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局下的个人日常生活史
——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中心

路赛博，李 明

（1，2.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

近年来，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新趋向，一般认为“日常生活史”于20 世纪70 年代率先兴起于意大利与德国，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在大陆学界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研究。①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参见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1 期；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 年第5 期；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 期；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 年第3 期；李小东：《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6 期；秦颖，刘合波：《中国当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缘起、现状与展望》，《齐鲁学刊》2021 年第2 期等。目前学界对于何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李金铮认为“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②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 年第3 期。刘新成指出“日常生活史学是将目光下移，深入架构之中，捕捉生活于其间的个体，那些普通的、活泼生动的人”，③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1 期。张立程认为“日常生活史是以个案、历史文化的研究为旨趣，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微观分析，透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④张立程：《从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到社会文化史》，《河北学刊》2017 年第2 期。常建华进一步提出“应将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⑤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1 期。笔者以为，作为一门新的史学领域，日常生活史是对以往学界过度重视“宏大叙事”，忽视“个体生命”的反动，它更加关注社会上的芸芸众生、普罗大众，强调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内在感受，是对过去研究方式的重新思考。 基于此，吸收、借鉴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开展近代人物的研究，不仅能够勾勒出历史人物的鲜活面相，而且也会拓宽史料来源，深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随着《退想斋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发现，关于刘大鹏与其《日记》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已有的研究大都从科举制废除、教育制度变革、近代士绅及社会生活变迁、山西地方史与地方文化等方面对刘大鹏及其《日记》进行考察。①参见马恒：《山西乡绅刘大鹏研究综述》，《黑河学刊》2013 年第1 期；赖媚苑：《〈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 年第3 期；行龙：《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尽管已有研究成果对刘大鹏日常生活方面相关的问题有所涉及，②代表性成果有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 年第4 期；刘云杉：《帝国权力实践下的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三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王颖：《从〈退想斋日记〉管窥晚清北方绅士的生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4 期；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周山仁，马恒：《一个保守绅士的乱世生存逻辑——以抗战时期的刘大鹏为例》，《民国研究》2015 年第1 期；关琳琳：《边缘知识分子刘大鹏生活考述——基于稿本〈退想斋日记〉的一种考察》，《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2 年第3 期等。但是从日常生活史的整体视野探讨刘大鹏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成果还相对缺乏。 有鉴于此，笔者主要借助《日记》及稿本、新发现的晋省稀见文献、晋祠博物馆相关史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多方面考察刘大鹏的日常生活，重点考察除了科举与坐馆之外，刘大鹏的日常生活还包含哪些内容，讨论社会变革背景下一个普通“乡绅”内心世界的苦闷、挣扎、矛盾与彷徨。

一、刘大鹏与《退想斋日记》

得益于乔志强先生的发现，以及罗志田、行龙、关晓红、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学者先贤的研究，刘大鹏已为学界所熟知。 他是山西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字有凤，号梦醒子、卧虎山人、潜园居士、遁世翁，晚年因日军侵占太原，投掷炸弹，幸而大难不死改名“再生”，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五月十八日，逝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七月十九日，享年86 岁。 他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去世前五天，持续时间长达51 年，现存有41 年的日记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1878 年，刘大鹏考中秀才，1894 年考中举人，此后分别于1895、1898、1903 年三次参加会试，均不第，直至1905 年清政府停废科举，刘大鹏的“奋志青云”之路就此断绝。1911 年之后，凭借前清举人的头衔，刘大鹏开始致力于地方事务，做过省咨议局议员、县议会议长、县商会特别会董、县教育会副会长、县公安局经理、县清查财政公所所长、县女子高等小学校长、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在此期间，由于家中食指渐多，生活负担加重，刘氏于1914 年开始与人合伙办煤窑，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与合伙人产生嫌隙，此后不再从事煤窑工作，直至逝世前，刘大鹏一直以老农自居，“耕读”终身。 回顾刘氏一生，一方面作为前清举人，他怀抱着对旧政权、旧事物深深地迷恋，另一方面作为民国新民，面对新政权、新事物带来的变化，他又感到无尽的矛盾、痛苦与挣扎。

