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以“一五”计划制定实施为中心

2023-04-20 03:45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现代化

徐 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艰难局面,周恩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产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渐展开做了必要的前提准备。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大规模建设高潮的兴起,周恩来提出建设工业化强国的设想。①1944 年5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6 页。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他逐渐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并在几十年间一直为之努力奋斗。周恩来亲自领导编制和实施的“一五”计划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了开创性探索,为当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现代化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但多偏重于从宏观角度论述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提出的过程,或者是对周恩来的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作概括性阐述。②代表性研究有曹应旺:《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李杰:《周恩来四个现代化思想浅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韩亚光:《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潘顺利:《关于“四个现代化”概念形成时间的探讨——与韩亚光先生商榷》,《学术界》2008年第2期;叶国洪:《周恩来的现代化思想:承继、解难与创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陈答才:《论周恩来对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本文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周恩来领导编制和实施的“一五”计划及其重大成就,阐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如何艰难起步的,并深入讨论周恩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卓越贡献和早期探索的奠基性意义,进而思考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正确思想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有益启示。

一、周恩来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早提出和逐渐完善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但这个目标从提出到逐渐完善,经历了由一个“现代化”即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变化过程。

新中国诞生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绝对不行,所以首先提出了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提出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2 页。。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388 页。周恩来明确提出要落实好“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总体方针,“我们要准备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现代化的工业”。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版,第191 页。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周恩来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不断提出和完善现代化的概念和目标,从一个现代化(即工业化)逐渐发展到几个现代化。他陆续提出过: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的重工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等。他已关注到各个产业之间协调发展问题,提出“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11 页。。

新中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起步于“一五”计划时期,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领导人,并在其后半生一直为之努力奋斗。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他坚定地预言:“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32、136 页。

虽然这时周恩来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与后来的“四化”内容不尽相同,但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以后的20多年中,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内容越来越完善。周恩来还阐明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77~178 页。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就必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339 页。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考,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有发展。他认识到不能孤立地提出建设工业体系这个单一概念,同时还应更快地建成中国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3 页。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要“更快地把尖端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搞起来”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4 页。。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7 页。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概念。周恩来对现代化的认识在实践中也不断提高,他逐渐认识到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没有必要再单独列出,并且愈加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613 页。这已经很接近后来提出的“四化”目标了。周恩来认为更恰当的提法应该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他看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12 页。。1962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与有关部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了“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520 页。1963年1月,他又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强调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528 页。。

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他表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39 页。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对四个现代化内涵的完整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早期探索的结晶。虽然一个时期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干扰了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再次号召“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79 页。。

自改革开放至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11 月8 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为现代化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共二十大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做了最新的理论阐释,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②《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结合新时代发展特点的最新探索。

二、周恩来领导编制“一五”计划以实现现代化目标

要把经济社会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的新中国,除了面临综合国力弱、工农业基础差等许多困难外,还缺乏科技人才和建设经验,更紧迫的是急需编制出符合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发展计划。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抓紧与苏联方面联系,聘请他们的专家帮助设计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为编制“一五”计划做准备。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设计和编制。当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130 页。的战略设想。根据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先由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当年春开始试编“一五”计划,后由新成立的国家计委接手,编制出粗线条的年度计划纲要,并讨论了远景发展规划,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发展提出了大致设想。

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④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这次编制工作于1952年8月开始,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其内容包括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主要建设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周恩来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5 页。

为加快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赴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征询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争取苏联的援助。8月2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斯大林表示愿意对《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等方面帮助中国,同意中国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6 页。9月3日,斯大林再次会见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双方继续商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问题。听取周恩来介绍中国三年来经济恢复状况和五年计划的方针与任务后,斯大林表示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印象很好,但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对中方原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年增长速度20%,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再次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257~258 页。最后中苏双方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此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

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该指示提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规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提出了编制计划中应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在抗美援朝的环境下必须按照“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进行国家建设,必须由此出发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应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集中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发展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必须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各级干部要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要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编制和完成建设计划。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448~451 页。

