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级、博物志与个体化
——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多重经验

宋 敏

(山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薪火相传,不仅诞生了沈从文这样具有标志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大家,还涌现了一批势头强劲的中青年作家,如蔡测海、孙健忠、石太瑞、马笑泉、向启军等,他们以富有地域性和民族特色的视角关注本土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记录和保存地方民族记忆,丰富和凸显个人色彩,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内在逻辑和机理,对其关注不应该简单地停留在重点作家个案研究,还应该从宏观层面给予更多的探讨,尤其是“湘西作家群”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级的文学样貌,在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除了对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的深入把握之外,对其发展路径和多种经验的总结,则更有利于发现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内在机理,进一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

一、 文学现象与“湘西作家群”的异军突起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三面环山,一面傍水,自然条件并不十分优渥。而湘西更是处于湖南的边缘地带,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并不引人注目。但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湘西作家群”异军突起,从沈从文到黄永玉、孙健忠、彭学明、王跃文、向启军、彭图湘、肖仁福、田耳等,一代代湘西文人用手中的笔接续书写着湘西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为大众呈现了一幅独特的文学湘西图景,让更多人得以认识和了解湘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作家居多,这使得他们的书写内容、呈现方式及情感态度等具有了风格迥异的特点。

首先,湘西山高水深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湘西人的性格和精神产生显著影响,生活于其间的湘西人民逐渐形成骁勇善战、豪气彪悍的性格特点。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1]湘西的地域特色衍生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精神,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体现为作家们对湘西民风的书写和对民族精神的表达。土家族作家张心平通过小说创作真实生动地刻画出了湘西人民的生存状态,《雪地上的脚印》通过民间医生田大云命途坎坷但却始终崇德向善的故事赞颂了生命的坚韧,《水塔与夕阳》中的退休老干部历经种种磨难但从未对生活丧失希望,《乡魂》中田海宝面对自然灾祸的冲击和外出挣钱的诱惑仍然选择坚守建设家乡的初心,张心平通过这些作品凸显了土家族人民坚毅执着、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刘萧的《筸军之城》淋漓尽致地书写了湘西人民的刚猛与决绝,筸军们前赴后继、奋勇杀敌,以视死如归的勇气和旺盛的生命力演绎着“不战则死,不死则战”的坚定信念,彰显着湘西文化雄奇彪悍的精神特征。向启军的散文大都体现着浓郁的湘西风情,他对民族风情的展现并不是通过描写奇风异俗和奇山异水来实现的,而是以描写凡人小事的方式展现苗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质,如《石头寨》对苗族男人粗爽豪放精神的赞美,《二佬和他的箫》对憨厚淳朴的梁庆的描绘等。在他的笔下,人们即使身处艰苦的生存环境亦能保持纯真质朴、坚韧耐劳、豪爽尚义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湘西少数民族被迫迁徙、流亡,在抵御外侮、抗争自然的斗争中,湘西人形成了执拗、坚强和不畏强暴的品质”[2],这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现象式书写,成为作家们深入民族生活内核、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思考民族命运和文化精神的一把钥匙。“湘西作家群”在湘西地理环境的长期渲染中也形成了对湘西的独特认知,并形成对于故乡和民族深沉炽热的情感,正如孙健忠自述的那样,“我的每一篇作品,都离不开我的故乡和我的民族了。”[3]