关于《日记》的发现，行龙先生已有多文进行阐述，③参见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刘氏《日记》基本是仿效《曾国藩日记》所写的个人修身、自省日记，目前坊间所见有两版标注本，分别是199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本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和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版本。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刘氏所撰五十余年的《日记》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举凡政治变革、科举改制、民间风俗、士人生活、世风士风、城乡信息流通、赋税徭役、社会危机、妇女缠足、鸦片流毒、节日庆典、人口买卖、农产品价格、瘟疫霍乱、民众生活、剪辫易服、国家观念、宗教文化等等，无所不包。 正如乔志强先生所说：“涉及面十分广泛，从作者的视野和角度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各个方面”。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前言》第5 页。稿本《日记》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目前已制作成缩微胶卷面向公众开放。 关于稿本《日记》现存册数，赵世瑜和行龙先生曾有过讨论，赵世瑜分析了现存《日记》200 余册与43 册之差的原因，认为刘大鹏最初可能有一年一册的想法，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改为一年四册，按元、亨、利、贞一季一册来编排，后来装订散列，被收藏单位按年排列为一年一册，于是就有了43 册的说法；①赵世瑜：《乱世下的乡村世界和无法挣脱的梦魇——影印稿本〈退想斋日记〉弁言》，《民俗研究》2022 年第2 期。行龙曾亲笔抄录过稿本《日记》，依据日记最后一册刘大鹏的署名，认为稿本《日记》51 年计203 册是最确切的说法。②行龙：《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作为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的工作人员，邢雅梅对稿本《日记》进行了修复，认为《日记》现存43 册，以一年为一整册，每册按春、夏、秋、冬或元、亨、利、贞四季标题编排，装帧为毛装且用纸较差。③邢雅梅：《〈退想斋日记〉修复保护述略》，《古籍保护研究》2023 年第1 期。通过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稿本《日记》的基本情况。

二、日常与非常：刘大鹏的生活世界

（一）奋力科考与塾师廿年

民国三年（1914）九月十五日，58 岁的刘大鹏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一个总结：“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 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 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而舌耕度日……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世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85 页。如其所说，科举与坐馆任教占据其人生大半时光。刘大鹏九岁即入私塾，跟随同乡宿儒刘午阳先生读书，十余年间“备读经史诸书”。 光绪四年（1878），刘大鹏考中秀才，光绪七年（1881），入学太原县桐封书院，尤为书院山长王效尊赏识。 翌年，又偕同好友张桢入读省城崇修书院。 前后十余年，刘大鹏在杨深秀、康际清、庞玺、任明哲、张鉴衡等人的悉心教授之下，学业大进，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于晋省甲午科七十名乡试中举。1895 年刘氏即赴京参加乙未会试，初试不第，其间详细记载了沿途行程、应考经历、拜客访友、公车上书等京师见闻，辑成《乙未公车日记》四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刘大鹏第二次北上会试，在《日记》中他详细记录了考试题目、入都见闻等，无奈天不遂人愿，刘氏又一次名落孙山。 光绪二十八年（1902），长子刘玠在“秦晋合闱”中得中举人，这再次激起了刘大鹏的科场争胜之心，翌年，因庚子拳乱，父子同行赴汴参加癸卯科（1903）会试，结果二人均未中试，或许早已料到这一结局，刘氏详细记录了赴汴见闻、会试卷面履历与礼部印票格式等，辑成《桥梓公车日记》四卷。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即宣布罢停科举，刘氏听到这个消息后“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此时依赖“舌耕”糊口的他直言“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39—140 页。

