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策层视角下的抗战革命叙事∗

2023-04-20 03:45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3年6期
关键词:决策层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

赵 亮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决策层呈现出与其他政治力量不同的理解讲述抗战方式。把抗战上升到革命问题,用“共产主义哲学方法”观察中日民族阶级矛盾变化,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对整个中国革命也形成了系统、独特的叙事话语体系。

一、重返中共决策层抗战论说现场与发现革命叙事

近来不少学者提倡重估中共抗战史的宏观研究价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迅速兴起。若忽视中共决策层基本文献,那可能愈加远离历史事实。在“统一战线”背后或还有更具基础性全局性问题待发现。在1939年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强调“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①《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9 页。。1945年周恩来也说“统一战线”存在于“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598 页。如此看来,“统一战线”与其说是根本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伴随时代和形势变化,始终存在于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间的战略策略问题。中共正从此意义上把自觉把握它称作“法宝”。

还有“领导权”问题。1937年刘少奇指出,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不仅是抓住抗日主力军以取得抗战胜利问题,也是进而“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问题。③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第234 页。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①《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413 页。

可见中共决策层认为全面抗战本质上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问题。究竟如何理解抗战与革命的关系,毛泽东在1940年强调“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而是两者“都在抗战过程中”。②《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9 页。因此王稼祥在1943年说“正因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它便较容易的找到抗战中的正确道路”③《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343 页。。这都提示,中共决策层应是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就把它上升到革命问题,只是越到后来探索越自觉。

只有首先把握中共决策层对英美问题的认识变化过程,才能更深刻理解它为何重视从革命角度进行抗战的论说叙事,以及对领导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强调。学界的研究如果从此角度重新认识全面抗战过程,这或也可为把握抗战与后来历史发展的真实联系提供更多线索。

二、中共决策层对全面抗战的民族革命叙事

中共成立以后有关民族革命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围绕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构建的。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共决策层对它们与中国民族革命关系的认识则经历了更加深刻的变化。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矛盾,已经转变为主要和日本的矛盾。对中国的前途而言,它要么沦为日本的“完全殖民地”,要么“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那么当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④《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8~399 页。毛泽东认为,英美等国应当“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因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⑤《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0 页。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构成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话或有分化西方列强的考量,但也说明当时中共决策层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以及由此导致中国民族革命在主要任务和前途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⑥《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3 页。。刘少奇也在会上说,大革命时期是“世界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反对中国革命,而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已不一致了。英美法相当赞助中国抗日”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6 页。。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初期,中共决策层仍坚持上述认识。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就说,应“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外援是不可少的”。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1 页。8月25日,他又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针对英美等国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①《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2 页。。但与此同时,中共决策层对更进一步调整对英美态度也有必要准备。当年5月毛泽东对美国进步记者韦尔斯说,鉴于英国与日本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应将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区别开”。从人民角度指出中国与世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和光明前途。②《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03 页。到了11月12日,从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已可明显感到中共决策层对英美态度开始发生进一步变化。不像之前提交党内讨论学习的比较正式的文献所述,毛泽东不再笼统概称英美等国,而是突出其政府立场,强调“英、法、美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没有实际的援助。③《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88 页。

从那以后,中共决策层对英美参加和支持对日作战的估计愈加消极,更开始重新强调和公开提出英美在中国既有殖民利益的问题。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谈到中国经济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压制时,没有提到英美,却明确地说:“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④《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93 页。1937年5月,刘少奇进而提出:“英美法等国改变了分裂中国的政策。”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73 页。而到了1938年10月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中,固然仍有争取英美援助的表述,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样一份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中,周恩来的分析开始明确与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是被日寇侵占着、摧毁着”相联系。⑥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0 页。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当年11月中央全会上再次提出“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就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国内战争;而“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就是“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⑦《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3 页。这与他1936年与斯诺谈话内容形成鲜明对比。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仅通过写文章或与英美进步记者谈话,而且也在很多党内场合提出转变对英美与中国民族革命关系的认识,足见中共决策层对此问题的重视。但直到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的事实发展,使中共决策层对于英美问题,不得不逐渐强化原有的革命视角的分析论说方式,强调其帝国主义本质,只把它们作为战时和暂时的统战对象。1938年10月之后,英美在对日作战中扮演的角色又不断发生新变化,中共决策层对相关问题的论说也有新进展,却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预示了民族革命不会因为抗战胜利而终结。

中共决策层对欧洲战争形势的评述尤能说明此情况。1939年9月,毛泽东对《新华日报》记者说,英法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最终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无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是德意与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美国以中立名义暂不准备参加这个战争,其目的是待将来参战以攫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欧战一开,英美等国注意力会进一步集中到欧洲战场,加速出卖中国利益。中国必须反对妥协、分裂和倒退的倾向,否则“就是亡国的前途”。⑧《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 页。毛泽东这番谈话固然有其特定历史情境,但他提示注意英美等国对于欧洲和中国战场的不同立场,以及由此带给中国抗战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导致和加剧国民党集团分裂和投降危险,这是正确的。中共决策层能够保持这种独立清醒认识,跟它坚持从革命高度认识抗战密不可分。