其次,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得益于一支由不同民族的老中青作家组成的作家队伍,作家队伍结构合理,人才济济,使得群体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据《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小传》中列出的《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名录》来看,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479人,入传作者378人,其中湘西多达198人,由土家、苗、瑶、侗、白、满、回、维吾尔等多个民族构成,这为丰富多样的民族风情的呈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4]。湖南少数民族作家们依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创作出了大量体现民族文化、历史和精神的优秀作品,成功建构起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体系。这支作家队伍中有一批创作成绩突出的老作家,他们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作家兼画家黄永玉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精神、艺术家的纯粹气质及鲜明的湘西本土个性,表达着对特殊年代的记忆、对文化艺术的虔诚和对当下社会的犀利审视;孙健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发表作品,尤其新时期以来,创作了《甜甜的刺莓》《水碾》等具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特点的作品,以及《舍巴日》《猖鬼》等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佳作;蔡测海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作力写就小说、散文、杂文等共计1 000余万字,其多部作品获得全国性奖项。他们以突出的文学成绩引领着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同时,作家队伍中还有一批创作势头强盛并取得一定成绩的中年骨干。龙宁英的报告文学作品《逐梦——湘西扶贫纪事》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刘萧的长篇小说《筸军之城》书写了一段有温度有深度的湘西历史,受到诸多评论家的关注和讨论,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田耳凭借《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此外,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也不容忽视,80后女作家黄菲18岁时创作的小说《他们叫我小妖精》一经出版就轰动文坛,《小手河》更是被评价为“80后最具名著气质的作品”;黄摩崖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头颅中国》获得“沈从文文学奖”一等奖;彭湖《撞车》《大幕》《五颜六色的黑》等小说相继在《花城》《芙蓉》《湖南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家是文学作品的生产者和创作者,不同民族不同代际的作家队伍的建立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证。

最后,沈从文作为湘西的代表作家,“开创了湖南乡土文学中的沈从文传统,对后世作家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5]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不少作家的作品与沈从文具有直接关系,是经由沈从文而生发出来的。黄永玉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以描写沈从文为主,他在文中深切回味了自己与沈从文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又呈现出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发展变迁。其散文集《这些忧郁的碎屑》讲述的主要是沈从文立身处世的点滴,也映现出沈从文曲折的人生经历。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在出版《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等学术著作之外,还在新世纪以来开始从事古典诗词创作和散文创作,代表性作品有《莺啼序——沈从文先生暨夫人张兆和女士墓地感怀》《沁园春·里耶组词》《凤凰赋》《涉江楼记》等。其诗词创作题材多取自湘西,精神上亦贯以多年来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思想情感,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立场。颜家文为纪念沈从文逝世30周年,创作了17万字的散文集《我见到的沈从文》,他从大量历史事实出发展开讲述,塑造出一个更为鲜活和立体的沈从文形象。此外,孙健忠还与萧琦合作将沈从文的《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并发表于《芙蓉》杂志1985年第5期。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湘西作家群”的创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沈从文的文学实践对后世湘西文人的影响更体现在文学观念的传承和创作风格的相似上,主要表现为对湘西人生命活力的展现和对人性美的讴歌。沈从文曾提到:“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在沈从文笔下,湘西并不是偏远落后的一隅,而是一个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浪漫之乡,他所书写的湘西世界让广大读者认识了另一个湘西,更影响了一代湘西作家的思考和写作,对理想人性的追寻成为他们共同的写作目标。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宁静、美好,仿佛世外桃源,其中许多人物在贫苦生活中依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且普遍都具有原始淳朴、率真自然的人性美及强悍坚韧的生命活力。当代湘西作家同样致力于对湘西人民生命力和人性美的讴歌。土家族作家彭图湘的小小说《船老板》就在描绘采风团与船老板交往细节的过程中,简洁而明了地表现出湘西人民善良淳朴的美好品质。苗族作家肖仁福的中短篇小说集《箫声曼》描述的是湘西南土地上的凡人琐事,无论是《箫声曼》中的小媳妇和香客,还是《夫妻镇》中的船老板和玉姑,抑或是《杨柳岸》中的九公和柳娘,作者并未对他们之间的感情进行价值层面的判断,而是着意渲染一种健康、美好的情意,还有《黄月亮》中大胆泼辣的女子及《酒与棋》中恣意狂放的老哑,都颇具率性自然的人性美,这与沈从文对湘西人的塑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沈从文这位现代文学大师对文学与现实的理解为作家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写作范式,文学力量由此日益积聚壮大,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沿着沈从文这位拓荒者开拓的道路稳步前进。