张仲礼认为：“对绅士来说，不管是自主选择还是迫于生活，教学是出仕外唯一能令人满意的出路”。⑥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276 页。深处内陆的山西士子刘大鹏自然也不例外，科考之余，他开始设馆授徒，以教书为业。光绪十八至二十年（1892—1894）刘大鹏初为塾师，于赤桥附近的王郭村张资深家设馆授学，刘氏甲午中举之前“七科而不中”，心理的落差与家庭经济压力使他丧失了中举的希望，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乡试失利后，刘氏便去王郭村做起了日日口讲指画的教书先生，也是在这一年年末他开始写《日记》。 甲午会试落第后，次年刘大鹏改换门庭，去邻县太谷南席村武铁槑家塾授学，两年后（1898）又转到武佑卿家塾任教，所教生徒除次子刘瑄外，另有学生七人。 由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城镇村庄，亦多富室”，⑦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7 页。“余之东家，当时罕有之家矣，家资数十万……他富家莫能及也。 ”⑧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62 页。刘大鹏的脩金水涨船高，每年束脩一百两，一日三餐由东家供给，“恒择可口者食之”，每逢庆典节日东家还会设席宴请先生，待遇不可谓不优厚。 然而，刘大鹏意不在此：“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真有负于读书矣”；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70 页。“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69 页。如沈艾娣所言：“刘大鹏不快的背后其实是他最初的封侯之志与现实社会中他作为私塾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③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33 页。刘氏对教书授徒一事并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多次流露出开馆授学的无奈与抱怨：“吾家虽非赤贫如洗，究竟不甚阔绰有余耳，不然余何必出门教书也”；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3 页。“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不但耽误自己功夫，而且大损己德也。 ”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8 页。此外，坐馆授学也给刘氏带来诸多烦恼，“教书一事，累人太甚”，“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4 页。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志之卑莫甚于教书一事”，教书辛劳、不能躬身事亲之痛与依人门户的自卑感始终萦绕着他。 直到1905 年，清廷下诏立停科举，凭借举人的头衔，刘大鹏并没有立即失业。 根据行龙先生的研究，刘氏于南席任教十五年，光绪三十五年（1909）辞去教职回到赤桥，⑦行龙：《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至此，刘氏二十余年的塾师生涯基本结束。

（二）读书人的日常生活：阅读、写作与交游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名读书人，刘大鹏的前半生基本是在读书应考、设馆授徒中度过的。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刘大鹏的日常生活与时局变化“同频共振”。 考察刘氏读书、写作与交游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理解大历史下小人物的生存、行为与思想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王笛所说：“研究历史就像拍电影，既要有全景、中景与近景，还要有瞄准细节的‘特写’，这些‘特写’不但可以为研究全景带来启发，往往也让人看到更真实的东西。 ”⑧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上卷）人、日常和文化》，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年，第5 页。

身处西潮荡击的近代中国，刘大鹏对读书有自己的一套认知，认为“专攻制艺，不事经史，是舍本而求末也。”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74 页。除了应试备考必读的经史之书外，刘大鹏主要阅读一些时政书籍与名臣奏疏。甲午不第后的次年，为了再次应考，刘大鹏托弟子武人瑞买来御纂七经十六套、御批通鉴辑览两套二十四本、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四套二十四本、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两套二十四本和张玉书、陈廷敬编《康熙字典》一部。 闲暇之余为攻时文，刘氏也阅读一些廷臣疏议，如刚毅《敬陈管见疏》、张之洞《设局办理科场裁免行户支应缘由夹片》、丁日昌《苏省设局刊书疏》、李棠阶《条陈时政疏》、冯桂芬《汰冗员复乡试变换例三议》及《易吏胥议》、李鸿章《陈故督臣忠勋尽瘁大略疏》、倭仁《敬陈治本疏》、何桂芬《请查禁某荐幕友片》及《请饬严禁查拿片》等。 在旧式书籍与奏议之外，刘大鹏也曾阅读一些新学书籍，如1897 年刘氏忆及前在省城崇修书院读书时“曾阅《几何算学原本》，筹算笔算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⑩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66 页。1898 年刘氏也曾阅读武少云所携《通商始末记》一部，“所记各国与中国通商之事，起于顺治元年……有纲有目。 ”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83 页。相比于读书，《日记》所记刘大鹏的读报史更值得我们关注，依笔者统计，刘氏所读报刊主要有《邸抄》《晋报》《晋阳日报》《山西公报》《并州新报》《山西政报》《山西新民报》《申报》《大共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字林报》《顺天时报》等，可见刘氏所读报刊十分丰富，既有当地官办与民办报纸，又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其他报纸，使刘氏很容易就能获取到各地信息。 罗志田认为晚清时期存在“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的两个世界”，①罗厚立，葛佳渊：《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读书》1996 年第10 期。刘大鹏显然属于后者，但是，处于内陆腹地的刘大鹏通过读书、阅报可以了解中国南北各地的政治变化、战争态势、社会新闻、商业发展等，新闻媒介缩小了城乡之间因信息的接收与接受产生的隔阂，在读书阅报中刘氏同皇帝、朝廷官员、新旧各派与各地士人相遇，某种程度上，刘大鹏拉近了同另一个“世界”的距离。