1953年,周恩来又组织调配人力对“一五”计划进行了两次编制,一方面弥补了以往计划草案在各个经济部门和各年度互相配合等方面资料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根据斯大林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工业增长速度改为年均13.5%~15%。“一五”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在领导现代化建设中注意以重点带动全盘工作,为保证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工业的建设,中央政府在“一五”期间对这四个方面建设加大了投资比例。

同时,周恩来督促尽快落实争取到的苏联援助项目,争取扩大和补充新的援建项目。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和禁运的背景下,苏联的援助对中国展开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苏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1952年争取到的141项援建项目的基础上,1953年又争取补充了15项,最后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③由于多种原因,实际正式施工的项目为150 个。参见董志凯:《关于“156 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4 期。“一五”期间,在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后为国务院)④1954 年9 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政务院改称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⑤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64 页。,以建立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初步基础,这是“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

1953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在“一五”计划开始的第一年,要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283 页。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表示:由于“一五”计划已经开始执行,“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一五”期间新建和在建的重大工业项目约有600个,包括“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类重型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英勇奋斗,“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0~181 页。

进入1954年后,“一五”计划的修订完善工作仍在进行。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的决定,明确该工作小组的任务是研究“一五”时期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建项目、投资比例等问题。陈云、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等8人参加了小组的工作。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312 页。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8 人小组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审议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进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纲领,周恩来为它呕心沥血,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计划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研究过,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1954年11月3日,周恩来飞赴广州,同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用了20多天的时间审核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26 页。,对其中所提的总方针、总任务、建设速度、投资规模、地区布局等重大问题基本作了定论。1954年底,针对编制计划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发挥地方积极性、重视农业和人民生活、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等一些新的政策。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689~691 页。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并颁布实施。6月17日,周恩来审改了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草案的说明要点。翌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并决议将它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8 页。当时计划的主要任务指标是: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将比1952年增加一倍左右,即平均每年增加15%左右;其中,国营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将增加约一倍半,即平均每年增加20%左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将增加到40%左右;粮食将增加30%左右,棉花将增加34%左右。当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苏联政府援建的一批现代化建设工程亦于“一五”期间开工投产。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709~710 页。至此,历时四载,修改六次,数易其稿,“一五”计划编制工作终于完成并逐年展开实际建设。在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努力下,最早的一幅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终于绘制出来。

三、“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新中国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

周恩来不仅领导了“一五”计划的编制,还亲自指挥了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的落实。从项目选择、争取外援、施工设计、试验研究,到物资供货、设备安装到投产,大多数都经由周恩来亲自审定和统筹。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包括了军工企业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援建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中部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35个。①董志凯:《关于“156 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4 期。通过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可使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一五”计划全面展开后,考虑到必须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极不合理的经济格局,周恩来对能源、电力、有色金属、重要煤矿等关乎国民经济命脉性质的工业放在什么地方以及内陆地域的大片工业空白中怎么布点等都做了悉心的安排,为此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在“一五”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以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建设和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建设。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加强的基础上,陆续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厂迁往内陆地区。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五”时期中国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立和制造了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立、改造和扩建了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周恩来对各个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的具体落实抓得很紧很细,对工业化主要指标和一些重要数据了如指掌,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新型工业企业和新建工程陆续投产。他还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听取专家和工人们的意见。他不止一次到上海钢厂、唐山煤矿、新建的水电站去调查。1958年7月14日至18日,他先后到上海第三、第一钢铁厂和矽钢厂的车间和工地,看望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了解生产情况。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153 页。他还登上了五号机车,同驾驶员亲切交谈。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从当年冶金工业、机械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业、新兴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情况,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钢铁工业是现代工业的脊梁。“一五”时期新中国不仅重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而且在内陆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大型钢铁基地。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三大工程举行了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中具有重要意义。”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18 页。鞍山钢铁公司的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以及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此外,中国另两大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及包头钢铁公司在“一五”时期也开始建设。武钢和包钢的第一期工程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正式施工。