“湘西作家群”是文学湘军的重要力量,也是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结果。“湘西作家群”之所以能创造令人瞩目的文学佳绩,在湖南文学版图甚至是中国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除了与沈从文所树立的文学标杆的指引与激励密不可分以外,还有来自于独特地域文化的滋养。而来自不同民族不同代际的作家队伍的建立,使得湖南少数民族文学得以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焕发生机,并且在代际间影响下实现持续性书写而渐成态势。

二、 博物志书写与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世界的建构

文学书写中的“博物”传统古已有之,从《诗经》对动植物的描写,到沈括《梦溪笔谈》中对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军事、法律等内容的阐发,无不展现出“物象”的丰富、知识的广博及隐现于其中的个体经验和情感的表达。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种“博物志”式的书写状态,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风物书写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书写大大丰富了文学文本的内容,增强文学性之余还提高了其知识性。从更广阔的层面上来看,作家们怀着一名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感,用手中的笔及时记录了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记录了一个民族的动态历史,在此意义上,“博物”书写不仅发挥着文化叙事的功能,还具有历史叙事的意义。而贯穿于书写始终的作家情感亦是“博物志”式书写的另一侧面。

湖南作为土家、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等多个民族世居的地区,不仅民族多、少数民族人口多,而且民族文化和民间资源丰富,作家们正是依托地域特色和民族资源展开了不同维度的“博物”书写。

其一,作家通过对自然风物的书写建构起一个真实可感、具体生动的文学世界。陈茂智的创作具有典型的地域特点和浓厚的瑶族特色,他的作品大都以古朴的湘南瑶山为故事背景,“大瑶河”“香草溪”“风城”是他作品中特有的文学地理符号。侯自佳的散文集《沅水神韵》中对沅水两岸优美的山光水色的描写,李康学《走玩大湘西》中对湘西八山七水六洞十三城的呈现,颜家文《清香的枞菌》《桐花》《尖尖山今昔》《张家界之雾》等诗歌对植物物象和自然风光的描绘,曹淑仙的《张家界之神奇的东大门》中对“八景遗韵”“寺庙碑塔”“竹滩夜响”“羊谷蒸云”等地域性自然景观的展示,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进入作家们建构的文学世界的窗口。这些自然风物书写不是为烘托人物、渲染气氛而设置的背景,而是融入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和情感,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传达出作家们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故乡的热爱。

其二,将民间风俗和神巫传说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以“地方性知识”展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土家族诗人颜家文的诗集《湘西短笛》主要表现土家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如表现土家人特征的《乡情》介绍了 “镰刀肉”“包谷烧”等待客的传统佳肴,展示了土家族人“除夕把家归”的传统观念和“探亲又相会”的传统友谊。黄光耀将眼光向历史深处延伸,在其长篇小说《土司王朝》中聚焦巫傩文化这一最能体现土家族文化和土家族人精神的代表,细致地描写了“贺生”“哭嫁”“点天灯”“摆手舞”“婴儿葬礼”等独特的民族风俗。田瑛则在小说集《生还》中以湘西大地为灵感源泉,将故事发生背景设定在原始、隐秘的湘西世界之中,细致描写了傩舞、勾魂和赶尸等颇具神秘色彩的土家族历史风俗,构建起一个丰富多元的小说王国。对民族风俗的呈示背后,实际上是作家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主体性确认。湖南当地的神巫传说滋养了众多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时也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些活在他们嘴上的故事和传说,令我倾倒的《摆手歌》和《哭嫁歌》,更是我艺术学习的必修课,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7]孙健忠的《死街》《猖鬼》、于怀岸的《巫师简史》都是神巫文化浸润之下的产物。“艺术性表现的千姿百态的实质是源于人们对世事方式概念理解的千姿百态,事实上,它们是契合的。”[8]无论是对自然风物、民间风俗还是神话传说的书写,实质上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亲身观察和体验,对民族文化真切感受和吸收后的结果。