刘大鹏一生著作等身，除《日记》外，另有著述三十三种，刘氏著述，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文集、诗集、系谱、年谱、家训、公车日记等涉及个人和家庭的著述，如《醒梦庐文集》8 卷、《卧虎山房诗集》35 卷、《刘氏世系谱》3 卷、《藜照堂家训》2 卷、《梦醒子年谱》12 卷、《乙未公车日记》4 卷、《戊戌公车日记》6 卷、《桥梓公车日记》4 卷等；另一类是有关晋祠、晋水、汾河、西山九峪、太原等“系于乡邦文献者”，如《晋祠志》16 卷、《晋水志》13 卷、《汾水河渠志》《明仙峪记》4 卷、《柳子峪志》8 卷、《重修晋祠杂记》2 卷、《重修孙家沟幻迹》2 卷、《太原县志》《太原考》等；还有一些游记、笔记、随笔类著述，如《游绵山记》2 卷、《潜园琐记》6 卷、《迷信丛话》17 卷、《弹琴余话》4 卷、《从心所欲斋妄咏》50卷、《太原现状一瞥》3 卷、《唾壶草》2 卷、《愠群笔谭》25 卷、《琢玉闲咏》8 卷、《共军扰晋纪略》14 卷、《随意录》4 卷、《砭愚录》8 卷、《倭夷猾夏纪略》10 卷、《寄慨录》12 卷、《衔恤录》10 卷、《遁庵随笔》2卷等，②王海：《晋阳文史资料》第8 辑，太原市晋源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出版，2004 年，第44—45 页。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出版，但可见刘氏一生撰述之繁、笔力之勤。

阅读与著述之外，读书人最重要的生活就是与朋友日常交游，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能够展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真实面相。③封磊：《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以〈翁曾翰日记〉为中心》，《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郝济卿，太原县石永泉村人，与刘大鹏同为甲午科举人，1895 年两人同行赴京参加乙未会试，因志趣相投结为终生挚友。二人赴京期间一同游览了琉璃厂、护国寺、嘉兴寺、万寿山、颐和园等帝都名胜，京都胜景令二人目眩神迷、眼界大开。1898 年趁入京会试之际，二人与朋友又同游天津六日，览新修铁路，坐新式火车，入东洋饭馆，种种景象令二人“浅陋耳目颇觉较前扩充矣”。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81 页。1904 年，科举停废一事早已风闻三晋，郝济卿转托刘大鹏“图为别业”，刘氏推荐他去武佑卿家塾任教，“岁送脩金二百四十两，可望偿积年负”，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31 页。令其感动不已。 1908年刘大鹏因父亲刘明去世，大为悲痛，好友郝济卿特意前来探望并陪他同游介休绵山以缓哀恸。1931 年，刘大鹏因事“驻城未归，夜宿郝济卿同年馆，济卿为本城秦耀华之西席，今已二年矣”，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93 页。自民国以来，城中家塾仅好友济卿一处，全城再找不到一处家塾，刘氏闻之唏嘘不已。 此外，山西名士张友椿与刘大鹏也来往甚密，张友椿是刘大鹏晚辈，字逸蓬，太原晋源镇人，自幼雅爱乡邦文化，潜心致力于地方文献与人物的考稽和研究。 20 世纪30 年代初，张友椿编《太原文存》，当时健在文人中，收刘大鹏文章最多。 刘大鹏曾于1941 年为张友椿母亲宁太夫人祝寿，应张氏之邀作有《张逸蓬母宁太孺人七十寿序》一文，此篇寿序后第二年刘大鹏就去世了，或可视为刘氏最后的文字。⑦谢泳：《晋省稀见文献四种及解析》，《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刘大鹏去世后，太原县各界人士发起为刘大鹏树碑立传时，张友椿即为阎佩礼拟写了《刘友凤碑铭》文稿，后被阎佩礼略加修改，是为《刘友凤先生碑铭》，⑧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编委会：《晋祠志》，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年，第560 页。张氏即为《碑铭》经理人之一，足见二人忘年之交，情谊深重。