机器制造被誉为现代工业的心脏。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极为落后,“一五”期间在苏联帮助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一大批机器制造业工厂相继兴建和竣工。这时期代表性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有:1953年被苏联援建的中国第一家自己的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建设,1956年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1954年南昌国营洪都机械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1956年被列入中苏援建重点工程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此后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分别于1955年、1957年竣工投产。到1957年底,还有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哈尔滨电机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沈阳电缆厂及兰州石油机械厂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也接近完工。从品种上来看,“一五”时期机械工业发展了4000多项新产品①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3 页。,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工业体系。机械工业部门具备了研制和生产重型、大型机械以及精密产品和成套设备的能力。1957年主要机械产品的产量比1952年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冶金设备、矿上设备、发电设备平均增长在28倍以上。②邓力群、马洪、武衡主编:《当代中国的机械工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7 页。

能源和交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一五”时期,能源工业在施工的重点项目中占有很大比重。新建和扩建了大批发电厂、水电站、煤矿、油井、水利工程。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建成投产的大规模电站有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石家庄、太原、包头、武汉、郑州、洛阳、西安、乌鲁木齐、重庆等电站,扩建的油矿有甘肃玉门油矿。“一五”时期还扩建和新建了丰满水电站、三门峡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等许多大小型水电工程,1954年5月中国第一座巨型山谷水库官厅水库竣工。这个时期建成投产的较大煤矿有:辽宁抚顺矿务局西露天、老虎台和龙凤三个矿,阜新海州露天矿和平安立井,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鸡西城子河立井,陕西玉石凹立井。经过五年的大规模建设和努力生产,1957年中国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千瓦时,比1952年增长166%,为1949年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③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85 页。

与能源紧密相关的是交通运输与通信业,党和政府同样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早在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6条中就明文规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9 页。“一五”期间国家投入大笔资金修建了铁路和公路,架设通信设备,特别重视西部地区的交通和通信改善问题。这期间标志性的交通建设成就是: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通车,1955年7月1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通车,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56年12月9日,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说明“一五”计划执行情况时指出:“五年内新建和恢复的铁路将达到五千五百公里左右,重要的干线如集宁到二连、宝鸡到成都等线都已经修通,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将要修通,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已经修到玉门以西。重要的公路如康藏线和青藏线等也都已经全部通车。这些铁路和公路的建成,加强了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2 页。在运输和邮电方面也迅速发展,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并正式开工生产,并试制成功了10多种电子管。到1956年底,中国所有县通了电报,95%以上的县通了电话。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1957年全国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任务。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4 页。

在领导工业建设的同时,周恩来对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也十分重视。他深知一个国家若没有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包括核工业、航空航天业等,将很难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周恩来对招揽、保护和使用专业人才以发展中国现代科技和国防尖端工业倾注了很多心血。1952年5月,他主持中央军委开会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开始酝酿发展国防尖端工业。1954年10月,周恩来向率团访华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援助中国兴建原子能事业问题,并与苏方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6 页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找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了解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资源等情况,仔细询问核反应堆与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条件等。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40 页。次日,周恩来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有关人员关于发展原子能的汇报。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周恩来特别强调一定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41 页。会后,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具体负责中国核工业建设问题。从组建管理机构、延揽人才,制订规划、确定建设规模,到确定指导两弹一星研制试验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承担了大量繁重而又细致的工作。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和苏联援建这一尖端科技问题,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45 页。会后,周恩来具体抓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组织落实工作,他指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成立了原子能小组,作为国务院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归口管理部门,并调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刘杰担任三办副主任,协助主任薄一波具体管理和规划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还想方设法促成钱学森安全回国,任命其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专门负责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刘伟、袁成隆、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称二机部)。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一(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0~121 页。同时,从各部门抽调技术骨干充实该部科研力量,成建制地从地质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机部等部门调入职工或划拨单位壮大该部基础。

周恩来还指示从国内增派原子能方面的留学生去苏联和东欧学习,多次派科技人员到这些国家进修、实习、考察,其中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有140余人。为了满足核工业建设对人才的急需,从几所大学调集专家,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技术物理系,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工程物理系,选拔其他专业的大学二三年级学生改学这些专业。周恩来为中国核工业制定的建设方针是“军事利用为主,和平利用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⑦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564 页。他亲自与苏联驻华大使几次商谈并签订苏联援助中国进行铀矿勘察的协定,多次致信苏联政府领导人请其帮助援建国防尖端科技。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先后同苏联签订了铀矿地质勘察、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业项目建设、核武器研究等六个协定。整个“一五”时期,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国防尖端工业建设从无到有打下了基础,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一五”时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起步阶段。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一五”计划的大部分指标按时完成,特别是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建设的展开和陆续完成,为中国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工业总产值按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到1957年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了128.3%。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26.6%上升到43.8%。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①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版,第242 页。到1957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0%以上。计划所规定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除了少数的以外,大都如期完成或者提前完成建设进度,而且在各个年度中又增加了一些新开工的建设单位。“一五”期间大约有500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这样就会提高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极为落后的面貌。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1~212 页。此外,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在内陆,一批工矿企业在内陆兴办,使过去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变。