其三,“博物志”式书写还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细致记录民族的现实与历史,反映时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以文字书写的形式留存一段民族记忆和社会记忆。蔡测海的《家园万岁》是一部“湘西民族的百年史诗”,小说通过讲述三川半地区的历史发展流变,将个人活动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大气磅礴地展现了三川半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三百年间的发展变迁,勾画了湘西人民所遭受的民族苦难和复杂的社会现实,寄托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怀及其对湘西民族命运的思考。孙健忠的寻根小说代表作《舍巴日》则追溯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土家族所历经的漫长历史进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交流的逐渐增加,民族性日益衰减,作家们深刻感受到现代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他们不再拘泥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描绘,而是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警醒的目光观照现代文明并进行现代性反思。陈茂智的《姐姐的园》着眼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描写了城市现代化和农民打工潮背景之下女孩豆芽经历外出打工的艰辛和苦痛后,重返农村最终收获心灵栖息之地的故事;梁书正的《唯有悲伤无人认领》和《遍地繁花》两部诗集关注到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农民没有被移居地的文化所接纳而始终作为边缘人存在的文化“失根”现象;陶青林的中篇小说《蛇相缚》以“蛇相缚”隐喻男女之情,通过少年黑炭的视角展现了乡村留守妇女和外出打工男性的另一面生活,揭示了市场经济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和瓦解,深入剖析了现代人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蔡测海的《“古里”——“鼓里”》以城里人云山医生来到鼓里镇发生的故事为线索,聚焦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博弈,表现出现代文明的伪善和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扼杀。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一方面意识到现代文明给乡土社会带来的积极变化和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现代社会变革对农村传统秩序的瓦解、对乡土生存方式的冲击以及对人的精神图景的戕害,表现出知识分子关怀现实的人文精神以及颇具现代性的反思精神。

实际上,无论是对各种自然物象、风俗传说的呈现还是对民族历史、社会现实的关注,其背后都灌注着作家们浓厚的个体情感。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以民族元素凝聚民族情感,构筑民族文学赖以延续的生命机制——共同情感塑造,进而使得民族文学几乎都是史诗化民俗纪实、百科全书式民情囊括。”[9]“博物志”书写从表层而言是在展示多种多样的民族风物、风俗民情,从更深层次而言则可以视为少数民族作家们独特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民族作家往往倾向于通过书写自己民族的故事,寄托自身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同时在书写中获得民族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陈茂智的《归隐者》通过主人公程似锦在香草溪的遭遇展示了香草溪人们的淳朴和善良,寄寓了作者对以香草溪为代表的瑶族理想家园的赞扬和向往。在这里,香草溪“象征着一种感悟人生的境界,一处超越城市污浊、回归人性的美好净土。”[10]王爱的笔下大多是对童年美好时光的怀念以及对湘西的深深眷恋,面临童年时代美好事物的逐渐消失与新时代快节奏生活和外来文明对家乡的冲击,王爱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湘西花儿》《1993年的兔子》《炊烟,山寨的心灵版图》都是立足于童年寨子里的物象创作的散文。王爱将其童年时代的美好物象书写出来,一方面是通过创作抒发表达欲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书写抵抗遗忘。于她而言,怀旧所代表的是在现代化发展冲击乡土世界之下的精神寻找。同样,熊幽的散文集《岩上光阴》中,无论是乡俗民风描写还是人物刻画,无论是史料的钩沉还是现实的抒发,总是弥漫着一种欢乐、温暖的气氛,充盈着作者对故土的挚爱之情。实际上,她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对她的思考和写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她的文字始终充盈着欢乐和温暖,一方面传达出作者对其家乡和民族真挚的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作者对其民族中坚强而乐观、积极而向上的精神内核的由衷认同和赞扬。文学作品中对自然风物、民俗风情、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博物”书写背后,寄托着作家们浓厚的民族情感,作家将个体的主观情感融入到对客观意象和事物的广泛描绘之中,才得以创作出内容饱满性和情感丰富性兼具的佳作。