（三）乱世生存：从亦商亦农到“耕读”为业

1909 年，南席坐馆十五年后，刘大鹏辞去教职回到赤桥。 1913 年刘家“男妇大小十六口……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费用亦巨”，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74 页。在失去“恒业”以养身家后，“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刘氏“不得已而就煤炭之生涯”，准备“另图生计，度此乱世”。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81—182 页。由于“太原一邑物产颇繁……在山者煤炭为大宗”，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41 页。1914 年刘大鹏应友人杨九锡之邀“集资本，租赁石门窑，以开采煤矿”，③刘大鹏：《晋祠志》，慕湘、吕文幸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103 页。1915 年又与郝六吉、武广文、杨倬等人伙办柳子峪之西坪窑，同年因刘氏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的声望被推选为县商会特别会董，1921 年又被南四峪各窑户共同推举为煤矿事务所经理。 刘大鹏常常“入山整理其事”，《日记》多次记载他进山入窑探视，管理窑务、处理纠纷的情况，如1915 年刘氏夜半进山见“车马纷纷入山载运煤炭，将晓麇集窑口，人声鼎沸，运煤上车，至晓乃行”，不禁感叹“亦山中一景况也”；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89 页。1921 年仲秋刘大鹏“日以窑务为事，寻常入山，寻觅煤矿”；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69 页。1923 年因煤价大涨，煤窑打算添购几头牛，刘氏即入山代管账房之事；1926 年县商会召集煤矿事务所人员摊派借款，产生纠纷，刘氏又参与处理其事。 直到1929 年10 月刘大鹏与石门窑主韩金成产生间隙，韩氏“听人怂恿，图谋破坏”，再加上时局动荡，“各县支应兵差到处拉车，不敢出来到山运煤，故峪中无运煤之车，窑上之煤因此不能畅销”，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95 页。驼捐、车捐、煤厘亦不断增加，从此他不再从事煤窑生意。

刘大鹏虽然于商界任职，积极参与煤矿事务，其父刘明在邻县太谷李满庄也有一间“万义和”生木店，且其乡“视农事甚轻，视为商甚重”，但他始终不以商界人士自居，而以吾家“以耕读为业”自认，以“老农”自许。 “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 ”⑦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5 页。刘家共有十余亩土地，终其一生，刘大鹏在农忙时节都会偶尔帮忙干农活，⑧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14 页。甚至1942 年8 月25 日刘氏最后一篇日记都在忧心秋旱之事，“连阴下雨，檐泻未断，雨势若此，则可不怕秋旱矣。 ”刘大鹏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躬耕畎亩之事，1895 年刘家有稻田数亩，“自己播种，目下成熟”，雇了几个农夫收割，刘氏和次子刘瑄及家仆在田里处理；1913 年10 月，正值秋收，虽然“雇人数名”，但因秋收事忙，刘氏只能“以农为业，夙夜无休”；1918 年刘氏“早餐后赴田种豆”“在田补种玉茭”；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40 页。刘大鹏常常抱怨天灾、人祸、战乱导致雇工短缺，找不到可以助农之人，或者雇工价格太高，只好自己亲自耕作，“农人甚缺，每人雇之甚艰”，⑩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43 页。“佣工之人到处皆缺，工资虽大，而觅工不易……苦力人皆当兵故也”，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54 页。“农事已动，吾家尚未雇到长工，由人工之缺少故也……可见战死之人亦多矣。 ”⑫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51 页。面对这种情况，刘氏只能“暂作农人，虽不能抵一个工，抑且能抵半个工”，有时小儿子鸿卿，孙子全忠、恕忠，外孙玉蕙也来田里帮忙种些辣椒、玉米、豆角等。 刘大鹏在《日记》中多次记载粮价下跌、农家破产之事，感叹农事之苦，“今岁收成不丰，而且粮价甚廉，农家率皆苦之。 ”⑬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6 页。“当此之时，正在麦收，人工十分紧急……粮价却大减，而农家莫不叫苦，又加晋北军务之差，农皆支差，不堪其苦矣。 ”⑭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03 页。“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 ”⑮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32 页。抗战爆发后，山西沦陷，日军施行统制经济，成立“合作社”向民要粮，“令农家之稻米均送到合作社衽粜之，不准农家自由粜卖”，⑯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08 页。村公所还要催促农户每亩交租，村长借机“敛费肥己”，农民大受其苦。 虽然农事辛劳，不过有时刘大鹏也感到务农的短暂愉悦，“日来在田工作，心殊畅快，毫无私虑之所存。 ”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稿本，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十二日，山西省图书馆藏。“自过七月二日赛会以后因伏中苦热，弟子不来读书……余因专事农务以度时光，抑亦快乐。 ”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11 页。沈艾娣认为把农业作为典范的观念，使刘大鹏很容易在耕田和乡绅的责任间转换角色。③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20 页。也得益于务农，刘大鹏晚年身体强壮，基本很少生病。 1932 年刘氏作为县保存古物古迹委员会的特别委员参与处理天龙山圣寿寺佛首被盗案，为查看文物保存状况，时年76 岁的刘大鹏入柳子峪、爬天龙山，拄杖行走，登峰越岭，不见畏难之态，④刘卫东：《刘大鹏参与处置天龙山佛首盗案始末》，《地域文化研究》2021 第5 期。其他老乡绅在最后一段路都需要他人护持才能上山，“惟刘友凤策杖徒步而登，如履平地，亦不用人护持”，⑤刘大鹏：《晋祠志》，慕湘、吕文幸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327 页。可见其晚年得意之态，他将此归功于多年在山间行走，但一生的农耕生活似乎也功不可没。⑥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15 页。