“一五”计划制定实施虽然是以发展现代化工业为重点,但党和政府并没有忽视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农业生产方面,1953年和1954年,虽然中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的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1952年有所增加。1955年中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达到3496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036万担,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所增加。1956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等严重灾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但这一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一五”计划规定的指标。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3~214 页。“一五”时期水利建设大规模展开,中央政府动员数百万民工治理了长江、海河、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且开始建设了一些中、小型的水利工程。大多数建设完工的水利工程在防洪、灌溉等方面已经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一五”计划的全面展开和超额完成,迈出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使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有效加强。“一五”计划的完成,使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7 页。在人民物质生活改善方面,“一五”时期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从1956年4月起,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确定1956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55年提高13%左右。这样,1956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比1952年提高了33.5%,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33%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超过原定的计划,在国营工业部门,1956年比1952年提高70.4%,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64%的指标。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6 页。这几年里面,中央政府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生活。1955年政府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的粮食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虽然“一五”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周恩来也总结了在计划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和应吸取的教训。他指出:“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5 页。他特别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18 页。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新问题和新困难。因此,必须经常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随时了解情况变化,“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24 页。。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所获经验教训,为中共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余论

周恩来在“一五”时期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探索及其理论思考,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特点做了最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18~19 页。习近平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包含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早期探索中得出的正确思想与经验总结的重要元素。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在领导编制实施“一五”计划时就认识得很清楚。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明确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随时随地都会有新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必须对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及各方面困难都充分估计到。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要求各部门不管是制定远景规划,还是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在计划执行中也要实事求是。“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90 页。当今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更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十四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客观存在,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坚持稳中求进,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口规模巨大蕴藏着也意味着强大的发展潜力、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国内市场,要充分把这一特色转化为优势,努力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宗旨所决定的。周恩来始终坚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必须将群众利益置于首位,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他认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6~197 页。他十分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230 页。的主张。习近平传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体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政策尽量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不断完善分配制度,着力解决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出现的新矛盾,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使全国人民能够通过勤劳奋斗和聪明才智实现个人发展和人生价值,能够充分享受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充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在早期探索中也有正确的认知。“一五”时期,他就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科学定位,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将“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60、162、189 页。20世纪60年代,他再次强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309~310 页。周恩来当年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仍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推进、同步提升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⑤《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35 页。,就必须反对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的思想意识,在努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大力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周恩来对保护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问题认识很早,关心最多,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开始研制国防尖端武器时,他就指示要关心核试验基地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周边环境的防污染问题。在水利建设中,他曾亲自带队考察三峡大坝坝址,一路提醒相关部委、省市领导和专家要注意做好生态平衡和移民安置等工作。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131 页。他在视察云南西双版纳时,针对有些地方破坏原始森林的现象,立即制止说:要保护自然资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很多。“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也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①《周恩来在西双版纳和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及国营橡胶园的有关人士谈话记录》(1961 年4 月13 日—15 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1436 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393 页。,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的科学论断,包含着周恩来当年提出的重视环境保护的正确理念,阐明了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将对人类文明进程和自然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要采取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方针,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环境保护带来的良好生活环境,努力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1953年底,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会谈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成为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了“求同存异”原则,它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和平方式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外交活动,争取建立和平稳定的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一直探索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对当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国家侵略扩张的老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2013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6~299 页。。中国政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互惠互利、友好往来的原则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这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杰出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形势下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当前,中国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将会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作出的最新理论阐释,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结合新时代发展特点的新探索。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懈追求的结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探索,为当前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们当年的艰苦创业既有深远的、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又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此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版,第18 页。。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开创的,这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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