“博物志”书写一方面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得以在文学作品中被生动还原,为读者提供一个进入湖南少数民族文学世界的机会,对民俗和神巫传说等质素的呈现使广大读者进一步加深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它还为作家提供了一个表达自身情感的契机,从日常可见可感的风物习俗到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都让作家在对民族性物象的细致描绘和对民族与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中引发叙述的力量,展现出其对于民族与时代的体悟和思考。正如有学者所论,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并“不刻意避开携裹着民俗、民间、地域等色彩的民族身份,也不沉浸在自我对民族传统的想象中,而是将普遍性的问题融合进自己熟悉的地域、民族文化材料中,从而获得一种独具魅力的呈现方式”[11],从这个意义上讲,其普遍性的获得正是文学地方经验提供的新路径。

三、 个体化写作与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美学追求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现象级文学样貌和“博物志”式书写是一种群体写作策略,那么众多作家在此基础之上对个人特点的彰显体现的则是一种个体化写作。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现象书写凝聚作家群体的磅礴伟力,以博物书写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世界,而其丰富性和层次性最终是凭靠作家主体的个体化表达来实现的。个体化写作“使得少数民族文学阅读正在从一种单一的、简单的、可预控的阅读过程向多方游走”[12]。这里的个体化书写,既包括个人生命体验的表达,又是作家独特创作理念的体现,更指涉一种对文学深度的开掘和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问题的关注,以此促进文学“与社会产生积极互动,并最终成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13]

个体化写作表现为作家个体生活工作体验的表达,很多作家立足自身工作经历开展创作,使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行业性特点。不同于医疗写作、金融写作、地质写作等需要较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行业写作,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写作的行业性突出地表现为机关写作或者说体制写作。不少作家都具有机关工作经验,并且他们的创作与其自身工作经历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阿满有着丰富的体制工作经验,她的小说大多来自于她所熟悉的生活,部队女兵、机关女干部是她笔下常出现的人物形象。她的作品如小说集《双花祭》等呈现出与一般的女性小说不同的个人特点,她更关注的是体制内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又对机关文化进行深切反思。肖仁福在机关工作数年,他把官场作为观察生活、感悟生命、关注现实的一个切入点,创作出《官运》《位置》《官帽》《局长红人》等官场小说。吴国恩在家乡县委宣传部做过新闻专干,后升任文化局副局长等职,他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小说只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与其个人经历的相关性。刘少一作为一名基层警察,不断挖掘自身在场经验,写出了《派出所长》《搞钱的路》《凌晨脱逃》等公安题材的中篇小说,将一个个警察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覃章显也是一位警察作家,他的《世纪末谜案》《黑侠》《金牌神探》等作品都是刑侦题材,多年的工作经验是他最大的素材来源。熊幽创作出《湘西的凤凰与麻雀》这样一本集合湘西各色人物特写、专访的人物笔记,与其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采写能力是分不开的。亲身经历使得作家们在行业题材书写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作家们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个人体验,以熟练精准的语言传达着他们对生活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虽然题材内容范围较为狭窄,但并未削弱文学的表现力度,反而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优势更易创作出有温度、接地气的佳作。

行业性写作之外,作家个人的独特经历也进一步凸显了文学的个人性,在个人性的呈现过程中,作家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和感悟也得到烛照。“将生命体验运用于文学创作是个体生命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心理过程,也是文学家独特的文学创作的建构过程。”[14]白族作家贺兴桐以创作影视剧为主,他创作的影视剧多以贺龙元帅为主人公,因为他幼时在贺龙身边长大,对贺龙元帅有天然的熟悉和亲近之感,电影剧本《洪湖浪》讲述的就是贺龙元帅在十年动乱期间遭遇迫害的故事。土家族作家向未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选择皈依佛门,他的文字极富禅意和机趣,他的诗集如《路过人间》《神鸟的暗示》《回头者是谁》《木棉袈裟》等都表达了他对红尘世事的感悟和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苗族作家贺晓彤于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经商,她带领着一群选秀出身的女孩成立了一家礼仪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在此过程之中,贺晓彤在个人生活的切实体验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写就了长篇小说《美女如云》。土家族作家覃儿健的长篇小说《申诉》是其在自己蒙冤入狱的坎坷经历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该小说讲述了一位领导干部因坚守原则底线而得罪上级,陷入牢狱之灾后踏上漫漫申诉之路的故事。对这些作家而言,其经历并不典型,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一个”,而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们的文字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题材、风格。

