一国寻根立基之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不过,国学概念之形成,与西学东渐相关,在欧风美雨的时代场景下,国学之滥觞实际上是对西学之回应。现“国学”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当时“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抗衡,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因此,推进国别区域研究,欲要精通他国之学,也需首先通本国之学,只有贯通本国之学与他国之学,才能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融汇,成大家之学。无论本国之学,还是他国之学,国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关于一国过去的学问,核心是回答一个国家从哪里来的问题。

1.通本国之学,为治他国之学之起点

在中国,治他国之学的起点是通中国之学。一般来说,在中国,往往把“国学”称为“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涵盖范围甚广,包括经、史、子、集等内容。

此外,学界也从内容属性来划分,将中国国学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所谓义理之学,是指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所谓考据之学,是指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所谓辞章之学,是指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政经社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二是科技之学,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迄今为止,关于国学之大端,莫过于以上之所述,也有学者强调着眼于学术文化,将国学分为儒学、史学、文学、经学、道学、佛学六大部分,以突出儒释道三教圆融之学,事实上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史、子、集之大类,也没有挑战义理、考据、辞章之根本。

2.治他国之学,为通本国之学之镜鉴

当今世界有近20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安身立命之道,也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自己的国学。对这些国家来说,尽管没有像中国形成经、史、子、集这样博大精深、体系完善的国学体系,但也的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国学。择要言之,每一个国家的国学都是回答本国从哪里来的问题,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学问,对这些学问的研究,就是治他国之学的内容。

国学是过去之学,治他国之国学,核心是研究他国之语言、历史和文化,了解该国的来龙去脉,洞悉其内在的文化机理。因此,治他国之国学,人文学科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中语言和文化是打开他国国学之门的钥匙,只有熟悉他国语言,才能获得与他国学习交流的机会。当今世界的语言十分复杂,语系渊源错综复杂,归结起来,世界上主要的语系有七大类:(1)印欧语系是最大的语系,下分印度、伊朗、日耳曼、拉丁、斯拉夫、波罗的等语族。(2)汉藏语系下分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包括汉语、藏语、缅甸语、克伦语、壮语、苗语、瑶语等。(3)阿尔泰语系下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4)闪含语系又称亚非语系,下分闪米特语族和含语族,前者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后者包括古埃及语、豪萨语等。(5)德拉维达语系又称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的语言都属于这一语系,包括比哈尔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等。(6)高加索语系这一语系的语言分布在高加索一带,主要的语言有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7)乌拉尔语系下分芬兰语族和乌戈尔语族。前者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等,后者包括匈牙利语、曼西语等。此外,还有一些语系,如非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沙里—尼罗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依散语系,美洲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以及一些印第安语系,大洋洲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密克罗尼西亚语系(也有将两者合为南岛语系的),中南半岛的南亚语系。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有些语言,从谱系上看,不属于任何语系,如日语、朝鲜语等,就是独立的语言。还有一些语言至今系属不明,如分布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接壤地区的巴斯克语、古代两河流域使用的苏美尔语等。总之,当今世界上查明的有5651种语言。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有10种,它们依次是:英语、汉语、印地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俄语、葡萄牙语、印度尼西亚语①数据来源: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static/e59a54431ae7d36b1f8b803bac5874fb/Human_World.pdf。要想跨越他国国学之大门而登堂入室,语言是必备的功夫。

与他国治本国之学不同,中国治他国之学在视角、路径和方法上与众不同,从一开始就确立比较镜鉴的治学初衷。除了语言之外,历史和文化也是各国国学的核心课程,需要下大力气,洞悉其古今变化之逻辑。在了解其他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与本国进行比较、镜鉴、叩问、求知。此种比较鉴别的过程,不仅是了解他者的知识构建过程,也是反求诸己的知识反思过程,以此来检验本国之国学的优劣、特色、属性,从更广大的范围探求真知,开启智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强大的民族,越是重视治他国之学,而越是重视治他国之学的民族,本国的国学才能越发放射出光芒和异彩,只有其国学不断释放出新的光芒和异彩的民族,才是真正引领世界的民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与其历代学人苦心孤诣、前仆后继的国别区域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欧美之汉学的鼎盛、梵学的玄妙、非洲学和斯拉夫学的博大,都是欧美国家强大的重要根源。

(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之体:地区学

在一国的域外知识体系中,地区学处于主体地位,国别区域研究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地区学而展开的。一般来说,区域(Area)在英文中是指一个边界不明确的特定地理地区(Region),它往往服务于特别的目的或者根据人口特征、文化特征或地理特征进行区分识别。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或者战略需要,不同的国家对区域的界定不同,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地区的界定和分类也有很大差异,这一区域概念可能是局部的地区,也可能是覆盖全球的世界。一般来说,回答整个世界问题的学问,被称之为世界学(World Studies)或者全球学(Global Studies),而探索某一个特定地区的学问,可以称之为地区学(Regional Studies)。

迄今为止,关于地区学的内涵还缺乏共识。有的学者称之为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区域科学是指将区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社会、经济综合体)进行研究的科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矛盾和区域分异规律。尤其是,区域科学受到经济学的开放经济学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很大影响,导致一些学者将区域科学等同于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主要探讨国内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多区域经济学、区域结构与区域动力学、区域进化与创新、区域管理与公共政策、全球的或地区的地缘理论与和平科学等,甚至还引入了地理信息科学方法。显然,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地区学并非国内意义上的区域科学,而是致力于探讨超越国家的更大范围的地区发生发展的规律,为了能与区域科学相区别开来,将其称之为地区学或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内容涵盖其他地区比较、地区化、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等,与前面提及的国别区域研究内涵大致类似。