三、守旧与趋新：乱世中的复杂心态

清末民初的新旧递嬗使传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旧有的“四民社会格局”日益失序，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诸层面，也表现在士人的心态上。 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内陆乡绅的刘大鹏在新旧转换之际既有面对“旧学”与“新学”，“故国”与“新国”的困顿与坚守，也有亲历外来事物，感叹“中国渐成洋世界”的苦闷和彷徨。

首先，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上，刘大鹏多次表现出内心矛盾、挣扎的一面。 早在1896年，在乡的刘大鹏就听闻有废学校、停科考的谣言，虽然不知消息是否准确，但“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实在令人惶惶不已，二三其心。 在得知清政府停止科举，设立新式学堂后，刘氏多次表达对新学堂的不满与抗议，认为“天下学校全改为学堂，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⑦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33 页。他认为改书院为学堂只是敷衍门面，“悦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实”，设立学堂不仅铺张浪费，培育不出真正的人才而且耗资甚巨，“初以公款充其费，继则搜刮民财，不肖官吏借此渔利”，⑧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50 页。百姓大受其害；他还担忧科考一停，孔孟之道再也无人传承，“纲常伦理因之大坏”，“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 ”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40 页。可以看出，作为自幼饱学“孔孟之道”，立志“人弃而我不弃”的传统儒生，刘大鹏对新式学堂与新式教育抱有极大的敌视。然而，当他得知省城大学堂名额不够继续招生时，立即令儿子刘瑄进城应考，得知刘瑄考取“校士堂”且每月薪水三两白银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来贺者六人”，想必刘氏一定非常满意自己的选择。1908 年春节刚过，刘氏又特意花费两天时间赴省城游览山西大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测绘学堂、公立中学堂等，并赞叹学堂建设极为雄壮；1913 年4 月，对新式教育不满的刘大鹏已经担任晋祠蒙养小学堂的教习一月有余，主要教授国文、修身等课，一切“系遵新章办理。 ”其长子刘玠、三子刘珦也分别充任高等学校与蒙养小学校教员，1921 年刘氏又被聘为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纵观刘氏思想与现实选择之间的严重脱节，恰恰可以反映出传统士人在新旧交替之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态，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乡村士人存在的一种常见现象。⑩陈胜，田正平：《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教育学报》2011 年第2 期。