对个人工作经验或者生命体验的书写只是个人性的表层呈现,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才是更深层次、更能体现个人特色的要素,这也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更为根本的东西。建立个人风格的文学诉求促使作家们勇于突破已有的文学传统,积极探索,从而构筑起颇具个人性的文学世界。同样是书写湘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诗性的优美恬淡,自然环境风景如画,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浪漫纯真。而孙健忠秉持创新的写作思维进行文学创作,其笔下的湘西从前期的“写实”转向后期的“魔幻”,他通过陌生化手法勾勒出“一个魔幻的、斑驳的、倾斜的世界,使其小说的创作境界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围”[15],《舍巴日》《死街》《猖鬼》等都是孙健忠将民族传统与魔幻现实主义相融合创作出的佳作。与沈从文、孙健忠不同,蔡测海“叙述着另一种意义的湘西——徘徊与躁动的湘西、惶惑与迷失的湘西”[16],《远处的伐木声》描写的就是城乡改革开放所引起的少数民族地区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田瑛则通过《龙脉》《大太阳》等作品着力于书写具有文化精神意义的湘西世界,而水运宪《乌龙山剿匪记》中呈现的则是一种“传奇”湘西。不同的湘西书写背后代表的是作家各自的文学追求,承载着作家各自鲜明的个人风格。

个体化写作是文学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它“打开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向,即向着人的自身掘进的方向”[17]。文学就是人学,作为反映现实、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文学必然要揭示出人在不同境遇之中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抵达人的精神和灵魂深处,以文学的方式对各种社会弊病开出“药方”。湖南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深谙形成个人风格的前提就是将创作落到实处,而这离不开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向人性深处开掘。孙健忠往往通过表现特定时代环境之下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来呈现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生存际遇和精神状态。《甜甜的刺莓》中,孙健忠通过塑造善良正直、嫉恶如仇的农村女干部毕兰大婶和钻营取巧、醉心权力的青年向塔山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人面对困境仍能无私奉献的人性光辉和人在欲望面前的自私扭曲。蔡测海的一些作品如《在时间的深井里》《留贼》则致力于描写人性的善与美,描写人们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仍能常怀一颗包容善意之心的可贵,极富诗意色彩。此外,田耳在《金刚四拿》《一个人张灯结彩》中以充满市民精神的叙述话语描摹出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图景,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人性的温情,同时又不失直面现实困顿的冷峻,折射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丰厚的人性深度;黄菲的《小手河》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荒诞中不乏温情的底层生活,通过对冉年年、匹四、唐掌、六腰等几位身份性格各异的主人公的描写,以极致的方式呈现出底层的生存逻辑和生命真相;陶青林的中篇小说《如影随形》通过讲述少女红娟到城里做保姆而屡受刁难的故事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往事,复仇与忏悔、人性的幽微与隐忍都在往事的揭晓中一一浮现。作家们从不同视角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复杂多面的人性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呈现出作家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透视社会人生的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

个体化书写的背后是作家对独特生命体验的客观呈现,对个人创作风格的有意追求及对文学本真的执着探寻。无论是写作的行业性还是写作题材的个人独特性,作家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给予了他们珍贵的创作素材,使他们创作出各具特色的作品。而作家对已有写作传统的自觉突破和对个人风格的有意识追求则丰富了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谱系并使之渐成规模。加上作家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问题的关注,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以精神烛照的方式参与到现实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从整体上增加了湖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厚度。

四、 结 语

总之,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可谓是一首现象级呈现、博物志书写与个体化风格相互辉映的交响曲。这不仅仅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向。正是因为沿着这样的发展路径,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才能在当前全球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下、在文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形势中保持自己的发展节奏,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预见,坚持这种正确的发展路径,湖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