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后裔研究的新进展
——“第六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钟锐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65）

2023 年11 月17 至19 日，由曲阜师范大学、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孔府档案研究院、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孔子博物馆、曲阜市文物局、四川大学西南文献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清史研究》编辑部、《史林》编辑部、《孔子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齐鲁学刊》编辑部承办的“第六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召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孔子研究院等国内外58 所高校、科研院所及文博系统的逾百余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会议选录学术论文62 篇。 本次会议就法律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家族史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且充分的讨论。 在弘扬中国优良家风的热潮下，圣贤后裔相关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斐然成果。 本文专就此次会议中，学者们运用档案、家谱、碑刻等地方档案与文献对圣贤后裔展开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圣贤后裔家族史研究

圣贤后裔家族的传承有序是其创造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 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孟坡在《元〈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记〉碑考释——兼论金元时期的孟子后裔世系》 一文中对邹城孟庙现存最早元《先师亚圣邹国公续世系图记》碑的细致释读，发现该碑的碑阳与碑阴对于孟子世系记载存在明显的抵牾之处。 碑阴代表的是元代“壬子籍户”下官方所确信的孟子后裔世系，碑阳则是孟子后裔为辨正自身代序所作的阐释。 随着时间的变迁，孟子后裔最终还是以官方所定的“壬子籍户”世系作为确定自身世系的标准。 金元之际，在寻访圣裔、重建世系的过程中，朝廷、地方政府等官方力量起着主导作用，圣裔家族则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家谱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家谱是维持家族血脉关系的主要纽带，是研究家族史的重要民间文献。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王尧《清代关东旗人孔氏的抉择：族谱编撰与身份认同》中指出关东地区孔姓旗人是通过族谱编撰来表达自我的身份认同。 孔姓是否为圣裔的关键在于是否为孔子后裔，族谱则为其提供了切实的现实依据。 关东孔姓旗人在族谱中追溯孔子为始祖，讲述祖先作为孔氏圣裔移民关东的历史，从而与阙里衍圣公建立了同宗关系。 再运用宗族语言编排世系，将祖先与当下人群联结起来，作为他们自身为孔姓后裔身份的表达。 义州旗人孔氏对于“旗”与“民”身份，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做出不同的认同抉择，以适应其社会身份与现实利益的变化，则展示出关东孔姓旗人抉择的现实性与策略性。 国家政策调整对家族策略变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东南大学副教授贺晏然《清代儒家先贤奉祀制度的建立与“奉祀型家族”的崛起》文中指出明清时期国家奉祀政策变化，形成了“奉祀型家族”这一特殊的家族形态。 本文主要探讨了三部分内容，一是在“奉祀型家族”出现之前的奉祀模式为原乡祭祀原则。 二是“奉祀型家族”规模化崛起主要包括奉祀生大量泛化、衍圣公府对山东外先贤奉祀管控减弱和家族对奉祀活动的主导三方面原因。 三是南北方“奉祀型家族”的策略与发展特征，“奉祀型家族”主要通过建“祠”和修“谱”，以实现设立奉祀后裔的目的。 南方通过多方面灵活的策略谋求奉祀身份，北方家族则注重正统身份，倚重衍圣公府与政府的力量，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竞争、合作的关系。

家族迁徙是家族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曹雪稚博士在《移民、国家与家族：明代曲阜孔氏族裔的外迁》一文中通过将传统历史地理学理论同现代的GIS 技术相结合，运用简洁的历史地图分析明代曲阜孔氏的外迁的范围、成因与特点。 明代时期曲阜孔氏族裔的自主性移民成因，既存在国家层面上的因素，包括战乱时期社会动荡、国家落籍政策调整，也存在家族层面上的因素，家族繁衍导致土地不足，族人外出经商、外地做官等。 从明代孔氏族裔外迁现象的考察，可以看出相较于国家的强制性移民，自发性移民的外迁规律决定性因素还是安土重迁以及儒家忠孝伦理等传统观念，使得宗族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圣贤家族志书研究对挖掘圣贤家族志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山东大学副教授谭景玉在《明代儒家圣贤家族志的编纂、内容及价值》一文中指出明代在国家尊孔崇儒政策下，编纂儒家圣贤家族志记述儒家圣贤及其后裔等家族概况成为一股风潮，大量的家族志书在这一时期问世。家族志书的编纂对于弘扬先贤功绩，维护家族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圣贤家族志书对于研究圣贤家族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具有制度研究、文献辑佚、考订世系等多方面功能，是研究圣贤家族史和儒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孔丽《孔子家志编纂要旨及其价值》一文指出孔子志书的编纂要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记载孔子世家史、保存世家史料、垂训孔氏子孙，教化广大学人、作为崇儒安邦的途径。 通过孔子家志文献我们可以系统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变化和发展，理清孔氏家族的发展脉络，深切感悟圣贤优良的家风文化。