其次，刘氏在国家认同方面呈现复杂面相。 辛亥鼎革，民国肇建，作为身处内陆腹地的传统士人，刘大鹏对于“逝去”的前清政府无比眷恋，对民国则满怀敌意。 在1913 年的日记中，他将“辛亥革命”视为“变乱”“叛逆”，认为辛亥以后“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 ”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67 页。其日记纪年仍沿用大清“宣统”年号，不用民国纪元，“以予系大清之人，非民国之人耳”，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86 页。并在日记中反复提到新旧历法的问题，强调“民皆遵从阴历不行阳历”“民不遵行阳历，即不倾心于民国”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82 页。，认为“正朔之改，不协舆情，虽云改正朔犹之乎未改也。”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91 页。辫发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问题，而且是涉及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⑤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005 年第10 期。刘氏对于辫发、服装的坚持也体现了其晚清“遗民”的身份认同，1912 年刘大鹏因被人剪去发辫半截，大怒不已，事过一年仍大骂“恨不得食其肉而寝虐其皮也”。1918 年因家乡留辫者所剩无几，刘氏不禁感叹“发辫为清家之国粹，何以不幸遭此灾殃哉！ ”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35 页。1922 年元旦，民国成立业已11 年，刘氏仍以旧日衣冠迎神祀祖、会亲访友，甚至到其去世前仍是穿着旧式长袍、马甲，头戴老式瓜皮帽。 刘大鹏虽然自认前清之人，然而时移世易，家庭穷困、人情所迫、兴利除弊、造福乡里等因素时刻影响着刘氏易代之后的选择。1913 年刘大鹏“不得已而应允”县议会议长之职，1915 年当选国民会议议员，1916 年充任县教育会会长，1917 年又被推选为县清查财政公所所长等职，刘氏不承认民国正统，却又做了民国的官；既做了县议长又借故离职；既看不惯议会乱象又乐于其中；既不满新式学堂、反感新式教育却又做了学堂教员、教育会长。种种件件，都体现了鼎革以后这样一个时空错置、正统嬗递的时代中，一位前清举人由此产生的焦虑与欲望、妥协和抗争。⑦行龙：《刘大鹏及其〈退想斋日记〉》，《社会史研究》2023 年第1 期。

再次，刘大鹏对于从商的心态也非常复杂。 作为一名传统儒生，刘氏认为士作为四民之首，“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乃不能一士人，而反为乡人所化，不足以为士矣。 ”⑧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67 页。然而，面对其乡“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聪慧子弟，均弃读书而为商贾”的情形，刘氏只能徒唤奈何，感叹“世风凌夷，不可言矣”。 刘氏早年对于商人多有批评，认为商人“少积资财，遂至骄奢淫佚，不顾一点礼仪，事亲不孝，放纵子弟，不数年间，遂至败亡。 ”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8 页。对于票商“骄侈佚乐无所不至”甚为不满，认为其很快就会破败不堪。 虽然刘大鹏对某些商人的行为十分反感，但他也认为商人之中并不缺少有学问的人，1896 年年底他接连遇到几个商人，感叹“胜吾十倍”，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⑩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7 页。自此他再不敢轻视商人。 清民鼎革之后，刘氏迫于生计压力“不得已而就煤炭之生涯”，与人合伙开采煤窑，在此期间，凭借前清“举人”头衔以及“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的个人声望，他被推举为县商会特别会董、县煤矿事务所经理等，还利用商会职务之便，纠合晋祠商界中人重修“晋祠堡西之旧路”，造福桑梓，通便地方。 同时，刘氏对于商人的情况也十分关注，经常利用赶会之便，向商人打探商业形势，常常为政策、战乱、税收过重等原因导致商业大坏、商人困顿而担忧，多次感叹“商人亦苦之”。