与国学重点集中于他国过去之学不同,地区学侧重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状之学,带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意图,这一界定与目前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大致相当。从对现状的关怀角度出发,地区学更关注一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公共事务、工商管理、国际关系等实用研究,满足国家、企业和社会各界对他国基本情况的了解需求,并提供政策咨询和社会建议。因此,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地区学的贡献是最大的,二战后美国服务冷战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就是地区学的典型。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通过锁定某一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既重视不同地区的共性研究,也关注某一特定地区的个性和多样性,广泛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的学科。关于二战后美国的区域研究发展情况,在前面章节已有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苏联所推动的区域学也是地区学的重要探索。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规定,由俄罗斯国际关系教育领域的权威高校专家组成区域学教学法委员会,制定区域学的国家标准,规定区域学专业研究地区或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人口、语言、文化、宗教方面的发展进程,为外事交流、信息分析、编辑出版、文化教育、科研和教学活动培养具备全方位专业素质的专业对口人才。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大学都设立专门的区域学专业,在学习国际关系一般知识的同时,也针对某些特定国家和地区进行专门知识的学习,并注重培养实践能力,为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社会需求服务。

地区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与国学研究的确定性不同,地区本身是不确定的,选择哪些国家作为地区,本身带有很强的战略设计味道,而且地区不像国家那么具有确定性和合法性,地区始终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在冷战期间,东欧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是隶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对这些地区的研究被纳入苏联研究之中,统称为苏联学。然而,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纷纷脱离苏联,努力探求本国自主发展之路。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更多倾向于向西欧靠拢,很多国家陆续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从原来的苏联研究转移到欧洲地区研究的麾下。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也因为周边不稳定因素影响而变得动荡不定,已经很难作为苏联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样,随着冷战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因素的变动,地区化的世界正在发生基础性位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哪些国家之间会抱团取暖而转型为一个有意义的地区,哪些原本是一个战略地区的国家会分崩离析,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需要地区学或地区研究作出新的回答。

不难看出,地区学在本质上是战略之学和政策之学,政策研究、定量研究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方法是地区学的主力军。对从事地区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在知识结构上,他们是“国别通”和“地区通”,他们必须忙于奔走于地区各地,及时跟踪和追踪热点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政府决策咨询会议上的座上宾和智囊团,更是在大众传媒各种评论席上的“铁笔杆”,甚至还是众多企业、智库、媒体等社会机构的顾问专家。地区学的学者之所以如此八面风光,完全因为地区学是现状之学,问诊把脉、答疑释惑、引导舆论是地区学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只有做到对目标对象国和地区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才能真正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三)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之用:全球学

在一国的域外知识体系中,全球学是新的学术增长点,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的日益增多,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责任共同体。面对这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原有以民族国家为轴心构建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和适应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对新知识体系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国别区域研究的未来时是全球学(Global Studies),全球学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之学。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甚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越来越重视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全球学是一门时代新学,是回应全球化浪潮的知识建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新学问。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的重要特征是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新技术变革日新月异,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时代潮流,整个人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冠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大规模传染病肆虐等跨国性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要求人们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来重新审视当今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与时俱进的新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学应运而生。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以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为标志,比如《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世界各地从事全球学研究的机构和队伍越来越壮大,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全球治理的研究和全球政策的研究成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1995 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分校率先设立全球学本科专业;1997 年,日本东京的一桥大学设立首个全球学硕士专业;2006年,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了首个全球学博士专业;2012 年,中国政法大学设立全球学博士学位的培养项目,成为中国首个授予全球学学位的研究机构。蔡拓教授、俞可平教授、吴志成教授、杨雪冬教授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耕耘全球学学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全球学,又称全球研究,关注跨国、跨地区的全球现象和问题,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根据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的解释,全球学以全球化和全球问题为前提和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和全球价值,以探寻全球治理为研究归宿,以挖掘、解释全球性问题为学术宗旨,探究世界的整体性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发展特点、进程和趋势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全球学包括三组十四个范畴:(1)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它们是全球学的时代和学科前提、基础和历史背景,也是全球学的内核。(2)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它们是全球学的外在表征和基本内容,构成了全球学的骨架和主干。(3)全球进程、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11],和谐是全球学的价值追求和内在本质。全球学的上述三组十四个范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学的逻辑起点,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法律、全球文化一起构成了全球学的第一级平台,全球体系、全球秩序、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则构成了全球学的第二级平台,全球进程、全球利益、全球伦理、全球性构成了全球学的第三级平台,构成了全球学的整体框架和内在逻辑。尽管全球学的体系和逻辑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但这一体系的确描绘出了全球学的基本脉络,逻辑连贯,浑然一体。

全球学是一门日益完善的交叉学科,与众多学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是一门独立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同时,全球学也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全球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方法论全球主义、复杂性科学方法、哲学方法、跨学科方法、比较方法、定性比较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等。所有这些研究方法与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完全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协同推进。

总之,国学、地区学和全球学构成了国别区域研究的完整体系。其中,国学研究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地区学是国别区域研究的主干,全球学是国别区域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上述三门学科分别解决了国别区域研究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以及往哪里去的问题,只要在研究过程中将上述三门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国别区域研究的康庄大道。

四、结论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根本要求为繁荣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推进区域国别学过程中,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需要回答时代之问,坚持文化自信,打造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世界潮流息息相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吸收外来,面向世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对区域国别学的有益成果,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他国区域国别学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在世界区域国别研究中自成一派。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需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推进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学科规律,统筹各方面力量、整合国内外资源一起协同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学术创新,不断走出一条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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