二、圣贤后裔制度史研究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制度史研究被称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四把“钥匙”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吴佩林在《明代在孔府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报告中，从多个方面对明代对孔府发展史的重要性展开论述。 首先，从爵位承袭上看，明代衍圣公爵位的承袭渐趋稳定。 其次，从衍圣公的品秩来看，衍圣公品级由卑而高。 再次，从衍圣公职能上，衍圣公也一改前代出任外官的惯例，专主奉祀。 最后，讨论了孔府机构设置的完整性以及祭田管理的规范性。 在明代尊孔崇儒的政策下，孔氏的圣裔形象得以巩固，孔氏宗族发展更加壮大，孔氏家族在内的四氏圣裔诗礼传家的氛围愈加浓厚。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吴伟伟在《明代驿站制度的表达与实践——以孔府使用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将《明会典》中衍圣公以及其属官使用驿站的规定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得出了衍圣公乘驿之事由约有三种：病势沉重；奉命赴阙；进京朝贺。 衍圣公属官、员役乘驿之事由主要有赴京公干和随同衍圣公进京两种。 结合《孔府档案》中关于衍圣公使用驿站的内容与明代京师、山东驿路图，复原了衍圣公往返京师的路线。 发现明代驿站制度的实践过程中，衍圣公在使用驿站过程中存在骚扰驿站、夹带私货的问题，驿站的管理上也存在秩序紊乱的情况。 该文有助于加深学界对明代驿站制度的认识。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亚非、硕士生王晓璞《有限自主与反向纳入：明代衍圣公府政务关系简论——对〈孔府档案〉嘉靖至崇祯朝咨文的再解读》一文整理《孔府档案》中现存的明代衍圣公府与六部、都察院、山东巡抚、山东布政使司的往来咨文24 件（含草稿），考察衍圣公府与中央部院以及地方政府来往咨文的内容，分析衍圣公府在明代国家结构中的地位。 明代衍圣公府存在“道统”意义上的特殊性，使得其相较于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存在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其在政务往来方面仍然受到多方掣肘。

三、圣贤后裔特权研究

历代以来，统治者为传播尊孔崇儒的思想，往往给予圣贤后裔各方面的特权，差徭优免是圣贤后裔最为重要的特权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蒲凤莲《清中后期州县治理的困境——以孔府差徭优免为中心》一文中利用《孔府档案》中关于孔府差徭申免的档案，分析了从乾嘉时期到道光以降，州县政府对孔府差徭优免态度与处理方式上的变化。 文中指出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州县政府对于孔府群体派差形式，由在地方杂差、乡地差役及工差转变为更多的在兵差及各种苛捐杂税，二是州县政府对于孔府提出差徭优免申诉所采取应对策略，则是由原来的援例维持转变为约束限制。 清统治到中后期，在社会变动影响下，传统儒家秩序遭到破坏，制度化儒家逐渐解体，孔府群体世代享有的优免恩例名存实亡。 差徭优免申诉过程中，州县治理中存在的上司掣肘、绅士豪强及宗族对地方事务的干预、财政拮据等诸多困境也得以体现。 聊城大学李先明教授《北洋时期的赋税加派与孔府差徭优免权的终结》一文中，讨论了在北洋政府时期赋税加派的背景下，孔府利益群体差徭优免权面临的存废危机。 在纠纷处理方式上，无论是为族众申诉的孔府，抑或是处理申诉的地方政府，均会因申诉群体与孔府的亲疏而不同。 地方政府不断强调赋税加派的正当性，孔府的申诉收效甚微，孔府差徭优免权最终还是难免走向末途。 孔府差徭优免权终结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并非仅仅是赋税加派所产生的冲击。