最后，作为一名传统士人，面对新旧嬗替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刘氏感到措手不及，内心拒斥、无奈却又享受其中。 1896 年，当刘氏第一次听闻各省有修铁路、开矿务之事时，只觉得“人心惶惶，不知措置，殊令人诧异”，⑪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6 页。认为这些都是谣言且“士农工商，皆言其不便。 ”⑫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64 页。刘大鹏认为修铁路、开矿务不仅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还会导致三晋门户大开，此后“晋民再无安居之日矣”，耳闻目睹火车将粮食、煤炭运往他省后，刘氏又忧心粮价上涨，晋省“人民生计将有不可设想者矣”。 虽然对修筑铁路不满，然而，1898 年刘氏赴京会试之余却特意前往天津观看新修铁路“以开眼界”，看到火车行驶之快，刘氏感慨不已，“甚觉方便也”，1908 年又赴省城参观承恩门外火车及火车站，日记也多次记载刘氏购票及乘车的经历。 身为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刘大鹏对于乡村演剧、民间赛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日记》多次记载刘氏看戏经过，“余亦每日赴会遨游，以消磨时日”①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03 页。“予出县政府即往看戏，观者如堵”。②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52 页。然而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即便身处内陆腹地，西来之风俗文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1928 年元月1 日，刘大鹏夜间赴晋祠观看“文明新戏”，乘兴而返，二更方归，可见刘氏对于新戏的痴迷，1934 年又去观看“文明新戏”，当日“教员学生装男扮女……往观者不少。 ”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42 页。《日记》对于演放电影也有记录，“晋祠今夜学生弄电影戏，往观者多”④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274 页。；“晋祠今夜仍弄电影戏，往观者纷如”。⑤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453 页。作为自幼恪守孔孟之道的传统儒生，刘大鹏对于西化的新式女性、女学生自然也没有好感，认为民国以来放纵妇女，“任其自由行动，与男争权，毫无羞耻”，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354 页。女学生“衣服亦效洋人之装饰，人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 ”⑦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138 页。虽然反感新式女性与女学生，然而刘氏赴太谷、省城游览时却又特意参观新修女学堂，后又出任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校长。 种种件件，均可见其内心挣扎、无奈与复杂的一面。到了刘大鹏晚年，其引以为傲的“士”的坚守也与历史发展扞格不入，1932 年刘氏在剧场看到别人丢弃的烟纸，因纸上有字，遵循古人“敬惜字纸”的遗训，恭敬地把它捡回家，然而旁人却“笑其太迂阔也”，此时，对这些人来讲，刘大鹏对自幼所学的正统儒学的坚持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于滑稽的表演，失去了任何意义，历史的车轮缓缓向前，彼时的时代却早已不属于他，只有有心之人还能为之肃然起敬。⑧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32 页。

四、结 语

考察刘大鹏的一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他经历了光绪年“丁戊奇荒”，乡试中举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乙未会试亲历公车上书，戊戌会试恰逢“康梁变法”，1901 年在乡亲历教民叛乱、义和团运动、停废科举、清民鼎革、抗日战争等重大事件。 可以看到，作为内陆腹地的一名乡村士绅，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刘氏的日常生活同这些“非常事件（重大历史事变）”互相“同振”与“联动”，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烙印。 从其特殊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变的张力始终影响着史学研究。 对刘氏而言，每天读书、写作、应考、坐馆授徒、与朋友交游等等这些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然而科举废除、清朝覆亡、民国肇建、抗日战争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让原本“舌耕”度日的刘大鹏失去“恒业”以养身家，被迫经商、务农，各种新事物如铁路、火车、汽车、报纸、新式学校、新的节日、新的生活方式等等纷至沓来，社会变化引起的乡村危机，抗战爆发后日军的暴行、繁重的捐税与支差、殖民政策带来的恐慌与苦难等等使他的周遭世界产生了极大变化，这些“非常”事变时刻影响着他的个人生活。 新旧交替、中西杂糅，身历乱世，其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 在其“漫长的余生”中，“日常”与“非常”事件如同磁铁的两级，时刻交织、缠绕、互动，影响着他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正如王先明所说：“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既不能脱离群体日常生活结构，也不能外在于社会结构的进程。 ”①王先明，焦雨楠：《日常与非常：微观镜像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以〈茶馆〉〈梦醒子〉为例的讨论》，《史林》2023 年第2 期。

雷颐认为：“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特点和本质的，其实并不是这个时代、社会中那些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不是那些政治领袖、英雄豪杰的升降浮沉，而是无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 ”②雷颐：《“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3 期。以往传统史学研究关注的大都是帝王将相、宏大的战争场面、各种精英人物等，留存下来的资料也多是记载这些人的丰功伟业与功名事迹，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极少数，占历史绝大部分的是不见于史书记载的籍籍无名的普通人，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③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马万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195 页。笔者以为，从事历史研究，我们既要关注“宏大叙事”，也要强调“个人关怀”，既要重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造就的宏大场景与战争场面，也不能忽视一个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沉浮。 带有对“宏大叙事”的关怀，研究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名不出乡里”的小人物，未必不能促进我们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和当下社会的理解，以小人物勾连“大历史”，发掘被湮没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从事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