1940年以后,鉴于英美与日本关系不断趋于紧张和对立的新形势,中共决策层对英美的态度作了一定程度调整。如在1940年12月25日,虽然当时正值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但毛泽东给党内起草的一份指示中仍提出,“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必须将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与“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4 页。但总体来看,直到1941年夏季前后,中共决策层始终未改变对欧战性质的判断,认为二战形势的发展“是帝国主义战争”向世界范围的扩大,“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61 页。不管英美等国“彼此之间在远东问题上有何矛盾,不管它们对日寇的矛盾多么大”,“正是一致的趋向于引导中国走向投降”,要从这些“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来看”中国内部“投降危险的来源”。③周恩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解放》1940 年(总)第108 期。实际上,我们也正要基于这种判断来理解中共决策层对其自身与国民党争取英美外援不同立足点的区分,即要“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这些原则“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④《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4 页。

到了1941年夏季以后,伴随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特别是美国开始为中国提供更多实质援助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共决策层逐渐避免“帝国主义战争”的提法,实际上提出二战是反对东西方法西斯的战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在当年7月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164 页。和12月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1~252 页。发出的两份内部指示。英美参加对日作战客观上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及时指出并肯定这一点,有利于防止和克服中共党内相关“左”的错误观点。但这只是把英美视作战时和暂时统战对象的需要,是可以随时和适时调整的灵活策略,绝不是说中共决策层由此改变了对英美本身的帝国主义本质认识。正因此,中共领导人强调“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要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⑦《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274 页。毛泽东在1941年12月上述指示发出时就特别强调,抗战胜利只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而非基本实现。这仍然有意识地与他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构成区别。而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独立解放不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18 页。。到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英美等国作为“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把日本赶跑了,“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⑨《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7 页。1947年中共中央基于此把解放战争称作近代中国历史上继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之后的第四次“革命高潮”,指出这一形势就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逐渐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情况之下形成的”。⑩《毛泽东文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220 页。

直到中国抗战的最后阶段,英美与日本仍存在议和的可能性,其代价则是中国的东北。①Hans J.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Routledge Curzon(London and New York),2003,p.38.坚持从革命高度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认识中国抗战,不仅让中共决策层清醒认识到英美支援中国抗战的“被动性”②《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82 页。,更让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更加深刻看待世界大国关系变动中的中国命运和民族革命意义。伴随这种认识发展,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后,民族革命的叙事方式在中共决策层的抗战论说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不断加强。它使用革命话语揭示和强调英美始终利用、牺牲、交换或重新分配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本质,为中共在有关中国抗战进程和前途的立场阐释中占据主动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舆论条件。

三、中共决策层对全面抗战的民主革命叙事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中共决策层就认为必须使抗战成为全面的抗战,只有继续坚持民主革命的重要步骤,才会有抗战的胜利。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就说,如果“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末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③《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05 页。。他后来又以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为反例说,七七事变以来的抗战“在地域上说是全面,在成分上说只是一面,还有广大的群众并没有发动到抗战中来,只是军队和政府来干而已”,这必然遭致失败,加剧民族投降主义的危险。④《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62 页。因而可以说“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⑤《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74 页。。正如很多研究显示,对于如何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和争取民主自由,中共领导人在抗战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说。不过更深入地看,其关键是从一开始就凸显了工农特别是农民的力量,亦即应采取有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但绝不是放弃从经济关系上,同时还要从政治等其他方面,坚持和扩大对农民的解放。比如,当斯诺直问中共是否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时,毛泽东就回答说“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贯的原则”。但抗战绝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至于如何解放农民,是否恢复过去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但必须要减轻农民负担。⑥《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10 页。刘少奇之所以强调“所谓革命领导权,就是谁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应当说也是体现这个思路。1937年5月,毛泽东针对农民和土地问题进一步指出,虽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说阶级矛盾可待抗战结束以后再行解决。过去实行了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现在则应“对农民应减租减税”⑦《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9 页。,“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⑧《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60 页。。

中共决策层起初设想通过国民政府的民主改革来实现对工农民主运动的领导。这是试图在更集中强调农民运动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1937年5月,毛泽东在接受韦尔斯采访时说:“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①《毛泽东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497 页。于此前后,中共领导人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76 页。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对群众运动有“怕”的一面,但也有“要”的一面。在此情形下,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合法”与“统一”,“共产党发起的运动和组织也要服从于这两个原则”。③《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6 页。中共应做好转变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准备,“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需要重新学习”。④《毛泽东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63 页。