钦拨户，是指由皇帝拨赐、专供贵族地主使役的户人，钦拨户群体被分为庙户与佃户两类。 孔府在所属人户的管理上存在诸多纷争。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郑双在《“统治”与“逃脱统治”：清代孔孟二府钦拨户脱户纠纷中的国家与社会》一文中，专门就清代孔孟二府的钦拨户脱户问题展开研究。 其指出孔孟钦拨户脱离孔孟二府的统治原因在于承担的繁重负担、微弱的独立性和属官员役的盘剥，而编审漏洞以及地方官府与孔孟二府在争夺钦拨户管理权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则为脱户创造了客观条件。 钦拨户通过出逃外地、就地隐匿、虚构事实、与孔府属官员役共谋等方式寻求脱户。孔孟二府面对钦拨户的脱户伎俩，则是通过联系上层高级官员给予州县政府压力，迫使其帮助追回逃脱的钦拨户。 脱户纠纷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的根本在于，国家出于统治的需要，孔孟圣裔因作为文化正统的象征，往往受到偏袒。 扬州大学博士生张蒙蒙、李文才教授《明清孔府庙户的管理建构——以《孔府档案》为中心》一文中从人力管控的角度阐释孔府对于庙户的管理，管理方式包括孔府对于庙户编审户籍、清查漏户逃丁、征收丁银年例等。 管理机构孔府则通过以百户官为主、以健丁和户头等属官为辅的百户厅作为管理机构，对庙户人丁进行日常管理。 孔府对庙户的人力管理，最终目的在于使庙户能完成包括洒扫、守卫和、备办祭祀和孔府的各类杂差。 山东大学博士生孟维腾在《重构崇圣：民国时期曲阜林庙奉卫体系之变（1914—1930）》中指出民国颁布的《崇圣典例》改变了曲阜的传统林庙奉卫体系，孔府失去对林庙奉卫官的选任权。 在孔氏重新掌握林庙管辖权前，经历了由曲阜知县兼任林庙奉卫官的阶段。 最终孔府成功收回奉卫权，奉卫体系得以延续，但由于奉卫规则并不清晰、权限不明、财政困难等原因，林庙治理的秩序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作者强调在民国时期，儒学正统地位受到冲击衰落是不争之实，但在林庙奉卫体系争端中，孔府与多方斡旋运作下，事态产生的多番反转，则显示出在复杂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社会各方对待传统儒学态度的仍是摇摆不定。

四、圣贤后裔社会文化史研究

本次会议中还有利用《孔府档案》对孔府饮食史进行研究的优秀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杨素花《物质、联结与统驭：明清时期孔府与朝廷的饮食互动》文中指出饮食作为一种互动性的社会语言，明清时期孔府与朝廷的饮食互动，始于物质层面。 孔府由下而上的“贡”与朝廷由上而下的“赐”，则是在关系层面的升华。 阙里迎奉场合更是交互机制中达到物质联结、关系建构与政道相维的一种共融。 作者认识到研究历史上的饮食活动，确须超出食品史的范畴，去注目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义等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方面。 明清时期，饮食体系经过前期的发展与繁荣，凸显体系化与制度化特征，饮食成为沟通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等多重领域的介质，与整个历史生态相始终。

《淮南子·说山训》有言：“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山东大学孔勇副教授《事实与传闻之间：明清衍圣公府大门楹联的知识考古》一文则是通过研究衍圣公府大门楹联，探究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距。 通过研究阙里文献以及名人游记，指出衍圣公府大门楹联由明代“李东阳题写”，纠正了楹联内容改动发生于清代的错误认识，实际发生时间在清末民初。 近年来流传广泛的关于“李东阳撰词、纪昀书法”的说法并不准确，是近年来的民间轶闻。 此例个案研究为孔府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五、总 结

纵观圣贤后裔部分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特点：1、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 2、研究对象以孔府为中心展开研究为主，其他圣贤后裔研究较少。 3、史料利用以档案资料为主，兼及家谱、碑刻、契约等地方文献。 本次会议使得学者们深切认识到圣贤后裔研究具有的独有价值和意义，同时发现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意识的缺失、文献史料运用不充分、家族研究过于碎片化等问题，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