不过在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沦陷以前,不能说中共决策层把领导工农运动特别是武装农民群众,放在如同1938年10月以后那样首要的位置。正如前文所说,毛泽东等多次强调英美外援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正规战的重要性,应“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⑤《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5 页。;周恩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⑥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年版,第174 页。这反映出,由于中日国力相差悬殊,日本侵华又经过了长期准备,中共决策层试图将推动支持国民政府和军队抗战放在优先位置,也正因此甚至曾对党内提出,统一战线内部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⑦《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3 页。

但国民政府对民主改革的一再漠视和拒绝,以及正面战场失败形势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上海和太原的陷落,促使中共决策层不仅愈加强调发动和武装群众的重要性,而且强化了独立自主开展这一工作的思路。毛泽东反思说,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这“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中共“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为此“一定要实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他更进而将此问题重新上升到“统一战线”领导权,指出形势的发展已“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⑧《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92 页。

根本性的思想转变出现在武汉和广州沦陷前后。中共决策层意识到,英美外援不可期,还迅速加剧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投降的危险。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批判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责任”。⑨《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19 页。前文说中共决策层此时有关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说,已经预示民族革命的任务不会因抗战胜利而终结。从民主革命角度看也是如此。正是针对《论新阶段》报告的背景和相关内容,毛泽东1947年回顾说,这种思想的转变“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战争的轨道上”①《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58 页。。

从那以后,民主革命自然成为中共决策层对整个抗战问题更加自觉的论说,也因而相比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就变得更重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和主张不仅未因抗战而废止,反被确认为中共领导抗战走向胜利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共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2 页。

很多研究认为,中共在抗战中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主要是解决与国民党谁领导谁的问题。其实这只是中共决策层在上海和太原失陷前后集中讨论过的问题。总体来看,中共领导人主要强调的不是如何领导国民党,而是如何获得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只是从历史节点来看,这种论说必然是在1938年10月以后的相关文献中表现得愈加明显。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1986年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在收录这篇讲话时,都特别加注说它“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95 页;《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1 页。。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开始明确地说,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④《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7 页。。革命力量的阶级来源很广泛,但其中“根本的力量”“革命的骨干”,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之所以干了几十年还没有达到目的,一则由于“敌人的力量太强”,一则却也由于“自己的力量太弱”。这种弱点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⑤《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562~564 页。。中共从建立时起就非常重视工人运动,而对农民问题则经过了曲折的探索,不能说全党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已就此问题完全统一思想。再联系到这篇讲话中对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强调,应当说毛泽东主要是为强调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更明确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⑥《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305 页。

对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中共决策层的思路也更加明确系统。减租减息是其中一项基本政策。但正如中共决策层反复强调的,这是从经济关系上削弱封建主义,而不是根本消灭它。为此就必须更重视政治的民主革命,着力将农民群众从封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并不是说经济关系没有作用。只是在中共决策层看来,重要的不仅是把减租减息同时发展为群众运动⑦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7页。,更具革命意义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特别是地主和富农资金流向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其用资本主义方式对农业生产的经营,从而促进反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变革。1940年12月,毛泽东谈到土地政策时说,减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703 页。,应当说就有这种考虑。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也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应“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309~310 页。1944年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进一步透露出一种构想,就是以减租减息作为中间一个重要步骤,在抗战胜利形势不断发展和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可能把“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这“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减租减息虽还不是完全的土地革命,“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应从土地革命的意义上认识它。③《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5 页。

抗战过程中,中共决策层不仅就中国革命的必经阶段和前途达成共识,更明确指出现阶段民主革命与中国和西方旧式民主革命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伴随这种认识发展,中共决策层不断加强从民主革命的逻辑和角度,论说何为和如何“全面”抗战,凸显农民群众在抗战中的地位,并将有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关系处理策略重新解释和整合到革命叙事的概念范畴中。这不仅有力冲击和丰富了中国社会对抗战的理解和想象方式,更为中共和民众以何种标准评价抗战结局和走入中国革命高潮预备了解释和思维利器。

四、余论

中共有关抗战的思想和理论不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完备提出,而是在抗战过程中逐步形成。这种理论探索不是单独的过程,而始终由中共决策层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发展来推动,并成为这种认识发展的表现。这个过程其实又是中共自身革命化的过程。这首先要求统一全党思想,这个任务既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尚未完成的,又因抗战带来的各种思想问题而变得更加严峻。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思想统一全党?1944年毛泽东同斯坦因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④《毛泽东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第182 页。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以此过程及其理论成果统一全党思想,无疑是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对抗战的革命叙事为此思想革命提供了内容材料和话语支撑。中共的抗战叙事变化与抗战认识变化实际上是互动的过程。中共的思想革命是联接和实现这种互动的纽带和场域,它通过对革命理论实践逻辑的中国抗战式阐释、中国抗战的革命理论式叙事,以话语呈现思想和进行观点交锋,以叙事“型塑”思维和统一认识,使思想革命依托抗战的革命叙事而发生,又进而推动抗战的革命叙事体系转变为实际的革命步骤。从此意义上看,政党革命也是中共抗战史叙事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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